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9年大恐慌 · 第五章　民眾武裝的開端與第一波「恐慌」

面對日益嚴重的無政府狀態，當局很快變得束手無策。眾多的司法部門彼此掣肘，不曾正確認識到騷動蘊含的危險，對果斷採取鎮壓措施猶猶豫豫，三心二意。騷亂的擴散讓軍隊也力不從心，他們身心俱疲，力量分散。下級軍官和從士兵中提拔上來的軍官對貴族也缺乏好感，因為1781年和1787年的法令偏向於把軍隊的高級職務保留給貴族階級。普通士兵通常來自民眾，逐漸認同民眾的訴求。6月19日，貝桑瓦爾警告說：「我們竭力加強刑事法庭的管轄權力，然而只是徒勞，因為基層法官經常率先干預犯罪審判……這些案件毫無先例可循。卷宗日益堆積，我們非常擔憂饑荒會造成嚴重後果，最終局勢或許會發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屆時軍隊除了自保，別無他能。」他不妨再補充說，很快軍隊就連自保也沒心思了。 上述形勢下，市政當局與資產階級達成協議，進行自衛。有人認為，有人蓄意傳播大恐慌，目的就是煽動各省武裝自己。隨後我們還會檢討這種看法。現在我們必須看到，從春季到夏初，一種普遍的不安情緒已經開始蔓延，其原因剛才分析過了，這才是民眾開始武裝自己的初步動因。許多城市之前並不繳納軍役稅，理由是他們自行組織了民兵。在舊制度行將結束之時，這些民兵只是徒有其名，偶爾在官方慶典上列隊露個面。但是，失業和饑荒引發的騷亂或恐慌，為民兵注入了新的活力。如果之前沒有民兵，通常會創建一支。1788年4月，特魯瓦市政當局下令組建巡邏隊來威懾工人。在普羅旺斯，3月騷亂期間，多數城市也建立了自己的武裝。2月1日，在加亞克，當局大體同意組建一支民兵來鎮壓「歹徒的放肆」。普瓦圖的莫爾塔涅成立了一支自願巡邏隊，防範走私販子。4月7日，埃唐普改組了資產階級衛隊。4月25日在卡昂，4月27日在奧爾良——因為零售商里姆（Rime）的店面遭到洗劫，4月29日在博讓西（Beaugency），都是如此。5月8日，訥伊—聖弗龍（Neuilly-Saint-Front）的市郊也效法了各城市的做法。6月24日，奧布河畔巴爾當局決定夜間關閉城門，並設置守衛和巡邏隊。7月15日，亞眠在經歷了一場騷亂後決定自行武裝，桑斯也在13日頒布了類似決定，隨後還下令任命一名「軍事獨裁官」。隨著收穫時節臨近，鄉村地區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渴求建立武裝。6月，佛蘭德將加入守衛作為強制性義務。 各省當局對武裝一事猶豫不決：阿圖瓦和皮卡第的衛戍司令索梅耶夫里害怕將武器交給人民。在各城市，民兵仍然完全由可靠的資產階級組成，或者，只要政治鬥爭不把他們推向國民議會一邊來反對王權，他們就是可靠的。1788年，在馬賽，年輕人和來自小資產階級的公民也有權加入民兵隊伍，但是，由於他們行為不檢，導致了民兵在1789年遭到解散。最棘手的問題是武裝農民。不過，總的來說，這個問題被撇在了一邊。皮卡第的總督阿蓋（Agay）因為之前的騷亂而憂心忡忡，反對索梅耶夫里的意見。6月，在杜埃的拜伊司法區，7月3日，在里爾，都頒布了在緊急情況下召集衛兵和鳴鐘示警的法令。這可真是把雞毛蒜皮的小事鬧大的妙法！