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9年大恐慌 · 第四章 外省對「陰謀」的反應：鄉村
關於「貴族的陰謀」的消息，通過我們已知的渠道，從城市傳播到鄉村。但是，農民對此有些什麼想法或者發表過什麼意見，我們一無所知，因為農民不會把這些寫下來。一些本堂神甫在教會登記簿上寫的評論，顯示出他們贊成市民的立場，我們不妨認為，他們教區的民眾也持同樣的觀點。在曼恩，他們的意見表達得最直白。埃里耶爾（Aillières）的本堂神甫寫道：「貴族階級，即高級教士和顯貴，用盡了一切手段，一個比一個卑劣，卻不能摧毀無數號泣者和受壓迫者的改革事業。」蘇里涅—蘇—巴隆（Souligné-sous-Ballon）的本堂神甫寫道：「許多大貴族和其他占據國家要津的人，圖謀將王國的所有糧食運輸到國外，從而讓全國陷入饑荒，以便對付三級會議，中斷會議並使之無果而終。」布呂隆（Brûlon）的本堂神甫後來拒絕對教士公民組織法（Constitation Civile du Clergé）宣誓，1790年1月2日，他在回顧上一年發生的事件，特別是罷免內克爾的時候評論說：「有個該死的陰謀企圖殺害那些對制定憲法最熱心的會議代表，並且在發生反叛的情況下，監禁剩下的代表以控制各省。王后、阿圖瓦伯爵和其他幾位親王，外加波利尼亞克家族和其他見風使舵的要人……所有這些人，我敢說，還有另外一千多人，正在密謀摧毀國民議會。」
在安省檔案館保存迄今的一份手稿中，比熱的某個居民指出：他聽說王后正密謀摧毀全體第三等級：「她給自己在奧地利維也納的兄弟，也就是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寫了一封信，求他派5萬大軍來消滅我們擁護的第三等級，在信的最後，她指示她的兄弟將送信的特使處死。幸運的是，這位可憐的信使在格勒諾布爾被第三等級逮捕，她的書信也被截獲。」同一位編年史家還依據在瓦爾羅梅（Valromey）流傳的副本轉抄了另一封信，這封信據說是在某個弗萊歇（Fléchet），即巴黎的青年黨領導人的身上搜到的，書信來自阿圖瓦伯爵：日期是7月14日，「望你忠實執行我們達成一致的計劃，且必須在今晚11點到午夜之間完成。作為青年黨的領袖，你應率領他們在上述時間向凡爾賽進發。屆時，我必會率領3萬絕對忠誠的人馬前來匯合，助你消滅擁擠在巴黎城內的20萬民眾。如果出現意外，有人不願立即無條件服從，則當場格殺勿論」。這封偽造的信件無非進一步加強了報紙宣揚的陰謀論的可信程度，我們在貝桑瓦爾關於洛內（Launey）和弗萊塞勒（Flesselles）謀殺事件的備忘錄中可以找到一些線索。目前尚沒有發現其他例證，但可以肯定的是，許多類似的故事都是口耳相傳的。
既然拿起了武器，城市和鄉村就等於公然承認：確實存在一個針對第三等級的陰謀。7月18日，在布爾格，當局決定向各教區發出號召，在接下來幾天裡，一些教區派來了他們的人馬。在塞納河畔巴里的拜伊司法區，選民於7月24日召開了會議，組建了一個委員會。他們決定在每個村莊都要組建一支民兵，該決議立即得到了實行。8月1日，巴耶的拜伊司法區也試圖組建一個委員會，反對7月25日省會當局設立的委員會。在多菲內，巴納夫的友人主動出擊，組建了由三個等級組成的調解委員會。8月8日，高等法院的總檢察長在報告農民反叛時寫道：「上個月19日，我們將命令發送給本省各城鎮及公社，號召他們拿起武器。這是我們所有不幸的根源：各地民眾都拿起武器，並建立了資產階級的民兵。」在艾克斯，市政委員會以普羅旺斯的騷亂為由，在7月25日敦促司法官員組建民兵。
