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9年大恐慌 · 第四章　大革命的開端與第一波農民反叛

長期以來，有識之士一直諫言，要對國王的財務進行一番整頓。稅收的分配已經挑戰了公正和常識：挑戰了公正，是因為一個人越富裕，須繳納的稅就越低；挑戰了常識，是因為政府要鼓勵農業繁榮，卻給農民造成了沉重負擔，使農民無法儲蓄。沒有儲蓄，也就沒有投入農業開發的資本，也就沒有農業的進步。 這類問題幾乎不會讓王室的財務官寢食難安，但是，有一個問題他們不得不考慮：他們必須弄到足夠的錢來應付不斷增長的公共財政支出。隨著王權的擴張，官僚機構、騎警隊和警察也要隨之擴張。而且，由於物價持續上漲，預算也要不斷跟進。最後，路易十六干預了美國獨立戰爭，並且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就算所有的大臣都精打細算，也難以應付越來越龐大的開支。 對舊制度來說，不幸的是，當時的法國人不願意相信這類事情：正如他們的祖先一樣，他們抱怨宮廷的奢侈浪費，抱怨官吏隊伍越來越人浮於事，抱怨貴族貪得無厭。 顯然，路易十六本可以在某些項目上省著點花：宮廷花錢如流水，白養著無數的閒官。至於軍隊，付給軍官們的報酬堪比整個部隊的開銷。但是，如果不與全體貴族公開協商，就不能合法地削減開支，而這不亞於一場王室革命。曾經躍躍欲試的大臣，無一功成身退。其他大臣只好東挪西借，苦苦支撐。最終，到了1787年，信用也破產了，卡洛納（Calonne）估計，除了徵收能帶來高收益的新稅，財政已經窮途末路。[14]然而，連蠢貨都知道，不堪重負的民眾身上已經榨不出什麼油水了。卡洛納決不蠢，他很聰明，他提議特權階層也必須繳納一種新的「土地捐稅」。這一舉措確實妙！這樣一來，雖然富人多交些稅，但窮人也少交不了。但是，總稅賦的分配依然很荒謬，受益的只有國庫。特權階層被召集到「顯貴會議」上來接受諮詢（但與會者都是國王欽點的），他們可找到了捍衛「公共利益」的機會，結果就是卡洛納被罷免了。他的繼任者布里埃納（Brienne）重新撿起了這個方案，各地的高等法院卻執意不肯讓步。他們要求召開三級會議，只有三級會議有權追加新稅。國王終於屈服了：自1614年以來，法國第一次召開三級會議。與此同時，在布里埃納組建不久的省級大會的問題上，也開始了另一場類似的衝突。所謂的省級大會只是個虛名，實際上還是按照總督轄區召集的，它們的主要缺陷也在於要經過國王任命。貴族到處都在要求重建舊式的省級三級會議，其代表像全國三級會議一樣由三個等級選舉產生。1788年7月在多菲內三級會議自發地召開了。國王讓步了：他向多菲內、弗朗什—孔泰、普羅旺斯和其他幾個省授權進行選舉。因此，夏多布里昂（Châteaubriand）說：「對法國舊制度的致命一擊，是由士紳階級做出的。貴族開始了革命，而平民完成了革命。」 大革命最初完全起因於貴族，這一點迄今被許多研究者忽略，它其實解釋了第三等級的激烈反應，滋生了特權階層陰謀反對革命的陰謀論，如果沒有這種陰謀論，大恐慌就不好理解了。然而，貴族究竟想要什麼呢？他們想要重新恢復對國家的控制：貴族同路易十六的衝突，其實是卡佩王朝以來貴族與王室一系列爭權奪利的最終階段。據說，貴族激烈批評君主專制，希望強迫國王頒布憲法，規定，未經三級會議同意，國王再無權制定法律和徵稅。這是事實。