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
苏轼(1037-1101),北宋文学家、书画家、美食家。字子瞻,号东坡居士。汉族,四川人,葬于颍昌(今河南省平顶山市郏县)。一生仕途坎坷,学识渊博,天资极高,诗文书画皆精。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艺术表现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世有巨大影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擅长行书、楷书,能自创新意,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画学文同,论画主张神似,提倡“士人画”。著有《苏东坡全集》和《东坡乐府》等。

轶闻:佛印

(一)苏轼是个大才子,佛印是个高僧,两人经常一起参禅、打坐。佛印老实,老被苏轼欺负。苏轼有时候占了便宜很高兴,回家就喜欢跟他那个才女妹妹苏小妹说。
一天,两人又在一起打坐。苏轼问:“你看看我像什么啊?”佛印说:“我看你像尊佛。”苏轼听后大笑,对佛印说:“你知道我看你坐在那儿像什么?就活像一摊牛粪。”这一次,佛印又吃了哑巴亏。
苏轼回家就在苏小妹面前炫耀这件事。
苏小妹冷笑一下对哥哥说:“就你这个悟性还参禅呢,你知道参禅的人最讲究的是什么?是见心见性,你心中有眼中就有。佛印说看你像尊佛,那说明他心中有尊佛;你说佛印像牛粪,想想你心里有什么吧!”

(二)苏东坡和黄庭坚住在金山寺中。有一天,他们打面饼吃。二人商量好,这次打饼,不告诉寺中的佛印和尚。过了一会儿,饼熟了,两人算过数目,先把饼献到观音菩萨座前,殷勤下拜,祷告一番。不料佛印预先已藏在神帐中,趁二人下跪祷告时,伸手偷了两块饼。苏轼拜完之后,起身一看,少了两块饼,便又跪下祷告说:“观音菩萨如此神通,吃了两块饼,为何不出来见面?”
佛印在帐中答道:“我如果有面,就与你们合伙做几块吃吃,岂敢空来打扰?”

(三)苏东坡在杭州,喜欢与西湖寺僧交朋友。他和金山寺佛印和尚最要好,两人饮酒吟诗之余,还常常开玩笑。
佛印和尚好吃,每逢苏东坡宴会请客,他总是不请自来。有一天晚上,苏东坡邀请黄庭坚去游西湖,船上备了许多酒菜。游船离岸,苏东坡笑著对黄庭坚说:“佛印每次聚会都要赶到,今晚我们乘船到湖中去喝酒吟诗,玩个痛快,他无论如何也来不了啦。”谁知佛印和尚老早打听到苏东坡要与黄庭坚游湖,就预先在他俩没有上船的时候,躲在船舱板底下藏了起来。
明月当空,凉风送爽,荷香满湖,游船慢慢地来到西湖三塔,苏东坡把著酒杯,拈著胡须,高兴地对黄庭坚说:“今天没有佛印,我们倒也清静,先来个行酒令,前两句要用即景,后两句要用‘哉’字结尾。”黄庭坚说:“好吧!”苏东坡先说:“浮云拨开,明月出来,天何言哉?天何言哉?”黄庭坚望著满湖荷花,接著说道:“莲萍拨开,游鱼出来,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这时候,佛印在船舱板底下早已忍不住了,一听黄庭坚说罢,就把船舱板推开,爬了出来,说道:“船板拨开,佛印出来,憋煞人哉!憋煞人哉!”
苏东坡和黄庭坚,看见船板底下突然爬出一个人来,吓了一大跳,仔细一看,原来是佛印,又听他说出这样的四句诗,禁不住都哈哈大笑起来。
苏东坡拉住佛印就坐,说道:“你藏得好,对得也妙,今天到底又被你吃上了!”于是,三人赏月游湖,谈笑风生。

(四)一天傍晚,东坡与好友佛印和尚泛舟江上。时值深秋,金风飒飒,水波粼粼,大江两岸,景色迷人。饮酒间,佛印向东坡索句。苏东坡向岸上看了看,用手一指,笑而不说。佛印望去,只见岸上有条大黄狗正狼吞虎咽地啃吃骨头。佛印知道苏东坡在开玩笑,就呵呵一笑,把手中题有苏东坡诗句的折扇抛入水中。两人心照不宣,抚掌大笑。原来他们是作了一副双关哑联。
东坡的上联是:狗啃河上(和尚)骨佛印的下联是:水流东坡诗(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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轶闻:吟诗赴宴