但是，不少事件清楚表明，農民並不總是要等這樣一番呼籲，才開始與市民展開合作。7月24日，夸尼（Coigny）公爵在卡爾瓦多斯省的濱海韋爾（Ver-sur-Mer）被捕。26日，貝桑瓦爾在維勒諾被捕，都是農民所為。邊界附近的村莊也加強警戒。勒芒附近薩維涅的村民在18日阻截了德蒙特松（Montesson）和德瓦塞（Vassé）的出逃，二人都是三級會議的貴族代表，村民將他們的馬車推到了河裡。許多類似的插曲都顯示出，鄉村處於草木皆兵的警惕狀態。因此，7月26日，楊格在杜河畔利勒（L'Isle-sur-le-Doubs）附近受到兩次攔截，8月13日在魯瓦阿（Royat），19日在蒂埃（Thueys）又遭到兩輪盤問。在利勒附近，他被命令戴上革命派徽章：「有人告訴我，這是第三等級的命令，如果我不是領主，就必須遵守。但是，如果我是一個領主，夥計，會發生什麼事？會發生什麼事？他們厲聲回答說：『你會被絞死，因為你罪有應得。』」不過，這只是口頭說說，他們並沒有絞死任何人。
下面這個觀點恐怕是錯誤的：鄉村的民眾之所以對「貴族的陰謀」深信不疑，僅是由於從凡爾賽和巴黎傳來的消息。在農民知悉三級會議召開的那一刻起，他們就對貴族起了疑心，儘管這種懷疑還有些朦朧。在國王的呼籲中，他們覺察到了擺脫枷鎖的信號，並且從未相信領主階級會束手就擒，這根本是違背他們本性的。即便民眾不大熟悉歷史，卻很熟悉傳說。他們隱約記得「盜匪」這回事，並且從未忘記歷史上扎克雷、鄉巴佬和赤腳漢和其他窮人對領主的反抗，無不以喋血收場。正如聖安托萬的福堡的民眾在巴士底獄的陰影下恐懼顫抖，敢怒不敢言，農民也看到，一座城堡正在從地平線上升起，自不知多少世代以來，這座城堡就在他們祖先的心中激起了憎惡，或者不如說是畏懼。某個時期，城堡的輪廓會柔和一些，碉樓上的大炮也沉默了很長時間，城堡里的甲冑長出了銹斑，裡面沒有了士兵，只有奴才。但是，它畢竟矗立在那裡，有誰知道裡面發生了什麼？從那裡還會冒出恐怖和死亡嗎？民眾從最微弱的線索中看出了貴族正在糾集人馬，準備一舉「粉碎」第三等級。
在法國東部，這些憂慮都得到了某些獨特證據的證實。在洛林，布羅格利元帥下令解除各市鎮的武裝。梅斯的總督在7月16日將這項命令下達各地，當布羅格利元帥17日逃到色當的時候，他立即下令在附近地區實施這項命令。這項命令無疑醞釀於內克爾被罷免的那段動盪時期，儘管目前還很不清楚這是否是一個政變陰謀的前奏，但是民眾對此深信不疑。
在弗朗什—孔泰，昆塞城堡的情況變得更加嚴峻。7月19日星期日，在維祖耳舉行攻占巴士底獄的大型慶典之後，衛戍部隊的士兵與一些當地居民趁夜前往梅邁（Mesmay）的城堡，堅持說他們受邀前來慶祝最近的事件。無論如何，城堡的僕人友善地接待了他們，向他們提供了飲食。午夜一過，他們動身離去，剛剛穿過花園，一桶火藥在地窖里爆炸了：整座建築被炸得粉碎，5人死亡，多人受傷。這其實是一場意外：很可能某個醉鬼因為酩酊大醉，或許乘著酒興打算找點藏起來的現金，舉著火把跌跌撞撞闖進了地窖。但是，民眾只聽到了一聲召喚：有人設計謀害第三等級了！在巴黎，在國民議會內部，最初沒有一個人對此表示懷疑。因此，這起事件在全國引發了軒然大波。在弗朗什—孔泰，它成了農民起義的信號，造成了東部和東南部的大恐慌。雖然歷史學家很少討論這一事件，它其實可算1789年7月最重大的事件。
