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9年大恐慌 · 第三章　外省對「陰謀」的反應：城市

來自凡爾賽和巴黎的消息在外省獲得了怨氣衝天的聽眾的青睞，這些人傾向於相信存在所謂的「貴族的陰謀」。 自然，大城市民眾的思考方式和巴黎人沒有什麼區別，很快也變得滿腹狐疑。5月20日，由奧爾良的沙特萊（Châtelet d'Orléans）提出的一份「文件」指責「諸親王同貴族、教士和高等法院同流合污」，「攫取了王國境內所有的糧食，其意圖令人髮指，那就是通過製造普遍的饑荒，讓一半人民死於飢餓，另一半反叛國王，最終阻止三級會議召開」。 在小城鎮，貴族的勢力可能更加醒目。民眾可以更密切地監視他們：貴族對自己的優越感極為自負，頑固地抓著那些維持身份的榮譽特權不放，這些行徑可謂一目了然。民眾很難相信貴族會放棄特權，乖乖就範。正如在凡爾賽，貴族的許多言論讓資產階級也產生了疑慮，同時，資產階級的言論也激怒了貴族。在隆勒索涅，據說某位高等法院推事說過：「如果能絞死一半的居民，我們就會饒了剩下的人」；7月3日，在薩爾格米訥（Sarreguemines），佛蘭德輕騎兵團的一個中尉高呼：「第三等級都是一幫廢物。我一個人就能殺死12個第三等級，然後絞死內克爾。」9日，在沙隆，楊格同當時帶兵進駐巴黎的一名軍官聊天，後者獲悉國民議會將被解散，並毫不掩飾自己的欣喜：「有必要這麼做，第三等級過於放肆了，應該好好教訓他們一頓。」早在巴黎傳來的那些消息似乎確證了陰謀論之前，所謂「陰謀」的觀念早已開始滋生或者成型了。 很快，陰謀論據說是參加三級會議的各地代表的發明。6月15日，蒙穆蘭的一名親信在信中寫道：「據消息靈通人士，參加三級會議的許多代表，特別是本堂神甫，對他們的所作所為進行了詳細的報告，他們發出危險的信件，誘導民眾反對貴族和高級教士。這種行為應該被禁止，我認為，這樣做是明智之舉。誠然，有些代表謹慎地派遣專人寄信，但是，不少人為了省錢，只使用普通郵政系統。」 事實上，當宮廷開始為政變做準備時，代表寄出的信件遭到截獲，至少部分如此：留存至今的通信，在7月份出現了一個斷檔。布爾格，從6月28日至7月26日沒有收到一封信，當地代表波普魯（Populus）認為是郵政審查造成的，但這其實是比較晚的情況了。7月13日，雷恩的總督小心地抱怨說：「向外省審慎地發出消息，讓各地平靜如常，這是極其重要的。目前為止，恰恰相反，從凡爾賽傳來的一切消息都帶有爭論的色彩。我們甚至收到了極其魯莽地發出的信件，其中充斥的錯誤無比令人震驚，正是這些信件在雷恩市政廳向大眾公開宣讀。」此處說的是什麼錯誤？7月14日後，潰敗的貴族聲稱，三級會議代表合謀煽動民眾暴動，這種說法曾經流行一時。正如第三等級在1789年堅信有一個反對自己的陰謀，19世紀迄今也有大量著作堅信：還存在一個平民的陰謀。這種看法很重要，因為城市的騷亂為醞釀大恐慌做出了重要貢獻，而且，一旦走上了這條路，人們就不會忘記把大恐慌歸結為陰謀家的詭計。 實際上，保存迄今的通信沒有一封是煽動騷亂的。當然，也許那些不利的證據已經遭到破壞。即便如此，也不太可能沒有一封保存下來，或者提到它的所有記載都消失了。無論如何，我們不能將一個輕率的假設認作真相，這種假設與第三等級代表的品性、思想和政治策略格格不入。這些代表出身於優裕的資產階級家庭，往往都老成持重，他們害怕街頭的騷動，是為了保護本階級的利益和他們的事業，因為民眾的過火行為只能造成無益的損害。他們指望利用政府的財政困境和公眾輿論的壓力不戰而屈人之兵，正如高等法院在前一年取得的成功那樣。直到7月14日，他們都不主張武裝起來，以防萬一。