但是，貴族也希望三級會議繼續被劃分為三個等級，每個等級都有發言權，這樣教士和貴族合起來可以占多數。有人甚至主張，每個等級都應該擁有否決權，因為害怕教士和第三等級聯合起來反對貴族，而第三等級的構成決定他們絕不會動用這種否決權。還有一種主張，就是讓省級三級會議選舉全國三級會議的代表，其中第三等級由享有特權的市政當局的特派員來代表，這些市政當局的官員都是些捐官，通常是些新興貴族或者希望成為貴族的人。高級教士和布列塔尼貴族從來不曾出現在凡爾賽，因為國王拒絕屈服於這一要求。出於同樣的原因，普羅旺斯的大多數貴族也不參加選舉。如果國王當初聽取了這些意見，那麼第三等級的代表資格很大程度上將由貴族指定，正如英格蘭的下院一樣。 有人大肆強調教士和貴族主動為公共財政支出做出的貢獻。但是，我們不能誇大其詞：事實上，這兩個階層只有一小部分人真誠地打算這樣做，另有少部分人覺得，讓他們像平民一樣納稅，是對他們的侮辱。在阿朗松，特權階層在陳情書中拒絕寫入主動放棄稅收豁免權的條款，這不是唯一的例子。其他地區的陳情書中，特權階層只承諾共同減少債務、消除赤字，或者明確提出，他們會單獨進行繳納。就連最慷慨的貴族，即同意像其他等級一樣納稅的人，也只是止步於此。一想到在一個國家裡全體公民擁有相同權利，他們就心驚膽戰。他們希望保留自己的榮譽特權和爵位，更重要的是，保留封建奴役。貴族自覺他們才是國家的主人，要發起令人生畏的反撲。在舊制度行將終結之際，從時人的通信中可以找到許多關於這種心態的痕跡。1767年，羅昂-沙博（Rohan-Chabot）寫信給某個雅爾納克（Jarnac）當地的居民（後者的一個親戚似乎捲入了反對公共麵包房烤爐的騷動）說：「你岳父生下來就是我父親的附庸，說附庸都算抬舉他了，附庸這個詞是留給貴族出身的人的，可以說，他是我在雅爾納克莊園裡的食客和僕役。沒有國王，也就是我們共同主人的授權，他無法逃脫半點義務，這種義務是這片土地自古以來的擁有者（我們的父輩開墾了這片土地）很早就強加給他的。他必須了解，我決不妥協，我堅信，他或者他的團伙絕不會有好下場。」1786年，里博維萊（Ribauvillé）雙橋（Deux-Ponts）公爵的大總管說：「村社是阿爾薩斯的領主的天敵……我們得養活他們，但是不能餵太飽。」新近獲得爵位的人也同樣頑固。迪佩雷·德·利勒（Duperré de l'Isle），卡昂拜伊司法區法官助理的夫人，1789年7月9日給加繆（Camus）寫信抱怨：「第三等級就是一切，兩千三百萬比一，這多麼瘋狂！難道要包括所有僕役，所有的工人、乞丐、監獄或勞改營里的罪犯，所有青年人、婦女和兒童？如果除去這些人，這兩千三百萬還剩下什麼呢？……一切都正常了，一切都井然有序，沒有狂熱，也沒有辱罵，三個等級享有相同權利和權力。試問哪個有良知的法國人，不會因為目睹尊貴的法律被一筆抹去而感到憤怒和悲哀？」8月3日，她寫道：「無知和被煽惑的民眾不代表整個國家。他們人數眾多，卻既沒有分量也沒有恆心。」 大資產階級——金融家、批發商和「高尚的」食利者——卻並不完全反對和解。 在多菲內，大多數貴族都同意按人數和公民平等權利進行投票，但資產階級和大領主結成了聯盟，在未和鄉村團體商量的情況下就炮製出本省的陳情書。如果這類協定得到廣泛同意，貴族就能夠保留他們的名譽特權、財產以及三級會議中優勢地位。極少有行政區像布爾格（Bourg）和隆維（Longwy）兩地那樣，由各等級共同起草陳情書。在沙托魯（Châteauroux），人們完全拒絕這樣做。 