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
韩愈(768~824)字退之,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河阳(今河南省焦作孟州市)人,汉族。祖籍河北昌黎,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他与柳宗元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学习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破骈为散,扩大文言文的表达功能。宋代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作品都收在《昌黎先生集》里。韩愈在思想上是中国“道统”观念的确立者,是尊儒反佛的里程碑式人物。

人物生平

困苦童年
大历三年(768年),韩愈出生。他的祖辈都曾在朝或在地方为官,其父韩仲卿时任秘书郎。韩愈三岁时,韩仲卿便逝世。他由兄长韩会抚养成人。

大历十二年(777年),韩会因受元载牵连,贬韶州刺史,到任未久便病逝于韶州任上。韩会早逝后,韩愈先是随寡嫂回河阳原籍安葬兄长,但却不得久住,只得随寡嫂郑氏避居江南宣州,韩愈这一时期便是在困苦与颠沛中度过的。韩愈自念是孤儿,从小便刻苦读书,无须别人嘉许勉励。

科举之路
贞元二年(786年),韩愈离开宣城,只身前往长安。其间韩愈赴河中府(即蒲州,今山西永济)投奔族兄韩弇,以得到河中节度使浑瑊的推荐,却毫无收获。

贞元三年(787年)秋,韩愈取得乡贡资格后再往长安。是年,韩愈在长安落地,生活无所依靠,又传来从兄韩弇死于非命的噩耗。约在此年末,韩愈因偶然机会,得以拜见北平王马燧。此间,韩愈得到了马燧的帮助,后曾作《猫相乳》以感其德。

贞元三年至五年(787年—789年)间,韩愈三次参加科举考试,均失败。贞元五年(789年),韩愈返回宣城。

贞元八年(792年),韩愈第四次参加进士考试,终于登进士第。次年,参加吏部的博学宏词科考试,遭遇失败。同年,韩愈之嫂郑夫人逝世,他返回河阳,为其守丧五个月。

贞元十年(794年),再度至长安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又失败。

贞元十一年(795年),第三次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仍失败。期间曾三次给宰相上书,均未得到回复。同年,离开长安,经潼关回到河阳县,于是前往东都洛阳。

两入幕府
贞元十二年(796年)七月,韩愈因受宣武节度使董晋推荐,得试任秘书省校书郎,并出任宣武节度使观察推官。韩愈在任观察推官三年间,在指导李翱、张籍等青年学文的同时,利用一切机会,极力宣传自己对散文革新的主张。

贞元十五年(799年)二月,董晋逝世,韩愈随董晋灵柩离境。韩愈刚离开四日,宣武军便发生兵变,留后陆长源等被杀,军中大乱,韩愈因先离开而得免祸。韩愈随董晋灵柩至洛阳,其后于二月末抵达徐州。同年秋,韩愈应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之聘,出任节度推官,试协律郎。同年冬,张建封派韩愈前往长安朝正。韩愈谈论直爽坦率,从不畏惧或回避什么,操行坚定纯正,却不善于处理一般事务。

贞元十六年(800年)春,韩愈回到徐州,于夏季离开徐州,回到洛阳。同年冬,韩愈前往长安,第四次参吏部考试。

屡遭贬谪
贞元十七年(801年),通过铨选。次年春,韩愈被任命为国子监四门博士。他曾告假回到洛阳,前往华山游玩。

贞元十九年(803年),韩愈晋升为监察御史。当时关中地区大旱,韩愈在查访后发现,灾民流离失所,四处乞讨,关中饿殍遍地。目睹严重的灾情,韩愈痛心不已。而当时负责京城行政的京兆尹李实却封锁消息,谎报称关中粮食丰收,百姓安居乐业。韩愈在愤怒之下上《论天旱人饥状》疏,反遭李实等谗害,于同年十二月被贬为连州阳山县令。

贞元二十年(804年)春,韩愈抵达阳山县就职。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春,韩愈获赦免,于夏秋之间离开阳山县。八月,获授江陵法曹参军。

元和元年(806年)六月,韩愈奉召回长安,官授权知国子博士。元和三年(808年),韩愈正式担任国子博士。

元和四年(809年)六月十日,改授都官员外郎、分司东都兼判祠部。

元和五年(810年),降授河南县令。当时,魏、郓、幽、镇四藩镇各设留守藩邸,暗中蓄养士兵,并窝藏逃犯,意图不轨。韩愈要揭发他们的违法行为,便部署官吏,事先自断他们与百姓往来,等天明就公布,留守官员十分害怕,被迫停手。