苏轼二十岁的时候,到京师去科考。有六个自负的举人看不起他,决定备下酒菜请苏轼赴宴打算戏弄他。苏轼接邀后欣然前往。入席尚未动筷子,一举人提议行酒令,酒令内容必须要引用历史人物和事件,这样就能独吃一盘菜。其余五人轰声叫好。“我先来。”年纪较长的说:“姜子牙渭水钓鱼!”说完捧走了一盘鱼。“秦叔宝长安卖马。”第二位神气的端走了马肉。“苏子卿贝湖牧羊。”第三位毫不示弱的拿走了羊肉。“张翼德涿县卖肉。”第四个急吼吼的伸手把肉扒了过来。“关云长荆州刮骨。”第五个迫不及待的抢走了骨头。“诸葛亮隆中种菜。”第六个傲慢的端起了最后的一样青菜。菜全部分完了,六个举人兴高采烈的正准备边吃边嘲笑苏轼时,苏轼却不慌不忙的吟道:“秦始皇并吞六国!”说完把六盘菜全部端到自己面前,微笑道:“诸位兄台请啊!”六举人呆若木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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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苏轼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1037年1月8日)出生于眉州眉山,是初唐大臣苏味道之后。苏轼的祖父是苏序,表字仲先,祖母史氏。苏轼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奋”的“苏老泉”。苏洵发奋虽晚,但是很用功。苏轼其名“轼”原意为车前的扶手,取其默默无闻却扶危救困,不可或缺之意。苏轼生性放达,为人率真,深得道家风范。好交友,好美食,创造许多饮食精品,好品茗,亦雅好游山林。

进京应试
嘉祐元年(1056年),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苏洵带着二十一岁的苏轼,十九岁的苏辙,自偏僻的西蜀地区,沿江东下,于嘉祐二年(1057年)进京应试。当时的主考官是文坛领袖欧阳修,小试官是诗坛宿将梅尧臣。这两人正锐意诗文革新,苏轼那清新洒脱的文风,一下子把他们震动了。策论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苏轼在文中写道:“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欧、梅二公既叹赏其文,却不知这几句话的出处。及苏轼谒谢,即以此问轼,苏轼答道:“何必知道出处!”欧阳修听后,不禁对苏轼的豪迈、敢于创新极为欣赏,而且预见了苏轼的将来:“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名动京师
在欧阳修的一再称赞下,苏轼一时声名大噪。他每有新作,立刻就会传遍京师。当父子名动京师、正要大展身手时,突然传来苏轼苏辙的母亲病故的噩耗。二兄弟随父回乡奔丧。嘉祐四年十月守丧期满回京,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四年后还朝判登闻鼓院。治平二年,苏洵病逝,苏轼、苏辙兄弟扶柩还乡,守孝三年。三年之后,苏轼还朝,震动朝野的王安石变法开始了。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反对新法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自请出京
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王安石很愤怒,让御史谢景在皇帝跟前说苏轼的过失。苏轼于是请求出京任职:熙宁四年至熙宁七年(1074年)被派往杭州任通判、熙宁七年秋调往密州(山东诸城)任知州、熙宁十年(1077年)四月至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在徐州任知州、元丰二年四月调往湖州任知州。革新除弊,因法便民,颇有政绩。

乌台诗案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四十三岁,调任湖州知州。上任后,他即给皇上写了一封《湖州谢表》,这本是例行公事,但苏轼是诗人,笔端常带感情,即使官样文章,也忘不了加上点个人色彩,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些话被新党抓了辫子,说他是“愚弄朝,妄自尊大”,说他“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讽刺政府,莽撞无礼,对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谓死有余辜了。他们从苏轼的大量诗作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一时间,朝廷内一片倒苏之声。这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上任才三个月,就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这就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因其上植柏树,终年栖息乌鸦,故称乌台)。