他們的信件語氣溫和，儘管隨著鬥爭尖銳化而逐漸激烈。例如，我們看到拉瓦勒的代表莫珀蒂（Maupetit）批評「多數陳情書提出的荒謬主張」和布列塔尼人的毫不妥協：「我們簡直無法理解該省居民的激情。」 有時候，選民自己會鼓勵代表表現得更加堅定和大膽。6月1日，布雷斯特當局就按等級表決的問題寫道：「你一定看得出，這種表決方式是多麼有利於貴族，他們已經長期壓制著第三等級，你一定要毫不遲疑，竭盡全力來反對貴族勢力坐大。」24日，又寫道：「我們全體同仁都希望你們的會議通過一項決議，將那些背叛我們的事業、轉身投靠特權階層的人的名字公之於眾。」收到這類敦促的代表勒讓德爾（Legendre）非常尷尬地發現，通信委員會已經把他書信的很多內容公之於眾：「信中包含的事實現在是、將來也會是準確的，但信中附上的評論卻並非如此，有時，這些評論是率爾為之，傳遞給公眾時必須非常謹慎，在此之前，你們要對我提供的材料進行仔細篩選，因為我沒有時間來打磨、裁剪，甚至通讀。」勒讓德爾擔心受到牽連，類似的告誡完全不能支持認為存在秘密的和煽動性的通信的觀點。 但是，第三等級的代表儘管謙虛，卻堅決不在按人頭表決的問題上後退一步，而且正因為他們必須依靠輿論的力量，才覺得有必要向本區選民解釋這一表決方式的重要性。6月3日，圖勒的代表馬約寫道：「全國各省的代表與各自選民之間建立的這種通信，將塑造一種公共精神，對政府形成壓力。」因此，他們反覆強調，高級教士和貴族密謀保住他們的支配地位。馬約接著說：「我們需要這種支持，尤其是在目前的局勢下，天地間兩大勢力（也就是主教和貴族）聯合起來，密謀將人民永遠置於被奴役和被壓迫的地位。」5月22日，莫珀蒂同意：「如果分為三個等級表決，那就會一事無成。」巴勒迪克的代表巴佐什（Bazoche）在6月3日聲稱，第三等級很快就會宣布自己是國民議會：「這無疑是無奈之舉，但如果我們接受按等級表決，就等於心甘情願地套上了枷鎖，等於讓我們永遠受制於貴族的壓迫，等於讓我們承認舊日的奴役是合理的。」 這是一個致命的錯誤？當然，在某個總督看來，確實是如此，在所有反革命分子的眼中同樣如此，但是，對於第三等級來說，這是不言自明的真理。他們的言辭是否不夠謹慎？可能有點：這些言論是戰鬥的號召。無論如何，我們可以肯定，這些言論非常容易助長「貴族的陰謀」的觀念，關鍵就在於此。這裡面並沒有什麼馬基雅維利主義的色彩，會議代表寫出的是他們的心聲，而且，他們大抵是正確的。 從6月20日開始，由於三級會議面臨解散的威脅，局勢還可能更糟，代表們請求各自的選民給予他們堅實有力的支援。但是，這一次不存在動用武力的問題。他們只是請求選民向三級會議提交請願，由會議公之於眾，並呈送御覽。提交的請願很多，但沒有精確的統計。我們檢查了其中的300份，可以將它們分為4組：第一組是關於6月23日國王御臨會議，以及對17日通過的第三等級成立國民議會的決議，時間跨度是從6月25日到7月7日；第二組，從6月29日到7月13日，關於三個等級共同召開會議，表示支持此舉；第三組，從7月15日到20日，表達了因罷免內克爾和武裝政變的威脅而引發的義憤；第四組，受到攻陷巴士底獄和國王妥協的激勵，於7月18日開始，一直持續到8月10日，甚至更晚，向國民議會、路易十六和巴黎人民表達本省的祝賀和感謝。 這些文獻主要來自城市和市郊，但並非僅僅來源於此。比起1788年底向國王遞交請願書要求實行「雙倍代表名額」和按人頭投票（這是各市政當局組織的），它們展現出了更加多樣的運動形式。有時，市政當局確實試圖保持自身在這方面的壟斷地位。例如，在昂熱，市政當局拒絕召集全體居民，顯然是擔心自身權威受到質疑和削弱：當局獨自起草了7月8日的請願書。