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9年大恐慌 · 第一章　飢餓

泰納在《舊制度》（L'Ancien Régime）中寫到，「民眾，好比是一個在池塘里艱難跋涉的人，水已經淹到了嘴邊，一遇到淤泥有輕微凹陷，水面有一點波瀾，他都會失去立足點，沉溺，然後窒息」。泰納對民眾的描述雖然粗略，其結論仍然有效。在大革命前夕，對於絕大多數法國人來說，最大的敵人乃是飢餓。 市鎮的工人，城市「無賴」的悲慘狀況是毫無爭議的。在所有城市中，就像在巴黎一樣，只要麵包價格有些許上漲，引發的騷動就足以引起當局的巨大焦慮。每日掙得30到40蘇的人，才僅免於饑寒。麵包的價格一旦超過每磅2蘇，麇集在陰暗貧民窟里的人就會發生騷動，這些貧民窟在一些法國市鎮仍然殘存著。就商人和手工業者而言，總是存在大量的非熟練工人和搬運工，這是一支註定找不到工作的後備軍，只要出現一點危機，他們就會成批地加入流浪漢和農業僱工的大軍。 至於鄉村，泰納認為，這裡一直是大恐慌的溫床。不過，連最推崇泰納的人也不同意這一點。有人反對說：1789年已經有許多小土地所有者，農民決不像看上去那麼貧窮，並且遞交給全國三級會議的陳情書絕不可信。最近有人指出，「這種貧困是表面上的」，「在衣衫襤褸的背後，人們生活寧靜，往往也很舒適，有時還很富足」。事實上，20世紀初以來對於陳情書的仔細研究證明了其記載的真實性，對農村人口狀況的深入調查如今表明，泰納是完全正確的。 確實，在1789年，農民占有很大一部分土地，也許是全部土地的三分之一。這個比例因地區而異，各教區之間也不一樣。在利穆贊（Limousin）、在桑斯（Sens）附近以及濱海佛蘭德（Flandre maritime）南部，這個比例約為二分之一；在康布雷齊（Cambrésis），略多於四分之一；在土魯斯（Toulousain），略少於四分之一。但是，在大城市——例如凡爾賽（Versailles）——周邊，以及森林、荒野和沼澤地區，這個比例通常不到十分之一甚至二十分之一。 由於農村人口密度比今天大得多，許多家庭可謂家徒四壁，有的甚至連庇身之所或園圃都沒有：康布雷齊和蒂勒（Tulle）附近就是如此，5個人當中就有一人一貧如洗；在奧爾良（Orléanais），4人當中就有一人；到諾曼底博卡日（Bocage），這一比例上升到5人當中有2人；在佛蘭德和凡爾賽周圍則是4人中有3人，在這裡，真正的農村無產階級迅速增加。至於擁有土地的農民，他們占有的土地份額通常極小。每百人之中，占有土地不到2公頃（也就是5英畝）的，在利穆贊有58人，在拉昂（Laon）地區是76人；在諾爾省，每百人中就有75人占有土地不及1公頃。這麼少的土地，遠遠無法養活一個家庭。 若不是法國的租佃制度對農民比歐洲其他地方更有利，農業危機還會更加嚴重。有興趣自己經營土地的教士、貴族或資產階級很少，不像中歐和東歐的鄉紳可以支配大批農奴的勞役，法國的上層階級像英國地主那樣出租土地。但是，英格蘭經營的主要是大型農場，而法國的農場規模卻五花八門，從幾百公頃的大莊園到幾英畝的小農場、分成制農場和散布各處的小農莊無所不有。大部分土地被租賃給貧窮的佃農，許多地塊甚至被拆分出租，因此僱工也能夠租上一小塊田地或草地，小地主則能夠設法擴大自己的產業。那些完全沒有土地可耕的人的比例因而降低了，有時甚至大幅降低了。但是，如果說問題得到了一定的緩解，卻並沒有被完全解決，因為，絕大多數農場對養活一個家庭來說遠遠不夠：在北方，每百人中就有60到70人連1公頃土地也沒有，20到25人少於5公頃。 最後，這種狀況還在不斷惡化，因為除少數地區外——例如，位於內陸的布列塔尼（la Bretagne），該地曾遭疾疫肆虐——人口持續穩定增長。從1770年到1790年，法國似乎增加了200萬人口。沙隆（Châlons）拜伊司法區的拉科雷（La Caure）村民在陳情書里抱怨說：「孩子的數量讓我們陷入絕望，他們衣食無著，不少人有八九個孩子。」