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9年大恐慌 · 第六章　恐懼盜匪

有關「貴族的陰謀」的謠言已經引起了恐慌，而人民的勝利本身，遠遠無法平息他們對秋後算賬的憂慮。第三等級對陰謀的反應引發了城市和農村的騷亂，這些騷亂反過來加劇了不安。首先，隨著收穫季節臨近，對流浪漢的恐懼達到了頂峰，結果，地方性的恐慌事件日益增加。另一方面，騷亂既散播又坐實了對盜匪的恐懼，讓民眾相信，盜匪與貴族有所勾結，而這種看法在巴黎早已流行開來。 在首都、多個城市和幾個大省發生的悲劇事件，無疑極大地刺激了民眾的想像力，使得更多人的內心受到恐懼的觸動。報刊上經常刊載的私人信件，誇大了恐怖效果，口耳相傳的謠言又煽風點火。 「民眾心中的憤怒，是無以言表的」，7月15日，一個巴黎商人在信中寫道，這封信刊登在18日的《南特通訊》上：「我們要讓20個傢伙人頭落地，說到做到。我們發誓要復仇，南特的朋友們，我們比你們更快樂，因為我們會將復仇付諸行動。」23日發表的另一封信寫道：「來自這個藏污納垢之地的100多名密探，被憤怒的人民處死，他們被吊在路燈上，另外一些人就在自己家的台階上被砍頭，他們的屍體被拖到街上肢解，然後扔到河裡或大道上。」在瓦爾羅梅，貝洛（Bellod）指出：「7月14日，第三等級的民眾在巴黎屠殺了許多貴族，並將他們的首級帶到巴黎和凡爾賽各街區和廣場示眾。」除了殺人，還有搶劫城堡和縱火。在那些保持平靜或大抵安定的地區中，即便是那些最擁護革命的人，也不由得擔心，總有一天自己也會捲入這種過激行為。 在大恐慌期間，各地警報頻傳，恰恰是由於害怕鄰近城市的騷亂或者周邊地區的農民反叛殃及池魚。在一些地方，謠言蜂起，說鄰近省份的愛國者會成群結隊趕來，協助鎮壓貴族，就像1788年布列塔尼人在雷恩，或者7月14日馬賽人在艾克斯的所作所為。這個消息讓某些人歡欣鼓舞，卻讓絕大多數人陷入恐慌。7月24日，恐慌籠罩了杜埃：據傳，布列塔尼人來了！17日，從魯昂寄給格爾薩的《信使報》的信寫道：「據說有5000至6000名皮卡第人，帶著鐵棍和長矛趕來支援我們。」26日，蒙巴爾（Montbard）組建了一支民兵，目的是「抵禦當局以支持第三等級為藉口招來的盜匪」。在諾曼底博卡日，農民的反叛也引起了深切的不安。東部和東南部的恐慌，其根源則是弗朗什—孔泰的反叛，以及由馬孔內的反叛在福雷引發的反叛。恐慌不斷繁殖：民眾在自己嚇自己。 各城市竭力在城牆之內以及周邊的鄉村地區維持治安或者恢復秩序。由於只能各自為政，各城市開始彼此合作，也同轄區內的村莊合作。但是，在一個問題上最難達成一致：糧食供應。這個問題比以往更加迫切。由於上級權力機關缺席或者無能為力，不能貫徹自上而下的仲裁，一旦爆發衝突，便容易惡化成內戰，這也播下了恐懼的種子。特別是在巴黎，當地的糧食供應引發了嚴重的不安。選舉人會議派出專員在市集上採購，並且派人四處徵集糧食：7月16日，尼古拉·德·博納維爾（Nicolas de Bonneville）趕往魯昂。同一天，另外兩支征糧隊前往桑利（Senlis）、聖但尼、克萊爾（Creil）和蓬聖馬克桑克（Pont-Sainte-Maxence）。21日，桑泰爾（Santerre）前往維克桑（Vexin）執行任務。25日，另一支隊伍前往布里孔泰羅伯。 民眾的敵意顯而易見。運糧車隊需要巴黎民兵護送。還有一些隊伍奉命搜查據說囤積了小麥的城堡，保護磨坊和糧店：19日，他們來到了科爾貝（Corbeil），搜查了舒瓦西勒魯瓦（Choisy-le-Roi）和沙馬朗德（Chamarande）兩座城堡。