1789年大恐慌 · 第四章　警報引起的恐慌

目擊盜匪的消息通常會引起恐慌，但並非總是如此。在這方面，比起口信或私人書信，當局的通告似乎不那麼容易引發騷動。例如，大多數接觸到埃夫勒委員會通告的教區，似乎並沒有太在意這一消息。朗熱隆的那些通告似乎也沒有引發多大的震動：人們只是做好了防範。這類情形尤其說明，對盜匪的恐懼與大恐慌不能混為一談。然而，這種冷靜態度其實是罕見的例外。每一個原初的恐慌——數量極少——都會引發其他恐慌，而且數量驚人，我們不妨稱之為：警報引起的恐慌。 這些現象被多次描述過，就大恐慌而言，它是最顯著的特徵，甚至可以說是唯一的特徵。首先，是鳴鐘示警，其後連續數個小時，鐘聲持續在整個教區上空迴響。婦女們就像看到自己已經被強姦、然後又跟孩子們一起在著了火的村子裡被屠殺了似的，號啕大哭，鑽進樹林或沿路奔逃，只帶出了很少一些食物和慌亂中抓起的衣物。有時候，男子先埋藏好珍貴細軟，然後跟著村婦一起出逃，並打開牲口棚，把牲畜放到野地里。不過，一般來說，或是出於人的尊嚴，或是出於真正的勇氣，或是畏懼餘威，民眾會在村鎮代表、本堂神甫或領主的號召下聚集起來。隨後，在領主本人或退伍軍人的指揮下，著手準備抵抗。人人都儘可能地全副武裝，在交通要道設置崗哨，村莊或橋樑的入口也攔起了路障，小股隊伍被派出偵察四周。 入夜以後，還有巡邏隊輪班巡查，人人枕戈待旦。在城市中，會進行民眾的總動員，仿佛城市正在遭到圍攻。糧食實施配給，徵收火藥和子彈，修補雉堞，大炮也推入炮位。 在一片令人恐懼的喧囂之中，發生了形形色色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在韋爾萬（Vervins），一桶火藥突然爆炸，炸死了好幾個人。在馬尼亞克拉瓦勒（Magnac-Laval），當地學校的學生四散逃走，校長則發瘋似地四處找尋他們。有時候，農民會先向老天爺祈禱：普瓦圖的努埃蘇萊索比耶隱修院院長，還有佛蘭德的卡潘蓋姆（Capinghem）和恩內蒂耶爾（Ennetières）兩地的本堂神甫，為他們舉行了普遍的赦免。在汝拉地區的羅什讓（Rochejean），多半出自本堂神甫之手的證詞非常強調這些虔誠的舉動。半夜驚醒的民眾「首先祈求上帝的憐憫，祈求聖母和施洗者約翰施以援手，後者是本教區的守護聖徒。為此，自凌晨4點開始，他們聚集在一起舉行了莊嚴的彌撒，然後是懺悔，領受了祝聖，還舉行了災難降臨之際的公共祈禱。民眾紛紛向上帝宣誓，今後一定洗心革面，停止紛爭，修復所有損害，虔心向善」。 不過，必須承認，在大多數情況下，場面沒有這麼感人。讓—路易·巴爾熱（Jean-Louis Barge）是聖埃蒂安附近的拉瓦拉教區（Lavalla）的書記員，他還是一名退伍軍人，臨危受命指揮當地民眾抗敵。他留下了好幾條特別生動的記載：「我麾下的人馬還不如嚇昏了頭逃掉了的多……」；尚帕利耶（Champallier）奉命開拔，行前向妻兒告別：「我怕是再也見不到你們了！」入夜之後，逃走的懦夫們偷偷跑回來了，但第二天，為防止再度發生潰逃，巴爾熱在本堂神甫對村民武裝行了赦免禮之後，當即下令全隊開拔，「違者就地處決！」接下來上演了一幕幕悲情告別。「我向我的妻子道別，她雙眼紅腫，我還辭別了家中的老母，她已近風燭殘年，含淚不語。她抓了一把12個蘇和24個蘇的硬幣塞到我手裡，向我道了永別，接著就開始默默祈禱。」那些準備動身的人「行囊里塞滿了酒食」，笛手和鼓手走在隊伍前列，一名男子從鄰近村子跑來，大喊：有敵情！一切又得重新開始。「驚慌和絕望壓垮了每一個人。老弱和婦孺尖叫著，哀號著，景象令人心碎。瑪麗·帕舍（Marie Pacher），馬丁·馬特里庫（Martin Matricou）的老婆，嚇得渾身顫抖，灑光了手裡端著的一碗湯，聲嘶力竭地喊道：哎，有人要殺我苦命的孩兒！她的丈夫雖然長得魁梧，卻天生膽怯，他安慰老婆說：『你咋成了豐特里夫（Fonterive）村的那個慫包蛋了呢，小瑪麗，別怕！』