結果，完全不占有或不租土地的小農人數不斷增加，而且從那時起，地主去世後，共有財產往往被分割給繼承人，因此，農地被分割成越來越小的單位。在洛林（Lorraine），陳情書經常提到的「laboureurs」，也就是經營平均規模的農場的農民，正變得越來越少。在舊制度的末期，人們到處尋找土地。窮苦的人侵占公共地產，大批擁入森林、荒野和沼澤地邊緣。他們抱怨那些承諾僱傭總管或長工來經營農場的特權階層，要求出售甚至免費開放國王的地產，有時甚至包括教會的財產，他們激烈抗議大農場繼續存在，要求將其分割為小塊土地，從而為許多家庭提供就業。 那些沒有土地的人需要工作，那些沒有足額土地養家餬口的人需要額外收入。他們去哪裡找呢？最有進取心或最幸運的人轉行當了商人或手工業者。在一些村莊，尤其是小城鎮，他們成了磨坊主、客棧老闆、小酒館老闆、禽蛋批發商和穀物商人和燒酒商，這是在中部和南方，在北方則叫釀酒商。製革商要少一些，但是馬車夫、鞍具工、馬蹄匠和木鞋匠越來越多。修築工作為一些人提供了工作，還有採石場、磚廠和瓷磚廠也為人們提供了謀生的機會。但是，絕大多數人不得不去大農場謀生：洛林的維克（Vic）拜伊司法區的7個教區提交的陳情書顯示，每百人中就有83人是農場僱工，特魯瓦（Troyes）拜伊司法區的比例是每百人中有64人。但除了收穫莊稼或採摘葡萄的季節，他們無活可干。在冬天，只有少數人被雇去打穀子，其他僱工都失業。因此，他們的工資非常低，而且跟不上大革命前幾年持續上漲的食品價格。只有在莊稼等待收割之時，僱工們才會試圖和僱主討價還價，結果是經常發生衝突，特別是在巴黎附近，這可以解釋某些恐慌事件。在北方，農業勞動者最多能賺到12到15蘇和食物，但往往不到10蘇，冬季則只有5到6蘇。那些擁有小塊土地的人，在豐收年份狀況最好，尤其是如果他們能夠讓自己的孩子兼充耕童、牧羊人或農場僕役，但是，普通僱工註定陷入長期貧困，陳情書中許多令人動容的段落為此提供了證據：「陛下，國王陛下！」昂古萊姆（Angoumois）的尚涅（Champniers）的農民哀求說：「請務必體恤你的子民，他們正在飽受赤貧和痛苦的折磨，請洞察法國發生的一切吧！」 幸運的是，在某些地區，鄉村工業為農民提供了額外的收入。商人很快就懂得利用這些隨時情願接受極低工資的大量勞動力。幾乎全部紡紗工業、大部分的編織工業都遷移到了佛蘭德、皮卡第（Picardie）、香檳、布列塔尼、曼恩（Maine）、諾曼底和朗格多克（Languedoc）的村莊。商人向農民提供原料，有時還有設備。男子坐在他的小屋裡編織，而他的妻子和孩子則在不停地紡線。需要下地勞作的時候，他就離開織機。冶金工業和玻璃工業仍然以農村為根據地，因為它們只能在森林附近昌盛，森林為農民提供了充足的柴火，也為伐木工和燒炭工提供了大量的工作機會。此外，如果某個行業不能或不願意向外搬遷，那麼城鎮對農民來說，是一個非常不錯的選擇，例如，一大幫季節性工人來到南特（Nantes），春季一到就離開。1788年10月，在特魯瓦應該有超過一萬名失業者，但是其中6000人是外來務工者，一旦無活可干，便會繼續流浪。 當然，鄉村工業的工資也非常低。在北方，熟練工每天能掙25到50蘇，不包括食物。學徒和普通工人能掙15到20蘇。麻布紡織工最多掙20蘇，紡紗工最多掙8到12蘇。1790年，佛蘭德的某市政當局報告：「可以肯定的是，一個每天收入只有20蘇的男子無法養活一個大家庭。每天只有15蘇進賬的人就會陷入貧困。」 直到舊制度終結前，集體性權利對貧苦農民提供了很多恩惠：他們可以撿拾地里的麥茬，這是莊稼收穫時鐮刀割剩的部分，割下來的麥茬用於修葺屋頂和穀倉；公共牧場使用權允許他們在休耕地上放養牲畜，並在第二次甚至常常是第一輪收穫後，在田地上放養牲畜。最後，許多村莊還可以使用廣闊的公共草地。但是，在18世紀下半葉，這些「權利」遭到特權地主和大農場主的嚴重侵蝕，他們得到了政府的默許。農民盡全力抵抗這種侵蝕。