農民一旦深信貴族正在密謀反對第三等級，他們便不再滿足於僅向城市資產階級提供支援。有一種確定的手段，足以讓他們報仇雪恨，那就是攻擊敵人希望維繫的封建制度：農民拒絕支付封建貢賦稅，好幾個省的農民紛紛起來要求廢除封建特權，銷毀文契檔案，甚至燒毀城堡。他們認為，這樣做就是響應國王和國民議會的號召。正如我們看到的那樣，他們從三級會議召開一事中得出結論：國王希望改善他們的處境，並且已經批准了他們的請求，貴族的陰謀顯然阻礙了王權和國民議會實現他們的意圖。但是，司法當局在7月15日宣布，路易十六同代表達成了和解，並且在17日對巴黎的革命表示了讚許。因此，民眾相信，國王譴責了密謀者，那麼，摧毀密謀者的特權，就等於順從國王本人的意願，國王甚至已經頒布詔令，為自己的子民伸張正義。這些詔令據說真實存在，只是沒有被公開，是被別有用心的人藏匿了起來，連本堂神甫都不准公開向民眾宣讀。這種掩飾是陰謀的一部分，所有反叛的農民都對此深信不疑。
在多菲內，早在7月中旬，民眾就在痛斥那些「藏匿國王詔令」的當局，據說國王希望他們燒毀城堡。在阿爾薩斯，謠言四處蔓延，說國王允許農民起來掠奪猶太人，奪回由貴族從農民那裡竊取的權利。在馬孔內的萊茲（Laizé），「騷亂分子宣稱，他們的進軍秩序井然，並且他們只有8天時間來洗劫所有的城堡，因為他們錯失了良機，在整整兩個星期里毫無作為。」有時候，他們的言論天真得讓人發噱。在聖奧恩（Saint-Oyen），農民向資產階級說：「他們還有大事可做。」在聖讓勒普里什（Saint-Jean-le-Priche），某人慷慨陳詞：我們不應該無所事事，「摧毀從這裡直到里昂的城堡，還需要投入大量精力」。在洛林和弗朗什—孔泰的邊界，特里科爾諾（Tricornot）男爵試圖遣散他遇到的一支騷亂隊伍，狂怒的民眾告訴他：「老爺，我等乃奉國王詔令行事，白紙黑字的詔令，不過您別害怕，您的名字不在我們手裡的名單上，如果您需要幫助，我等隨時樂意效勞。」在諾曼底博卡日的拉內（Rânes）城堡，因不得不對昔日的主人動粗，暴動者歉然道：「面對如此善良的領主，我們表現出極大的同情，一方面是迫於嚴厲的命令，一方面是因為國王陛下希望我們如此行事。」
農民懷疑：貴族隱匿了國王的詔令，因為國王是反對貴族的，這一點無須更多解釋。但是，這種懷疑如何一步步發展成了確信？某些跡象表明，這要「歸功」於某些人，與其他人相比，他們更加大膽，往往具有公職身份，如村鎮代表、徵稅員和巡檢，或至少具有準公職身份，例如拜伊司法區的大會代表，他們的抱負或個性往往能將他們推上領袖的地位。在馬孔內，幾名遭到起訴的人聲稱，他們只是服從了理事和稅吏的命令；一名呂尼（Lugny）的葡萄種植者保證，是從佩羅訥來的某個叫迪富爾（Dufour）的人命令他加入遊行，此人宣稱自己奉命行事，手裡還揮舞著一張印刷品，如果他不干，就會遭到逮捕。7月29日，巴魯瓦（Barrois）的雷維尼（Revigny）發生的騷亂，要「歸功」於兩名警察中士，根據刑事法庭的判決，「二人濫用職權」，打著國王的幌子，宣稱國王命令他們平價出售從領主處徵集來的糧食。在摩澤爾河（la Moselle）谷地的聖莫里斯（Saint-Maurice），一名騷亂分子被判有罪，罪名是「向公眾散布謊言，說自己收到了一封全權授權書」。在阿爾薩斯，有一夥騷亂分子推舉了一個繫著藍色綬帶的織工當頭頭，人們以為他是國王的兄弟。
更有甚者，在薩爾格米訥，一名來自薩爾路易（Sarrelouis）的騎警遭到市長和其他證人的指控，罪名是宣稱自己「收到了命令，允許每個人在未來6個星期內，收回自己被篡奪的財產」，那些租用了領主偷竊的公有地的農場主，其人身安全應得到保障，至於其財產，「人人均可洗劫之」。這些說謊者完全是自欺欺人嗎？或者他們只是對偶然聽來的話做了歪曲？他們完全是不懷好意嗎？這麼說不太準確。根據不同的具體情形，上述幾種解釋中的某一種很可能是對的，更有可能的是，幾種解釋都有道理。