但是，他說得結結巴巴，身子還在瑟瑟發抖……他壓根兒就不打算和我們一起開拔。」全營人馬逃走了大半，人們不得不四處搜尋那些逃兵，他們和其他逃犯混在一起。「拉克萊芒絲（La Clémence）是個年輕漂亮的女僕，在本堂區幹活，還有塔迪（Tardy）的老婆，名叫喬雷爾（Chorel），這兩個娘們兒把頭埋在草垛里，身子還半露在外面，幾乎窒息。」最後，巴爾熱勉強將他的隊伍領到了聖沙蒙（Saint-Chamond），那時，恐慌已經結束了。當地居民熱情地款待了他們，然後把他們送回原處。「等我們回到拉瓦拉，悲傷一掃而空，小酒館再度人滿為患。」 上述敘述洋溢著法國農夫樸直而狡黠的氣息，如果可信，足見拉瓦拉的民眾克服自身的恐懼有些勉強，然而，最後他們不但成功了，而且趕去救援附近的城鎮。我們看到，對恐慌的這種反應幾乎無處不在，而且常常非常迅速。從根本上說，把這些事件歸納起來，並將其看作大恐慌本身，是很不恰當的。這樣一種戰鬥激情，曾多次幫助法國人敏捷應對據稱即將來臨的危險。這種如火的熱情，也敦促他們從一開始就互相幫助，這是一種複雜的感情，其中階級認同感占據了很大分量，正是這種團結精神推動了第三等級反對貴族階級；但這裡也可以看到民族統一有了很大的進展，因為本堂神甫和領主常常走在隊伍的前列。龐大的隊伍開進各大城市，旋即又都被打發了回去，雖然不太容易，因為實在無法為他們提供給養。在多爾多涅河和洛特河（le Lot）岸邊，這些隊伍表現得如同戰場上的軍隊。30日，利默伊、呂內勒（Lunel）和拉蘭德（Lalinde）等地的港口向蒙帕齊耶（Montpazier）請求援助，當地的警鐘全天24小時長鳴，有6000多人開拔。14位本堂神甫親自率領教民前往。入夜時分，他們抵達河畔。蒙泰居的公證人說：「這群人吃驚地望見河對岸燃起了1000多堆營火。」這是同樣趕來支援的佩里戈爾農民，他們在多爾多涅河的北岸紮營。隊伍最初就地等待支援。天亮後，雙方一接觸，才知道對岸有4萬人馬。同時，由當地領主指揮的3萬人也在利博（Libos）和菲梅勒（Fumel）的洛特河岸邊集結。這些數字的確令人懷疑，讓我們想起中世紀編年史常見的誇張作風。 然而，大恐慌極大衝擊了民眾的想像，關於恐慌的記憶可以追溯到19世紀初。對於阿基坦的農民而言，1789年這一年一直以來都是恐懼之年。不過，將大恐慌概括為一般現象的卻是歷史學家。在許多地區，尤其是在香檳，人們只提到恐懼、恐慌、警報和驚嚇。 在這些事件的發生過程中，出現了許多反映民眾心理的謠言，這些謠言解釋了為什麼恐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蔓延。雖然最初的一些恐慌事件，主要與那些引起普遍焦慮的經濟和社會環境有關，但是，這些謠言卻幾乎總是與當時的政治局勢有關，與所謂盜匪逃出騷亂城市以及貴族的陰謀有關。在旺多姆、萊莫日和普瓦圖，謠言提到了布列塔尼的盜匪，這可能源於布列塔尼騷亂造成的震撼，以及布列塔尼代表在三級會議上的表現出的深刻印象。 在聖通日的拜涅，在奧熱（Auge）的多聚萊（Dozulé），罪過被歸到失業的農場僱工身上。但是，在其他地方，民眾譴責的是盜匪、小偷和苦役船囚犯，據說他們來自巴黎或各大城市。他們的隊伍每一分鐘都在壯大：在佩里戈爾的尚涅，他們的人數最初是2000人，然後是6000、14000、18000，最後一下子漲到了10萬。在巴黎北部，騷亂分子只破壞莊稼，割掉田裡的青苗。在阿基坦南部某些地區——蒙塔斯特呂克—拉孔塞萊爾（Montastruc-la-Conseillère）和聖日龍也是如此。不過，那裡還有一種新現象，據說有人給泉井投毒。在凱爾西的格拉馬（Gramat），還謠傳在菲雅克（Figeac）逮捕了一個人，他攜帶了8磅毒藥。但是，他們通常被認為燒殺搶掠，無惡不作。在於澤爾克周邊地區，還傳言有攜帶硫黃導火索的歹徒出沒。 除了盜匪，還有國王或外國的軍隊。