27日，布里耶納伯爵夫人在利穆爾的城堡，還有拉布里什伯爵夫人在阿爾帕容（Arpajon）附近的城堡也遭到搜查。有人報告，蓬圖瓦茲囤積了大量糧食。18日，巴黎派遣衛隊護送專員前往當地。一聽到這個消息，當地人情洶洶，民眾武裝起來，抵制征糧。21日在埃唐普的形勢更加糟糕：三天前，巴黎派遣專員來到該地，要求居民用小麥交換麵粉。突然，一些旅客傳來消息，說一支隊伍，連同反叛的農民，正朝著城鎮進發。這個消息引起了真正的恐慌。當地民眾鳴鐘示警，武裝起來，決意要「英勇保衛家園」，當然包括當地的糧食。後來，民眾得知巴黎民兵只是來護送即將到來的車隊，事態得到平息。事實上，民兵最後還是要求當地無條件交出200袋糧食。據說27日還有另外一支隊伍前來，這個消息引發了新一輪動盪。 此外，巴黎征糧隊對聖日耳曼居民的盤剝，引發了蓬圖瓦茲的首輪恐慌。由於當地的市政廳一無所有，從15日開始，他們只好搶劫來自普瓦西的糧食運輸車。16日，他們前往普瓦西市郊，攔截了40多輛運輸馬車。同時，他們還搜查了商人和磨坊主的貨棧。17日，一名磨坊主在聖日耳曼被處死。同一天，一名來自皮瑟的農民遭到綁架。騷亂從維克桑南部蔓延至默朗和蓬圖瓦茲。早在17日，恐慌就在蓬圖瓦茲爆發：謠傳有五六百人正朝蓬圖瓦茲進發，「索取頭顱」。「當地全體居民驚恐萬分，躲在家裡，徹夜不敢安睡」。18日，巴黎的專員抵達，進一步加劇了騷亂。薩利（Salis）步兵團經過此地，及時平定了騷亂。各個地區無一能夠免受巴黎征糧隊的騷擾，無論這些隊伍是井然有序還是雜亂無章，都在鄉村地區引發了警報。在香檳，大恐慌似乎在諾讓、蓬和羅米伊南邊的村莊首先爆發。20日，在這些地方爆發了市集騷亂。另外，農民進入城市市集，往往引起後者的警惕。26日，在沙烏斯（Chaource），面臨「糧食短缺引發的鄰近村莊的威脅」，當地採取了防範措施，這標誌著大恐慌的爆發。 現在，我們來看看城市騷亂的最主要後果：7月14日之後，有謠言說，由於市政當局採取了防範措施，盜匪團伙（現已是萬夫所指的罪魁）為了逃避鎮壓，決定化整為零，分散到各省活動。這個謠言不僅僅在巴黎散播。法國西南部，例如波爾多，也被當作盜匪集散中心，但是，首都的局勢比其他城市都要惡劣。在大恐慌的誕生過程中，這個謠言發揮了關鍵作用。那些將大恐慌視為一架精密機械產物的人——儘管沒有任何證據——也主張，盜匪外流的消息是有人蓄意放出的。 然而，我們已經證明，相信巴黎及其周邊地區有「盜匪」出沒，這是一個非常普遍的看法。國王需要以盜匪為藉口召集軍隊，資產階級需要盜匪作為組建民兵的合法理由。我們知道，出於政治原因被認定具有嚴重危害的所謂盜匪，其實是巴黎的流動人口，主要由失業工人組成，包括蒙馬特濟貧工場的工人，一些巴黎郊區以走私為生的小民，最後，還有這個大都市隨處可見的流浪漢，他們或成群結隊，或孤身一人，在城市周圍遊蕩。7月24日，選舉人會議下令搜查各大採石場，因為謠傳這些地方窩藏盜匪。30日，一支分遣隊前往梅尼蒙坦（Ménilmontant）搜查盜匪。31日，一群蒙馬特的工人在蒙梭（Monceaux）平原上遭到追捕。《半月紀事報》報道：「謠言說，有很多居心叵測的人甚至是盜匪在巴黎遊蕩，我們在聖安托萬的福堡逮捕了幾個小偷。」7月27日至30日的《巴黎年鑑》也報道：「夜間，無數在革命時期獲得武器的流浪漢，在巴黎城牆的周圍組成了走私大軍，走私違禁物品並在郊區出沒的強盜團伙也隨之壯大。」 