一些衛戍司令，如加斯科尼（Gascogne）的埃斯帕貝斯（Esparbès），朗格多克的佩里戈爾（Périgord）伯爵，同意武裝民眾。5月12日在埃諾，在康布雷齊的騷亂後，艾斯特阿齊（Esterhazy）向下屬所有社區提供衛隊，並請求當局大規模武裝民眾。奧爾良公爵作為當地的領主，也批准莫爾塔涅採取相應的措施以防萬一，這毫不值得奇怪。 騷亂不久便產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後果：貴族和資產階級聯合起來保護自己的財產不受「第四等級」侵犯。4月，在卡昂，兩大陣營不約而同武裝起來。4月底，在埃唐普，貴族願意作為民兵服役。在普羅旺斯也有類似的聯合行動。4月22日，卡拉曼欣喜地指出：「農民的攻擊指向了一切看似擁有特權的事物，第三等級遭到了最壞的對待，因為這個等級最接近農民。結果，第三等級越來越靠近貴族，儘管它從本性上是反對貴族的，並且這個反對共同敵人的聯盟將一直持續下去，直到貴族出於錯誤的傲慢撕毀同盟。就這樣，兩個迄今從未接近過的階級合成了一個陣營。這個陣營由地主和知識分子組成，我可以肯定，這種聯合將為農村的安定做出榜樣。」凡爾賽和巴黎的事件給這個聯盟帶來了沉重的打擊，但它還是維繫到了7月14日之前：在後續的騷動中，這種聯合在外省再度出現，而且頻率比人們想像的高得多。 在騷亂初露崢嶸的時刻，「市鎮官員」感到了自己因官職繼承、職務捐納、國王的特殊任命或者國王特許而獲得的權力在逐漸削弱：市政革命開始了。只要發生騷亂，普通民眾就迫不及待地驅逐他們：普羅旺斯就是一個典型。4月，在阿格德也發生了同樣的事情：「反叛者如此膽大妄為，企圖罷黜我們，認為他們有權從自己的階級中選出新的議會。」資產階級的不滿情緒尤其激烈，他們要求對市政管理痛加改革，希望通過選舉來重建市政當局，最終掌控市政權力。沒有資產階級的支持，上級大力扶持的寡頭當局感到處境堪憂。在夏多布里昂（Châteaubriant），選舉大會甚至解除了當局的權力。在其他各地，當局有所妥協：4月13日，在歐坦（Autun），人們組建了一個後勤委員會，與市政廳展開合作。6月，貝爾納堡創設了一個常設委員會。國王授權在托內爾（Tonnerre）組建一個民選的「政治委員會」。當局驚訝地收到了來自聖安德烈—德—瓦爾博爾尼（Saint-André-de-Valborgne）——塞文山腳下一個小村落——的請願：他們希望設立一個「愛國委員會」來調停當地公民之間的詞訟。 當然，所有這些臨時採取的預防措施並沒有能讓任何人安心。不妨認為，這些措施反倒加強了社會的不安情緒，並且公開承認了那些傳說中的危險。 現在，當一個大會、一支軍隊甚至是全體人民都守候著敵人出現的時候，怎麼可能看不到敵人到處現身呢？目擊到敵人的民眾，通常是那些最敏感的人，特別是當他們孤身一人，或者站崗放哨時，他們就會感到沉重的責任感仿佛在不斷刺激他們，最後壓垮他們。一個可疑人物、一縷煙霧，甚至是一個響動、一道微光、一片陰影，都足以讓他們驚慌失措。自我暗示在這裡起到的作用更大，他們堅信自己看到或聽到了某些東西。於是，整營的軍隊可以突然陷入驚慌，通常是在夜裡。不過，在這種形勢下，恐慌如果直到7月下旬才爆發，就很讓人吃驚了，因為造成這些單個恐慌事件的那種普遍的焦慮情緒，早在幾個月前就已經逐漸形成。