資產階級——主要是律師，以及他們鼓動的商人和工廠主——以牙還牙，結果，一場極端暴力的階級衝突席捲了整個法國。1788年底，陳情書如雪片般飛來，籲請國王允許第三等級的代表人數相當於其他兩個等級的總和（所謂「雙倍代表名額」）以及按人數表決。當國王批准雙倍代表名額時，鬥爭舞台轉移到了省級三級會議。1789年1月6日，弗朗什—孔泰的貴族反對路易十六的決定，他們被稱為「抗議者」。2月17日，下普瓦圖（Bas-Poitou）的士紳舉行集會，回應拉萊扎爾迪埃（La Lézardière）的要求時，也提出了類似的抗議。艾克斯（Aix）發生的衝突特別激烈，米拉波發表了氣勢恢宏的演說，激烈抨擊了反對他的貴族。尤其是在布列塔尼，1月8日，貴族拒絕對省級三級會議進行任何改革，並且宣誓：「除非根據現行憲章選舉和組成三級會議，否則決不參與任何公共行政機構。」1月27日，雷恩（Rennes）街頭爆發了內戰。資產階級青年達成了一個聯盟協議，南特和聖馬洛（Saint-Malo）的資產階級也準備加入他們。4月17日，在聖布里厄（Saint-Brieuc），士紳階級重新宣誓，絕不出席三級會議。 直到這個時候，民眾還很平靜，特別是在鄉村地區。國王、特權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爭執還沒有直接波及他們，而且，在多數時候，他們也不了解上面究竟在吵些什麼。但是，一旦國王在1789年1月29日下令：第三等級的代表將由每個城市和農村團體的代表在各個拜伊司法區選舉產生，形勢就開始轉變了。這就必須召集村民召開選舉大會。投票權的適用範圍非常廣泛：所有年滿25歲、名列稅收登記簿的法國人都有權參與。而且，他們不僅要選舉代表，還要起草陳情書：國王希望傾聽人民的聲音，透徹地了解人民的苦難、需要和願望，顯然打算糾正所有的錯誤。這是多麼令人驚訝的新鮮事！國王，教會的祝聖者、上帝的代理人，是無所不能的。因此，一切苦難行將結束！然而，民眾心中一旦萌生希望，他們對貴族的仇恨也同時滋長：農民訴苦如今有了王室撐腰，他們反覆陳訴自己當下的辛酸委屈，喚醒過去那些屈辱的記憶。 陳情書普遍反映了民眾對國王的信任，還有對領主的仇恨。曼恩的維萊訥—拉瑞埃勒（Villaines-la-Juhel）民眾寫道：「感謝上帝，我們這個教區沒有貴族，」弗朗什-孔泰的埃勒萬（Aillevans）民眾寫道：「我們有4個領主，晝夜不停地吸著血。」坎佩爾（Quimper）拜伊司法區的蓬拉貝（Pont-l'Abbé）民眾寫道：「高級教士和貴族像驅使奴隸一樣驅使布列塔尼人。」但是，對於宣布召開三級會議引起的騷動，陳情書反映出的情況並不完整。 在大多數情況下，農民沒有寫下自己的真實願望，事實上，他們的謹慎是很有道理的。君不見，主持選舉大會的是領主的法官？不少有權出席大會的農民並沒有來。另外一大批人，家僕、「靠父親的麵包生活」的兒子、窮苦僱工，都被排除在外。還有一些陳情書似乎反映出了更多的真實願望。 亞瑟·楊格在艾斯雷特（Islettes）海邊漫步時，遇到了一個窮苦婦女，她訴苦說：「據說，大人物打算做點什麼，紓解窮苦百姓的不滿。可是，我既不知道這些大人物是誰，也不知道他們如何做。希望上帝賜給我們一個好收成，各種捐稅已經讓我們喘不過氣了！」 在巴黎周邊，謠傳國王打算向民眾開放自己的獵苑。在阿爾薩斯，謠傳在三級會議的代表返回以前，不用交稅。5月20日，調解委員會不得不出面否認。