乌台诗案这一巨大打击成为他一生的转折点。新党们非要置苏轼于死地不可。救援活动也在朝野同时展开,不但与苏轼政见相同的许多元老纷纷上书,连一些变法派的有识之士也劝谏神宗不要杀苏轼。王安石当时退休金陵,也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在大家努力下,这场诗案就因王安石“一言而决”,苏轼得到从轻发落,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受当地官员监视。苏轼坐牢103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时期在太祖赵匡胤年间既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被贬黄州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市)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并无实权,而此时苏轼经此一役已变得心灰意冷,苏轼到任后,心情郁闷,曾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作,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

东山再起
1084年(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要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常州一带水网交错,风景优美。他在常州居住,既无饥寒之忧,又可享美景之乐,而且远离了京城政治的纷争,能与家人、众多朋友朝夕相处。于是苏东坡终于选择了常州作为自己的终老之地。

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以哲宗年幼为名,临朝听政,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被打压。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蓬莱)。四个月后,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

筑建苏堤
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任龙图阁学士知杭州。由于西湖长期没有疏浚,淤塞过半,“崶台平湖久芜漫,人经丰岁尚凋疏”,湖水逐渐干涸,湖中长满野草,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苏轼来杭州的第二年率众疏浚西湖,动用民工20余万,开除葑田,恢复旧观,并在湖水最深处建立三塔(今三潭映月)作为标志。他把挖出的淤泥集中起来,筑成一条纵贯西湖的长堤,堤有6桥相接,以便行人,后人名之曰“苏公堤”,简称“苏堤”。苏堤在春天的清晨,烟柳笼纱,波光树影,鸟鸣莺啼,是著名的西湖十景之一“苏堤春晓”。

“东坡处处筑苏堤”,苏轼一生筑过三条长堤。苏轼被贬颍州(今安徽阜阳)时,对颍州西湖也进行了疏浚,并筑堤。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被贬为远宁军节度副使,惠州(今广东惠阳)安置。年近6旬的苏轼,日夜奔驰,千里迢迢赴贬所,受到了岭南百姓热情的欢迎。苏轼把皇帝赏赐的黄金拿出来,捐助疏浚西湖,并修了一条长堤。为此,“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三日饮不散,杀尽村西鸡”,人们欢庆不已。如今,这条苏堤在惠州西湖入口处,像一条绿带,横穿湖心,把湖一分为二,右边是平湖,左边是丰湖。

流落儋州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元祐六年(1091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元祐六年八月调往颍州任知州、元祐七年(1092年)二月任扬州知州、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任定州知州。元祐八年高太后去世,哲宗执政,新党再度执政,绍圣元年(1094年)六月,别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再次被贬至惠阳(今广东惠州市)。

绍圣四年(1097年),年已62岁的苏轼被一叶孤舟送到了徼边荒凉之地海南岛儋州(今海南儋县)。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他把儋州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他在这里办学堂,介学风,以致许多人不远千里,追至儋州,从苏轼学。在宋代100多年里,海南从没有人进士及第。但苏轼北归不久,这里的姜唐佐就举乡贡。为此苏轼题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人们一直把苏轼看作是儋州文化的开拓者、播种人,对他怀有深深的崇敬。在儋州流传至今的东坡村、东坡井、东坡田、东坡路、东坡桥、东坡帽等等,表达了人们的缅怀之情,连语言都有一种“东坡话”。

最后结局
徽宗即位后,苏轼被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四月(1100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于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8月24日)卒于常州(今属江苏)。葬于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享年六十五岁。苏轼留下遗嘱葬汝州郏城县钧台乡上瑞里。次年,其子苏过遵嘱将父亲灵柩运至郏城县安葬。宋高宗即位后,追赠苏轼为太师,谥为“文忠”。

参考资料: 1、 张端义《贵耳集》卷上 2、 林语堂等.《苏东坡传》 3、 《东坡事类》

轶闻:东坡肉

苏轼是我国北宋时期著名的大文学家。他不但对诗文、书法造诣很深,而且堪称我国古代美食家,对烹调菜肴亦很有研究,尤其擅长制作红烧肉追本穷源,苏轼的这种红烧肉最早在徐州的创制,在黄州时得到进一步提高,在杭州时闻名全国。关于东坡肉名字的由来有很多传说,其中一种传说:

相传苏东坡在徐州、黄州、杭州三个地方做过“东坡肉”。在任徐州知州时带领百姓抗洪筑堤保城,百姓纷纷杀猪宰羊上府慰劳,东坡推辞不掉,收下后亲自指点家人烧制红烧肉回赠予老百姓。大家食后,都觉得此肉肥而不腻、酥香味美,一致称它为“回赠肉”。

元丰三年(1080)二月一日,苏轼被谪贬到黄州,见黄州市面猪肉价贱,而人们不大吃它,便亲自烹调猪肉。有一次他食得兴起,即兴作了一首打油诗名曰《食猪肉诗》,诗中写道:“黄州好猪肉,价贱如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时它自美。每日早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此诗一传十,十传百,人们开始争相仿制,并把这道菜戏称为“东坡肉”。苏东坡二任杭州知州时,组织民工疏浚西湖,筑堤建桥,使葑草湮没大半的西湖重新恢复昔日美景,杭州的老百姓非常感谢他,过年时,大家就抬猪担酒来给他拜年。苏东坡收到后,便指点家人将肉切成方块,烧得红酥醇香分送给参加疏浚西湖的民工们吃,大家吃后无不赞赏称奇,于是“东坡肉”的美名更传遍了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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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成员

王弗
苏轼的结发之妻叫王弗,四川眉州青神乡贡进士王方之女。“生十有六岁,而归于轼。”十六岁嫁给苏轼以后,她堪称苏轼的得力助手,有“幕后听言”的故事。苏轼为人旷达,待人接物相对疏忽,于是王弗便在屏风后静听,并将自己的建议告知于苏轼。苏轼的《亡妻王氏墓志铭》中记载着这样的故事:轼与客言于外,君立屏间听之,退必反覆其言曰:“某人也,言辄持两端,惟子意之所向,子何用与是人言?”有来求与轼亲厚甚者,君曰:“恐不能久。其与人锐,其去人必速。”已而果然。每当苏轼读书时,她便陪伴在侧,终日不去;苏轼偶有遗忘,她便从旁提醒。可谓苏轼绝佳的贤内助。王弗侍亲甚孝,对苏轼关怀备至,二人情深意笃,恩爱有加。
苏轼曾写过王弗对他的诤言:
某官于岐下,所居大柳下,雪方尺不积;雪晴,地坟起数寸。轼疑是古人藏丹药处,欲发之。亡妻崇德君曰:使吾先姑在,必不发也。轼愧而止。
治平二年五月(1065年),年仅二十七岁的王弗去世,苏轼依父亲苏洵言“于汝母坟茔旁葬之”,在王弗迁墓与苏母合葬时所写的墓志铭中哀叹说,“君得从先夫人于九原,余不能。呜呼哀哉!余永无所依怙。君虽没,其有与为妇何伤乎?呜呼哀哉!”,并在埋葬王弗的山头亲手种植了三万株松树以寄哀思。
十年后,熙宁八月,苏轼已因与当权者政见不和,被转迁至密州任知州,苏轼为王弗写下了被誉为悼亡词千古第一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当了解到苏轼与王弗的爱情故事后,再读这首词,可知其中的情感沉痛深切。

王闰之
苏轼的第二任妻子叫王闰之,是王弗的堂妹,在王弗逝世后第三年嫁给了苏轼。她比苏轼小十一岁,自小对苏轼崇拜有加,生性温柔,处处依着苏轼。王闰之伴随苏轼走过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25年,历经乌台诗案,黄州贬谪,在苏轼的官海沉浮中,与之同甘共苦。最困难时,和苏轼一起采摘野菜,赤脚耕田,变着法子给苏轼解闷。在王闰之生日之际,苏轼放生鱼为她资福,并作《蝶恋花》纪事。词中“三个明珠,膝上王文度”,是赞美她对三个儿子都一视同仁,疼爱不分彼此。二十五年之后,王闰之也先于苏轼逝世。苏轼痛断肝肠,写祭文道:“我曰归哉,行返丘园。曾不少须,弃我而先。孰迎我门,孰馈我田。已矣奈何,泪尽目干。旅殡国门,我实少恩。惟有同穴,尚蹈此言。呜呼哀哉。”在妻子死后百日,请他的朋友、大画家李龙眠画了十张罗汉像,在请和尚给她诵经超度往生乐土时,献给了妻子亡魂。苏轼死后,苏辙将其与王闰之合葬,实现了祭文中“惟有同穴”的愿望。