為了支持自己的說辭，騷亂分子多半會把一份印刷或手寫的通告，遞到那些目不識丁的農民眼前。農民很難識破這種圈套。在馬孔內，某個來自布拉尼（Blany）的葡萄種植者，後來被絞死，人們發現他居然攜帶著1718年和1719年樞密院頒發的法令，這些廢紙是他從別處偷來的，大概是為了煽惑不明真相的群眾。在格羅訥河畔薩維涅（Savigny-sur-Grosne），某個葡萄種植者交給一個農民一本從城堡內偷來的書，堅持認為裡面「包含了國王的詔令」。「旁觀者好奇地翻開這本書，發現只是一本關於拉博姆—蒙特維勒（La Baume-Montrevel）房屋訴訟的小冊子，這促使他對那個被喚作薩洛尼（Sologny）的人說，如果沒有更好的詔令，那麼他最好安分守己。」
在所有騷亂地區，據說都有以國王的名義印發的偽造通告流傳。由此也可以看出謠言產生的渠道。不過，毫無疑問，一些說謊者自己起草或者請人起草了這些手抄通告。在馬孔內，佩羅訥的本堂神甫報告，他看到過「一張大字書寫的通告，上面寫著：『以國王之名，本國全體人民均有權進入領主城堡，收回地籍簿，如果遭到拒絕，可以打砸搶，不受任何懲罰』」。根據呂內某公證人的說法，持有這份通告的人叫馬齊耶（Mazillier），以販賣私鹽和菸草為生，來自聖讓古—德西瑟（Saint-Gengoux-de-Scissé），後來在克呂尼被絞死。
克呂尼和馬貢當局均宣稱擁有一份受到指控的通告的副本。勃艮第的衛戍司令古韋爾內聽到過有人在談論這份通告，當局也獲悉了此事。但是，我們迄今尚未發現這份告示。我們偶然找到了一份措辭相似的通告，卻不能考證準確時間，很可能是在7月和8月的農民反叛期間，甚至在此之前，因為通告的日期寫的是1789年4月28日。它被貼到了博勒佩爾（Beaurepaire）教堂的大門上，附近的教區也遭了殃，如布雷斯（Bresse）和盧昂附近地區。一個名叫加亞爾（Gaillard）的人受到指控，他是隆勒索涅一家鹽倉的僱工，曾經因為偷鹽被判過刑，他拒絕說出那個寫通告的人的姓名。但是，從通告文辭鄙俗，還有許多拼寫不規範來看，大概出自某個村塾先生之手，要麼就是加亞爾自己寫的。
關於通告的謠言四處傳播，途中又經過好事者的添油加醋。克呂尼的公證人不久就確認，佩羅訥的本堂神甫見到的那張通告，已經成了印刷品。古韋爾內似乎認為，這張通告是某個公證人四處張貼的。他指的大概是吉羅（Giraud），後者是克萊塞（Clessé）的一名公證人，曾經當過騷亂分子的首領。這樣一來，貴族黨就將農民反叛同陰謀聯繫起來，不久之後，騷亂分子也開始指責他們的對手搞陰謀。認為國民議會和全體城市資產階級一手策劃了這些農民反叛，這是站不住腳的。我們只需提醒讀者注意下述事實：國民議會對破壞封建制度並不積極，而城市資產階級自身往往擁有封建特權，所以積極參加鎮壓行動，有時還顯得相當冷酷。當然，也有可能某些資產階級一時糊塗，煽動了農民反叛。
對克呂尼修道院的襲擊，可能是由馬貢的居民挑起的。研究安省法國革命史的專家謝弗里耶（Chevrier）找到了一份似乎是在7月14日之後散播的小冊子，小冊子號召農民揭竿而起：「第三等級諸君，如果你們不盡心盡力破壞和燒毀貴族的城堡，消滅這些威脅你們生命的叛徒，貴族一定會讓你們後悔不迭。」在蒙蒂尼亞克（Montignac）的佩里戈爾，拉貝爾蒙迪（La Bermondie）指控拉科斯特（Lacoste）醫生（他後來成了國民公會成員）7月19日站在布道台上發表了煽動性言論：「我要向諸位宣讀幾份來自首都的文件，這些文件揭發了多數貴族參加的陰謀，這將使他們永遠蒙羞。現在，人人平等，我可以代表國家向諸位保證，這些人正在巴黎人民的刀下瑟瑟發抖，這讓我們有可能追隨那些處死貝爾捷、富隆、洛內等人的先驅。」其他一些人似乎也向民眾宣讀了假冒的信函，據說「此信污衊國王，說他懸賞10萬法郎要王后的人頭」。
