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9年大恐慌 · 第三章　騷亂

在饑荒年代，飢餓也會引發騷亂，騷亂反過來又引起或加劇恐懼。民眾從不願意承認，大自然才是他們一切痛苦的根源。為什麼在豐年不儲備糧食？這是因為富人、地主和農場主與商人一道，與國王的大臣和親信勾結（他們總是偏袒有權有勢的人），結果，剩餘的糧食被出口到國外牟利。當他們告訴農民，麵包價格必須足夠高，為的是鼓勵糧食種植，而這一舉措最終會結束糧食短缺，對每個人都有利時，窮人只能聳聳肩。如果集體利益要求個人做出犧牲，為什麼看起來只有他一個人在承受？看起來，這項政策只是加劇了他的苦難，而增進了別人的利益。進步只能以犧牲窮人為代價才能實現？在18世紀，有人會毫不猶豫地給出肯定的答覆，即便在今天，仍有許多人這樣想，只是不敢公開承認。但是，窮人從不相信這一套。在1789年，他們反覆哀訴，政府不能任憑自己和孩子們餓死。如果政府認為麵包價格應該上漲，那麼，就得相應提高工資，或迫使富人救濟窮人。否則，他們只能自己行動起來拯救自己，為自己報仇。 1788年8月底，內克爾（Necker）重新掌權，[8]急忙叫停糧食出口，採取措施從海外進口糧食，並給予進口補貼。但是，傷害已經造成。法國沒有普遍的饑荒，但是糧食價格的飆升已經無法阻止。此外，人人都相信，出口禁令被故意規避了，出口還在繼續。他們肯定誇大了局勢的糟糕程度，但是，這種看法並非空穴來風。無論如何，當時仍在進行的糧食貿易只能進一步滋生懷疑和加劇民憤。每一天，各條大道上都可以看到重型馬車載著穀物和麵粉緩緩行駛：農場主將糧食送入市場，零售商挨個市場流竄，磨坊主在找能將麵粉賣給主顧的牙商，麵包師在找原料。宮廷、各省和各城鎮購買糧食的車隊川流不息，縱橫法國全境。如果有這麼多糧食還在流通，怎麼會發生餓死人的事呢？一定是有人搞囤積居奇，或者出口轉內銷，以騙取政府的補貼。當糧食源源不斷地在餓紅了眼的民眾面前運來運去時，這一舉動仿佛在挑釁，饑民如何能抵制住動手搶糧的衝動？只有一個辦法能夠消除人們的疑惑——對糧食運輸進行嚴格管制。早在1788年11月，內克爾就推出了某些管制措施，要求一切糧食都必須在市場上公開出售，並於1789年4月最終下令進行糧食普查和徵用。但是，如果說阿圖瓦和某些地方例如蘇瓦松和沙隆的總督禁止穀物越境銷售，那麼，大多數地方當局還是照顧農民利益的，他們更願意讓各城市自行採購穀物，並以低價出售。正如內克爾一樣，他們希望在不過分限制貿易自由的前提下贏得時間。騷亂就這樣變得無法避免。 當然，首當其衝的就是城市。1789年3月和4月，整個法國都在發生騷亂，從歷史和地理的角度看，一切相關的統計數據都能說明某些問題，但下面只是一些與未來的北方省有關的騷亂統計，而這個地區的情況還不是最糟糕的：3月13日在康布雷（Cambrai），3月22日在翁斯科特（Hondschoote），3月30日在阿茲布魯克（Hazebrouck）和瓦朗謝訥（Valenciennes），4月6日在貝爾格（Bergues），4月11日在敦刻爾克（Dunkerque），4月29日在里爾（Lille），4月30日在杜埃（Douai），5月6日、7日又在康布雷，5月在瓦朗謝訥、阿爾芒蒂耶爾（Armentières）和阿茲布魯克、埃斯泰爾（Estaires），6月6日和20日在敦刻爾克，6月中旬在阿爾芒蒂耶爾，6月30日在瓦朗謝訥。 