王朝云
熙宁七年(1074),时在杭州的苏轼夫人王闰之把王朝云从歌舞班中买出,收为侍女,当时王朝云年仅十二岁。她长大后,大约是在黄州,被苏轼收为侍妾。苏轼为她起字“子霞”,比苏轼小二十六岁。二十二岁为东坡生了个儿子。东坡老来得子欣喜若狂,对友人说:“云蓝小袖者,近辄生一子,想闻之一拊掌也。”给孩子取名苏遁,乳名“干儿”,出生三日按习俗洗浴时,写下了《洗儿戏作》:“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但天有不测风云,干儿十一个月大时因病不幸夭折。他哭道:“吾年四十九,羁旅失幼子。幼子真吾儿,眉角生已似。未期观所好,蹁跹逐书史。摇头却梨栗,似识非分耻。吾老常鲜欢,赖此一笑喜。忽然遭夺去,恶业我累尔。衣薪那免俗,变灭须臾耳。归来怀抱空,老泪如泻水。我泪犹可拭,日远当日忘。母哭不可闻,欲与汝俱亡。故衣尚悬架,涨乳已流床。感此欲忘生,一卧终日僵。中年忝闻道,梦幻讲已详。储药如丘山,临病更求方。仍将恩爱刃,割此衰老肠。知迷欲自反,一恸送余伤。”又写朝云悲情:“我泪犹可拭,日远当日忘。母哭不可闻,欲与汝俱亡。故衣尚悬架,涨乳已流床。感此欲忘生,一卧终日僵……”
苏轼最困顿时,他身边的侍妾纷纷离去,王朝云却一直陪伴其左右。是苏轼的红颜知己,苏轼写给王朝云的诗歌最多,称其为“天女维摩”。据说苏东坡被贬惠州时,王朝云常常唱《蝶恋花》词,为苏轼聊解愁闷。每当朝云唱到“枝上柳绵吹又少”时,就掩抑惆怅,不胜伤悲,哭而止声。东坡问何因,朝云答:“妾所不能竟(唱完)者,’天涯何处无芳草句’也”。苏轼大笑:“我正悲秋,而你又开始伤春了!”不幸的是,朝云也先于苏轼在惠州病逝。朝云逝后,苏轼“终生不复听此词”,一直鳏居。遵照朝云的遗愿,苏轼将其葬于惠州西湖孤山南麓栖禅寺大圣塔下的松林之中,并在墓边筑六如亭以纪念,撰写的楹联是“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此楹联有个著名的典故:“东坡一日退朝,食罢。扪腹徐行,顾谓侍儿曰:‘汝辈且道是中有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坡不以为然。又一人曰:‘满腹都是见识’。坡亦未以为当。至朝云,乃曰:“学士一肚皮不入时宜。’坡捧腹大笑。”
秦观也为朝云写过一首《南歌子/南柯子》:
霭霭迷春态,溶溶媚晓光。何期容易下巫阳。祇恐使君前世、是襄王。(祇恐使君前世一作:只恐翰林前世)
暂为清歌驻,还因暮雨忙。瞥然归去断人肠。空使兰台公子、赋高唐。
朝云墓位于广东省惠州市惠州西湖景区孤山之上,苏东坡纪念馆旁,如今已成为名胜。

苏辙
苏辙于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出知汝州,期间,苏轼由定州南迁英州,便道于汝,与弟相会。苏辙领兄游观汝州名胜。郏城县属汝州,自古就有龙凤宝地之美称,黄帝钧天台更是有名。兄弟二人登临钧天台,北望莲花山,见莲花山余脉下延,“状若列眉”,酷似家乡峨眉山,就议定以此作为归宿地。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苏轼卒于常州,留下遗嘱葬汝州郏城县钧台乡上瑞里。次年,其子苏过遵嘱将父亲灵柩运至郏城县安葬。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苏辙卒于颍昌(河南省平顶山市境内),其子将之与苏轼葬于一处,称“二苏坟”。苏洵本葬于眉州眉山故里。元至正十年(公元1350年)冬,郏城县尹杨允到苏坟拜谒,谓“两公之学实出其父老泉先生教也,虽眉汝之墓相望数千里,而其精灵之往来,必陟降左右。”遂置苏洵衣冠冢于两公冢右。这原来的二苏坟就成了三苏坟。2006年被评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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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台诗案