但是，這種指責最有道理的地方在於，確實有很多鄉村的資產階級站在了暴動分子的前列。如若阿諾（Johannot），他是聖阿瑪尼谷地地區的韋塞爾蘭（Wesserling）一家工廠的經理，後來是上萊茵（Haut-Rhin）督政府的長官；還有拉羅謝特（La Rochette），呂弗克（Ruffec）附近的南特伊爾（Nanteuil）的前步兵軍官，吉博（Gibault），他是勒梅尼勒（Le Mesnil）的尚波（Champeau）的領主，該地位於諾曼底博卡日的布里尤茲（Briouze）附近。他們的行列里甚至還有貴族，如埃諾的韋爾謝莫格雷（Verchain-Maugré）的領主德薩爾—多里蒙（Desars-Dorimont）。
捲入其中的這些人都宣稱自己是被強力裹挾，也許多數人的確如此，但其中有些人的態度卻非常可疑，不過，我們無法確定他們究竟心甘情願到何種地步。在諾曼底博卡日的拉索瓦熱爾（La Sauvagère），一個名叫拉里戈迪埃（La Rigaudière）的鐵匠，同時也是市政官員，還有他的兒子，馬塞堡（La Ferté-Macé）的一名律師，似乎非常熱衷於充當臨時領袖。本堂神甫指控拉里戈迪埃曾經揚言：「他們打算燒死拉庫隆克的文契保管員，如果找不到此人，那就燒毀該地和沃熱瓦（Vaugeois）的城堡，也許再加上修道院。」當拉里戈迪埃被捕時，他的妻子鳴鐘示警，煽動農民去解救他。
這些人對領主抱有某種仇視，並不奇怪，上述事件也不是一個特殊的個例，因為即便不考慮極端的情況，也有不少人被指控為了報一己的仇怨而煽風點火。
在同一地區，在聖伊萊爾—拉熱拉爾（Saint-Hilaire-la-Gérard）、達武（Davoust）兩兄弟（其中一人是牧師），當地總督指責他們要為騷動負責。據說，他們妒忌自家的表妹，即市長夫人，儘管她不如他們富有，但在教區中威望很高。在洛林德語區的利克桑（Lixheim），一名市政當局的軍官指控拜伊司法區的法官總助理在宣讀一封關於巴黎發生的謀殺事件的信件之後喊道：「如果利克桑的資產階級有種，也會這麼幹！」在阿爾薩斯的蓋布維萊爾（Guebwiller），情形則逆轉了，拜伊司法區控告行政官乃至教士會議，因為雙方在爭奪司法權。在弗朗什—孔泰，貝陶庫爾特（Bétaucourt）冶金場的特許商人，認為瑞塞（Jussey）的某些心懷嫉妒的資產階級要對破壞工場的行徑負責。在布雷斯，沃納（Vonnas）的本堂神甫被懷疑參與了對貝奧（Béost）城堡的劫掠，該城堡的領主起訴了他。在盧萬河畔沙蒂永（Châtillon-sur-Loing），領主揭發某個助理法官為了謀害自己而「收買小民之心」。聖通日（Saintonge）的拜涅（Baignes）農場總管指出，騷亂讓他深受其害，而主謀是當地的鞣革工，以及拉沃吉翁公爵雇來採伐聖梅格林（Saint-Mégrin）林地的工人。據說，這些人因為欺詐行為遭到了訴訟，所以起了報復之心。
所有這一切都看不出任何統一策劃的痕跡。有些人言辭魯莽，這在攻陷巴士底獄後是非常容易理解的，而且，在所有農民反叛中，例如1358年法國的扎克雷起義，1381年英國的農民起義，1525年阿爾薩斯、施瓦本和弗朗科尼（Franconie）的農民戰爭，都可以依稀看到資產階級，甚至貴族和神父的影子。他們和農民並肩作戰，動機卻是五花八門，其分歧之大實在沒有統一策劃的任何可能。
在1789年7月的農民反叛中，這些煽動只能引發某些短促的活動。參加反叛，農民有自己的理由，這些理由還非常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