但是，7月7日，民眾還是舉行了受到市政當局明令禁止的集會，並且，在16日的另一次會議上，民眾宣布：市政官員的請願書作廢，他們遞交的請願書才是唯一合法的。 市政當局幾乎總是希望擴大自己的陣營，選擇吸收少數知名人士加入。但是按上述方式擴大的市政當局只通過了36次決議。14次來自臨時集會的拜伊司法區選民，144次來自本地的「三個等級」，106次來自「公民」。總之，300次中共有250次反映了廣大居民的意見。在大多數城市，大批民眾趕來簽名請願。7月19日，在隆勒索涅，共聚集了3260名居民，其中有1842人在請願書上簽字。小城市、市郊和村莊有時只是照抄大城市（例如格勒諾布爾和里昂）寄來的請願書副本中開列的條款，但這一事實並不影響上述判斷。 20日關閉第三等級開會的大廳，以及23日國王御臨會議，造成了巨大的轟動，進一步加強了這種效應。政府將國王的演說和他宣讀的兩份宣言，一併寄送各地總督，授意他們公開宣讀，並在各教區張貼，地方當局為此深受震動。穆蘭的總督告假，而在默朗（Meulan），檢察官對分發印刷品提出了抗議，因為他擔心這會加劇動盪。在格蘭維爾（Granville），張貼好的通告被撕了下來。在布列塔尼，民眾的反應尤其激烈，該省請願書的措辭也比遞交國民議會的激烈得多。蓬蒂維（Pontivy）的各村「極為沮喪地獲悉，王權已經用武力解散了國民議會，禁止議員進入祖國的聖殿」（6月28日），迪南（Dinan）的民眾宣稱：「只有可惡的收買和有意愚弄陛下，才能實現這一點。」在拉尼永（Lannion），民眾的反應更加激烈，6月27日，市政當局、貴族、資產階級和平民，「陷入悲傷和沮喪的沉默之後，奮起譴責那些懦弱的偽君子出賣了祖國，為了一己私利，企圖將宗教和一位仁慈的陛下的公道玩弄於股掌之中」。 三個等級的聯合會議受到民眾的熱烈歡迎，並使緊張局勢有所緩和。但是，隨後的消息卻引發了更大的民憤。早在7月7日，在洛林的蒂奧庫爾（Thiaucourt），民眾開始擔心「在巴黎和凡爾賽之間集結的軍隊限制了會議的自由」。所有文獻都證明，罷免內克爾的消息一傳開，就引發了廣泛的「震驚和沮喪」。和巴黎人一樣，外省民眾認為，三個等級的聯合只是一種花招，正如在7月27日，蓬塔穆松（Pont-à-Mousson）當局宣稱的：「貴族假惺惺地與愛國者開會，不過是一種卑鄙的手段，」旨在麻痹國民。 民眾的反應迅速而激烈，而這一次，無法再指責三級會議代表或巴黎的報紙。當然，國民議會的驚訝和激動情緒也非常強烈。布里夫的代表馬勒（Malès）承認：「當我上星期六（7月11日）寫信給你的時候，我還遠遠不曾想到那些對我們產生威脅的危險。濫用保護權的花招，加上波利尼亞克分子的頻繁聚會，讓我對新的挫折憂心忡忡。但是，我這輩子也想不到，三個多星期以來他們謀劃的這個陰謀如此卑鄙，竟讓我們措手不及。內克爾在星期六晚上就失蹤了，沒有任何人起疑，直到星期日早上，我們才知道他被迫逃往外國。就在這天，謠言四起，據說我們的人身安全也岌岌可危。人們盯著我們，就像盯著即將被投入監獄或者送上絞刑架的犯人。」 面對危險，代表們表現得很勇敢，他們不打算束手待斃，很有可能，其中一些人前往巴黎，同巴黎的愛國者商議武裝起義的事宜，但是，通過郵件或者私人信使公開號召起義，則是另一回事。此外，局勢如此多變，幾乎沒有什麼閒暇來寫信（馬勒的信是在18日寫的）。信件投遞也被暫時中止了。布爾格的代表波普魯寫道：「這並非壞事，因為，這些消息只會在外省引發恐怖和絕望，」我們可以肯定，波普魯並不贊成同僚的激烈行動。直到15日，在國王御臨會議和危機得到解決之後，代表們才能向各自親友傳遞消息。在收到罷免內克爾的消息和7月15日的消息之間，有那麼兩三天時間，各省完全自行其是。