元和六年(811年),任尚书职方员外郎,回到长安。

元和七年(812年)二月,复任国子博士。

元和八年(813年),韩愈认为自己才学高深,却屡次遭贬斥,便创作《进学解》来自喻。宰相看后,很同情韩愈,认为他有史学方面的才识,于是调韩愈为比部郎中、史馆修撰,奉命修撰《顺宗实录》。

元和九年(814年)十月,韩愈任考功郎中,仍任史馆修撰。同年十二月,任知制诰。

元和十年(815年)正月,晋升为中书舍人,此后获赐绯鱼袋。不久,厌恶韩愈的人称他先前任江陵掾曹时,荆南节度使裴均留他住宿礼遇厚重。裴均之子裴锷是平庸浅陋之人,裴锷看望父亲时,韩愈在为裴锷送行的文章序中,仍称呼裴锷的字。这一说法在朝官中引起很大反响,韩愈因此被改授为太子右庶子。

随征淮西
元和十二年(817年)八月,宰相裴度任淮西宣慰处置使、兼彰义军节度使,聘请韩愈任行军司马,赐紫服佩金鱼袋。韩愈曾建议裴度派精兵千人从小路进入蔡州,必能擒拿吴元济。裴度未及采行,李愬已自文城(今河南唐河)提兵雪夜入蔡州,果然擒得吴元济。三军谋略之士,无不为韩愈惋惜。韩愈又对裴度说:“如今凭借平定淮西的声势,镇州王承宗可用言辞说服,不必用兵。”他便找到柏耆。口授致成德节度使王承宗的书信,叫柏耆执笔写下后,带上书信进入镇州晓喻王承宗。王承宗摄于兵威,就上表献上德、棣二州,表示服从朝廷。

同年十二月,淮西平定后,韩愈随裴度回朝,因功授职刑部侍郎,宪宗便命他撰写《平淮西碑》,其中很大篇幅叙述裴度的事迹。当时,李愬率先进入蔡州生擒吴元济,功劳最大,他对韩愈所写愤愤不平。李愬之妻入宫禁诉说碑辞与事实不符,宪宗便下令磨掉韩愈所写碑文,命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新撰写刻石为碑。

元和十三年(818年)四月,尚书左仆射郑余庆因谙熟典章,被任命为详定使,对朝廷仪制、吉凶五礼加以修定。韩愈被引为副使,参与修定工作。

谏迎佛骨
元和十四年(819年)正月,宪宗派使者前往凤翔迎佛骨,长安一时间掀起信佛狂潮。韩愈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上《论佛骨表》极力劝谏,认为供奉佛骨实在荒唐,要求将佛骨烧毁,不能让天下人被佛骨误导。宪宗览奏后大怒,要用极刑处死韩愈,裴度、崔群等人极力劝谏,宪宗却仍愤怒。一时人心震惊叹惜,乃至皇亲国戚们也认为对韩愈加罪太重,为其说情,宪宗便将他贬为潮州刺史。

韩愈到潮阳后,上奏为自己辩白。宪宗对宰相说道:“昨日收到韩愈到潮州后的上表,所以想起他谏迎佛骨之事,他很是爱护朕,朕难道不知道?但韩愈身为人臣,不应当说人主奉佛就位促寿短。朕因此讨厌他太轻率了。”宪宗意欲重新起用韩愈,所以先说及此事,观察宰相的态度。但同平章事皇甫镈憎恨韩愈为人心直口快,怕他重被起用,便抢先回答说:“韩愈终究太狂放粗疏,暂且可考虑调到别郡。”适逢大赦,宪宗便于同年十月量移韩愈为袁州(今江西宜春)刺史。

元和十五年(820年)春,韩愈抵达袁州。按照袁州风俗,平民女儿抵押给人家做奴婢,超越契约期限而不赎回,就由出钱人家没为家奴。韩愈到后,设法赎出那些被没为家奴的男女,让他们回到父母身边。于是禁止此种风俗,不许买人为奴。

此年九月,韩愈入朝任国子祭酒,于冬季回到长安。

出使镇州
长庆元年(821年)七月,韩愈转任兵部侍郎。当时,镇州(今河北正定)兵变,杀害新任成德节度使田弘正。都知兵马使王廷凑自称留后,并向朝廷索求节钺。

长庆二年(822年)二月,朝廷赦免王庭凑及成德士兵,命韩愈为宣慰使,前往镇州。

韩愈即将出发时,百官都为他的安全担忧。元稹说:“韩愈可惜。”唐穆宗也后悔,命韩愈到成德军边境后,先观察形势变化,不要急于入境,以防不测。韩愈说:“皇上命我暂停入境,这是出于仁义而关怀我的人身安危;但是,不畏死去执行君命,则是我作为臣下应尽的义务。”于是毅然只身前往。

