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9年大恐慌 · 第二章　消息的傳播

有驛道連接的各大城市，如里爾、里昂和馬賽，每日均可收到消息，或者一星期至少3到6次。每星期有6班郵車從巴黎趕往斯特拉斯堡，5班郵車趕往南特，4班郵車趕往波爾多，3班郵車趕往土魯斯。在舊制度行將終結之際，在各條驛道上，郵車載著信件四處奔波。此外，信件還可以通過驛馬，由一名驛夫和一名馬車夫押送。郵車每小時能走10—12公里，從巴黎到奧爾良、桑斯、博韋、沙特爾、埃夫勒，大概僅需6小時，到亞眠、魯昂和歐塞爾（Auxerre）需14小時，到沙隆需15小時，到瓦朗謝訥、圖爾和卡昂需20小時，到訥韋爾（Nevers）需22小時，到穆蘭（Moulins）、普瓦捷、雷恩、瑟堡、南錫（Nancy）需27個小時，到第戎（Dijon）需29小時，到加萊（Calais）需32小時，到馬貢（Mâcon）需41小時。要花整整兩天時間的是里昂（49小時）、波爾多（53小時）和布雷斯特（60小時）。要花3天時間的是阿維尼翁（77小時）、馬賽（90小時）和土魯斯。土倫和庇里牛斯山區的城市則要花4天時間。在大型商業城市，批發商集資維持定期郵班，郵班次數可能更多，而且速度更快：勒阿弗爾通過17日的商業郵件知道了7月14日發生的事件，那是在凌晨3點。 除了上述渠道，消息若要迅速傳播，只能通過專使或者加急。召開三級會議的消息在36小時內以每小時13.5公里的速度傳到里昂，馬不停蹄；攻占巴士底獄的消息，在35小時後就抵達隆勒索涅。郵差以同樣的速度，可以在54小時內抵達布雷斯特。當然，路上也有各種延誤，特別是在夜間，速度明顯減緩。1791年，一名要宣布國王逃跑了的郵差從莫城（Meaux）出發，在6月21日晚上10點抵達沙隆，22日早上8點才到達巴勒迪克，顯然每小時速度不超過8公里。但是，他在9點半離開巴勒迪克後，下午2點就抵達了圖勒（Toul），每小時行進14.5公里。這種傳遞消息的成本顯然非常昂貴，僅在特殊情況下使用。里昂的批發商集資向博凱爾市集上的夥伴傳達7月14日和15日發生的事件，並請求他們為蒙彼利埃的商人做出同樣的犧牲。老康朋（Cambon）在21日獲悉上述消息，可能就是通過上述渠道。貝濟埃（Beziers）當天收到了同樣的消息。尼姆（Nîmes）是在20日晚上8點。政府也有內閣郵差，但是公眾似乎只是在三級會議召開的頭幾個月享受過一次這種服務：當7月15日路易十六御臨會議時，政府加急傳遞這一消息，希望能夠預先阻止一切騷動。17日晚6點，弗朗什—孔泰的衛戍司令朗熱隆（Langeron）在貝桑松，通過內閣郵差獲知了國王御臨會議的消息，這一消息抵達雷恩的時間是同日早上11點。第戎、普瓦捷、利摩日（Limoges）可能通過相同渠道在同日獲悉了這一消息。 小城鎮收到消息的速度要慢得多。在布爾格，郵車是從馬貢發出的。7月20日，有記載表明，18日（星期六）的郵件並未像往常一樣在星期一抵達：當地騎警隊長提議，今後在星期六也要寄送郵件。在索恩河畔自由城（Villefranche-sur-Saône），巴黎的消息是從里昂送來的。在勒皮（Le Puy），似乎通常需要6到7天才能收到巴黎的消息。維勒德伊關於7月15日事件的信件，直到19日才抵達凡爾登和聖迪耶（Saint-Dié）。盧昂（Louhans）在21日才獲悉此消息，佩皮尼昂（Perpignan）和富瓦（Foix）兩地到28日才收到。當民眾焦急等待時，他們會求助於當地的志願者，例如，馬什庫勒（Machecoul）派出兩名居民去南特打探消息。探子在9小時內走了46公里，鑒於他們必須在南特至少停留1小時，這個速度絲毫不亞於特急郵差。私人也使用僕役來傳遞消息：大體說來，大恐慌正是通過這種渠道傳播到全國各地的。 