有幾起騷亂特別激烈，例如4月24日至25日發生在紐奧良的騷亂，特別是後者，同月27日和28日在聖安托萬的福堡（Faubourg Saint-Antoine）發生的騷亂，後者引起了大規模的恐慌。在這種情況下，當局一般會隨意逮捕一小撮騷亂分子，不經過法定程序就迅速把他們絞死，或送去苦役船，希望以儆效尤。在巴黎、塞特（Cette）、康布雷和巴尼奧（Bagnols）的騷亂的結局就是如此。5月24日，國王不得不親自命令刑事法庭鎮壓騷亂。5月下旬到6月，局勢有所緩和，因為民眾在等待三級會議能夠找到一些救濟之法。同年7月，騷亂再度爆發，7月12日、13日在魯昂，13日在桑斯，13日至14日、15日至16日夜間在亞眠。 軍隊和騎警徒勞地分散在市鎮各處，從一個市集跑到另一個市集，等他們趕到，往往為時已晚，或者無能為力。騷亂者搶劫糧食市場、糧食商人和公共糧倉，或者按照他們覺得合適的價格強買強賣。好幾次，警方與騷亂者達成了協定：因為他們對民眾抱有同情，不願意動粗。4月2日，阿朗松（Alençon）的總督寫道：「騎警隊的表現也沒有多理智。那些希望麵包降價的人可能不願意全力阻止暴動。」在貝萊姆，騎警隊中士長甚至「發表了一番煽動民情的言論」。7月16日，皮卡第的衛戍司令索梅耶夫里也報告：「老實說，部隊表現得毫不果斷和堅定。」 然而，與一般的看法相反，鄉村地區並沒有大規模捲入騷動。無疑，大土地所有者和富裕農場主希望保持貿易自由，把糧食賣個好價錢。但是，絕大多數小農都和市民一條心。小農場主和分成制佃農早就開始缺糧，農場工人的生活比城市工人更糟，因為市政當局不願意或不能為他們提供任何幫助。農場主不願意給他們提供糧食，而要把糧食賣到最近的城鎮市場上去，而市政當局不願意讓外來商販入市交易。結果，唯一剩下的選擇，就是半路攔截運輸糧食的車隊，適當付一點錢，或者乾脆白拿。警察起不了什麼作用，只有大型車隊才配備了保鏢，然而，有時候保鏢也不管用。1788年9月末的騷亂過後，拉弗萊什（La Flèche）附近的阿瓦斯（Avoise）的某個村鎮代表寫道：「我們找遍了方圓半里，也找不到一個人願意為100個路易的報酬拉一車小麥。民眾是如此激動，為了區區1蒲式耳糧食就會殺人。良民夜裡不敢出門。」 但是在城市和鄉村之間，市場創造了一個強大的紐帶，任何人都無法割斷它。儘管1787年的法令要求在本地出售糧食，但是，早在內克爾撤銷該法令之前，農場主，或是出於恐懼，或是出於習慣，已經在當地市集上出售糧食了，當然他們也會把糧食賣給直接上門收購的商人。如果說，城市比較依賴市集，因為市集是基礎的食物來源地，並且城市的繁榮要靠在市集上購買和消費的主顧，農民卻不是很關心市集，對他們來說，這只是個找樂子的地方。亞瑟·楊格（Arthur Young）嘲笑某個鄉巴佬趕了好幾法里[9]地過來，只為出售一對雛雞，並因見他就這樣浪費他的時間和他要掙的那點小錢而憤慨。楊格沒有考慮到其中的心理因素。[10] 市集對於所有消費者而言都是頭等大事。首先，他們要在這裡購買今後一周或一個月的糧食儲備，他們把穀物磨好，然後自己煮熟，或交給麵包師料理。在少數大城市，特別是在巴黎，居民習慣每天都去麵包房購買麵包，但是在其他地方，只有手頭沒有一丁點富餘款的窮人才每天都去採購。這樣一來，鄉村的僱工就從四面八方麇集到市集當中。一旦反叛爆發，他們就會成為首批參與者，如果當局驅逐他們，他們就會把騷動的信號傳播出去。接著，他們回到自己村里，誇耀自己的冒險經歷，在他們的同胞中播下反抗的種子，在農場主中渲染恐慌氣氛。