到镇州后,王庭凑将士拔刀开弓迎接韩愈。韩愈到客房后,将士仍手执兵器围在院中。王庭凑对韩愈说:“之所以这么放肆无礼,都是这些将士干的,而不是我的本意。”韩愈严厉地说:“皇上认为你有将帅的才能,所以任命你为节度使,却想不到你竟指挥不动这些士卒!”

有一士卒手执兵器上前几步说:“先太师(指王武俊)为国家击退朱滔,他的血衣仍在这里。我军有什么地方辜负了朝廷,以致被作为叛贼征讨!”韩愈说:“你们还能记得先太师就好了,他开始时叛乱,后来归顺朝廷,加官进爵,因此,由叛逆转变而为福贵难道还远吗?从安禄山、史思明到吴元济、李师道,割据叛乱,他们的子孙至今还有存活做官的人没有?”众人回答:“没有。”

韩愈又说:“田弘正举魏博以归顺朝廷,他的子孙虽然还是孩提,但都被授予高官;王承元以成德归顺朝廷,还未成人就被任命为节度使;刘悟、李祐当初跟随李师道、吴元济叛乱,后来投降朝廷,现在,都是节度使。这些情况,你们都听说过吗!”众人回答:“田弘正刻薄,所以我军不安。”

韩愈说:“但是你们这些人也害死田公,又残害他家,又是什么道理?”众人都称善。王庭凑恐怕将士军心动摇,命令他们出去。然后,对韩愈说:“您这次来成德,想让我干什么呢?”韩愈说:“神策六军的将领,像牛元翼这样的人不在少数,但朝廷顾全大局,不能把他丢弃不管。为什么你到现在仍包围深州,不放他出城?”王庭凑说:“我马上就放他出城。”便和韩愈一起饮宴,正逢牛元翼逃溃围出,王庭凑也不追。

晚年生活
长庆二年(822年)九月,韩愈转任吏部侍郎。次年六月,升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神策军将士闻讯后,都不敢犯法,私下里相互说:“他连佛骨都敢烧,我们怎么敢犯法!”

韩愈任职不久,便因不参谒宦官,被御史中丞李绅弹劾。韩愈不服,称此举经穆宗恩准。二人你来我往,争辩不止。宰相李逢吉趁机奏称二人关系不合,朝廷便派李绅出任浙西观察使,韩愈也被改职兵部侍郎。不久后,穆宗得知其中事由,再任韩愈为吏部侍郎。

病逝于家
长庆四年(824年)八月,韩愈因病告假。同年十二月二日(12月25日),韩愈在长安靖安里的家中逝世,终年五十七岁。获赠礼部尚书,谥号文。次年三月,葬于河阳。

元丰元年(1078年),宋神宗追封韩愈为昌黎伯,并准其从祀孔庙。

参考资料: 1、 卞孝萱 张清华 阎琦.《韩愈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46 2、 《旧唐书·卷一百六十·列传第一百一十》 3、 卞孝萱 张清华 阎琦.《韩愈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52 4、 吕大防等.《韩愈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91

评价

韩愈是一个气场和存在感均极强的人物。作为文坛领袖,他“手持文柄,高视寰海”“三十余年,声名塞天”(刘禹锡《祭韩吏部文》);作为作家,他敢为风气之先,为文为诗气势磅礴;作为一个生命个体的“人”,他刚直敢任,人格伟岸,诚为伟丈夫。如此人中鸾凤,却也是性情中人,不但极重感情,而且敏感于生活中的许多细微乐趣或烦恼,而且有幽默的一面。——潘向黎

韩愈确实是不可多得的历史人才,他的影响使无数帝王将相相形见绌。在中唐的政治舞台上,他扮演过监察御史、考功郎中知制诰、刑部侍郎、国子监祭酒、吏部侍郎等角色,所至皆有政绩。但他的主要贡献是在文学上。他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继承先秦两汉散文传统,反对专讲声律对仗而忽视内容的骈体文。为文气势雄伟,说理透彻,逻辑性强,被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在封建思想道德方面,他也有独到的建树,坚决反佛排道,大力提倡儒学,以继承儒学道统自居,开宋明理学家之先声。故宋人苏轼对他推崇备至,称他立下“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弱”的丰功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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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成就