在5月和6月，能滿足民眾對消息的渴求的，只有郵局送來的信件。實際上，巴黎發行的報紙對三級會議的報道明顯滯後：《法蘭西公報》保持沉默，加拉（Garat）對此事的第一篇報道，要到5月20日才在《巴黎日報》上登出。當時確實發行了一些政治立場鮮明的報刊，但最初政府試圖禁止它們發行，直到7月，這類報刊才開始迅猛發展。 在外省，巴黎的報刊發行量不大。楊格總是為此感到驚訝和抱怨。在蒂耶里堡（Château-Thierry）一家報紙也沒有，從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到貝桑松也是如此。在弗朗什—孔泰的首府，民眾只能讀到《法蘭西公報》。在第戎，「在城市廣場上有一家破敗的咖啡館」，在那裡一張報紙被大家傳閱，輪上一圈要1個小時。在穆蘭，「搞到一頭大象都比搞到一份報紙容易」。7月6日，在普瓦捷，市鎮參議會鑒於當時形勢，決定購買「有關三級會議的最佳評論合集」。這種物品自然價格不菲。7月10日，蓋朗德（Guérande）的一位代表提醒自己的選民，這筆費用昂貴，並且，巴萊爾（Barère）的《晨報》在凡爾賽只要6利弗爾就能訂一個月，在外省，加上郵費，總價要到15或18利弗爾。至於外省發行的報刊，似乎很不情願轉載巴黎報刊上的消息。《普瓦圖通告》直到6月11日才開始報道三級會議。7月16日，他們還在報道6月10日的會議。 與大革命前一樣，消息主要來自私人通信和旅客的談話。聖皮埃爾勒穆捷（Saint-Pierre-le-Moûtier）通過「眾多的」私人信件，獲悉了7月15日的事件。17日，一位巴黎金匠給沙勒維爾（Charleville）和色當（Sedan）兩地帶來了攻占巴士底獄的消息。沙托魯當天從旅客口中得知這一消息。在奧克瓦的維托（Vitteaux），消息的傳遞者是一個本地裁縫，他連趕了兩天兩夜的路，將消息帶給鄉親們。 在選舉期間，各拜伊司法區舉行的大會密切關注著各自選出的代表，同時他們也清楚，從凡爾賽傳來的消息斷斷續續，而且相當滯後，因此採取了預防措施，規定選出的代表要及時反饋消息。有些地方甚至在陳情書中明確寫下了這條要求，例如在圖勒和布爾格。選民還經常從貴族和教士以及第三等級中選出一個常設委員會來負責通信，理由是代表們可能需要就陳情書沒有涉及的要點回過頭徵求家鄉選民的意見。事實上，這些通信委員會必須與三級會議代表保持聯繫，並向公眾傳達他們希望知道的一切。 儘管有些委員會確實未能發揮作用：聖讓當熱利（Saint-Jean-d'Angély）的市政當局抱怨說，自己從未收到過本司法總管區的委員會的任何報告，但是，總的來說，這類委員會履行職責的熱情還是很高的，外省委員會的做法，與巴黎人如出一轍：在巴黎，區大會和選舉人會議在選舉結束後並不認為使命就此結束，而是要求繼續召開不定期會議。 儘管有些委員會確實未能發揮作用：聖讓當熱利（Saint-Jean-d'Angély）的市政當局抱怨說，自己從未收到過本司法總管區的委員會的任何報告，但是，總的來說，這類委員會履行職責的熱情還是很高的，外省委員會的做法，與巴黎人如出一轍：在巴黎，區大會和選舉人會議在選舉結束後並不認為使命就此結束，而是要求繼續召開不定期會議。 在布列塔尼，這類組織最為卓越。不必為此感到驚訝，因為在1787年和1788年，貴族和高等法院成員為了對抗王權，早已在各地創建了通信委員會，這類委員會同時作為行動委員會，負責引導輿論和組織抵抗，正如科尚（A．Cochin）描述的那樣：第三等級有樣學樣，儘管要承認，沒有學得那麼完美，也沒有能在全部選區設立委員會。然而，在某些城市，這類委員會表現得積極主動，他們密切監督市政當局，甚或試圖取而代之。在特雷吉耶（Tréguier），他們真的做到了這一點。聖布里厄的委員會則不那麼成功，但也有很大的勢力。在普羅旺斯，第三等級同貴族的衝突非常激烈，他們甚至建立了一個中央機關：位於艾克斯的公社委員會。