7月7日，里昂市長安貝爾—科洛梅斯（Imbert-Colomès）報告，一場騷動剛剛席捲了本市，因為「所有的進口關稅都被三級會議廢除了……酒店老闆也趁機在民眾中宣揚，所有關稅即將被廢除，同時，為了籌備（6月27日）三級會議，國王宣布三天內進入巴黎的貨物全部免稅，就像里昂那樣。」 索米爾（Saumur）拜伊司法區的法官總助理德米·德·迪比松（Desmé de Dubuisson）在選舉期間寫道：「最不幸的是，召開的這些選舉大會，普遍認為自己擁有某種權利。大會結束後，農民回到村里，覺得從此以後他們就不用繳納什一稅了，也不用管什麼狩獵禁令或者領主特權。」 3月的騷亂過後，普羅旺斯地區也發出了同樣的警告：艾克斯高等法院的一名成員指出：「民眾普遍相信，三級會議的召開將帶來王國的復興，不僅針對當前的制度，而且會給生存環境和財富造成翻天覆地的變化。」6月28日，卡拉曼（Caraman）表示：「民眾以為，國王期盼人人平等，不要領主也不要主教，不要等級也不要什一稅和領主特權。因此，這些可憐蟲認為自己正在行使正當權利，並且遵循了國王的意願。」 1789年7月4日，在王國的另一端，在普勒梅（Ploërmel），總督代理大聲呼籲：「如今局勢已經到了如此地步，我聽到的威脅使我和其他有識之士感到恐懼，我們害怕本年度開始徵收什一稅後，會爆發騷亂和暴動……周邊以及本轄區的全體農民，大都準備拒絕繳納麥子作為什一稅，並且公然叫囂，不流血休想拿走一分錢，不管怎麼勸說他們，他們都愚蠢地認為：本轄區遞交的陳情書已經包含了廢除什一稅的要求，而且這個要求已經實現了。」 總之，由於堅信國王支持減輕稅負，農民覺得自己已沒什麼理由繼續忍受。早在7月14日之前，面對特權階級，下層階級的團結一致，已經展示了極大的力量。在沙圖（Chatou）爆發的反對當地領主的騷亂中，鬧事的人要求某個鎖匠說明「自己是否屬於第三等級」，得到的答覆是「不屬於」，顯然鎖匠不想捲入騷動，鬧事的人回應道：「你說你不屬於第三等級，我們會戳穿你的謊言。」 而且，各教區代表的選舉還帶來了這樣一個後果，即鄉下人有了自己的一些頭兒，這些頭兒去了拜伊司法區選舉大會後，就能跟那裡的革命市民取得聯繫，同時仍保持著跟鄉下人的聯繫。他們自命不凡，特別是如果他們很年輕，他們將在鄉村的騷動中發揮重要作用。此外，一旦饑荒蔓延開來，將農民聚集起來召開選舉大會，本身就製造了騷亂的溫床。 1789年春，饑荒引發的騷亂還伴隨有一系列反抗徵稅，特別是反抗特權的反叛行動。在這方面，普羅旺斯的騷亂可以說是全國的榜樣。騷亂的首要原因是饑荒：從3月14日開始，馬諾斯克（Manosque）就爆發了騷亂，民眾辱罵瑟內（Senez）的主教，朝他扔石塊，指控他包庇囤積者。不過，正是選舉大會為此騷亂的爆發提供了契機。3月23日，馬賽（Marseille）和土倫（Toulon）等城市也爆發了騷亂。在馬賽，騷亂並不嚴重，但是在土倫爆發的是一場貨真價實的反叛，但這其實沒什麼好奇怪的，因為軍火廠的工人已經有兩個月沒發薪水了。 從土倫開始，騷亂向周邊蔓延：24日到了索利耶斯（Solliès），26日到了耶爾（Hyères）。在拉塞訥（La Seyne），當局下令解散選舉大會。25日，在艾克斯，選舉大會召開伊始也爆發了騷亂，當時首席參議侮辱了大會門口聚集的民眾，並且拒絕降低麵包價格。