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9年大恐慌 · 第二章　流浪漢

饑民難免淪為乞丐，而乞丐成了鄉村的禍害。殘疾人、老人、孤兒寡婦，有什麼措施能夠幫助他們？更不用說病人了。城市的救濟設施不足，鄉村則幾乎完全沒有。無論如何，失業者都沒有得到任何救濟：乞討是唯一的出路。至少有十分之一的農村人口，年復一年僅靠乞討度日，他們步履蹣跚，挨家討要麵包或零錢。1790年，在法國北方，乞丐占總人口的比重估計為五分之一。物價上漲的時候情況更糟，因為普通工人的工資並未相應增加，所以無法贍養家庭。並非所有人對乞丐都抱有敵意。一些陳情書甚至抗議拘禁乞丐：提交這些申訴的人可能是小農場主，他們不少人以前也淪為過乞丐，並且心裡十分清楚，一旦自己吃掉最後一袋糧食，出賣最後一塊土地，也就難免淪為乞丐。村莊越窮，鄰里兄弟之情就越強烈。1789年11月底，利穆贊的楠蒂阿（Nantiat）村居民決定由較為寬裕的村民分頭救濟處境悲慘的貧民，「以解倒懸之急，直至其處境改善」。但是，總的來說，農場主，或者說「村裡的首戶」和「頭人」（北方的俗稱），並不願意提供救濟，並且在陳情書中一再抱怨。他們對什一稅徵收者的憤怒是有道理的：什一稅的一部分本應該用來救濟貧民。結果，他們支付了什一稅以後，乞丐依然雲集家門。幫助教區的貧民是一回事，這些人以及他們的窘迫可以通過官方發放救濟得到控制。但是，許多貧民背井離鄉，在方圓數英里的周邊地區流浪。這些流浪漢讓局勢變得更加糟糕，稍微強壯一點的淪為強賊，固守家園者的門口出現了陌生而令人不安的面孔：於是，恐懼被喚醒了。 除了無奈淪為乞丐的人，還有專業的乞丐。憤怒的農場主迫不及待地譴責他們遊手好閒，這種說法不能完全說是錯的。乞討並非見不得人，為了養活一大家子，父親不會因為自己讓孩子們出去「找點麵包吃」而惶惶不安。這成了一種生計，和其他生計沒什麼兩樣。即便他們討到的麵包太硬，那也可以用來餵養牲畜。在課稅登記表上，有人填的是「地主」，說白了，卻是「乞丐」。按照傳統，修道院會在某些特定的日子分發救濟。翁弗勒爾（Honfleur）的陳情書中寫著：「救濟發放日是一個節日。在這一天，人們可以放下手中的鋤頭和斧子，慵懶地睡個懶覺。」教士這樣做是延續了基督教的傳統，即將虔誠的清貧視為一種值得尊敬的生活方式，甚至是一種聖潔的象徵。乞丐幫也有助於肯定這一觀念。在大恐慌時期，好幾次恐慌都是由偽裝成慈悲兄弟會的流浪漢引起的，據說他們得到了授權，為柏柏爾海盜俘虜的基督徒募捐贖金。 勞動人口的遷徙進一步加劇了乞丐引起的不安情緒。作為一個整體，民眾比我們想像的要不穩定得多。1754年，魯昂（Rouen）商會報告：「對他們來說，什麼都無所謂，只要能找到謀生之道。」除了經常行走在外的學徒，還有很多人沿途尋找工作。在1788年10月特魯瓦統計的10200名無業者中，估計有6000人實際已經離開，有些人或許回到了自己的村莊，但是更多的人大概會挨個城鎮遊蕩，直到找到一份活計。中部的運河、皮卡第的運河以及瑟堡（Cherbourg）的築堤工程方興未艾，自然吸引了大批失業者。蒙馬特（Montmartre）的濟貧工場也是如此。但是，並非所有人都能找到工作，找不到工作者只好乞討度日。這也說明了，為什麼那些大城市（特別是巴黎）的流動人口在1789年猛增。不滿和冒險精神也為此推波助瀾。農場工人經常毫無徵兆就脫崗，農場主為此怨聲載道，卻似乎從未意識到，他們對待工人過於苛刻，而工人因絕望或厭惡之情自然會產生不安。另外一些人為躲避兵役而出逃。此外，還有正常的季節性人口流動。在巴黎，充斥著大批來自利穆贊的建築工，奧弗涅人也蜂擁而至，其中，聖通日（Saintonge）的製革工每年要占很大比重，此外，少數人翻山越嶺去了西班牙，在那裡他們同庇里牛斯山脈法國一側的移民一起勞動。