政治主张
韩愈在政治上主张天下统一,反对藩镇割据。唐宪宗时,曾随同裴度平定淮西藩镇之乱。韩愈曾经因为进言佛骨一事,被贬潮州,后因治政突出,迁袁州,即今江西宜春,任袁州刺史。任职袁州期间,韩愈政绩卓越,并且培养了当时江西省的第一个状元。现宜春秀江中有一个沙洲,名为状元洲,传说就是当年学子读书之处。宜春城中最高山头建有状元楼,宜春市区有昌黎路,都是为了纪念韩愈的特别功绩。

教育思想
韩愈三进国子监做博士,一度担任国子监祭酒,招收弟子,亲授学业,留下了论说师道激励后进和提携人才的文章,不失为一位有创造性见解的教育家。韩愈力改耻为人师之风,广招后学。柳宗元曾赞叹说:“今之世不闻有师,独韩愈不顾流俗,犯笑侮,收招后学,作《师说》,因抗颜为师,愈以是得狂名。”韩愈在教育方面的论文主要的有《师说》《进学解》和《杂说四马说》等等。在这些文章中,他强调了求师的重要性,指出“人非生而知之”;提出了“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命题,认为只要是有学问的人,就是自己的老师;他还提出了“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的至理名言,把有才能人比作千里马,指出“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阐释了在位之人如何识别人才对待人才和使用人才的问题。韩愈这种识别人才与培养人才、使用人才的思想,是孔子“举贤”、里子“尚贤”思想的新发展,也是对封建贵族那种选人唯贵、用人为亲的腐朽思想进行的有力批判。

文学成就
古文运动
后人把他与柳宗元、苏轼、苏辙、苏洵、曾巩、欧阳修、王安石合称为唐宋八大家,并尊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韩柳倡导的古文运动,开辟了唐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韩诗力求新奇,重气势,有独创之功。韩愈以文为诗,把新的古文语言、章法、技巧引入诗坛,增强了诗的表达功能,扩大了诗的领域,纠正了大历(766~780)以来的平庸诗风。韩愈积极领导了唐代古文运动,并使这一运动获得重大的成功。所谓古文运动,就是改变汉魏六朝以来的骈体文,恢复先秦时代的散文体。韩愈把古文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韩愈提倡古文的目的,就是:“通其辞也,本志乎古道也。”以古文来振兴儒学,恢复“圣道”。韩愈认为,“文以载道”,文和道必须有机结合起来,应该首先重视的是道,“本深而末茂,形大而声宏”。韩愈以“物不得其平则鸣”为根据提出了一条理论,认为人“有不得已而后言者”。韩愈认为,文体上应该学习古代圣贤之为文。但必须“师其意,不师其辞”。韩愈还提出,写文章应该“唯陈言之务去”,去陈词滥调,务争有所创新。韩愈领导唐代古文运动是成功的,从此“古文自唐以后为一大变”,一改淫靡的文风。苏轼据此称是“文起八代之衰”。韩愈的文学主张,对于后代文学理论的发展和文学实践活动都有积极的影响。

文学创作
韩愈的作品非常丰富,现存诗文700余篇,其中散文近400篇。韩愈的散文、诗歌创作,实现了自己的理论。其赋、诗、论、说、传、记、颂、赞、书、序、哀辞、祭文、碑志、状、表、杂文等各种体裁的作品,均有卓越的成就。
韩愈散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语言鲜明简炼,新颖生动,为古文运动树立了典范。韩文风格雄健奔放,曲折自如。其散文作品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杂文,与论说文相比,杂文更为自由随便,或长或短,或庄或谐,文随事异,各当其用。如《进学解》通过设问设答的方式,反话正说,全文多用辞赋铺陈的手法排比对偶,行文轻松活泼。杂文中最可瞩目的是那些嘲讽现实、议论犀利的精悍短文,如《杂说》、《获麟解》等,形式活泼,不拘一格,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序文(即赠序),大都言简意赅,别出心裁,表现对现实社会的各种感慨,如《张中丞传后叙》、《送李愿归盘谷序》、《送孟东野序》等。此外,韩愈还在传记、碑志中表现出状物叙事的杰出才能,如《毛颖传》《柳子厚墓志铭》等。传记、抒情散文,韩愈的传记文继承《史记》传统,叙事中刻画人物,议论、抒情妥帖巧妙。《张中丞传后叙》是公认的名篇。他的抒情文中的《祭十二郎文》又是祭文中的千年绝调,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
韩愈也是诗歌名家,艺术特色以奇特雄伟、光怪陆离为主。如《陆浑山火和皇甫用其韵》、《月蚀诗效玉川子作》等怪怪奇奇,内容深刻;《南山诗》、《岳阳楼别窦司直》、《孟东野失子》等,境界雄奇。但韩诗在求奇中往往流于填砌生字僻语、押险韵。韩愈也有一类朴素无华、本色自然的诗。韩诗古体工而近体少,但律诗、绝句亦有佳篇。如七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答张十一功曹》、《题驿梁》,七绝《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题楚昭王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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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的诗词