26日及其後幾天內，騷亂穿過南部和西部，抵達該省中部：佩尼耶（Peynier）、聖馬克西曼（Saint-Maximin）、布里尼奧勒（Brignoles），然後繼續向北：巴爾若勒（Barjols）、薩萊訥（Salernes）、歐普斯（Aups）。越過迪朗斯河（la Durance），到達了佩爾圖伊（Pertuis）。我們可以跟蹤這股風暴直到里耶（Riez），當地主教在自己的府邸遭到民眾圍攻，再到卡斯泰朗（Castellane），向東抵達索萊亞（Soleilhas）。這股風暴狂暴而短促。到了4月初，軍隊抵達，現在輪到另一方恐懼了。 人們到處搜尋糧食：公共糧倉、糧店，修道院穀倉，個人儲糧也被無情地掠奪。市政當局不得不降低麵包和肉類的價格，取消關稅和臭名昭著的磨坊稅。騷亂到處都帶有某種政治色彩：在馬賽，3月21日，張貼出的通告呼籲被排除在選舉大會外的工人前來抗議：「我們有權發表意見。有膽色的人請站出來！」在佩尼耶，由於當局解散了選舉大會，騷亂分子要求投票選出第二個選舉大會，「儘管他們大多數是肥皂廠工人，沒有任何財產」。他們把目標對準了當局：在巴爾若勒，參議和法官被要求成為「城市的公僕」。他們宣布，人民要當家做主，「要為自己伸張正義」。在聖馬克西曼，任命了新的參議和法官。在艾克斯，高等法院成員遭到威脅。騷亂分子首先攻擊的是特權階層。除了在薩萊訥，本地教士幾乎沒有受到什麼騷擾，但是主教和修道院遭到了粗暴對待，領主就更不用說了。在巴爾若勒，有人綁架勒索聖於爾絮勒會的修女。在土倫，主教府邸被洗劫一空。在里耶，有人脅迫主教交出債務文書，索利耶斯和貝瑟（Besse）的城堡遭到破壞。佩爾圖伊的公共磨坊被搗毀。 騷亂分子在各地逼迫領主任命的律師和其他代理人交出債務文書，返還收取的稅款，公開宣布放棄主子的所有權利。一些貴族被迫逃亡或遭受虐待。 3月26日，在歐普斯，蒙費拉（Montferrat）據說因為試圖反抗而被殺。一旦風暴結束，當地的入市稅和磨坊稅紛紛捲土重來，至少大體如此。但是，什一稅和封建特權卻再也沒有恢復。3月27日，卡拉曼報告：「農民拒絕繳納什一稅和領主貢賦。」8月16日，馬賽的聖維克托（Saint-Victor）的議事司鐸證明了農民的決心：「自從3月末的民眾騷動以來，什一稅和其他封建貢賦只能靠自願繳納，隨時可以拒繳……大多數牧民都拒絕繳納（從羊群抽取）什一稅。公共烤爐形同虛設，幾乎所有鄉村居民都在用私人烤爐烤麵包。」 最後，騷動開始具有真正的農業色彩：公共牧場使用權再次得到落實。牲畜成群入侵領主甚至其他人的土地。資產階級和富農也不能倖免。騷亂分子要填飽肚子，還要得到薪水，例如27日在拉塞訥：他們既然失業了，對於如此傷害就不能無動於衷。 對於這類騷亂的特徵，我們不要心存誤解。泰納認為這是盜匪幹的。說是「盜匪」並不錯，前提是「盜匪」指代的是當時人賦予這個詞的意思：擾亂秩序的暴徒。然而，泰納卻不是這個意思。當時的盜匪並非攔路搶劫的強賊，或是苦役船的逃犯，而是來自城市和鄉村的下層民眾，他們在飢餓的驅使下，大肆攻擊舊制度，而且還認為國王也站在他們一邊。 在多菲內，騷亂已經醞釀了很長時間。早在2月13日，沃爾克斯（Vaulx）的高等法院院長就向內克爾報告：多個縣拒絕繳納封建貢賦。普羅旺斯爆發的騷動很可能在這些地方得到響應，4月18日，在阿萬斯河（l'Avance）谷地的加普（Gap）以東，有3個村莊爆發騷亂，可能也是出於這一原因。阿萬松（Avançon）的居民向他們的領主、艾克斯高等法院的推事埃斯普羅（Espraux）公開表示，他們希望三級會議免除他們向他繳納的一切封建貢賦。