事實上，由於文獻不足征，我們不能對一些事件給出完全令人滿意的描述和解釋，但儘管如此，它們還是表明，自5月開始，許多地方性的「恐慌」開始爆發。 1789年5月12日，巴黎書商阿迪在日記中寫道：「蒙彼利埃（Montpellier）的特急信件宣布：該城的衛戍司令佩里戈爾伯爵已下令所有人——除了神父和修道院僧侶——拿起武器，共同防禦本城，因為據說有一股盜匪乘坐兩艘船，在塞特港口附近上陸，似乎打算縱火燒港。這真是個令人不安的消息。」我們沒有找到可以同上述警報相互印證的史料，但它很可能與阿格德騷亂有關，而且盜匪來自海上似乎也很可信，因為毫無疑問，當年柏柏爾人襲擾整個地中海沿岸的海盜行徑，仍然殘留在民眾的記憶之中。 5月下旬，博凱爾（Beaucaire）周圍謠言四起，據說在趕集期間，蹂躪該省的各路匪徒，會糾集起來襲擊商人：這也許是普羅旺斯騷亂對羅訥河右岸產生的後遺症。如果里布蒙（Ribemont）市郊的歷史記錄是可靠的，那麼，籠罩皮卡第的騷亂局面給當地每一戶小康之家都帶來了「恐慌」，這在6月底爆發的恐慌中是非常典型的。闖入聖尼古拉（Saint-Nicolas）修道院的士兵強迫僧侶給他們送酒，然後開始大聲喧譁。一名僧侶逃了出來，一路跑到城裡，在大街上呼喊：「盜匪來了！」當地居民成群出動，手持棍棒、叉子和鐮刀，趕到修道院，從士兵手中救出僧侶。在7月1日和2日的里昂騷動期間，當地民眾堅信自己遭到了盜匪的襲擊。這不難解釋：事實上，根據安貝爾—科洛梅斯的說法，從四面八方趕來的農民以為所有的封建特權都廢除了，他們蜂擁而至，帶來了自己釀造的葡萄酒或其他產品，交換必需品。他們還參與了襲擊市政機關和城門的行動。 7月18日，書商阿迪在日記中如此評論某個裡昂的女性親戚寫給他妻子的一封信：「全城的青年，有3000多人，都拿起了武器抵抗盜匪闖入城市，保障公民的生命安全，」他還補充說，死傷了300多人，「其中里昂本地人很少，他們大都是盜匪，因為他們身上帶著鞭笞傷痕或者烙印……他們據說有四五千之眾，將周邊城市蹂躪一空。」7月14日之後發生的暴動中，我們還會多次遇到類似的敘述語調。市政當局努力維護各自市民的良好聲譽，擔保他們從未參加騷亂，他們都是外地流竄來的匪徒的受害者。或者，當局聲稱自己完全有權武裝起來，因為附近發生了多起惡性事件。這樣說，是為了一旦受到巴黎當局的追究，方便自我開脫。為了說服輕信謠言的民眾相信並不存在什麼盜匪，上述兩種做法毫無幫助。 不久，布爾格也爆發了恐慌。7月8日，該市市長和首席代表告訴臨時召集的市鎮參議會，恐慌已經在我市四處蔓延，原因在於昨天傳來消息：一群大約600人的流浪漢，從薩瓦公國（duché de Savoie）進入法國境內，這群不法之徒正向里昂進發，一旦其中有人闖入我市作奸犯科，形勢必將十分險惡。來自里昂的消息可能讓布爾格的民眾恐懼萬分，但是，這一事件的導火索必定發生在法國與薩瓦公國的交界處，我們對其非常了解。幾周之後，同一地區還發生了類似的事件。科納爾研究了多菲內的恐慌，他指出，整個7月，該省民眾都在擔心來自薩瓦的侵襲。在這裡，我們恰好看到了大恐慌爆發的第一個表現：恐慌很可能最初發生在蓬德博瓦桑（Pont-de-Beauvoisin）地區，穿過多菲內和比熱（Bugey），遠至布爾格，然後從該處傳入特雷武（Trévoux），此地在7月份宣布召集守衛和緊閉城門。