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义,非毁之也,其见者小也。坐井而观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为仁,孑孑为义,其小之也则宜。其所谓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谓道也。其所谓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谓德也。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谓道德云者,去仁与义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

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魏、梁、隋之间。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则归于墨;不入于老,则归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污之。噫!后之人其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孰从而听之?老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为孔子者,习闻其说,乐其诞而自小也,亦曰“吾师亦尝师之”云尔。不惟举之于口,而又笔之于其书。噫!后之人虽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其孰从而求之?

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讯其末,惟怪之欲闻。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

古之时,人之害多矣。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相养之道。为之君,为之师。驱其虫蛇禽兽,而处之中土。寒然后为之衣,饥然后为之食。木处而颠,土处而病也,然后为之宫室。为之工以赡其器用,为之贾以通其有无,为之医药以济其夭死,为之葬埋祭祀以长其恩爱,为之礼以次其先后,为之乐以宣其湮郁,为之政以率其怠倦,为之刑以锄其强梗。相欺也,为之符、玺、斗斛、权衡以信之。相夺也,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为之备,患生而为之防。今其言曰:“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争。”呜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何也?无羽毛鳞介以居寒热也,无爪牙以争食也。

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今其法曰,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呜呼!其亦幸而出于三代之后,不见黜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于三代之前,不见正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

帝之与王,其号虽殊,其所以为圣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饮而饥食,其事虽殊,其所以为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为太古之无事”?”是亦责冬之裘者曰:“曷不为葛之之易也?”责饥之食者曰:“曷不为饮之之易也?”传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将以有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经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诗》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今也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

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为己,则顺而祥;以之为人,则爱而公;以之为心,则和而平;以之为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是故生则得其情,死则尽其常。效焉而天神假,庙焉而人鬼飨。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然则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重以周,故不怠;轻以约,故人乐为善。

闻古之人有舜者,其为人也,仁义人也。求其所以为舜者,责于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闻古之人有周公者,其为人也,多才与艺人也。求其所以为周公者,责于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圣人也,后世无及焉;周公,大圣人也,后世无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责于身者重以周乎!其于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为良人矣;能善是,是足为艺人矣。”取其一,不责其二;即其新,不究其旧:恐恐然惟惧其人之不得为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艺易能也,其于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于人者轻以约乎?

今之君子则不然。其责人也详,其待己也廉。详,故人难于为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于人,内以欺于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

其于人也,曰:“彼虽能是,其人不足称也;彼虽善是,其用不足称也。”举其一,不计其十;究其旧,不图其新:恐恐然惟惧其人之有闻也。是不亦责于人者已详乎?

夫是之谓不以众人待其身,而以圣人望于人,吾未见其尊己也。

虽然,为是者,有本有原,怠与忌之谓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尝试之矣,尝试语于众曰:“某良士,某良士。”其应者,必其人之与也;不然,则其所疏远不与同其利者也;不然,则其畏也。不若是,强者必怒于言,懦者必怒于色矣。又尝语于众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应者,必其人之与也,不然,则其所疏远不与同其利者也,不然,则其畏也。不若是,强者必说于言,懦者必说于色矣。

是故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呜呼!士之处此世,而望名誉之光,道德之行,难已!

将有作于上者,得吾说而存之,其国家可几而理欤!

麟之为灵,昭昭也。咏于《诗》,书于《春秋》,杂出于传记百家之书,虽妇人小子皆知其为祥也。

然麟之为物,不畜于家,不恒有于天下。其为形也不类,非若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则虽有麟,不可知其为麟也。

角者吾知其为牛,鬣者吾知其为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为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则其谓之不祥也亦宜。虽然,麟之出,必有圣人在乎位。麟为圣人出也。圣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为不祥也。

又曰:“麟之所以为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圣人,则谓之不祥也亦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