相反，不斷有移民從薩瓦（Savoie）[1]遷出，以至於洛林人怨聲載道。特別是在收穫莊稼和採摘葡萄的季節，常有大規模的人口遷徙：大批無業人員從山地下到平原。好幾千人從下勃艮第（Basse-Bourgogne）和洛林穿過布里（Brie）和瓦盧瓦（Valois）；另外一些人從布賴斯高（Brisgau）和德國洛林區進入阿爾薩斯，從博卡日進入卡昂平原，從阿圖瓦（Artois）進入佛蘭德的海濱平原，從喀斯地區（les Causses）和黑山（Montagne Noire）進入下朗格多克（Bas-Languedoc）。 許多小販也在鄉村輾轉。有些是誠實守信的小販，因為零售商在鄉下非常稀少，他們提供了有益的服務。吉羅拉莫·諾澤達（Girolamo Nozeda）是其中的典型。在大恐慌時代，他留在了沙爾略（Charlieu），在那裡販賣首飾，一干就是20多年。但是，大多數小販不受村民信任。每年都有衣衫襤褸的小販從諾曼底博卡日出發，甚至遠至皮卡第和荷蘭，兜售自家婦女做的馬毛篩，其他人則叫賣坦什布賴（Tinchebray）和維勒迪約（Villedieu）產的銅器鐵器，在阿讓特伊（Argenteuil），陳情書抱怨兜售兔皮的小販，布洛涅人（Boulonnais）希望擺脫赤腳醫生和耍熊人，更不用說錫匠和鍋匠。1788年5月28日，維萊穆瓦昂（Villemoyenne）的修道院長兼本堂神甫寫信給塞納河畔巴爾（Bar-sur-Seine）的選舉大會，提醒他們注意「阻止大批流浪漢的入侵，這些人背上包裹，扶老攜幼，挨家乞討，甚至侵占我們的住家。我們神職人員痛心疾首地看著這些輕佻的女人同浪蕩的無賴，正值韶華之年，就成天在小酒館裡喧譁痛飲，關係淫亂，儘管他們中間顯然連一個已婚的人都沒有。」 這些流浪漢，嚴格說來就算他們不從事乞討，也會在夜間來到農家院落乞食求宿。沒人會趕走他們，哪怕他們是專業乞丐也不會被驅趕。這不是出於慈悲或者善心。農場主背地裡憤怒地詛咒說：「乞討就像把生鏽的銼刀，一點點逐漸削弱我們，最終摧毀我們。」帕泰（Patay）附近的維朗布蘭（Villamblain）村的陳情書留下了這樣的記載。但是，農場主們很害怕。首先是害怕受到直接的襲擊，但更多的是害怕暗中報復，比如果樹或者籬笆不知道什麼時候被砍倒了，牲畜受到殘害，最糟糕的是縱火。而且，即使農場主毫無怨言地支付了什一稅，也沒辦法完全擺脫流浪漢的糾纏。 這些流浪漢未必是壞人，但是，他們對別人的財產不怎麼尊重。果樹正好位於大道邊上，樹上結的果子能不能隨便摘？口渴時在葡萄園裡摘幾串葡萄有什麼罪過？車夫們膽子也很大，布里的陳情書激烈控告運送木炭到巴黎的蒂耶拉什（thiérachiens）車夫，他們駕車直接衝過田地，為了抄近路不惜撞壞籬笆，還隨意在當地草場牧馬。一旦走上這條路，一時興起或飢餓的逼迫，流浪漢就會更加肆無忌憚。 當流浪漢的人數不斷增加——1789年就是如此——他們最終會糾集黨羽，逐漸淪為盜匪。當男人下地勞作或者趕集的時候，流浪漢就會突然出現在留守的主婦面前，如果他們的要求沒有得到充分滿足，就會隨手搶東西、要錢、強行在穀倉住宿。最後，他們還會在夜間乞討，出其不意地拜訪農場，引起恐慌。 3月25日，一位歐馬勒（Aumale）周邊的農場主寫道：「在星期三到星期四的夜裡，我家裡來了幾十個人」，「8月份更是讓人憂心忡忡，」他在7月30日寫道：「我們入睡前總是惶恐不安，夜間來訪的乞丐一直折磨著我們，更別提白天來的那些了，他們人也很多。」 隨著收穫時節臨近，恐懼也開始四處徘徊。剛要成熟的麥子夜裡被人割走。收割的小麥還來不及打捆，挨個教區遊蕩的拾穗者就不顧禁令侵入田地。早在6月19日，蘇瓦松（Soissonnais）的調解委員會寫信給貝桑瓦爾（Besenval）男爵，請求他派一隊龍騎兵來確保莊稼收穫。