另一點也非常重要，那就是法國第一次出現了對外國人的恐懼心理。蒙彼利埃爆發的針對外國海盜的謠言可以除外，因為這很可能是實情。幾周之後，民眾開始談論流亡貴族帶來的隨從。7月初，很容易理解為什麼謠言特別指出是薩瓦，因為在民眾看來，這是一片荒野山地，這裡的人貧窮而粗魯，屢屢向法國輸出飢餓和可疑的流浪漢。流浪漢即將大規模入侵的消息在多菲內和布爾格傳播，這大概不是第一次：薩瓦本身也飽受乞丐和流浪漢的騷擾。1781年至1784年，當地對流浪漢進行了大規模的搜捕，村民出動搜檢森林，客舍老闆則告發那些陌生人和沒有旅行證明的人。因此，不難想見，那些被四處追捕，失去容身之所的流浪漢，很可能有部分進入了法國。 正是由類似的事件以及其他性質的事件引發的恐懼，合起來造成了大恐慌。大恐慌的獨特之處，在於匯合成大恐慌的個別事件的數量，還有——我們將看到，這個數量不是很大——這些事件幾乎同時發生並且迅速傳播的特點。當然，7月14日之後，各種騷亂猛增，並且在收穫時節之前達到高潮，這是很自然的。不安情緒不斷激化，結果，恐慌比以前更容易爆發和傳播。然而，分歧在於，在上述所有解釋要素之外，人們只是滿足於找出另一種特別適用於7月下旬局勢的解釋。比較方法能夠說明某些問題嗎？在法國歷史中，還發生過其他恐慌，不管是在大革命之前還是之後，法國之外也有一些。我們難道不能從中找到一個有助於理解1789年大恐慌的共同特徵嗎？ 1703年9月，在卡米撒派起義期間，一支150人的新教徒軍隊進入瓦布爾（Vabre）主教區，並從該地進入卡斯特爾（Castres）主教區，沿途焚燒了幾個教堂並蹂躪了當地。他們一直走到了遙遠的黑山邊緣，然後轉向聖蓬斯（Saint-Pons）主教區。這個恐慌的信號，它逐漸越過了塞蓋拉（ségalas）地區，來到北邊的塔恩（Tarn）和西邊的土魯斯，或許蔓延到更遠的地方。當時的歷史記錄表明，這次恐慌的外部特徵與大恐慌非常相似：民眾鳴鐘示警，各村緊急向鄰近村莊發出警報，請求他們提供支援。前來救援的軍隊被誤認為是敵人，子虛烏有的事件通過信件四處傳播。9月22日，科德斯（Cordes）的民兵朝卡斯特爾進發：「聖熱內斯（Saint-Genest）或拉普西埃（La Poussié）民眾目睹如此龐大的軍隊毫無秩序地攜帶武器前進，嚇壞了，他們聲嘶力竭地向拉普西埃的巴蒂涅（Batigne）家的兒子（當時還在地里勞作）呼喊，讓他火速趕往雷阿爾蒙（Réalmont），告訴當地人：某些瘋狂的暴徒闖了進來，燒毀了聖熱內斯的教堂。當天晚上六七點，巴蒂涅家的兒子引起了巨大的混亂，所有人都揮舞著叉子、長矛、鐵杴和棍棒等跑了出來。他們在市集上與民兵會合。市鎮參議決定在門口堆積木材，阻攔敵人闖入。然而，沒有任何事情發生。」 卡斯特爾的主教逃走了，但是總督代理比較沉得住氣，他下令召集民眾。在聖蓬斯，主教下令民眾組建衛隊。9月29日，蒙特韋勒（Montrevel）元帥寫信給陸軍大臣報告：事態逐漸平息。但是，他補充說：「你不難看出，整個省多麼容易陷入騷亂。」為什麼這個地區如此敏感？因為當地民眾相信，新教徒武裝起來，不是為了自保，而是為了屠殺天主教徒，並且新教徒在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中，與外國勢力勾結反對路易十四。