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一浮(1883~1967),幼名福田,字一佛,后字一浮,号湛翁,别署蠲翁、蠲叟、蠲戏老人。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思想家、诗人和书法家。马一浮是引进马克思《资本论》的中华第一人,与梁漱溟、熊十力合称为“现代三圣”(或“新儒家三圣”),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浙江大学校歌》的词作者,浙江大学原教授。于古代哲学、文学、佛学造诣精深,又精于书法,合章草、汉隶于一体,自成一家。所著后人辑为《马一浮集》。 ► 121篇诗词

  少年时代

  清光绪九年(1883年),马一浮出生于四川成都。父亲马廷培当时任四川仁寿县知县。母亲何定珠,出身于名门望族,颇有文采。马一浮有姐三人,均识字读书。

  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从何虚舟先生学读唐诗。

  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随父母返浙江绍兴原籍,居绍兴东关长塘后庄村(今上虞县)。

  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其父聘举人郑墨田教子,郑氏为马一浮取学名“福田”。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应县试名列榜首。

  求学生涯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浙江社会贤达汤寿潜(民国时期曾任浙江都督)见其文章,大加赞赏,以爱女汤孝愍妻之。同年赴上海习英、法、拉丁文。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与马君武、谢无量合办《翻译世界》。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妻子病逝,立志终身不娶。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赴美国主办留学生监督公署中文文牍,后又赴德国和西班牙学习外语。曾预纂《欧洲文学四史》等著作。次年东渡日本学习日文。

  清宣统三年(1911年)回国,赞同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常撰文宣传西方进步思想。

  学术养成

  民国元年(1912年),应蔡元培邀请,短暂出任民国教育部秘书长,不久后便辞官归去。

  民国十七年(1928年),为丰子恺撰《护生画集序》。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日寇攻陷上海,逼近杭城,国难迫使马一浮携家人南渡避寇。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应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之聘,至江西泰和浙大以大师名义作“特约讲座”,讲稿后辑为《泰和会语》。为浙大作校歌。同年随浙大至桂林,又转至宜山,继续在浙江大学讲学,讲稿后辑成《宜山会语》。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在四川筹设复性书院任院长兼主讲。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编刻自撰历年诗词之作,有《蠲戏斋诗前集》《蠲戏斋诗编年集》《芳杜词媵》等。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抗战胜利,回杭州,续以书院主讲兼总纂的名义从事刻书。

  人物归宿

  1953年,任浙江文史馆馆长。

  1954年,任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会特邀代表。

  1959年,任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会特邀代表。

  1964年,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反动学术权威”的罪名被赶出蒋庄。

  1967年,胃部大出血,后诸病皆发,于6月2日在杭州逝世。逝世后,被安葬在南山公墓。

  哲学体系

  马一浮认为心、思想是一切文化学术之根本,“不知反求自心之义理,终无入头处”。因此,他反复强调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即在于“发明自心之义理”。马一浮认为,把哲学分成本体论、认识论、经验论、方法论等,乃是从近代哲学开始的,而“中土先哲,本其体验所得以为说”,其学“内外本末只是一贯”。可以说,在马一浮那里,全部文化或哲学问题,以及全部教育问题,都只集中在一点上,即“发明”和“反求自心之义理”。他的文化观和哲学思想是彻底的唯心主义。

  马一浮能够很好地融会程朱、陆王两派的思想、方法。他认为,“义理之学最忌讲宗派立门户,……先儒临机施设,或有抑扬,皆是对治时人病痛,不可执药成病。程朱陆王并皆见性,并为百世之师,不当取此舍彼。但其教人之法亦有不同,此须善会,实下工夫。他批评那些对朱陆异同争论不休的人说:这些人“不知源流,又不明古人机用,妄生同异,只是瞎汉赃诬古人,自己全不曾用力,安能知古人造诣邪?”其实,“程朱陆王岂有二道?见性是同,垂语稍别者,乃为人悉檀建化边事耳(按:“为人悉檀”乃佛教用语,意思是根据各人不同的根机和能力,而为之说各种法;“建化”指建立教化,也是临机施设,对症下药的意思)”。他在融合程朱陆王的思想方法方面,诚如贺麟所指出的:“其格物穷理,解释经典,讲学立教,一本程朱,而其返本心性,祛习复性,则接近陆王之守约。”

  理学思想

  马一浮在二、三、四十年代是与梁漱溟、熊十力等人齐名的儒家学者。他对于传统儒家文化,特别是宋明理学的深刻研究和体验,是时人所公认的。马一浮从不标新,更不自构体系,而始终只是默默地潜心体究宋明理学,躬自践行中国传统文化的为人精神。