7月11日，加萊（Calais）市政當局也通過索梅耶夫里（Sommyèvre）伯爵，即阿圖瓦的衛戍司令，向巴黎轉達了的類似請求。在16日，伯爵補充說：「四面八方都在請求派兵保護收穫莊稼。」24日，沙特爾（Chartres）附近的一個居民寫道：「考慮到民眾為紓解目前困境而急迫不安，他們可能會認為，只要收穫時節一開始就可以脫困。他們可能不僅要拾穗，這是他們應得的部分，而且由於長期的物價飛漲而陷入絕境，他們會振臂高呼：為過去的悲慘討回公道。嚴重短缺之際，一切都要平均分配，要填飽我們的肚子……民眾的突然爆發，就像一場冰雹。走投無路的人是不會考慮是非問題的。」在當局眼中，這不是杞人憂天。 早在6月18日，里爾（Lille）的總督埃斯曼加爾（Esmangart）就對陸軍大臣指出：「我們會看到，提前採取措施，防止發生可怕的災難和無法估計的後果，是多麼的重要。關鍵問題在於人們普遍害怕莊稼在成熟或收割之前就會被洗劫一空……我們完全可以肯定，在某些縣確實有人在謀劃類似的襲擊，當地的大小農場主正擔驚受怕，我們一方面必須預防這類可怕的事件，一方面要表現得不相信它們。」謠言在各大城市特別是巴黎不脛而走，人人信以為真：7月，每天都有人報告「青苗被偷割」，或者莊稼被糟蹋。在大恐慌時期，人們紛紛認定這些勾當主要是盜匪所為。 偷越關卡的走私活動，進一步加劇了不安，例如，在皮卡第和阿圖瓦的邊界，在徵收入市稅的各城市包括巴黎的外圍，尤其是在那些徵收高鹽稅的省份的邊界。例如，一米諾的鹽在布列塔尼賣2利弗爾，在曼恩賣58利弗爾。對貧民來說，誘惑和回報是巨大的，不淪為私鹽販子太難了。一個曼恩的織布工或泥瓦匠，每天才掙10到12蘇，一旦走私鹽，一次就能掙20或30利弗爾。婦女對走私也同樣熱衷。1780年在拉瓦勒（Laval）就有3670人因此被捕，在安茹（Anjou）和普瓦圖（Poitou）交界的萊莫日（les Mauges）也有多人被捕。 1788年，私鹽生意變成了一場內鬥，就像芒德蘭（Mandrin）時代一樣。[2]一個叫作勒內·阿馬爾（René Hamart）的人（外號「Catinat」，卡蒂納）糾集了一個10人團伙，最終壯大到了54人，並襲擊了當地的鹽稅局。農民對於客串的私鹽販子保持了儘可能的同情，但職業走私者讓他們感到驚慌。一份陳情書指出：「大清早，私鹽販子就從穀倉的稻草堆里爬出來，他常常不知會主人一聲就擅自在這類地方過夜，他通過低價出售私鹽來抵付留宿費用，軟硬兼施。如果他樂意，就會無情地搶走一切，尤其是如果他來自遠方的教區。就會帶走食物、家什和現錢，更可恥的是，經常搶走要交納給教會的錢。他常常還起暴殺人。」 為了減輕損失，包稅人[3]經常養著一支真正的軍隊，這種軍隊比走私者更加惹人憎恨和恐懼。鹽稅稅吏通常收入微薄，而且是從各階層招募的，其貪婪絕不亞於最壞的走私者，反而更加囂張，常常不受任何懲處。「稅吏們從來不單獨行動。他們或兩人結伴，或三五成群，不分日夜地突襲農場，殺死吠叫的狗，在農場的飼料槽中、在第二茬莊稼地里甚至結了穗的麥地里隨意餵馬。他們的到來會讓整個村子深陷驚恐，雞飛狗跳，他們威脅男子、毆打婦女、打爛家具、翻箱倒櫃，然後帶著他們搶到的東西揚長而去，要麼就是帶走某個倒霉鬼投入大牢。」 這群乞丐、飢餓的流浪漢和業餘私鹽販子，他們四處作奸犯科，這決不值得驚訝。對於這種形勢，司法當局自己也難辭其咎。他們的乞丐收容所就是培養罪犯的溫床，在這裡，貧民與犯罪分子成天廝混。最常見的一項懲罰措施是驅逐出法院的管轄範圍：被流放的人自然加入了流浪漢大軍。 在曼恩，盜竊馬匹——在中世紀的諾曼底和佛蘭德一度肆無忌憚——仍然司空見慣。在皮卡第和康布雷齊，「勒索者」把敲詐變成了一種大眾娛樂：某天清晨，農夫可能發現自家門上釘著一包火柴，外加一張警告書，要求他在某個特定地點交付一筆贖金，否則將遭縱火。