這就解釋了為什麼這次恐慌被認為源於某種陰謀，並且被改頭換面來適應這種說法。這個先入為主的觀念導致了「多地同日傳出警報」。「這是誤報，儘管如此，它迅速傳到巴黎，局勢已經失控。」恐慌通過這種形式保留在民眾的集體記憶中，據說這要歸罪於威廉三世的陰謀，儘管他早在1702年就去世了。到1789年，這次恐慌尚未被遺忘。8月1日，旺塔杜爾（Ventadour）公爵的法官吉龍特（Girondex），從訥維克（Neuvic）寫信談到利穆贊爆發的恐慌：「我欣喜地發現，這次恐慌同奧蘭治親王引起的那次恐慌十分相似。」順便說一下，這也證明了1703年的那次恐慌超出了多爾多涅（Dordogne）的範圍。同樣，在阿讓（Agen），聖阿芒的布東（Boudons）在1789年也提到，大恐慌就像是「la pâou des Higounaous，1690年的胡格諾派恐慌」。（原文如此） 讓我們再往後推一個半世紀，1848年，巴黎宣告成立第二共和國。謠言四起，據說工人要用騷亂來回擊騷亂。這些「均產分子」很可能會從農民手中搶奪土地和糧食。4月，香檳爆發了恐慌。6月，整整一個月都籠罩在不安之中。7月初，恐慌席捲了卡爾瓦多斯（Calvados）、芒什（Manche）和奧恩（Orne）諸地，一直到塞納河下游。基澤爾（Chiselle）先生對奧恩省做了詳細的研究。它就像是1789年恐慌的重演。 7月4日上午8點左右，在布爾西（Burcy）和維爾（Vire）之間，有位老婦人正往自家田地里走，突然瞧見道邊有兩名男子徘徊，這番景象嚇壞了她：其中一名男子蹲在地上，顯得十分疲憊和焦慮，另一名男子來回踱步，面目可憎。這時，有個管家的兒子騎馬經過，老婦人連忙向他哭訴：這兩人看起來和匪徒別無二致，後者表示同意，也嚇壞了，快馬加鞭趕到維爾，沿途到處呼喊：強盜來了！凡是看到過兩人的人都認為他們是危險分子。 謠言四處流傳，而且傳得越來越快：在布爾西，人們說的是有兩名盜匪。在普雷爾（Presles），人們說有10名盜匪，在瓦西（Vassy），盜匪的數目被傳成300名，在維爾被傳成600名，在聖洛（Saint-Lô）、巴耶（Bayeux）和卡昂，人們竟紛傳3000名「均產分子」在維爾周邊的森林中麇集、搶劫、焚燒和屠殺。當地的市長向各方發出求助，市長寫信給多姆福倫（Domfront）的同僚說：「坦什布賴的國民警衛隊，只有150條槍，決無法抵禦我所知道的敵人，而且各處的歹徒還在源源不斷地加入他們。當務之急是多姆福倫的國民衛隊全副武裝並急行軍趕到這裡。」7個小時不到，方圓25里的地方都鳴鐘示警。 在卡昂，市政當局果斷採取行動。奧德內（Ordener）將軍，當地駐軍和國民衛隊的司令，奉命出發，同時大約有3萬人從四面八方趕來。但很快他們便發現這是虛驚一場，連忙安撫諾曼底已經採取動員措施的其他地區。事後進行了調查，由此我們了解了引發恐慌的真正元兇：兩名男子都是本地人，面目可憎的那位得了精神錯亂，另一位是他的父親，當時正在照料他。原因和結果之間失衡到如此地步，使整個事件看上去像是一種政治上的操縱。治安部門非常樂意將罪過一股腦推到革命派頭上，審判官對此也非常熱衷。然而，由於恐慌幾乎只會使反動勢力得益，民主派就指責他們的對手要為此負責。 至少，9月17日，在香檳，納皮亞·皮蓋（Napias Piquet）如此評論4月騷亂中農民的作為：「他們眼見自己被騙，他們從來都沒遇見過這些窮凶極惡的工人，或者據說四處肆虐的劫匪。