然而，許多城市還是採取了預防措施，防止可能發生政變並支援國民議會。我們應該明確指出這一重要事實。一般來說，「市政」革命被認為始於攻占巴士底獄的消息傳到外省之日。實際上，外省的行動，儘管在效果上必然不及巴黎，卻幾乎是與巴黎同時開始的，並且也不可能受到巴黎的鼓動。 首先，第三批請願書送到了凡爾賽。這一次，請願書的措辭帶有鮮明的革命氣息。17日，一天前在里昂召開的三個等級的大會宣稱，國王的大臣和參議，「無論處於何種級別、狀態或者職務」，是當前和未來困境的罪魁禍首，如果國民議會遭到解散，他們將停止納稅。20日，在尼姆，市民大會宣布「那些專制主義的走狗和貴族的爪牙，那些將軍、軍官、外國人或者本國人都是祖國的恥辱和叛徒，他們竟敢將保衛法國的槍口對準法國人」。他們號召在尼姆出生的人，「如在軍中服役，絕不要遵從企圖讓同胞喋血的殘暴命令」。小城鎮的反應也很激烈：汝拉（Jura）的奧熱萊（Orgelet）的居民在19日宣布，「他們已準備好在第一時間採取行動」保衛國民議會，「不惜犧牲和平、財產，甚至一切，即便流盡最後一滴血」，也要向罪人「連同他們的人身和財產……展開堅決報復」。 關於紙面上的記載就說這麼多，最終的判斷標準還是實際的行動。第一步是剝奪地方當局協助政府的一切資源，例如，在南特、布爾格和沙托貢蒂耶，民眾扣押了全部的公共基金，還占領了火藥庫或軍火庫。在里昂，民眾計劃驅逐當地的駐軍，不過，駐軍宣誓支持國民。16日，在勒阿弗爾，民眾堅決反對向巴黎輸送穀物或麵粉，「因為他們擔心，這些補給會送到仍然在巴黎附近駐紮的軍隊手中」。15日，在翁弗勒爾，民眾謠傳輕騎兵團就要開始徵收糧食，於是，他們被逐出了港口，據說搭載騎兵團的一艘船遭到射擊，被迫撤到港外。另一方面，各地組建了民兵部隊，不受民眾信任的市政當局，要麼被掌握實權的委員會架空，要麼乾脆被取代。在蒙托邦（Montauban）、里昂、布爾格和拉瓦勒，情況就是如此。 19日，馬什庫勒（Machecoul）教區的各城鎮選出了一個辦事局，下令組建民兵，以便「在形勢需要的時候率先拿起武器」。從14日開始，沙托貢蒂耶就組建了民兵，「為的就是支援危急中的民族」。第一步就是訂立聯盟協議，沙托貢蒂耶向「兄弟」市鎮，包括昂熱、拉瓦勒、克朗（Craon）寫信，呼籲「確定日程表，好讓沙托貢蒂耶的居民前來與你們集會，支援凡爾賽的代表和保衛祖國」。在馬什庫勒，民眾要求委員立即與「南特的兄弟」進行協商。布爾格的委員會向鄉村各教區發出呼籲，請他們一接到警報，就派兵來援。 最嚴重的事件發生在雷恩和第戎。在雷恩，當地的衛戍司令是朗熱隆。15日，當他得知內克爾被罷免的消息後，立即將守衛增倍，同時向維特雷（Vitré）和富熱爾（Fougères）兩地求援。16日，當地居民召開大會，組建了民兵，占領了公共金庫，並中止納稅。許多士兵也加入了騷亂。槍支貯藏處遭到洗劫，就連大炮也被搶走了。17日，巴黎傳來消息，朗熱隆只好讓步：他承諾不會調動駐軍，放棄求援，赦免參加騷亂的士兵。19日，軍火庫遭到入侵，部隊也向民眾投誠了，朗熱隆被迫撤離該市。在第戎，局勢甚至更糟，15日，罷免內克爾的消息傳來，民眾占領了城堡和火藥庫，組建民兵，最後，逮捕了當地的衛戍司令古韋爾內（Gouvernet），將全體貴族和教士軟禁。在其他地方，例如在貝桑松，7月15日的消息及時抵達，才勉強阻止了騷亂爆發，當地青年「高聲叫喊，說是要在夜裡殺死高等法院的所有成員。」 當然，謹慎小心常常占上風，忘記這一點，就容易低估攻占巴士底獄帶來的「過電一般的」影響。7月15日，當楊格在南錫得知人民愛戴的內克爾垮台時，他注意到，消息造成了「相當大的」轟動，但是，當他打聽民眾打算如何應對時，卻被告知：「必須等待巴黎的行動」。