除了走私違禁品，他們還觸犯了什麼普通刑律？騎警的出警記錄記載了一些犯罪行為。7月14日上午10點，沒穿短袍的迪弗雷納（Dufresne），在下庫蒂勒（Basse Courtille）遭到幾人的搶劫，他們隨後還搶劫了其他人。16日，默倫的一名律師乘坐敞篷馬車來到巴黎，途中遭到攔截並被搶劫。21日晚，4名躲在一塊小麥地里的男子襲擊並搶劫了聖但尼的本堂神甫。選舉人會議在一封致埃夫勒市政當局的信件（此信後面還要繼續討論）中宣稱，有許多假冒巡邏隊的人在附近出沒，十分可疑。此外，肯定還有許多此類事件未被記錄下來。儘管不必過高估計這種不安情緒，也不能不承認，巴黎街頭尤其是郊區發生的騷亂，對此一定有推波助瀾的影響。這裡有國王的軍隊駐紮，但逃兵人數相當可觀。市集騷亂，加上類似聖日耳曼居民派出的隊伍，都嚇壞了農民。 無論如何，在7月14日之後的兩周時間內，巴黎郊區的所有教區都只迴蕩著一聲呼喊：從首都出逃的可疑分子已經占據了本地。這幾乎總是當地民眾呼籲進行武裝的唯一原因：例如，7月14日在斯索（Sceaux），16日在敘雷訥（Suresnes），19日在戈內斯（Gonesse）和桑特尼特盧昂布里（Santeny-en-Brie），21日在舍維伊（Chevilly）和拉伊（L'Hay），22日晚在馬庫錫（Marcoussis）。馬庫錫村的決議特別有趣：「據傳，自巴黎市組建資產階級民兵以抗擊當地的遊民大軍以來，大量可疑分子逃離了該市，分散到鄰近的鄉村。為了抵禦他們的入侵，制止他們破壞秩序和實施搶劫，各教區，包括從巴黎直至蒙萊里（Montlhéry）大道附近的教區，為了保衛家園，特組建資產階級民兵。」馬庫錫村距巴黎20多公里，並不曾受到從巴黎逃散的盜匪的滋擾，但是，不難解釋在22日晚該村為何如此擔驚受怕：奧爾日河附近的村莊早已惶恐不安，就在當天清晨，一群騷亂分子在富隆的家裡抓住了他，把他拖到巴黎殺死。 在某些地方，這類恐懼心理已經引發了真正的警報。在布日瓦爾（Bougival），引發警報的是領主本人——梅姆（Mesmes）侯爵。他的城堡管家警告他，城堡可能有不虞之災，並且鄰近的各教區也害怕他們的家園和莊稼被「據傳遍布當地的盜匪蹂躪」。7月15日，侯爵從凡爾賽宮連夜趕回，在傍晚5點左右命令教堂執事鳴鐘示警，集合居民。本堂神甫同這位領主有過訴訟爭執，竭力反對，喊道：「身為國王軍隊的中將，跑來煽動平和的百姓，豈不令人羞愧！」梅姆侯爵或許被唬住了，只好告訴趕來的民眾：「可能」有些犯罪分子從巴黎逃到了本地，因此有必要警惕陌生人。 同一天，在索城，一名男子因涉嫌「多方騷擾和恐嚇教區」而被捕。他曾是洛林的馬爾維爾（Marville）的一名紡織工，也是一個老逃兵，持有日期為4月28日的通行證。據說，他「在前胸上掛一塊白色嗶嘰，上面的十字架圖案頗類似於慈悲兄弟會的標誌」，他向居民乞求施捨時聲稱：「他自己，加上其他幾人，被推舉出來為七八名散布在鄉村地區的布列塔尼人乞求一點食物……他們來自聖克洛公園，在那裡，清晨8點的時候他們抓住了王后。他本人就大力參與了此事，王后已經被帶往一個安全之所。他補充說，他身上還帶著一把手槍……他保證第二天還會回來。」此人後來辯解說，自己只是想要引起民眾的同情。但是，就這麼一個人，仍然足以讓整個城市陷入恐慌。 25日，在巴黎北部的維勒塞克（Villers-le-Sec）——該地兩天後爆發了大恐慌——出現了一種原因不明的恐懼心理：一個當過零售商的男子，當時住在巴黎的五鑽大街，他跑到市政廳宣布，自己的教區受到了「盜匪的威脅」，當局授權他徵召一支20人的隊伍，並允諾提供食宿。