如果他向當局報警，也抓不到任何人，而農場依然難逃一炬。 大多數罪犯選擇結成幫派。「卡圖什幫」[4]蜚聲遐邇；1783年，當局在羅亞爾河（le Loir）上游的奧熱爾（Orgères）摧毀了一個類似的匪幫，他們隨後又重新集結，直到督政府時期，他們依然是全國的熱門話題。早在舊制度終結前，這類匪幫就開始活動，經常「炙烤」被害者的腳跟來逼迫他們吐露藏匿財物之處。1783年，在維瓦賴（Vivarais），反抗當局的所謂「蒙面人」暴動被迅速鎮壓，然而小股盜匪卻時常出沒，犯下一些比較輕微的罪行。1789年，在復活節前一周，維勒福爾（Villefort）的一名公證人巴羅（Barrot）遭到毆打，他的房子遭到入侵，文件遭到焚毀。這可以說是典型的「蒙面人」的作風。 有些匪幫甚至更加過分，3月27日，幾名前往貝格新城（Villeneuve-de-Berg）參加三級會議代表選舉的教區參議半路上遭遇搶劫和謀殺。同年春天，流浪漢大軍也加入匪幫。據報道，這年3月，目擊者在巴黎附近的當皮埃爾（Dampierre）看到40名蒙面男子。4月底，15名武裝分子在晚上突襲了埃唐普（Étampes）地區的幾家農場，他們破門窗而入，威脅要放火。在貝萊姆（Bellême）、莫爾塔涅（Mortagne）和諾讓勒羅特魯（Nogent-le-Rotrou）等地，當局不得不出動軍隊對付一支12到15名武裝分子組成的匪幫。 即便是正常時期也不容易維持治安，僅僅靠騎警隊的三四千名騎警顯然人手不足，許多村莊乾脆沒有官方守衛，只是為了省下一筆薪酬。哪怕當地決定僱傭一名警衛，也難以保證支付的薪水能換取相當的回報：誰都沒有熱情去從事風險如此高的工作。領主莊園的守衛表現要好一些，但主要提防的是偷獵者。由於他們的職責之一就是將農民趕出林地，農民自然視之為敵人而非保護者。 當局時不時發動一些大範圍的嚴打運動。1764年和1766年的法令要求給長時間從事乞討的人打上烙印，送去苦役船服役，其他人則被投入監牢。此外，1781年3月15日，巴黎高等法院判處4名皮卡第居民鞭笞刑，據說因為他們「在收穫期間盜竊田裡的麥子」。不過，這種時不時的殺雞儆猴效果甚微。一旦收容所人滿為患，大門就會敞開，然後一切照舊。國王唯一的成就——這個成就已經很可觀了——就是清除了大道上的劫匪。然而，在危機時期，公共警力不堪重負。索洛涅（Sologne）的聖維亞特爾（Saint-Viatre）的陳情書指出：「很長一段時間內，無人遵紀守法，乞丐到處都是。」1789年4月29日，聖蘇珊（Sainte-Suzanne）的騎警總長如此報告埃唐普周邊的盜匪活動：「我的大隊從去年11月開始就在該地區執行任務，出警次數是人手的二三倍，我們竭力維持治安和市場秩序，保證農民平安出售糧食。但是，我們的人數和實力都不足以將不法之徒驅逐出首府，我們沒法同時出現在各處。」 被當局遺棄的農民也可以自救，他們並不怯懦。法國農夫生性愚魯，動不動就拔刀相向，還斤斤計較，對別人滿不在乎，所以，他們很樂意殺死那些對自己產生威脅的人。錫夫賴（Civray）司法總管區的邁雷—萊維索爾（Mairé-Levescault）提交的陳情書說，如果警察組織得更好，「我們如今就大可不必枕戈待旦，為自己伸張正義了。」但是，當局對此充滿疑慮：槍支也可能用來對付王國官吏或落入盜匪之手，而如果一個農民有了一支槍，他就會用它來打獵，縱是為了消滅糟蹋莊稼的獵物，而非娛樂。此外，直到舊制度結束前，在領主階級的敦促下，當局一直在有步驟地解除農民的武裝：首先是1762年在埃諾，然後是1771年在康布雷齊，佛蘭德和阿圖瓦是在1777年，1785年至1787年間在諾曼底，推動者是阿爾古（Harcourt）公爵，然後是吉耶訥（Guyenne），穆希（Mouchy）公爵和埃斯帕貝斯（Esparbès）伯爵。