  马一浮主要是从四个方面来阐发他的理学思想的,这也就是他在《复性书院学规》中提出的“可以终身由之而不改,必适于道”的四点:“主敬”、“穷理”、“博文”、“笃行”。他指出:“主敬为涵养之要,穷理为致知之要,博文为立事之要,笃行为进德之要。”

  “穷理为致知之要”是这四句中的重点。在谈到“理”的问题时,马一浮总是联系“气”和“事”来说,强调“理气”、“理事”的“一源”和“无间”。他继承程朱的思想说,“有气必有理”,“离气则无以见理”,“无此理则气亦不存”,“理气同时而具,本无先后,因言说乃有先后”等等。同时,他也进一步发挥道:“太极未形以前,冲漠无朕,可说气在理中;太极既形以后,万象森然,可说理在气中。”他还结合“易”的三种含义来阐发理气的关系,说:“气是变易,理是不易,全气是理,全理是气,即是简易。”这是一种新的解释,诚如他自己所说的,“此是某楷定之义,先儒释三义未曾如此说。”以后,他又把“易”之三义与佛教所说的“体、相、用”三大贯通起来,认为“不易是体大,变易是相大,简易是用大”。从而使理气的体用关系,得到了更为生动细致的说明。关于“理事”关系,他则一再强调“事外无理”和“理事双融”。

  更重要的还有一个“理”与“心”的关系问题。在此问题上,马一浮竭力调和程朱和陆王的差别,而坚持的则是“心外无理”的观点。他解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说:“朱子释格物为穷至事物之理,致知为推极吾心之知。知者,知此理也,知具于心,则理不在心外明矣。”他还说:“格物即是穷理,异名同实”。他还引用佛教的理论来作佐证,说:“佛氏亦言,当知法界性一切唯心所造。心生法生,心灭法灭,万行不离一心,一心不违万行。”他的这些论证,最终是要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致知是知此理,唯是自觉自证境界,拈似人不得。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一切名言诠表,只是勉强描模一个体段,到得此理显现之时,始名为知。”可以说,穷理致知是马一浮理学思想的核心,从这里出发,又回归这里。

  学术思想

  “义理名相论”则是马一浮独自发明的可以施之于教的对“六艺”义理的阐扬与发明,称之为新义理学说。马一浮“义理名相论”的学术旨归,是通过分析名相而识得六艺的义理内涵和中国学术的本原。以佛氏的义学和禅学为助发,做到了会通儒佛,体用一原,显微无间。“义理名相论”命题的提出与探究,既是马一浮实现从分析名相到排遣名相的义理之学的结晶,也是要给来学指示一条达至最终派遣名相的观念与途径。泰和、宜山两《会语》中的《理气》《知能》《说视听言动》《居敬与知言》《涵养致知与止观》《说止》《去矜上》《去矜下》八篇著论,是马一浮研究的如何从分析名相到排遣名相,从而彰显六艺义理真谛的示范,可谓深文奥义,理事双融,不二法门。

  马一浮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理论,从形式上来看是相当固守传统的。如他的一个最主要的观点就是认为,全部中国文化都可以统摄于“六艺”之中,即所谓:“国学者,六艺之学也”。这里的“六艺”是指诗、书、礼、乐、易、春秋,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六经”。但马一浮更喜欢用“六艺”这一名称,因为它不仅是呆板地指六部经典,而是广义地指六类或六个部门的文化学术或教化。他认为:“此(六艺)是孔子之教,吾国二千余年来普遍承认,一切学术之原皆出于此,其余都是六艺之支流。故六艺可以该摄诸学,诸学不能该摄六艺。”

  关于文化的起源和发展,马一浮则站在了唯心史观的立场上,认为完全是精神的产物。他反复声称:“一切道术皆统摄于六艺,而六艺实统摄于一心,即是一心之全体大用也。”又说:“天下万事万物不能外于六艺,六艺之道不能外于自心”,“六艺之本,即是吾人自心所具之义理”。因此,在文化、学术上如果“不知反求自心之义理,终无入头处”。他说,这些道理说来简单,却是他“自己体验出来”的。他从这种文化观出发,对于人类的文化,特别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充满了坚强的信心。他认为,只要“天地一日不毁,此心一日不亡,六艺之道亦一日不绝。人类如欲拔出黑暗而趋光明之途,舍此无由也”。