案情
乌台诗案,是北宋年间的一场文字狱,结果苏轼被抓进乌台,被关4个月。御史中丞李定,御史舒亶、何正臣等人摘取苏轼《湖州谢上表》中语句和此前所作诗句,以谤讪新政的罪名逮捕了苏轼,苏轼的诗歌确实有些讥刺时政,包括变法过程中的问题。这案件先由监察御史告发,后在御史台狱受审。所谓“乌台”,即御史台,因官署内遍植柏树,又称“柏台”。柏树上常有乌鸦栖息筑巢,乃称乌台。所以此案称为“乌台诗案”。

案档
苏轼“乌台诗案”案档,宋时即已流传,并有多种抄本、刊本。今所见几种刊本中,《函海》本《东坡乌台诗案》、《忏花庵丛书》本《乌台诗案》为原案实录,基本上保存了诗案原貌;《苕溪渔隐丛话》本按编撰诗话的要求作过删改;《学海类编》本《诗谳》则可断定是伪书。

详细状况
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苏轼转知湖州。诗案就是苏轼到湖州任所时写的《湖州谢上表》引起的。表中说:“臣轼言。蒙恩就移前件差遣,已于今月二十日到任上讫者。风俗阜安,在东南号为无事;山水清远,本朝廷所以优贤。顾惟何人,亦与兹选。臣轼中谢。伏念臣性资顽鄙,名迹堙微。议论阔疏,文学浅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独无寸长。荷先帝之误恩,擢置三馆;蒙陛下之过听,付以两州。非不欲痛自激昂,少酬恩造。而才分所局,有过无功;法令具存,虽勤何补。罪固多矣,臣犹知之。夫何越次之名邦,更许借资而显受。顾惟无状,岂不知恩。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群生,海涵万族。用人不求其备,嘉善而矜不能。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收养小民。而臣顷在钱塘,乐其风土。鱼鸟之性,既能自得于江湖;吴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敢不奉法勤职,息讼平刑。上以广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臣无任。”苏轼这几句牢骚话,笔下的“新进”,指的是王安石变法时被引进的一批投机钻营的“群小”。“生事”一词,已成为保守派攻击变法派的时下习惯用语。这些用语自然刺痛那些仍然窃据高位,谋取私利的“小人”。第一个站出来检举苏轼的是御史里行何正臣,紧接着是王安石的学生李定。宋神宗在何正臣、舒亶、李定等人的百般构陷下,只得降旨将苏轼交御史台,由李定为首的“根勘所”负责审理。他的笔触更加尖刻犀利且指责积贫积弱的朝廷,他渴望有朝一日能得到平复,然而,“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东坡行云流水之作引发了乌台诗案。这样,一个骇人听闻的文字狱便揭开了序幕。
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七月二十八日,李定等人奉旨查办,立即派太常博士皇甫遵才前往湖州逮捕苏轼。八月十八日,苏轼被解到京城,投入御史台狱。两个多月的“根勘”审理,苏轼受尽非人的折磨。御史台严刑拷打,昼夜逼供,真是“诟辱通宵不忍闻”。最后,李定等人强加给苏轼“四大罪状”,请求宋神宗处死苏轼。
宋神宗面对御史台的奏报,心里也着实犯难。当年宋太祖赵匡胤曾有遗嘱:除了犯叛逆谋反罪,一概不杀大臣。李定等人必欲置苏轼于死地,朝野上下,舆论哗然,认为苏轼未犯叛逆罪,不该重处。更奇怪的是,新旧两派正直之士,均出面营救。由于各方面的营救和舆论压力,促使宋神宗产生宽贷苏轼,从轻发落的念头。最终,苏轼得轻判,以“蒙恩责授黄州团练副使”结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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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成就