阿爾克（Arques）拜伊司法區下屬的拉沙佩勒貝尼維爾（La Chapelle-Bénouville）的農場主，在本教區的陳情書里報告：「很有必要防止來自下層民眾的謠言和騷動在菜市場和市集上傳播，在這些地方，農場主飽受侮辱，不得不按照買主滿意的價格出售糧食。」克魯瓦達勒（Croixdalle）的農場主補充說：「否則，我們將不得不放棄經營。」 儘管城市和鄉村之間利益攸關，但彼此的衝突也不少。資產階級擔心，貪婪饑渴的鄉巴佬一旦進入城市，就會加入城市無賴的隊伍。他們還擔心，一旦窮人敢於搶糧，富人的住所也難免遭殃。4月22日，貝爾熱拉克（Bergerac）市政當局連忙通知佩里格當局，農民正準備前往該市強行降低糧價。6月24日，奧布河畔巴爾採取措施：「保障本市商店的安全，防止外來民眾縱火，有些外來人嚷嚷市集上沒有足夠的麵包，威脅要放火。」7月13日，在桑斯，「鄉下人」洗劫了糧店。18日，在亞眠，農民大批前來，要求對他們也適用14日起給予城市消費者的糧食優惠。21日，在里爾，農民的到來引發了騷亂，他們打算迫使聖皮埃爾（Saint-Pierre）的議事司鐸向窮人發放什一稅的三分之一。25日，在蒙迪迪耶（Montdidier），帶著木棍來趕集的農民，其棍子被當地民兵沒收。鄉村讓城市感到了恐懼。 反過來也是一樣。農場主聽說，如果自己不給城市出售糧食，城裡人就會來搶。他們了解到，市政當局正壓迫總督搞糧食普查和徵用。更讓人害怕的是，城裡人自發組織了一些隊伍，到鄉下挨家挨戶採購，或者說是強買糧食。在4月初的騷動期間，在貝爾納堡（La Ferté-Bernard），騷亂者蔓延到了周圍的村落。17日在阿格德（Agde），騷亂分子「化整為零，下鄉騷擾農民勞動」。3月1日，阿朗松的總督報告，農民宣布不再進入對糧食徵稅的任何市集，「民眾傲慢地回覆說，我們已經知悉，如果你們不來賣糧食，我們就去鄉下找糧食」。 鄉下的民眾自己也非常熱衷於掠奪農場主，他們不希望農場主把糧倉都賣空，聲稱這些糧倉是為他們預留的。他們也害怕城市騷亂者下鄉滋擾，這些騷亂者很容易對無助的村民濫施暴力。所以，城市又讓鄉村感到了恐懼。 大城市也讓小城市感到恐懼，因為大城市擺出一副要去小城市的市場上收購糧食的架勢，並且為此派出攜帶武裝護衛的專員。7月14日之後，巴黎因為威脅要到蓬圖瓦茲（Pontoise）、埃唐普和普羅萬（Provins）採購糧食，而引起了不小的恐慌。 在正常情況下，總督的仲裁和警察的干預，可以暫時消除這些威脅的影響，儘可能解決衝突，但是當王國的政權陷入癱瘓時，普遍的恐慌就爆發了。 飢餓引發的反叛很容易帶上政治色彩和社會色彩。之所以帶有政治色彩，是因為暴亂反對市政當局，反對總督以及僚屬，最終反對中央政府。首先，民眾對國王抱有強烈懷疑，不僅懷疑他支持囤積居奇的奸商，而且懷疑他本人也參與了此類活動，私下牟利。馬利塞（Malisset）公司獲得了路易十五宮廷的授權，供應整個巴黎的糧食，這為所謂「饑荒協定」的說法提供了堅實的根據。說那些大臣打算通過投機糧食來緩解財政困難，其實是子虛烏有的謠傳，而說某些高層人士與馬利塞公司有利益糾葛，希望該公司賺大錢，或者說這些人私底下密謀，希望追隨一名「包稅人」或者說自負盈虧的投機代理人，也是不大可能的。此外，路易十五動用自己的私人資金投資了某個特殊的企業。1792年，年金總督塞特伊（Septeuil）代表路易十六通過在國外採購商品來做空匯率。當內克爾從國外進口糧食時，所有奉命行事或者同意將國家採購的糧食儲備留在各省的人，立即引起了民眾的懷疑。市政當局及其委任的代理人也是如此。相信有某種不軌行為的人，不只是受到泰納辛辣譏諷的民眾。