選舉人會議面臨著無休止的代表上訪，都是來請求支援或者要求批准武裝的。27日上午，「在做了更積極的調研工作後」，他們嘗試恢復郊區的秩序。可惜，就在同一時間，大恐慌爆發了。 關於盜匪的謠言越傳越遠，很快就傳入鄰近巴黎的各省。17日，謠言突然襲擊了塞納河畔巴爾。20日，謠言傳入塞納河畔蓬（Pont-sur-Seine）。21日，傳入奧布河畔巴爾（Bar-sur-Aube）。22日，傳入托內爾。26日，傳入約訥河畔蓬、埃爾維（Ervy）、沙烏斯和聖夫洛朗坦（Saint-Florentin）。20日，埃夫勒也聽到了謠言。 正如巴黎郊區的形勢一樣，各地的騷亂進一步加劇了這一謠言，因為市政當局非常樂意將騷亂歸罪於外來陌生人，以便開脫責任。事實上，巴黎正是這樣做的。同樣，7月21日，聖日耳曼市政當局向國民議會派遣了一個代表團，辯解說，他們與索瓦日（Sauvage）的殺人事件無關，因為「這是一撮攜帶武器的陌生人幹的」。沙特爾也將23日的騷亂歸罪於同樣的原因。這些地方的總督毫無異議地認可了這些理由，還協助謠言進一步傳播。 奧爾良的總督在26日的信中提到沙特爾的騷亂：「一群從巴黎逃出的盜匪激怒了本地民眾」，他還補充說，杜爾當（Dourdan）的選舉「遭到了一群因畏懼懲罰而從巴黎逃出的盜匪的滋擾，混亂不堪」。24日，亞眠的總督指出：皮卡第的民眾是「被巴黎驅逐的盜匪激怒」的。前一天晚上，鹽稅總督也表示擔憂：「你們從巴黎趕出的強盜」可能會造成新的麻煩。27日，特魯瓦的市長和調解局毫不遲疑地向沙隆的總督和調解委員會報告：盜匪確實存在。他們並未在當地制止謠言的傳播，只是向巴黎的選舉人會議要求解釋。他們獲得了答覆，但是肖德龍先生對香檳的大恐慌做了詳盡的研究，卻始終未能發現恐慌的根源，於是他懷疑這可能是一起陰謀：巴黎市政當局在愛國代表的默許下，公開宣告「盜匪離開了」，以便激勵外省的民眾拿起武器——當謠言傳來，他們往往也確實這樣做了。 寫信向巴黎諮詢的不只是香檳的民眾，埃夫勒也這樣做了，迪布勒伊（Dubreuil）先生髮表了該地在7月24日收到的答覆。這封來自選舉人會議的書信，只是概述了我們提到過的事實，並表達了巴黎一帶普遍存在的憂慮：「你也知道，這個首都總是充斥著無業游民，他們總喜歡躲避外省鄰居的目光。特別是這個階級的人一有風吹草動就奔向武器庫，不惜一切手段奪取武器，從而讓恐慌變得更加可怕。早些時候，我們在各區的分部無法避免與那些既無職業也無恆產的人混雜在一起。我們很快就感到，有必要對各區真正的居民進行列表分類，以便我們按部就班地收繳某些人手中的武器，這些人最有可能濫用它們。在人口眾多的大都市，這個計劃已經儘可能加以執行，但還有待貫徹。非法巡邏隊仍然存在，最輕微的騷動都會讓我們的廣場擠滿各色人群，大都不是本地公民。無疑，大群流浪漢逃離巴黎後，化整為零，但是，我們希望，對於各省來說，他們並不那麼可怕。」 自然的結論就是，各城市也要組建民兵，而村莊不行，顯而易見，如果選舉人會議有意散播恐慌，他們不會以這樣的口氣寫信。 除了鄰近巴黎的各省，謠言的傳播主要通過旅客，以及私人或官方的通信和報紙。在香檳地區，18日，在約訥河畔新城，市政當局的檢察官也提到了「流浪漢」可能引發的危險，因為他剛剛目睹了巴黎發生的事件。我們已經看到，旅客如何將對盜匪的恐懼傳播到沙爾略。《南特通訊》在25日公布了一封書信的摘錄，信中將巴黎的動盪歸罪於英國人，還有同英國人勾結，企圖「燒毀巴黎最宏偉建築的歹徒……英國人及其無數同夥已經逃到了鄉村地區，打算繼續從事恐怖的破壞活動。