1789年1月26日至27日夜間，昂日（Hangest）的騎士命令騎警隊突襲蒂耶拉什的魯米尼（Rumigny）村，為的就是沒收武器。6月22日至23日，巴黎高等法院的總檢察長在沙特蘭（chartrain）地區組織了類似的行動。與此同時，楓丹白露森林周圍的村莊也遭到了同樣的突擊搜查。 如果說焦慮不安是普遍現象，卻不能輕易認為，這種心理在各地的強度都是一樣的。有些地區尤其敏感，例如，森林、高原或山脈環繞之下地勢平坦的鄉村。奧克瓦（Auxois）的居民說，莫爾旺山（Morvan）既吹不出什麼好風，也生不出什麼善人。在走私猖狂的地區以及森林外圍，伐木工、燒炭工、鐵匠、玻璃匠，都是些沒有什麼教養的人，常常令人畏懼，更別提躲藏其中的形形色色的可疑分子。在佩爾什（Perche）森林，在萊格勒（Laigle）和孔什（Conches）周圍，在上曼恩的蒙米賴（Montmirail）森林，昂古萊姆附近的布拉康訥（Braconne）或佩里格（Périgueux）著名的巴拉德（Barade）森林，也是如此。在1789年，這些森林比今天要廣闊得多，其中的居民也要多得多。在這些森林中看不到什麼魔鬼、仙子或魔法師梅林[5]，那裡只有成群結隊的狼和面孔兇惡的人。1789年的恐慌常常來自這些幽暗之地。 不能因為1789年春天出了些犯罪事件，就誤以為整個法國都在血與火之中受著煎熬。檔案文書中提到的罪行畢竟是一小部分。它們列舉的事件主要是威脅、騷擾和敲詐。泰納的著作對該時期的描述顯然過於陰暗。他更像一名藝術家而不是歷史學家，偏愛線條峻刻的畫面，非常反感木版畫中自然呈現的光線和陰影。但是，儘管泰納的描述缺乏歷史學家追求的那種客觀性，不妨說，從主觀視角來看還是真實的：這就是1789年法國農民的所見所聞。這些農民毫無獲得真實消息的渠道，又缺乏教養，不會從以訛傳訛的小道消息中分辨真偽。民眾的集體記憶無疑進一步加強了這些謠言的可信度。通過圍爐夜談，這種記憶以一種多少帶有傳奇色彩的形式保存了下來，其力量超乎想像。幾個世紀以來，鄉間一直飽受武裝分子、僱傭兵和流匪的蹂躪，誰也不知道他們來自何處或者為什麼而戰。據說他們燒毀村莊、強姦婦女、折磨和殺害男子，還有雅克·卡洛（Jacques Callot）描繪的那些戰爭的恐怖。[6] 洛林和阿爾薩斯的居民決不會忘記瑞典人在三十年戰爭中的暴行。在法國北部，一切擾亂治安的人都被稱為「馬扎林」（mazarins），這可能源於《庇里牛斯條約》之前法國軍隊進行的戰役。在皮卡第和諾曼底，15世紀就已經開始活躍的卡拉波特幫仍然令人恐懼。在中部和南部，傳說中的妖魔鬼怪甚至可以追溯到英法百年戰爭：1783年在維瓦賴，在「蒙面人」的勒索通知上，簽名還是：「英格蘭軍隊」。此外，1789年的法國人談起卡圖什和芒德蘭仍然心驚肉跳：走私販子就被稱為「芒德蘭」。[7]令人驚訝的是，1789年7月末，所有人都深信確實存在許多「匪幫」，這個詞在當時的檔案文書中頻繁出現。當局自身使用這個詞也毫無顧忌，既用它來稱呼成群結隊的乞丐或者歹徒，還用它來稱呼搶奪糧食的流浪漢或反抗領主的農民，最後，國民公會也接過這個詞，用來稱呼旺代的叛軍。當時法國人將這些「匪幫」看成某種內戰的工具，特權階層用它來粉碎第三等級，實在再自然不過了。長期以來，士兵和盜匪幾乎沒有任何區別，在民眾眼中更是如此。畢竟，徵兵官難道不是首先從流浪漢和貧民中招募士兵，就像百年戰爭的匪幫或者三十年戰爭中的僱傭兵連那樣？恐懼是飢餓的女兒，對恐懼的各種記憶形成了一個可怕的幽靈，它雖然不是大恐慌的唯一原因，卻算是主要原因，或者也可以說，是最深層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