埃斯普羅指出，他可以批准贖買封建特權，但沒有成功。他將自己的文契檔案轉移到了格勒諾布爾（Grenoble），以防萬一。此舉十分明智，因為在4月，為饑荒所逼，他領地內的農民打算奪回1788年繳納的糧食，這起騷亂很快轉化為一場典型的農民反叛，直至1792年，這類反叛都經常以相似的方式爆發。事變始於安息日：在這個時期，安息日以及彌撒日，總是非常關鍵的日子，農民聚在一起聽彌撒，然後回到小酒館裡無所事事。 20日是星期一，阿萬松的村民組織了一支武裝，向聖艾蒂安（Saint-Étienne）進軍，沿途勸說民眾加入他們，一直走到瓦爾塞雷斯（Valserres）城堡。埃斯普羅剛好不在家。民眾闖入了他的府邸，將之翻了個底朝天。不過，埃斯普羅自己承認，沒有發生任何破壞或盜竊。莊園僕人嚇壞了，主動向騷亂者提供酒水。騷亂者逼迫他們承諾，26日之前讓他們的主子公開宣布放棄所有封建特權，否則將捲土重來。騎警聞訊趕來，但騷亂的村民似乎無動於衷。他們將領主的佃戶趕走，威脅要在未熟的莊稼地里放牧。騎兵部隊隨後趕到，民眾四散逃入森林。聽說刑事法庭打算干預，民眾有些猶豫了，答應提供賠償。但是，埃斯普羅承認，他無法繼續催繳貢賦，因為沒有哪個執達員膽敢在無人護送的情況下送達執行書。 在遠遠的北方，4月13日在帕薩熱村（Passage），5月13日在帕拉德魯村（Paladru），農民決定，在不訴諸暴力的前提下，不再向領主繳納任何貢賦，除非他們交出收取租金的土地。這些決定被印刷出來，到處散發。6月28日，托迪爾（Thodure）男爵領地的農民也提出了類似主張。奧納西埃（Ornacieux）的高等法院院長說，騷亂正在到處蔓延：「襲擊貴族、火燒城堡以及銷毀文契檔案的消息每天都有……在騷亂不那麼嚴重的縣，農民也天天都聚在一起討論拒絕再向領主支付租金或繳納其他貢賦，而是用低價贖買，或者降低繳納比例。如今盛極一時的平等和獨立精神，滋生出無數這類充滿敵意的方案。」6月初，我們看到，在克雷米約（Crémieu）周圍甚至有謠言稱：「一定要燒毀並掠奪城堡。」 在王國的另一端，在埃諾、康布雷齊和皮卡第，第三波騷亂很快爆發。村里舉行的選舉大會一片混亂。在聖阿芒（Saint-Amand），4月30日，即司法官選定舉行大會的當天，農民從四面八方趕來，圍攻了當地的修道院。5月6日和7日，在康布雷也發生了騷亂，起因是麵包漲價。在普羅旺斯，農民沖入沃塞爾（Vaucelles）、瓦林庫爾（Walincourt）、奧訥庫爾（Honnecourt）、蒙聖馬丹（Mont-Saint-Martin）和瓦西勒韋爾熱（Oisy-le-Verger）等地的農場，搜尋糧食。瓦林庫爾的領主貝塞萊爾（Bécelaer）也被迫交出部分存糧。隨後，騷亂傳播到蒂耶拉什，經過拉夏特爾（Le Catelet）、博安（Bohain）、勒努維永（Le Nouvion）直至羅祖瓦（Rozoy），從韋芒地區直至聖昆坦郊區，騷亂者的隊伍從200多人壯大到500多人，到處強迫人們按照他們確定的價格交出存糧。在拉費爾（La Fère）附近也有類似的掠奪活動。6月，還有一個入侵努瓦永（Noyon）的查爾特勒修道院的密謀。資產階級和富農的遭遇，同特權階層別無二致，特權階層還被剝奪了有爭議的封建特權。7月初，當徵收什一稅的特權像往年一樣在佛蘭德公開拍賣的時候，里爾的郊區爆發了騷亂，聖皮埃爾的議事司鐸也遭到了襲擊，被迫承諾將部分權益交還給窮人。 