在巴黎南部和皮卡第，據說有輕騎兵活動。有人在利馬涅看到了德國軍隊，這個謠言肯定源於王家德意志禁軍，因為他們歸蘭貝斯克親王指揮。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據說出現在科地區的福爾日（Forges）。在圖勒，謠傳皇帝出現在了里昂，或者在凱爾西的凱呂斯（Caylus）：他出手干涉，據說是因為他和王后是親戚，因為在福爾熱，拉圖爾迪潘—古韋爾內（La Tour du Pin-Gouvernet）夫人被誤認為是為瑪麗·安托瓦內特（Marie Antoinette）。在阿基坦全境、普瓦圖以及布盧瓦（Blois）附近的舍維尼（Cheverny），都謠傳有英國軍隊出沒。在阿基坦和利穆贊，謠傳有西班牙軍隊。在多菲內，謠傳有皮埃蒙特軍隊，謠言隨著恐慌一道傳播至菲雅克、芒德和米約。在馬爾齊厄（Malzieu）的洛澤爾（Lozère），據說他們已經在朗格多克海岸登陸，這大概是5月蒙彼利埃恐慌的殘餘影響。在萊莫日和普瓦圖也有關於波蘭人登陸的謠言。 很明顯，地理方位制約了民眾的想像，特別是在羅亞爾河北部和巴黎周邊，從未傳說有什麼外國軍隊。此外，閱讀產生的記憶、老兵的記憶和口頭傳說也產生了影響。在阿基坦，人們偶爾提到潘都爾兵和摩爾人。如果波蘭人插手了，無疑是因為路易十五是波蘭國王斯坦尼斯拉斯（Stanislas）的女婿。也不難理解，為什麼土倫北部報告有熱那亞的盜匪出沒。然而，這些解釋只是表面上的：從本質上說，外國軍隊的干涉，主要源於貴族和流亡者的所謂陰謀。 事實上，親王據說常常是盜匪和外國侵略者的領袖。在阿圖瓦，據說孔代親王麾下有4萬人馬，不過，更常見的觀點是這些軍隊歸阿圖瓦伯爵統帥。在於澤爾克，他帶著16000人從波爾多趕來，「打算解散或驅逐國民議會，逮捕其全體成員，復辟他兄弟的一切權利和特權。」 塞拉里耶（Célarié）是卡奧爾港口附近的貝古（Bégoux）的一名農夫，他是個雄辯家，絕妙地將經典記憶、民間傳說雜糅到了一起：「阿圖瓦伯爵來了！他帶著4萬士兵，加上所有從瑞典和其他北歐王國招募來的盜匪，還釋放了法國各港口苦役船上的全體苦役犯和監獄裡的罪犯，以便壯大軍隊的聲勢。據說，這個伯爵，也就是國王的兄弟，不惜一切代價糾集法蘭西王國的一切逃犯和流浪漢，一如公元406年汪達爾人的行徑。而且，他打算憑藉這支大軍蹂躪法國和征服第三等級，還打算讓教士和貴族掏錢為王室的開支買單。」 除了親王，全體貴族也捲入其中。勒馬斯—達濟勒（Le Mas-d'Azil）委員會報告，有人提到「幾千名盜匪，首都臭名昭著的殺人犯餘孽，可惡的暴政幫凶，卑鄙的陰謀」。在普伊塞耶（Puisaye），據說「一些居心叵測的人宣稱，這些盜匪是貴族派來的，意圖消滅第三等級」。在聖日龍，有人說這支軍隊是教士和貴族收買的，他們眼看巴黎和凡爾賽的陰謀破產，決心用飢餓摧毀各省。皮伊塞居（Puységur）伯爵寫信給朗格多克的衛戍司令：「教士和貴族消滅各村居民的圖謀，從各方面看，即使明顯缺乏證據，也是極其危險的」，顯然是後者告訴伯爵，這種看法在自己的轄區非常流行。阿馬尼亞克（Armagnac）的圖熱（Touget）的本堂神甫也相信「這個卑鄙的圖謀」，當他看到當地隱修院院長面對普遍的恐慌還能保持鎮定時，便得出了結論：「要麼這個教士生來就心如止水，要麼他參與了貴族（nobilium）的陰謀。」領主在採取防範措施方面常常非常積極，但這也改變不了民眾的成見，覺得他們這麼做無非在掩人耳目。於是民眾把領主視為人質。那些對恐慌的謠言無動於衷的人也被迫參與進來。當事實證明並沒有什麼盜匪，人們轉而認為，這是貴族為了報復而耍的花招，好讓農民錯失收穫季節。這又引發了新的騷亂，通常還非常嚴重，詳情見後。因此，大恐慌的主要後果是加深了民眾對貴族的仇恨，鞏固了革命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