1788年12月，在巴黎，一個叫阿迪（Hardy）的書商指出，高等法院討論了囤積糧食的行為，但未採取反制措施，他還說：「上面最初提出的方案大而無當，行政官根本無法合理地付諸實行。」諾曼底的衛戍司令伯夫龍（Beuvron）公爵的秘書佩羅（Perrot）在6月23日指出：「總督和（卡昂）市政官員是壟斷生意的主要支持者，我堅信這一點，誰也休想說服我。」1788年9月26日，勒芒的市長內格里耶·德·拉費里埃（Négrier de la Ferrière）指責說，騎警也被奸商收買了。 這類言論非常有可能主要來自上層社會，經由僕從之口，再加重複和歪曲，給仇恨火上澆油。「如果他們沒有麵包吃，何不吃奶油蛋卷？」沒有證據表明王后說過這種話，但是，很可能某些宮廷人士自己覺得這番話很俏皮，沒把它真當回事。富隆（Foulon）並不是唯一被認為說過「人民最好去啃草皮」的人。[11]在隆勒索涅（Lons-le-Saunier），兩名高等法院成員也被指控打算「讓人民啃草根」。在都蘭的聖莫爾（Sainte-Maure），市政檢察官蒂爾岡（Turquand）和他的兒子因為如下侮辱性言論遭到指控：「應該強制讓這幫乞丐啃草根，用爛泥粥來餵他們的崽子，想吃大麥麵包？想得美！」1789年，在奧爾良，一名前助理法官因為或者據說發過如下言論被捕：「如果小女孩死光了，麵包就夠了。」這番話又被誇張成：「因為麵包太貴了，最好把小孩子都淹死。」在7月14日前後，許多人因為他們的品行、職務或者多少被公然歪曲了的言論，而遭到騷亂分子的迫害：3月在貝桑松（Besançon），幾名高等法院推事遭到搶劫，或被迫出逃；7月22日，巴黎總督貝爾捷（Bertier）和他的岳父富隆在巴黎被殺；巴勒迪克（Bar-le-Duc）的商人佩利西耶（Pellicier）和圖爾（Tours）的商人吉拉爾（Girard）也遭遇了同樣的事情；瑟堡市長，兼任總督代理和法官助理，只能眼睜睜看著自己家被洗劫一空，幸好跑得快，才撿回一命。饑荒引起的騷亂擾亂了地方行政、司法甚至中央政府官吏們的生活。 此外，貧民負擔太重，而稅收被認為是苦難如此嚴重的根源。到處都在反對稅收，陳情書證實了這一點。直接稅（軍役稅、人口稅、二十分之一稅）不斷加重。1787年，布里埃納（Brienne）趁著第一次省級大會召開之際，試圖增加二十分之一稅。[12]不過，關鍵是似乎讓人無法忍受的間接稅。在對鹽徵收重稅的地區，官鹽的價格是每磅18蘇，還有許多商品，特別是酒類，也徵收重稅。糧食也不能豁免通行費和市場稅。 在王室捐稅之外還有本地捐稅。有人總是宣揚，各省和市鎮享受的特許經營權，給民眾帶來了大量的好處。在保留了省級三級會議的地區[13]，王室捐稅的負擔的確要輕一些：這些省的寡頭政治集團全力抵制中央政府的誅求，因為，增稅可能會打壓土地租賃。但是，這些省級寡頭勢力平衡地方預算的辦法，是通過徵收一些間接稅——如普羅旺斯磨坊費或有關葡萄酒和啤酒的稅費，來把負擔轉嫁給民眾，而這種間接稅連泰納本人都認為令人厭惡。在城市，市政當局也這樣做，主要通過入市稅來賺錢，而入市稅又提高了民眾的生活成本。因此，饑荒引發的騷亂必然轉而指向捐稅：民眾拒絕納稅，呼籲取消入市稅，包稅人被無情地驅逐。公共金庫空空如也，騷亂引起的間接後果是剝奪了國王的行政手段，進一步破壞了行政機制。 這些騷亂也撼動了社會結構。民眾認為，如果特權階層繳納了他們應該繳納的份額，那麼王室捐稅可能不會這麼沉重。如果貴族不曾鼓勵國王增加他的開支，捐稅負擔還會更輕一些。