巴黎和凡爾賽地區很快就成了第四個風雲激盪的騷亂地區，騷亂大多是由王家獵苑中的獵物糟蹋莊稼引起的，行政區的法規和林苑的廣袤程度，尤其讓人無法忍受。昂吉安（Enghien）的總督代理報告，饑荒已經「讓農民從靈魂深處陷入了絕望，這就是騷動的原因」。事變早在1788年就初見端倪，那是在孔蒂（Conti）親王位於蓬圖瓦茲和利勒亞當（L'Isle-Adam）之間的獵苑。1789年的頭幾個月，農民開始成群結隊闖入其中打獵。3月，來自皮耶爾勒萊厄（Pierrelaye）、埃爾布萊（Herblay）和孔夫朗（Conflans）的農民闖入了奧地利大使梅西—阿爾讓托（Mercy-Argenteau）伯爵的領地。熱訥維耶（Gennevilliers）的農民也入侵了奧爾良公爵的領地。28日，孔代（Condé）親王的兩名獵苑守衛被射殺。5月在楓丹白露，6月在聖克盧（Saint-Cloud）的王后獵苑，也爆發了類似騷動。森林四處遭到破壞。6月11日，貝桑瓦爾報告，沃茹爾（Vaujours）和維勒龐特（Villepinte）附近屬於聖但尼（Saint-Denis）修道院的領地遭受了巨大破壞：「該地區不少富有的農場主，如今擁有了四匹馬拉的馬車，這是他們低價從當地農民那裡購得的。」在這一地區，真正的暴力行為很少。5月11日，沙圖發生了一起嚴重事件：農民用武力脅迫當局開放了一條穿過城堡領地的道路，這條道路之前被領主封閉了。 在其他省份，飢餓引發的騷亂同反對領主的騷亂之間，並沒有直接聯繫。反對領主的騷亂出現得更加頻繁。 1789年1月5日，弗朗什—孔泰的每周通訊報告：「騷亂從城市蔓延到鄉村。許多縣都宣布在事態發生明顯變化之前，取消一切捐納和租金。我們已經到了暴動的邊緣。」6月7日，香檳的塔烏爾（Tahure）的領主寫道：「鄉巴佬對領主的仇恨發展到了高潮。整個地區動盪不安，他們在馬利公爵位於本省的領地上四處獵殺野獸。」7月7日，里昂的安貝爾—科洛梅斯報告：「在附近一些地區，許多村莊拒絕繳納什一稅，鄉村並不比城市更加平靜。」6月初，烏茲（Uzès）的主教請求國王命令農民照例繳納什一稅。5月，在朗格多克，波塔利斯（Portalis）侯爵抱怨，庫爾農—特拉爾（Cournon-Terral）的農民四處聚集。巴尼奧的領主試圖通過允許農民贖回封建特權來安撫他們。在布列塔尼，我們已經提到了普勒梅的總督代理的擔憂。7月，雷恩的總督越來越寢食不安，高等法院發現，騷亂人群成倍增長，尤其是在南特主教區。 5月，在曼恩的蒙福爾（Montfort）教區，當地民眾揚言拒絕繳納租金：「我們盲目地順從了太長時間，現在受夠了。」同月，在普瓦圖，阿吉西（Aguisy）侯爵抱怨說，當地發生了多起罪行。走私越來越多，直接稅越來越難催收，而且各地發生的糧食騷亂還伴隨有對稅務局的襲擊：5月3日和4日在利穆（Limoux），暴民搗毀了稅務局。6月初，在里維耶爾—凡爾登（Rivière-Verdun）司法管轄區的比昂內（Biennet）村社，農民決定不再繳納捐稅，並且宣稱如果稅吏堅持，就要面臨死亡威脅。 因此，7月的農民大反叛早在初春時節就初具雛形，它經過了一段相當長的醞釀時期，進而在各地引發了普遍不安。「恐懼」的新成因，加到了這許多舊成因之上，為那種旨在重新奴役農民的「貴族陰謀」的說法提供了絕佳的心理準備，大恐慌也即由此而演成了一種全國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