阿布維爾的市民也認為有必要觀察事態如何發展，然後才向巴黎的民眾宣布：他們彼此休戚相關，「如能共同襄助國事，與有榮焉」。在塞納河畔沙蒂永（Châtillon-sur-Seine），國王代表在21日召集民眾通報了事態進展，並且坦陳：「鑒於三級會議的成功前途未卜……市政官員害怕向諸位轉達那些令人震驚、而諸位又急於四處傳播的警報。事實上，他們一心一意只在謀求保全國家。」 在最初的激動之後，各地當權的委員會也有所收斂。在沙托貢蒂耶，民眾一旦獲悉國王與國民議會達成諒解，就開放了公共金庫，取消了那些過分的要求。在布爾格，農民騷亂剛出現苗頭，當地就趕緊向各鄉村宣布，不需要他們的支援，並讓他們一定要保持冷靜。在某些地方，騷亂也遇到了抵制，即便是在攻占巴士底獄的消息抵達以後：在都蘭地區的利勒—布沙爾（L'Isle-Bouchard），騎兵司令兼維萊訥（Villaines）市長夏爾·普雷沃·德·聖西爾（Charles Prévost de Saint-Cyr）親自前來邀請教區代表批准他本人起草並提交國王和國民議會的兩項請願，同時宣布，他將組建一支民兵，似乎還保證，他擁有三級會議的「授權」。然而，聖吉爾教區的代表拒絕服從，還在凡爾賽公開譴責他。但是，上述例子仍然可以表明，這確實是一場廣泛的民族運動。 這場運動的發生先於攻占巴士底獄。但是，攻占巴士底獄保住了運動的成果，還進一步擴大了它的影響。只要國王承認第三等級的勝利，人民的敵人就會成為國王的敵人，民眾就可以合法地打擊一切反革命的支持者。正如在巴黎一樣，這些人被認為是危險分子，企圖捲土重來。據說，他們陰謀占領某個省，然後將之作為攻擊首都的跳板，一旦他們成功將國王挾持到該地，局勢將一發不可收拾。在這種情形下，流亡貴族和外國軍隊也會趁勢而入。因此，有必要嚴加提防。 7月22日，馬什庫勒委員會的一名成員告誡民眾大會：「不要被和平與安寧的表象迷惑，不要因為秩序的暫時恢復而得意忘形。一個惡毒的陰謀正在威脅要毀滅法國，這個陰謀極度危險，因為它甚至在王座四周徘徊。儘管我們取得了令人欣慰的成就，但是，一旦允許人民的公敵有機可乘，法國就會永遠失去復興的良機。我們要始終對大臣、貴族和高級教士三位一體的專制保持警惕。」 當時，各代表還能夠掌控局勢，他們變得越來越大膽。有些代表局限於支持已經採取的預防措施：波普魯給布爾格市政當局寫的信就是如此。但是，也有人希望即刻就推翻貴族和並恢復秩序，對此，他們提出了意見，指出有兩種達到目的的途徑：向國民議會遞交聲援請願書，以及組建民兵。例如，7月15日，巴納夫（Barnave）向格勒諾布爾的朋友寫信說：「那麼，該做些什麼呢？兩件事：向國民議會提交多份請願書，同時，組建一支資產階級的民兵……富人最熱心公益。巴黎的民兵大部分都是從良好的資產階級公民中徵召的，這樣一來，公共秩序就可以得到保證，因為這支武裝對暴政形成了強大的威懾。必須抓緊時間，在全省各地宣傳這類觀點……對這一運動竭力襄助，我就指望你所在城市的熱情了。各省都掀起了同樣的運動，貴城也要協調一致。」布萊（Boullé）是蓬蒂維的代表，他在20日回信說：「我自豪地看到，同胞們的舉止配得上自由，也隨時準備捍衛自由，同時他們一刻也不曾忘記，放縱是對自由最危險的濫用。我們要繼續禁止一切暴力，同時尊重個人的權利。如果你認為有必要保障自身安全，就必須組建一支資產階級的民兵：各城都迫不及待地希望組建國民衛隊，誰不會因成為祖國的士兵而自豪？……如果國家需要，你應在第一時間做好準備。種種危險仍未消失……我們當中還有叛徒活動……繼續與本省其他市鎮保持聯絡。通過聯合，通過互助，你們會成功地消除所有災禍。」 如果不考慮撰寫這些信件的日期——特別是巴納夫的那封——很容易看出，愛國的代表獨自肩負起了在外省推動革命運動的責任。