如果特權階層沒有給農民的收入加上什一稅和各種封建特權等額外負擔，捐稅也不會如此難以忍受。如果農民既要繳納什一稅，還要支付實物地租，這就占了全部收成的六分之一或五分之一（事實並非總是如此）。因此，稅吏和領主自然成了囤積者，和商人一道遭受民眾的攻擊。為了駁斥這些非難，他們藉口說自己的穀倉只是儲存剩餘產品的倉庫。但是，民眾心裡清楚，這些人大多數只是在待價而沽。地方當局也承認這一點，在危機時刻會謹慎地敦促這些人賣出一些存糧，緩解市場短缺。 此外，領主獨占了磨坊，並將磨坊出租牟利。經營公共磨坊的磨坊主趁機盤剝那些小戶，大發其財：他在重量上作假，索要額外費用，還要截留一部分實物，就像領主要求實物地租和封建特權一樣。糧價越高，封建負擔就越重，這構成了一個令人義憤的悖論。 最後，還有權貴豢養的珍禽和野獸，這些動物也要消耗糧食，和農民搶飯吃。在巴黎和凡爾賽宮周圍，國王的大型圍獵和親王們的小規模遊獵將民眾趕向絕望境地。全體貴族也有狩獵特權，而且他們毫無顧忌，一再濫用。如果農民起訴請求賠償，訴訟費用昂貴，而且很難勝訴。 我們僅僅簡單提到了直接侵蝕貧民微薄收入的兩種封建特權。其實，類似的特權還有許多，此處不便詳細列舉。要注意，在危機時刻，這些特權比平日更加惡劣，尤其是在舊制度的末期，貴族階級也因為糧食昂貴和生活奢靡貧困化了，他們不得不更加斤斤計較自己那點現金收入。由於不懂得經營自己的產業，他們乾脆一租了之，而新的包租人比他們還要貪婪，他們進行了新的清丈，長期被遺忘的特權又重新啟用，長年拖欠的債務又拿出來催還，儘管30年的時效已經過了。在一些省份，大地主獲得了封山權，剝奪了農民的公共牧場使用權，自己卻不曾停止在附庸的土地上放牧。國王授予他們公共地產三分之一的權力。他們還試圖取消森林的使用權，因為冶鐵業和玻璃廠生意興旺，導致木材漲價，森林的使用權現在成了香餑餑。 農民因飢餓而憤怒，對貴族形成了巨大的威脅。資產階級也不能倖免。資產階級也沒有繳納他們該繳納的捐稅份額。他們控制了不少領主，為領主提供了法官和總督。充當包稅人、負責催征各種封建貢賦的人也是資產階級。大小農場主、糧商，同領主和稅吏是一丘之貉，從國王限制農民極其寶貴的集體權利的農業政策中獲利，並且通過堅持自由貿易助長了糧價飛漲。民眾不想餓死，所以，他們看不出為什麼富人（不論他是什麼人）不出手救濟。法律人士、食利者、商人和大小農場主，加上阿爾薩斯的猶太人，同神甫和貴族一樣，都受到了威脅，由不得他們不害怕。 城市和鄉村都陷入了騷亂，結果彼此恐懼，同樣，騷亂的農民也變得恐懼彼此。那些反叛者很少容忍有人拒絕加入，必要時毫不猶豫地訴以暴力迫使其加入。他們要求鄰近村莊同他們一起干，如果對方拒絕聽從，就以搶劫或者縱火相威脅。一路上，盜匪團伙隨意歇腳飲食：一個人不管多窮，都要同反叛的夥伴分享自己的所有。5月的一系列騷亂中，蒂耶拉什的瓦西尼（Wassigny），農民一聽說有一夥在鄉間流竄的盜匪要來，儘管並不順從當局，還是拿起武器出來戰鬥，把盜匪堵在了村子口，雙方開槍互射，數人受傷，數人被俘。每一次反叛都在農民內心深處喚起仿效的衝動，同時也嚇壞了他們。民眾開始恐懼自身。 君主制和封建制的老舊建築，挺過了多次這類危機。在君主統治的最輝煌時期，農民反叛也不曾銷聲匿跡。國王和貴族總是能夠成功地給老實巴交的農民重新套上枷鎖。但是，在1789年，一個難以置信的消息，激起了前所未有的憧憬：路易十六本人，希望農民從長達千年的壓迫中解放出來，為此下令召開三級會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