那些傳播謠言的密探……妄圖挑起一場內戰。」但是，對我們來說，這是毫無疑問的。所有這些恐慌都源於對某個敵人的畏懼，巴黎的革命派來到「富裕的鄉村，呼籲實行財產共有」，如果「善良的人民」也要負一定責任的話，那是他們由於害怕出現民主制度，所以大肆渲染巴黎發生的事件，這樣更容易說服各省相信自己將遭受劫掠之災。在這種情形下，一個老婦人的焦慮就足以引發整個社會對盜匪的恐慌。 因此，在1848年——正如在1703年——除了經濟和政治環境引發的不安情緒，還有一種引發這些恐慌事件的心理：某個群體或者某個社會階層，正在對全國大部分人民的生命和財產造成威脅，他們有時還同外國人勾結。正是這種普遍的恐懼心理，賦予了地方性恐慌事件（它們的起因和重要性各不相同）某種情感價值和傳播動力。 在英國也是這樣，1688年末，詹姆斯二世倒台後，民眾相信，來自愛爾蘭的野蠻和狂熱之徒會來協助復辟，於是在「愛爾蘭之夜」，全國各地都爆發了恐慌。1789年爆發的恐慌也是如此：地方性的恐慌幾乎無法預料，這一點已經得到證實。但是，恐慌還存在某種「加劇因素」，那就是令第三等級憂心忡忡的所謂「貴族陰謀」，還有7月14日的起義給各省造成的焦慮不安。 註解： [1]　Savoie，法語發音為「薩瓦」，英語發音為「薩伏伊」。——譯者注 [2]　芒德蘭（Louis Mandrin，1724—1755），法國歷史上著名的盜賊頭目，1755年在瓦朗斯城被處極刑。——譯者注 [3]　包稅人是舊制度下包攬稅收的人，代表當時上層金融家，由他們制定稅收最高額。——譯者注 [4]　法國人民武裝起義領袖。——譯者注 [5]　梅林（Merlin），亞瑟王傳說中偉大的魔法師。——譯者注 [6]　雅克·卡洛（Jacques Callot，1592—1635），法國著名版畫家，作品以反映「三十年戰爭」的苦難與災禍而聞名。——譯者注 [7]　卡圖什（Cartouche，1693—1721），與芒德蘭一樣，也是法國歷史上著名的盜賊頭目。——譯者注 [8]　內克爾（Jacques Necker，1732—1804），瑞士銀行家，曾三度出任法王路易十六的財政總監，此職位當時相當於法國首相。——譯者注 [9]　一法里（lieue）約合四公里。——譯者注 [10]　亞瑟·楊格（Arthur Young，1741—1820），英國農政學家，他在1792年出版的《法國紀行》反映了大革命前法國的社會經濟狀況。——譯者注 [11]　富隆（Foulon，Joseph François，1717—1789），1771年擔任財政總監，1789年擔任國務顧問和總監，因被控在饑荒時期發表上述言論，被民眾抓住並吊死在巴黎凡爾里街燈柱上。——譯者注 [12]　布里埃納（Brienne，1727—1794），法國紅衣主教，當時任財政總監，顯貴會議議長。——譯者注 [13]　省級三級會議是舊制度下由一省三個等級的代表組成的諮詢性議會，在王室直轄地，未經省級三級會議認可，國王不得徵稅。——譯者注 [14]　卡洛納（Calonne，1734—1802），法國當時的財政總監。——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