在普瓦西的聖日耳曼昂萊（Saint-Germain-en-Laye），他們大肆污衊清白無辜的公民，指責他們囤積糧食」。可見，當局也為傳播恐慌推波助瀾。根據沙托貢蒂耶的委員會的報告，曼恩的恐慌是由沙特爾和勒芒兩地的市長引發的，前者告訴後者：「大批盜匪已經逃出了巴黎，蔓延到各省市」，後者連忙警告本地的本堂神甫。在一些地方，可疑人員的出沒仿佛證實了關於盜匪的謠言。22日，有5人在埃夫勒被捕，其中有一名屋面工，他是諾曼底本地人，剛從巴黎返回。8月5日，日索爾（Gisors）附近的一位女士寫道：「我知道你們擺脫了蒙馬特的盜匪，有些經過本地，我們抓住了幾個。」其中一人告訴某個聖路易騎士：「他是米拉波派來的，一共有500多人，散布在各省刺探消息。」在沙羅勒，局勢更加嚴峻。26日，一名馬車夫被捕，他參與了13日對聖拉扎爾的搶劫，弄到700路易後立即逃之夭夭。 毫無疑問，各省爆發的騷亂在當地也引起了恐慌，這與巴黎的情形相似，進程也差不多。7月9日，里昂市的助理法官公開宣布：「我們如今目睹自己的城市遭到盜匪的襲擊，這些盜匪企圖在王國各地煽動動亂，結果被驅趕至此，但到我們這兒後繼續圖謀不軌。」毋庸置疑，安貝爾—科洛梅斯接受的恰恰是革命的號召！ 如果說，盜匪逃離巴黎的說法一直不斷，例如29日在圖勒，30日在福卡爾基耶，那麼，我們還注意到，隨著距離越來越遠，謠言中盜匪的來源也越來越不明確。19日，在隆勒索涅，據說盜匪是「從首都被驅逐出來的」；20日，在福雷的聖日耳曼拉瓦勒（Saint-Germain-Laval），據說盜匪「在各省蔓延」。30日，在訥韋爾，據說盜匪「遍布各處」。在圖勒，據說盜匪來自巴黎「和其他一些地方」。還有一個佐證：22日，在瑟米爾（Semur），「一聽到盜匪團伙在本省到處製造混亂的消息」，居民便自發集結起來。這裡沒有提到巴黎，這個消息來自第戎和歐坦，正是在7月19日和20日奧克松和聖讓德洛發生騷亂之後。之後，謠傳被判刑的囚徒加入了「盜匪」的隊伍。確實，在呂克瑟伊萊、皮埃爾恩西澤和艾克斯等地，騷亂分子闖入了監獄，更不要說攻占巴士底獄了。29日，圖爾市政當局通知布萊諾（Blénod）當局：「謹告知，大批盜匪從巴黎和其他地方越獄。」這又導致大恐慌期間謠傳苦役船上的囚犯也集體逃跑了。 最後，有人還提到了經過各省的外籍軍團。其實，這些軍隊是國王召集到巴黎附近駐紮的，後來被遣送回原駐地。但是，在民眾看來，這些軍隊是跟著盜匪的腳後跟到來的，而且他們同歐洲各國的專制君主借給阿圖瓦伯爵的軍隊之間幾乎沒有什麼區別。 既然民眾堅信有盜匪出沒，盜匪仿佛真的在各地現身了，例如在巴黎周邊也爆發了恐慌。20日，在韋爾訥伊，在萊格爾的騷亂發生之後，謠言四起，說有600名武裝反叛者正在進發，距此不過一里地。26日，在塞納河畔吉埃（Gyé-sur-Seine，），幾個陌生人的行跡便足以「引發恐慌」。在克拉姆西（Clamecy），29日上午，也就是大恐慌席捲該地的幾小時前，有人說艾揚（Aillant）河谷的一些農場被盜匪縱火燒了。其實，火災很可能是偶然引發的。28日，在希農堡（Château-Chinon），代表報告：「大批盜匪和流浪漢，要麼從監獄逃脫，要麼被王國的各大城市驅逐。我們甚至看到好幾伙盜匪躲到了本市周圍的密林中。」22日，在布里夫，市政當局將7月14日的事件通報給當地居民，同時警告：「聖塞雷（Saint-Céré）和博略附近也出現了盜匪。」