但是，在這一階段，他們無非是鼓勵支持，並且毫不掩飾：7月18日，馬蒂諾（Martineau）向國民議會建議，各地都要組建民兵，幾天後，米拉波建議重組市政當局。國民議會未採納他們的提議，但是，康布雷齊的一名代表莫爾捷（Mortier）寫信給勒卡托（Le Cateau）的公民時，仿佛提議已經得到了批准：「現決定，在全國各地組建從誠實公民中徵召的國民衛隊，不再解除鄉村居民的武裝，也不再以任何方式騷擾他們。這是一種所有公民都有權享有的自由……所有武裝起來反對貴族的人，都將保留他們的武器，同時也將保留他們為民族和國王效勞的忠勇。」 在阿爾薩斯，貴族代表蒂爾坎（Turckheim）男爵和弗拉克朗當（Flaxlanden）男爵聲稱，他們的一些同僚已經毫無顧忌地建議採取攻勢。蒂爾坎聲稱，他手頭掌握的信件「呼籲各省的代表全力與領主和神父進行鬥爭，否則將失去一切」。後來，調解委員會自身也公開譴責貝爾福代表拉維（Lavie）和蓋塔爾（Guettard）的書信。我們再想想，富隆和貝爾捷被殺後，巴納夫在國民議會上發布的著名演說：「難道這些鮮血是如此純潔，甚至還要為流血感到愧疚嗎？」或者想想羅蘭（Roland）夫人給博斯克（Bosc）的信：「如果國民議會不砍掉這兩個傑出的頭顱，或者勇敢的德西烏斯（Décius）不將他們的頭顱斬落，你們所有人就都是瘋子……」 在代表們的通信中，如果讀到比蒂爾坎更加激烈的言論，我們絲毫無須驚訝。根據楊格的說法，他就聽到了關於陰謀最危險的言論。7月24日，在科爾馬（Colmar），他正在當地的一家旅館用晚餐，聽到有人揚言：「王后有個即將付諸實施的陰謀，即用炸彈炸掉國民議會，同時調兵進入巴黎屠殺人民。」有一名軍官對此表示懷疑，當即被「眾人的抗議」壓了下去：「這封信是一個代表寫的，我們見過他的信，證據確鑿。」 和巴黎一樣，一系列事件持續引發了民眾的不信任感。從巴黎郊區返回營地的駐軍，讓民眾十分不安。許多城鎮乾脆拒絕他們入內。民眾拒絕向軍隊提供補給，還羞辱他們，向他們扔石頭。例如，23日在沙隆，王家的德意志禁軍受到的待遇非常糟糕，26日在丹城（Dun），民眾覺得在隊列中認出了朗貝斯克的輜重，於是圍住士兵不讓離開，直到國民議會下達准許令。17日在色當，布羅格利元帥抵達之後就爆發了騷亂，使其不得不撤出該城。外省目睹大批逃離巴黎的貴族和教士，他們要麼舉家搬遷，要麼流亡國外。那些離開凡爾賽的代表備受質疑：民眾認為這些人正在拋棄國民議會，從而逃避三個等級合併的後果，好秋後算賬。因此，7月26日，修道院長莫里（Maury）在佩羅訥（Peronne）被捕；7月27日，卡洛訥修道院長在塞納河畔諾讓（Nogent-sur-Seine）被捕；7月29日，努瓦永的主教在多勒被捕；7月30日，拉沃吉翁（La Vauguyon）公爵，也是7月11日大臣之一，在勒阿弗爾被捕。巴黎也許讓外省深受震動，而外省在加劇首都的恐慌方面也不甘落後。一切涉及貴族裡通外國的陰謀論都能說明這一點。 8月1日，《法蘭西愛國者報》刊登了波爾多的一封來信，日期是7月25日，其中寫道：「3萬西班牙人正在威脅著我們，而我們準備好了歡迎他們。」一名委員會委員從布里揚松（Briançon）寫信給國民議會議長：「我們獲悉在凡爾賽和巴黎發生的一切不幸和騷動，我們也了解到，國民議會正在受到威脅，而首都則毫無防備。我們的驚慌和恐懼遠未消失。尊敬的議長大人，我認為，我有義務進行質詢，並獲悉當前事態的發展。我相信，如果我獲得的報告是真實的，前大臣向撒丁國王陛下請求的那2萬皮埃蒙特人，正是為此目的而被國王議政會徵集的，而他為此落淚，無疑是出於歉疚。