  教育成就

  抗战时,国难激发起了马一浮的一片爱国热情。他打破“平生杜门”,“未尝聚讲”的守则,在南下避难的旅途中,第一次应当时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之邀,出山讲学,先后于江西的泰和与广西的宜山为浙江大学的学生开设“国学讲座”。关于开设这个讲座的意义,他是这样说的:“其意义在使诸生于吾国固有之学术得一明了认识,然后可以发扬天赋之知能,不受环境之陷溺,对自己完成人格,对国家社会乃可以担当大事。”他首先拈出宋代大哲学家张载的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来教大家立志,希望大家“竖起脊梁,猛著精彩”,“养成刚大之资,乃可以济蹇难”。可见,他是把对学生的抗战爱国教育,贯穿于这些讲座之中。1939年夏,马一浮在四川嘉定乌尤寺创建了“复性书院”,担任主讲,讲明义理,选刻古书,培养了一批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人才。可以说,整个抗战时期,也是马一浮学术活动最活跃的时期,他的主要学术思想著作都是这一时期发表的。

  书法成就

  马一浮擅长书法,各体皆备,碑帖兼取,尚古而脱古,自成一家。尤精行草及隶书,行草运笔俊利,章法清逸而气势雄强,横划多呈上翻之势,似淡拘成法,拙中寓巧,气格高古;隶书取精用弘,形成用笔温厚、结体潇洒之特点。亦善治印,朴茂而富韵致。

  马一浮在《戏题鬻书启诗》中自谓:“恨无勾漏丹砂诀,幸有羲之笔阵图。”由此诗可知,他自己的书法所成,自视不低,且独钟于王羲之。

  纵观其学书之路,早年以唐碑入手,尤喜爱欧阳询父子,二十岁后遍临魏晋南北朝书,植根于钟王诸帖。他的篆书直接取法李阳冰,隶书则以《石门颂》为宗。

  最为世人认可的还是其行草书体,集各种书体于一身,自成风格。亦善治印,为西泠印社成员,其印朴茂而富韵致。

  马一浮生前曾言,他平生最喜王羲之的《兰亭序》与《圣教序》。故对其用力也最勤,尤其学《圣教序》的成分更多。无论点画、笔法,间架、结构,甚至是行距、章法,深受《圣教序》影响。

  当然,马一浮在书法上的成就和赞誉,主要得自他博大精深的才学。曾受过马一浮亲炙的丰子恺更是服膺他的学问人品和书艺,称其为“中国书法界的泰斗”。

  读书之法

  对读书的穷理之道,马一浮亦有精辟概括,他认为,读书之道,约而言之,有四门:一曰通而不局;二曰精而不杂;三曰密而不烦;四曰专而不固。四种读书法,实则解决了博与专、义理与细节、简与繁、中心与边缘等问题,其总结可谓精辟之至。马一浮对此稍加解释,“不局不杂,知类也;不烦不固,知要也。类者,辩其流别,博之事也。要者,综其指归,约之事也。读书之道尽于此也”。

  关于读书之目的,马一浮以为,读书当求明理,更贵在养德。马一浮承接宋儒乃至先秦儒家而来,始终将“学之为己”为第一要务,“学之为己”的目的在于成就圣贤人格;而非“学之为人”,即以“博学”炫耀于人以换取某种好处为目的。马一浮以为,学问若不能提高自己的修养,读书再多,亦不过一书橱耳,又有何用?他多次强调读书的终极目的,在于修身、在于提高修为,并提出“唯有指归自己一路是真血脉”的践行主张。指归自己实则意味着,学人在明理的基础上必须要做到身体力行:“但说取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忠信笃敬’要体而行之,不是说其义旨便了”。此正所谓“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之意,只有真正将义理落到实处,方可算的上“真学”。反过来,通过读书所培植的道德(即“畜德”),又能促进人们人更好的明理。譬如,当学人在身体力行的实践中,具备了开放、谦虚、包容的品质时,他能更好的吸收他人有益的东西,进而更利于扩大其视野,开阔其心胸,进而帮助其更好地通晓天下之理。于是,“读书—明理—修德—读书—明理”构成一个良性循环,此循环实则是儒家圣贤人格培养的一个缩影。总之,马一浮的读书之目的,在明理修德;明理之旨,终归还是养德。明理践性为历代大儒者所提倡,更为马一浮终生所实践。故而,马一浮“读书法”,实则映射出马一浮修身践性之法。