那些沒有設立通信委員會的轄區，代表寫信向轄區首府的市政當局或者行政官，或向自己信任的人報告情況。在布爾格，拜伊司法區的法官助理迪普朗捷（Du Plantier）主動承擔了這項工作。公眾有時對這些自告奮勇的人不太信任。 在圖勒，一個叫弗朗索瓦·德·訥沙托（François de Neufchâteau）的候補代表，鼓動選舉人責備馬約（Maillot），因為他沒有直接向選舉人報告，而是把信寄到了市政當局，但這個當局在陳情書中已應選民要求被罷免。如果代表們能寫信向昂熱（Angers）的文學之家或里昂的特羅（Terreaux）俱樂部報告情況，選民會更加滿意。 除了這些半官方的陳述，還有一些同樣重要的記載。老蒂托多（Thitaudeau）是普瓦圖的代表，他在巴黎成天心驚膽戰，一個字也沒有送回來，而他的兒子，未來的國民公會議員，沒有錯過任何一次會議，他說：「我做了筆記，根據筆記我撰寫通信，並發給了普瓦捷的一個朋友，讓他在一個青年愛國者的集會上宣讀。」 參加三級會議的代表寄回的通信，常常在市政廳或廣場上被民眾宣讀。民眾對這些信件非常好奇，常常急切地等待郵件抵達。在克萊蒙（Clermont），民眾湧入西班牙廣場，看著郵車進城，然後趕往市政廳。在貝桑松，朗熱隆在7月17日接到政府寄來的郵件後，他前往城裡的酒店，發現那裡「擠滿了當地人」。在多勒（Dôle），邁利夫人報告，19日，也即星期日，郵差到得很晚，大道上聚集了1100多人，情緒激動。7月10日，布雷斯特市政當局寫信給本市代表說：「公眾不停地折磨我們，他們渴望得到消息，總是懷疑我們隱匿了你們寄來的信件。」7月13日，在雷恩，總督寫道：「當信使抵達時，如此多的民眾聞訊而至，儘管大廳能容納3000多人，事實上仍然非常擁擠，我們不得不進行加固，否則它可能無法承受全體聽眾的重量和走動，我們注意到，其中還有不少士兵。」如果市政當局未能及時傳達收到的消息，民眾就會自發前來索取：6月30日，在拉昂舉行的一次行會代表大會上，一些民眾要求了解凡爾賽發生的最新事件。市長不得不當眾宣讀他收到的信件。有時候，希望獲得信件的人被允許轉錄複本，當然，能夠印刷出來是最好不過：雷恩、布雷斯特、南特和昂熱的委員會就這樣做了，他們搜集的書信非常有價值。遺憾的是，他們辦事拖拉，《南特通迅》的第一期在6月24日才公開發行。 7月，地方當局開始警惕起來。普瓦捷的總督禁止在布羅薩克公園（le parc de Blossac）公開宣讀某位叫洛朗斯（Laurence）的選舉人給自己兄弟寄來的信件。23日，在塔爾塔斯（Tartas），拜伊司法區法官助理禁止律師尚通（Chanton）向公眾宣讀當日的新聞，「鑒於目前王國的局勢不容樂觀，這樣做是不合時宜的，除了煽動民眾去挑起騷亂，甚至加入反叛，不會帶來任何好處」。但是尚通沒有遵行。8月9日，在隆維，檢察官也抗議在7月23日公開宣讀三級會議代表克洛德（Claude）的來信：據說這封信「充滿了惡意」，因為該信針對的是「一無是處」的選民，而不是檢察官本人或其他行政官。但是，就在類似抵制開始的那一刻，決定性事件已經發生。 把消息帶到鄉村地區更要困難得多。圖勒的代表馬約說：「在我看來，讓他們了解消息是辦不到的。我們最多只能告訴他們，消息就在市政廳，他們可以自行前來閱讀或者複製。聯合起來的幾個村子，或者某個司法官，可以指定一名村鎮代表前往圖勒獲取複本，或者最好請求現居圖勒的某個檢察官或任何可靠的人，向本區內的各村分發複本。」鄉村居民不太可能為此支付一大筆錢。但是，手寫的通告不止一次在鄉間發放：在布列塔尼周圍也有一些在流通。10月26日，加拿（Gagnac）的本堂神甫在凱爾西（Quercy）寫道：「我們只能看到一份當地代表送來的破破爛爛的公告，其中沒有多少內容。」