目前警報迭傳，本城只有一名上校戍守，我們擔心這會進一步加深威脅我們的災難和不幸。」前面提到過，陰謀出賣布雷斯特給英國人的謠言，很可能源自布列塔尼。7月31日，《南特通訊》宣稱，一名叫德·塞蘭（de Serrent）的男子在維特雷被捕：「他是燒毀聖馬洛的陰謀的實施者，該城總督與敵人的通信由此曝光。」 民眾指控貴族叛國，而貴族對此義憤填膺，特別是在布列塔尼。大多數情形下，貴族和教士都公開否認宮廷有任何反對國民議會的意圖，積極參加一些會議來起草支持國民議會決議的請願書，同時，也非常樂於在民眾提交的請願書上簽名。埃爾貝（Elbée）在博普雷歐（Beaupréau）就是如此。一些貴族拒絕和本階級同流合污：例如在南特，拉布爾多內—布瓦舒林（La Bourdonnaye-Boishulin）元帥子爵就是其中之一，他後來被選任為南特民兵團的上校。在雷恩，迪普萊西·德·格勒訥丹（du Plessis de Grénédan），南特高等法院的推事，發表了這樣一封信：「我從未擁護貴族的那些已經遭到嚴正譴責的原則，恰恰相反，我全力抨擊這些原則。」因此，該城接納了他，還授予他「公民冠」。 幾乎在所有省份，城市騷亂和農民反叛都促使大資產階級歡迎他們的浪子回頭，還允許他們進入常設委員會。他們常常還受命指揮民兵，例如在南特：3月，卡拉曼在普羅旺斯看到那種妥協，到7月下旬至8月上旬，變得更加明顯。但是，在布列塔尼，和解並不太成功：貴族和教士在1月和4月的宣誓遭到了公然否定。同時，他們被置於當局的監護之下，但是被看成是「不屬於這個民族的人」，「遭到了一致的孤立」，例如在若瑟蘭（Josselin）和馬什庫勒。此外，小資產階級、手工業者和平民斷然拒絕大資產階級的屈尊俯就。在南特，7月18日，幾名貴族獲准加入當地的委員會，隨即在民眾的抗議下退出；在富熱爾發生了同樣的事，在布爾格也是如此。在接下來的數月中，市政生活的一個特點，就是平民階級堅持不懈將貴族驅逐出所有公職，而且往往頗為成功。 出於所有這些原因，許多城市在7月14日之後，追隨那些在危機高潮時勇敢表明立場的城市。7月20日，在昂熱，民眾攻占了城堡，封鎖了公共金庫。21日，在索米爾和卡昂，民眾也占領了城堡。在里昂，衛隊被派往皮埃爾—恩西澤（Pierre-Encize）駐紮。在布雷斯特和洛里昂（Lorient），民眾密切監視著海軍當局，嚴密守衛著軍火庫。26日，富瓦的各市鎮拒絕服從當局的立場，只承認「國民議會表決通過的法律」。在各地，民兵湧入城堡，解除城堡的武裝，一如巴黎人在市郊的所為。國王的代表並沒有進行任何認真的抵抗。但是，由於這一切都會帶來一些動亂，有些人的處境岌岌可危。19日，在勒芒，下令禁止佩戴革命派徽章的騎警隊長几乎被憤怒的民眾殺死。21日，在艾克斯，從馬賽來的一隊人馬，領頭的是博塞特（Beausset）的修道院長和聖維克托的議事司鐸，他們釋放了在3月騷動中被捕的囚犯，當地的總督逃之夭夭。 由於上級政權遭到打壓，或者束手無策，舊制度下成立的市政當局不堪重負。各地方當局本來希望保留資產階級民兵，並且只武裝富人，巴納夫就是這樣建議的，然而，他們不得不招募所有的志願者。市政當局的警力變得徒有其表，民兵和群眾成了主角。法國全境遍布著一個由委員會、民兵和沒有獲得授權的監察官組成的嚴密網絡。有好幾個星期的時間，信息流通的困難程度堪比共和二年監察委員會當權的歲月。這一局面導致了上述那些人被捕。在聖布里厄克，民眾對嫌犯住所進行了搜查，被判定為反革命勢力的文學之家遭到解散。第三等級的成員更加緊密地團結起來。佩戴革命派徽章成為強制性義務。南特甚至禁止那些被認定「背叛了人民的事業」的平民佩戴革命派徽章。 一切陌生人，都會被天真地問道：「你擁護第三等級嗎？」