  抗战胜利后马一浮又回到了杭州,重新隐居林下,唯主持智林图书馆,继续选刻古书。解放后,他担任过浙江省文史馆馆长、全国政协委员等职。但遵照周总理的指示,不以俗务打搅,让他在杭州家中(花港蒋庄)安心著书立说,颐养天年,直至十年浩劫,他也未能幸免。

  传播《资本论》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美国圣路易斯举办第十二届世博会,中国首次以政府名义正式参加世博会。清政府派溥伦亲王为正监督(团长),并要选派懂外文的人员去负责筹建中国展馆。时年20岁的马一浮由于懂外文,被录用去做中国展馆的筹建工作。

  马一浮到达美国后,开始他抱着欣喜、激动、期盼的心情,一心想学好外语,学好西方哲学、文学,他认为学习是他的第一乐趣。不到10天,他找到一处学英语的地方,每天只要花一个美元从师学习英语2小时,学习文法。不久,他翻译了《日耳曼社会主义史》、《法国革命党史》,《政治罪恶论》等书刊。他的第二个乐趣是购读了不少社会学著作和图书,特别使他高兴的是购买到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他在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3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今天下午我得到英译本马格士(马克思)《资本论》一册,此书求之半年矣,今始得之,大快,大快,胜服仙药十剂,予病若失矣!”这时马一浮正在患感冒,还发着高烧。他说我回国时一定要把马克思的《资本论》这部巨著带回中国去。

  马一浮在美国考察了社会的一些实际情况后,心情逐渐由原来的欣喜、激动、期盼变成了苦闷、悲愤、失望。他原以为美国是文明、民主的,实际上却是野蛮而专权的。特别使他不能忍受的是对华人的歧视,他在日记中说:“美人定华商赴会,须人纳500金圆,呈保书证明实系赴会,乃许入境,既到会所,则不得出会场一步,且西人之上等俱乐部概不许入,出会场者即按例收捕,送返中国,当处以流罪。”他说:“这哪里是参展,简直是进牢笼。”他还说:“闻圣路易斯大学等,皆以分割中国之当否令诸生演说。在戏曲舞台上,中国人亦被描绘成让人笑骂的无赖等等,为什么会造成这样?主要是清政府的腐败,中国人民尚未觉醒,而受美国歧视。”马一浮认为要在中国传扬马克思的《资本论》去唤醒中华民族的觉醒,才能使中华民族得以振兴。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5月6日,马一浮在美国学习工作结束,先后历时302天。他离开美国回到祖国,将马克思的《资本论》带回中国,他是在国外自费购买将马克思《资本论》传入中国的第一人。回国后,他开始与国内同仁共同研读这部人类社会哲学巨著。不久,他又东渡日本学习日文和西班牙文,进一步研究西方哲学。在日期间,结识了鲁迅、秋瑾、章太炎等人,赞同辛亥革命。回国后,他定居杭州,研究各种学说。

  与郑垓

  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马一浮9岁,其父聘请会稽举人郑垓为他作启蒙塾师。郑垓(1867—1925年),字墨田,上虞长塘人。他博览史书,善文能诗,擅长书画,且精通《易经》与医学。马一浮聪颖非凡,读书过目不忘,3年以后,郑墨田这位饱学之士已深感不能胜任,即知难而退辞去教职。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师生同赴县考,学生名列榜首,而教师郑墨田却是第23名。但马一浮对这位启蒙老师仍敬爱有加,抗战前几年,已经享有盛名的马一浮从杭州回绍兴探望恩师,身着黑褂长袍,头戴红顶缎帽,来到郑垓的书房门口,恭恭敬敬地以四跪四拜大礼叩见老师。先师去世时,他又专门题写了墓碑,并赠给其子郑光立一部木刻的《道德经》。

  与汤寿潜

  马一浮的岳父汤寿潜(1856—1917年),山阴人氏,曾为民国时期浙江第一任都督,又曾任交通总长等职。他为人正直清廉,任浙江铁路公司总经理时不取薪金,为人处事讲究原则,马一浮16岁时成了汤寿潜的东床快婿,也深受其人格的影响。汤寿潜造沪杭铁路时,原打算将杭州车站设在艮山门,再铺一条支线到拱宸桥。马一浮认为此举对在拱宸桥设有租界的日本帝国主义有利,说中国人造铁路应该为中国人着想,力主将终点设在杭州商业区,再铺一条支线到钱塘江边,使水陆运输衔接。岳婿两人达成共识,于是才有了后来的城站与南星桥货运站。