這就是說，謠言是朝南傳播，而不是朝北；如果巴黎是謠言的唯一來源，才會出現後一種情況。 我們無須假定，傳布謠言是革命派深思熟慮的謀劃。這卻不等於說，在各地煽動武裝民眾的演說家沒有故意推動謠言的傳播。他們相信盜匪真的存在。而且，他們也對這類消息加以利用，或多或少有意地用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在諸多對他們的指責當中，這部分我們可以認為屬實。 一開始，有些人不知道局勢會如何發展，便巧妙地用這種危險來為武裝民眾辯解。例如，17日，布爾格市政當局就是這樣向該省的衛戍司令古韋爾內解釋當地居民在前一天晚上未經同意採取的嚴厲措施的。同樣，24日，沙托貢蒂耶的委員會也不失時機地利用大恐慌，為他們在18日頒布的相當激進的法令做辯解。另一方面，通過號召組建民兵，他們不僅可以抵制貴族，也可以控制民眾，巴黎就是如此，但這一點不容易證實，因為民眾要麼在現場，要麼不乏獲取消息的渠道。「盜匪」的出現恰逢其時，正好迎合了那些力圖穩定秩序的防範措施。 最後，「盜匪」也可能被用來應付上級部門，或者說服那些對非法武裝猶豫不決的公民。在推動組建民兵的過程中，各地的領袖根據不同局勢進行了多種多樣的考量。19日在隆勒索涅，一名大會成員對盜匪只是一筆帶過，卻極為嚴厲地聲討貴族，因為他認為貴族更加有罪，也更加危險。相反，23日在歐坦，主要的憂慮是平民的反叛：「組建（民兵）是最明智的舉動，我們必須準備好擊退共同的敵人，更重要的是扼殺反叛的苗頭，一旦有這種跡象，就要向賣國賊和騷亂分子展示我們擁有武器，而且決心使用武器。」 在奧爾良河谷地的聖但尼—德約泰（Saint-Denis-de-l'Hôtel）村的代表認為，迫不得已武裝民眾的諸般理由都很有道理，而他的看法似乎代表了資產階級的普遍立場，包括大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城市資產階級和農村資產階級。31日，他宣布：「自本月13日首都發生革命以來，公民認為自己的人身和財產均受到了威脅。他們之所以恐懼，原因在於：（1）那些或真或假的報告，這些報告在猛烈的風暴降臨那一刻就公之於世，風暴當時險些將首都夷平，正是巴黎這個偉大城市的愛國公民採取了有力舉措來消弭風暴。整個法國都深受風暴的震撼。（2）自首都逃出的大群盜匪，他們將恐慌心理散布到各省，綁架人民作為人質。（3）持續過久的饑荒，引發了各種謠言和民眾的憤怒，如果不從源頭上制止，將會十分危險。」 但是，無論如何，在民眾心目中，對貴族的恐懼和對盜匪的恐懼總是如影隨形。這極大地推動了貴族陰謀論（已在巴黎甚囂塵上）與盜匪恐懼心理的合流。這與1848年的恐慌有著顯而易見的相似之處，全國各地都害怕反叛者前來威脅自己的財產和生命。風聲鶴唳、草木皆兵，警報肆無忌憚地傳播，只是因為人人都在等待著警報響起。然而，1789年的恐慌要更加刻骨銘心，影響深遠。這是因為整個第三等級都覺得自己岌岌可危，覺得反叛者受了陰險貴族的煽惑，充當了國王的外籍僱傭軍和流亡貴族招來的鄰國軍隊的幫凶。而且，威脅不僅來自巴黎，還來自各大城市。另一方面，在1789年，當時法國的經濟和社會環境，饑荒和流浪人口規模，比起1848年，都更加有利於地方性恐慌的爆發，進而形成了大恐慌。這也說明，這種現象一旦大規模爆發，就會發展成為全國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