19日，這句話差點就讓一個前往勒芒的貴族家庭遭到滅頂之災。當時他們路過薩維涅（Savigné），當地人向他們提出了這個嚴肅的問題，這家的一名女僕把頭從馬車窗口伸出來，輕率地回答說：「不擁護！」這個可憐的女孩顯然對局勢一無所知，大概連第三等級是什麼都糊裡糊塗。但是，在19日晚上，孔帕羅·德·隆格索勒（Comparot de Longsols）相當順利地通過了塞納河畔諾讓（Nogent-sur-Seine）。聽到外面的喧譁聲，他向車夫打聽，後者回答說：「武裝的民兵在朝我們吼叫：來者何人？如果不回答：第三等級！我們就等著被扔到河裡吧。 孔帕羅是一個識時務的人，他接受了這個友好的提醒。楊格隨後也經歷了同樣的事情。兩人都沒有因小失大。在1789年，儘管民眾疑心重重，但他們並不苛求表示順從的表面形式。因此，被當成「愛國者」過關還不太困難。 儘管市政當局竭力適應變化的局勢，但對不能在本地居民中進行自由選舉，民眾依然耿耿於懷。因此，民兵的組織和指揮權被委託給了那些經由選舉產生的委員會。很少有城市像貝濟耶那樣，市政當局還倖存了相當長一段時期。相反，在一些城市，市政當局在騷亂中被一掃而空：7月21日在瑟堡，22日在里爾，27日在莫伯日（Maubeuge）都是如此。在這種局面下，「常設」委員會繼承了原屬市政當局的全部權力。但是，這種情況比較極端。雖然我們無法一一詳細統計，似乎還是能夠確定，大多數市政當局仍然發揮著職能：其中一些在騷亂中倖存下來，如在瓦朗謝訥或瓦朗斯（Valence）。更常見的是，他們成功迴避了正面衝突，要麼是在民眾的示威前低頭，如在克萊蒙和波爾多，要麼主動降低麵包價格來阻止騷動，如在濱海佛蘭德。但是，他們遲早還是要被迫與委員會分享權力，最終銷聲匿跡。 這些騷亂很多是因麵包價格高昂而引發的：7月的第二個星期，糧食騷動空前激烈。在佛蘭德、埃諾和康布雷齊地區的幾乎所有城市，都可見糧食騷動。22日夜晚，在亞眠附近，押送糧食的護衛陷入了一場激戰。18日，在香檳地區的諾讓和特魯瓦，19日在奧爾良地區的奧爾良和博讓西也爆發了騷亂。在勃艮第地區，17日是歐塞爾，19日是奧克松，20日是聖讓德洛斯恩（Saint-Jean-de-Losne）。還發生了一些謀殺案，在圖爾，一名叫吉拉爾的商人在21日死於非命。在巴勒迪克，另一個叫佩利塞爾的商人在27日被殺。 巴黎周邊地區最為動盪：17日，普瓦西的一名磨坊主被帶到聖日爾曼（Saint-Germain）處死。18日，在同一城鎮，國民議會的一個代表團費盡唇舌，才救出了一名來自皮瑟（Puiseux）的農民。17日，謝夫勒斯（Chevreuse）爆發騷亂。在德勒（Dreux）和克萊西—恩—布里（Crecy-en-Brie），騷亂發生在20日，在烏當（Houdan）是22日，在布勒特伊（Breteuil）和沙特爾是23日，在朗布依埃（Rambouillet）是25日，在莫城是26日，在默朗是28日至29日夜。法國南部也不再平靜。7月27日，土魯斯經歷了類似的騷亂後組建了民兵。 除了降低麵包價格，幾乎在所有地方，民眾都提出了其他訴求，這些訴求在普羅旺斯3月騷動期間就出現過：要求取消入市稅，停止徵收鹽稅、商品稅、印花稅和交易稅。蘭斯（Reims）的商稅局長在7月24日報告，「半個月以來，我們這裡騷亂頻仍。民眾威脅焚毀郵局，在該處辦公的稅吏已經搬離，也不敢在家安睡」。 顯而易見，這場「市政革命」與大恐慌之間有或多或少的直接關係。一方面，巴黎的起義和城市的騷亂將恐慌傳入農村。另一方面，這些事件鼓勵農民揭竿而起，而農民反叛進而又成為恐慌的起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