  与蔡元培

  绍兴先贤蔡元培(1868—1940年)比马一浮大15岁,对马一浮也十分器重。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蔡元培任教育总长,他想物色一位德才兼备的得力助手为教育部的秘书长,就想到了马一浮。马对蔡的学问与人品也很敬重,接到邀请书后,立即北上赴任。但他毕竟是一介书生,对官场一套应酬不适应,两周以后即辞去职务回到浙江。1916年冬,蔡元培从法国回国,1917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在考虑文科学长人选时,蔡元培再一次想到了马一浮,委托苏曼殊到杭州拜访在西湖隐居的马一浮,马一浮又以“古闻来学,未闻往教”为辞婉拒。

  与马叙伦

  马叙伦(1885—1970年)是马一浮的好友,祖籍也在绍兴。他比马一浮小两岁,早年两人均追随孙中山先生为辛亥革命出过力。解放初,中共在北京筹备召开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周恩来拟邀请马一浮出席会议,即请马叙伦拍电报转告。但这份由马叙伦署名的电文过于简单,马一浮收到后,以为是朋友的私人邀请,没有赴会。周恩来以为马一浮为人清高,不肯来赴会,打算亲自到杭州来邀请,因公务繁忙,无法脱身,于是派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先来拜访马一浮,于是就有了1952年陈毅的蒋庄之行。1957年4月,周恩来陪同苏联国家元首伏罗希洛夫访问杭州,对这位乡贤仍念念不忘,乃陪同伏老来到蒋庄登门拜访,两人终于相见了。此后,周恩来陪同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来杭,设宴于杭州饭店,也请马老作陪。从此,政府即从各方面关心马老的生活。当时杭州只有花港饭店、华侨饭店和杭州饭店有暖气设备,一到冬天,马一浮就被安排到其中一处居住。马一浮十分感激,特地将自己收藏的357件书法精品捐献给国家。

  与竺可桢

  马一浮与竺可桢先生(1890—1974年,上虞东关人)也有一段交往。1936年5月24日,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刚刚一个月的竺可桢即到马一浮寓所拜访,聘请马一浮为浙大学生授课。马老未答允。抗战爆发,浙江大学内迁,马老也往西逃难,竺可桢又一次电邀马老担任国学讲座教授。时国难当头,急需培养人才,马老一口答应,随浙大师生来到江西泰和,以后又转至广西宜山。

  马一浮与孙传芳,1903年,美国 被人誉为“千年国粹、一代儒宗”的马一浮,道德高尚,为人谦逊。但他对骄横的权贵,却是风骨傲岸,横眉冷对。

  1924年9月,直系军阀孙传芳占领浙江,任浙江军务善后督办,夏超任浙江省长。孙到浙后,做了一些不得人心的事。如勒令停刊有市民声音的《杭州报》 ,干涉市民抵制日商百货的行动等。旅沪浙江公会发电呼吁,要孙传芳离开浙江;旅江津浙人发表公告,要夏超辞去省长。一次,孙传芳专程到马一浮家拜访,马一浮知道来访者是孙传芳,立即表示不接见。家人考虑到孙传芳的当时权势,便打圆场说:“是否可以告诉他,你不在家?”马一浮果断地说:“告诉他,人在家,就是不见。”孙传芳听后,只好没趣地悻悻而返。

  与蒋介石

  1938年8月,马一浮避日寇西迁,在四川乌云山复兴书院任主讲和总编纂。国民政府想借马一浮的声望,收买人心,装点门面,用尊孔读经来对抗马列主义的传播,开始同意给复兴书院拨款,后迟迟没行动。马一浮为解决经费,来到重庆。蒋介石知道后,为取得礼贤下士的名声,特邀召见。马一浮再三推辞,后不得已才由陈布雷陪同,去见了一面。

  马一浮到蒋介石处后,蒋介石略事寒暄,假惺惺地做出虚怀若谷的样子,向马一浮请教治国之道。马一浮正色道:“唯诚可以感人,唯虚可以接物,这是治国的根本之法。”直言指责蒋欺骗人民,虚伪专制。又说:“务请以国家民族为重,捐弃宿怨前嫌,联合各党各派,共同抵御外侮。”其言刺耳,说得蒋介石默默无语。马一浮讲完后起身告辞。此后国民政府仍不给书院经费,马一浮靠刻书卖字维持生计和捐款书院。