然而，正是藉助口耳相傳的傳統，農民才能對事態進展保持持續關注，儘管這樣有諸多不便：他們來到集市打聽消息，在這方面，參加拜伊司法區選舉大會並同城市保持聯繫的教區代表一定發揮了重要作用。每當有重要事項宣布，他們就前往鄰近的城市，要求提供詳細信息：7月26日，幾個村莊派出信使前往布里夫（Brive）市政當局要求得到更多信息。 從出席會議的當地代表的通信中，多少可以獲知三級會議舉行辯論的消息，除此之外，直到8月，一切消息只能通過私人信件和口頭方式傳播。還必須注意，並非所有的拜伊司法區都由指定的代理人來傳遞消息，並且，在最關鍵的時刻，這些人要麼停止寫信，要麼他們的信件被截獲。另一方面，私人信件的寫信者經常傳播那些道聽途說的消息。魯（Roux）侯爵將一封7月13日在凡爾賽寫的信件轉給了普瓦捷某個居民，信里說：米拉波和巴伊（Bailly）逃跑了；巴黎爆發了反叛，「反叛者成群結隊前往凡爾賽，決定結束一切。他們遭到3.5萬名士兵的攔截，司令官是布羅格利元帥，還配備了大炮。雙方從清晨開始一直在交火，我們聽到槍聲炮聲持續不斷。在距離巴黎一法里開外的地方發生了大屠殺，特別是在外籍軍官和法蘭西衛隊之間，大部分是逃兵」。據說這一切發生在7月13日！這封信是誰寫的？是巴倫坦（Barentin）的秘書，修道院院長居約（Guyot）。這樣一來，信件誇大國王軍隊的實力，想像巴黎陷入血與火之中，這難道值得驚訝嗎？不過，這些信件其實只有少數人能讀到。 1789年7月28日，在福雷（Forez）的沙爾略舉行的當地民眾大會的記錄，向我們清楚地展示了消息的傳播方式。旅店老闆里戈萊（Rigollet）宣布，在他店裡下榻的一位商人告訴了他許多關於盜匪的消息。大家便派他去請這位商人到場。此人是一名販賣珠寶的零售商，在沙爾略已經20年，名叫吉羅拉莫·諾澤達。他作證說，自己從呂濟（Luzy）來，經由阿魯河畔土倫（Toulon-sur-Arroux）、沙羅勒（Charolles）和拉可萊耶特（La Clayette），這些地方的全體民眾都「拿起了武器」；在沙羅勒，當局逮捕了一名攜帶740個金路易的盜匪，這是真消息；他又聽說，波旁朗西（Bourbon-Lancy）來了80名盜匪，強迫該市支付贖金，這是假消息。 還有，「人們到處都在大肆談論盜匪」。對於這一點，大家眾說紛紜。沙爾略的一位商人說：「就在8天前，在迪關（Digoin），我親眼看到資產階級自己組建了衛隊。從維勒弗朗什（Villefranche）販牛歸來的一名沙羅勒村男子半道遭到襲擊，盜匪用手槍朝他開了一槍，擊中了他坐騎的腿，從他那裡搶走了100個金路易。」另一位商人作證「聽說外國人做過同樣的事情」。另外幾名出席會議的人譴責「形形色色的盜匪行徑」，特別是在聖艾蒂安，有600名盜匪來襲，被當地駐軍和民兵擊退。 由此看來，不應該把所有賬都算在專制制度頭上。法國當時的經濟和道德狀況也有一定責任。絕大多數法國人只能依靠口耳相傳的渠道來得到消息。他們中的多數人和新聞報刊有什麼關係？他們不識字，其中還有五六百萬人不懂法語。 但是，對於政府和貴族而言，這種消息傳播方式比新聞自由還要危險。這種方式極大助長了虛假消息、扭曲和誇大事實，還有謠言的滋長。最冷靜的人也不禁對謠言信以為真。在外省普遍的消息匱乏中，隻言片語也會引發非同尋常的反響，最終成為民眾深信不疑的真相。最後，謠言可能會傳入某個記者的耳朵里，印刷出版，從而獲得新的傳播動力：《半月紀事報》宣稱，波利尼亞克夫人在埃索訥（Essonnes）被處死；《真相報》報道，克萊蒙費朗（Clermont-Ferrand）的民眾屠殺了一個團的士兵；《南特通訊》報道，邁利元帥在自己的城堡中被斬首。 那麼，大恐慌會不會是一個驚天的「虛假消息」呢？本書的主旨即在解釋：為什麼它看起來如此逼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