在《農民》（Les Paysans）中，巴爾扎克（Balzac）描述了農民對權利篡奪者及其爪牙展開的持續而狡詐的鬥爭，只是他不願意承認，一旦貧民的權利和土地被剝奪了，他們便無法生存。 總而言之，在那些土地肥沃、農民辛勤勞作的省份，大多數農民勉強能得到溫飽。這確實是一個進步！但是，還有許多人沒有這麼幸運，而運氣最好的人也經不起一點打擊。此外，危機也頻繁發生。 首先，民眾的處境取決於收穫與否。即使本年度收成不錯，問題仍然很多。由於仍然採用連枷打穀，在漫長的冬季，民眾只能一點一點地獲得穀物。與此同時，由於缺少穀倉，麥束只能先保存在磨坊里。這就容易發生各種危險，包括各種天災、失火或鼠患。在谷穗打完一輪之前，人們必須依靠「陳谷」度日。如果收成不好，未來就會一片慘澹，因為等不到明年下種，糧倉就會空空如也，直到下一輪收割前，人們不得不長期忍受匱乏。這就是為什麼農民和城鎮居民目睹商人把糧食帶到別處出售時會義憤填膺：陳谷的庫存從來就不夠。由於這個原因，他們也對農業領域的革新——例如擴大草地和果園面積，引入油籽或茜草——持保留意見。大土地所有者可以藉此獲得豐厚利潤，卻意味著耕種穀物的土地越來越少。 自然災害不是農民唯一害怕的東西，還有戰爭，戰時，政府會增加稅收，把戰區附近的土地暴露在軍事徵用之下，強迫勞力承擔後勤運輸和修整道路，更不用說軍隊的肆虐和廣泛的破壞。此外，工業的進步，儘管養活了很多人口，但也讓他們處於市場波動的影響之下。法國已經成為一個出口國，遙遠的貿易國度一旦發生戰爭或饑荒，或者關稅增加，或者頒布新的貿易禁令，法國工人就不無失業之虞。 準確地說，所有這些災害，都在大革命爆發之前幾年內同時降臨：1788年發生了嚴重歉收；土耳其剛剛參加了反對俄奧聯盟的戰爭；瑞典出於自身利益進行了干預。普魯士表示一旦獲得英國和荷蘭的支持，就會繼而加入戰爭。在普魯士的慫恿下，波蘭竭力擺脫了莫斯科的枷鎖。結果，波羅的海和地中海變得不再安全，中歐和東歐市場逐漸凋零。更糟糕的是，西班牙禁止進口法國布料，法國時尚業也一落千丈：人們開始喜愛麻布，摒棄絲綢，這使里昂（Lyon）的絲織業遭受了沉重打擊。 可悲又可嘆的是，君主的政策極大加劇了危機，這場危機在舊制度的毀滅中發揮了重要作用。1787年的敕令解除了一切穀物貿易的限制。直到那時，在市場上出售穀物受到限制，敕令頒布後，生產者可以直接在市場上銷售。穀物可以通過陸路和海路自由運輸，也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出口。這道敕令的初衷是希望通過使穀物生產有利可圖，進而鼓勵農業發展。但是，當1788年發生歉收後，糧倉就全空了，穀物價格不受控制地飆升，並在1789年7月達到頂峰。此時，在巴黎，每磅麵包要賣4個半蘇，在某些地區甚至更貴；如在科（Caux）地區要賣每磅6蘇。 與此同時，政府的短淺目光也引發了失業危機。1786年，法、英兩國簽訂了貿易條約，大大降低了法國進口國外工業品的關稅。這個想法的初衷是好的：時人以為，有必要採用英式「機械」（mécaniques），而將這套東西強加給法國工業家的最佳方法，就是引入某種形式的國外競爭。其實，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在過渡期間，明智之舉是逐步地實施這一計劃，同時為國內的工業品提供適當的保護。現在，法國突然向具有決定性優勢的英國工業開放邊界，造成了可怕的後果。在亞眠（Amiens）和阿布維爾（Abbeville），1785年還有5672架織機在運轉，到了1789年就有3668架停工，有人估計，這一下子就剝奪了3.6萬人的工作。在針織工業中，8000架織機中就有7000架停工。各處情形都是如此，其他行業也好不到哪去。 通常情況下，危機可能不會延續很長時間。但是，出口限制又讓問題更加複雜。同時生活成本大幅上漲，結果就是危機變得無法忍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