  与毛泽东

  1956年,全国政协召开知识分子大会,毛泽东等共和国领导人亲切接见了与会的各位特邀委员,并与大家合影留念。这是马一浮第一次见到毛泽东。

  1957年,马一浮又应邀赴北京开会。会后举行宴会,毛泽东特意与马一浮坐在一起。他们互相交谈,颇为融洽。马一浮后来特意书写了“使有菽粟如水火,能以天下为一家”的一副诗联,赠给毛泽东,以示答谢。

  1964年,马一浮应邀赴北京开会,毛泽东又一次接见了他。两人谈论了中国古代诗歌等,当时在座的还有马一浮的同道和友人熊十力等。此次会见,马一浮还为毛泽东写了一副古人的名联:“大海有真能容之量,明月以不常满为心”。

  也是在1964年,有一次毛泽东接见和宴请全国政协委员中花甲以上的老人,马一浮也在其中。当时他应邀赴宴,先与在门口迎接的毛泽东握手寒暄,随后被安排坐在毛泽东身旁,同桌的还有周恩来、陈毅、粟裕、陈叔通等。毛泽东还特地请马一浮坐在自己和周恩来之间,以示敬重。宴席开始之前,面对马一浮、陈叔通等耆硕,毛泽东不要服务员来摆放碗筷,而是特地让年纪较轻的粟裕来摆放餐具,以示对马一浮等耆硕的尊重。

  宴会后,马一浮感动之余,回到杭州写了两副对联,分赠毛泽东和周恩来。前者曰:“旋乾转坤,与民更始;开物成务,示我周行”。落款则为:“集《易》《诗》《汉书》《宋史》句,赠毛泽东。马蠲叟赠言”。后者曰:“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体国经野,辅世长民”。落款为:“集《周礼》《孟子》《礼记》句,周总理鉴正。马蠲叟赠言”。马一浮书写这两副对联时,两眼已近失明,所以书写叫作“瞑书”。书毕,他感到不是太满意,后来又写了两副,直到满意,才交人送出。

  与陈毅

  1952年春天,陈毅由浙江省文教厅厅长刘丹陪同,直至西湖蒋庄看望马一浮。为了表示自己对马一浮的尊重,陈毅还特地穿了长衫。

  到了蒋庄,马一浮尚在休息,陈毅嘱咐不要去惊动他,于是先在附近的花港公园观赏风景。陈毅一行再折回来时,马一浮仍未醒,此时春雨霏霏,马一浮的家人请客人进屋稍待,陈毅却道,“未得主诺,不便遽入”,仍在屋檐下等候。这就是后来被传诵一时的“马门立雨”。马一浮醒来,方知有贵客在等候,而且竟然淋了雨,连声致歉。经介绍,更知来客不凡,乃一代儒将陈毅。未几,两人便愉快地交谈起来,话题也愈来愈宽广,涉及玄学、禅学、宋明理学和诗词等。

  言谈中,陈毅没有忘记此次来访的主要目的是敦请马一浮出山。他知道马一浮曾十分“固执”——早年曾是民国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的秘书长,后来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时又聘他为文科学长,马一浮却以“古闻来学,未闻往教”为由,拒绝出山(于是陈独秀才被聘为文科学长)。此后,马一浮更是以治学为务,拒绝一切俗务。他安贫乐道,虽然名声在外,但其性格和志向都不似常人。可以想见:如果再让他出山,想必他也会推却的。

  此时,陈毅却为此坦言:“过去国民党掌权,您老不出山;现在我们当家了,您老还不出来吗?”陈毅如此一问,让马一浮感慨不已。马一浮动情于陈毅的率性和热诚,欣然同意出任华东(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翌年又出任浙江省文史馆第一任馆长,再一年又被聘为全国政协特邀委员。

  与红卫兵

  文化大革命时期,一生耿介的马一浮晚年向红卫兵低头;被抄家时,他恳求道:“留一方砚台给我写字好不好”,得到的却是一记耳光。浙江图书馆古籍部听说杭州七中的‘红卫兵’正在马一浮‘破四旧’、烧书,立即蹬着三轮车赶到蒋庄,从尚未抛入火中的箱囊中,挑选出了一批书画、抄本及朋友赠送他的字画和少量的刻本书。经清点造册,抢救出来的马一浮手稿和抄本有百余册,字画79轴,其中还有黄宾虹等名家的作品;另有马一浮自书的条幅241幅,未裱的拓片20余套。后来又从杭七中接收到红卫兵抄家的马一浮藏书3000余册。这批藏书除手稿、抄本外,还有一批刻本,刻本中多为清刻,明刻约有十余部,如《世说新语》《吕氏春秋》《诗纪》等。书上钤有‘智林图书馆’或‘复性书院图书馆’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