文学
苏轼的文学观点和欧阳修一脉相承,但更强调文学的独创性、表现力和艺术价值。他的文学思想强调“有为而作”,崇尚自然,摆脱束缚,“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他认为作文应达到“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推官书》)的艺术境界。苏轼散文著述宏富,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三家并称。文章风格平易流畅,豪放自如。
释德洪《跋东坡(左忄(xīn)右允)池录》说:“其文涣然如水之质,漫衍浩荡,则其波亦自然成文。”苏轼与欧阳修并称“欧苏”,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主持北宋文坛的领袖人物,在当时的作家中间享有巨大的声誉,一时与之交游或接受他的指导者甚多,北宋文学家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和张耒都曾得到他的培养、奖掖和荐拔,故称苏门四学士。苏门四学士和陈师道、李廌六人并称苏门六君子。
其《题柳子厚诗》云:“诗须要有为而作……好奇务新,乃诗之病。”其《答乔舍人启》亦云:““文章以华采为末,而以体用为本”主张诗要有为,以“体用”为文之根本。在《答王庠书》中又说:“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实用。”
其诗《送李公恕赴阙》说自已的诗文是“杂以嘲讽究诗骚”。《宋史》也说他作诗是“以诗托讽,庶几有补于国”,这都说明他是在有意继承风、骚的讽喻传统。
他在《答毛滂书》中也说:“文章如金玉,各有定价,先后进相汲引,因其言以信于世,则有之矣。至其品目高下,盖付之众口,决非一夫所能抑扬。”

诗词
苏轼的诗现存约两千七百余首,其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笔力纵横,穷极变幻,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叶燮(字星期)《原诗》说:“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赵翼《瓯北诗话》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尤其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为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处亦在此。”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少数诗篇也能反映民间疾苦,指责统治者的奢侈骄纵。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丙辰中秋》传诵甚广。诗文有《东坡七集》等。苏轼的词现存三百四十多首,冲破了专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狭窄题材,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苏轼在我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派,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名作有《念奴娇》、《水调歌头》等,开豪放词派的先河,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刘辰翁在《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天地奇观。”
首先,在题材上,前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了苏轼的“具体的政治忧患”,而后期作品则将侧重点放在了“宽广的人生忧患”,嫉恶如仇,遇有邪恶,则“如蝇在台,吐之乃已”。其行云流水之作引发了乌台诗案。黄州贬谪生活,使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识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
其次,在文化上,前期尚儒而后期尚道尚佛。
前期,他有儒家所提倡的社会责任,他深切关注百姓疾苦;后期,尤其是两次遭贬之后,他则更加崇尚道家文化并回归到佛教中来,企图在宗教上得到解脱。他深受佛家的“平常心是道”的启发,在黄州惠州儋州等地过上了真正的农人的生活,并乐在其中。
第三,在风格上,前期的作品大气磅礴、豪放奔腾如洪水破堤一泻千里;而后期的作品则空灵隽永、朴质清淡,如深柳白梨花香远益清。
就词作而言,纵观苏轼的三百余首词作,真正属于豪放风格的作品却为数不多,据朱靖华先生的统计类似的作品占苏轼全部词作的十分之一左右,大多集中在密州徐州,是那个时期创作的主流。这些作品虽然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却着实反映了那段时期苏轼积极仕进的心态。而后期的一些作品就既有地方人情的风貌,也有娱宾遣兴,秀丽妩媚的姿采。诸如咏物言情、记游写景、怀古感旧、酬赠留别,田园风光、谈禅说理,几乎无所不包,绚烂多姿。而这一部分占了苏轼全词的十之八九左右,其间大有庄子化蝶、物我皆忘之味。至此,他把所有的对现实的对政治的不满、歇斯底里的狂吼、针尖麦芒的批判全部驱逐了。其题材渐广,其风格渐趋平淡致远。

书法
苏轼还擅长行、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他曾遍学晋、唐、五代名家,得力于王僧虔、李邕、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自成一家,自创新意。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自云:“我书造意本无法”;又云:“自出新意,不践古人。”黄庭坚说他:“早年用笔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又云:“到黄州后掣笔极有力。”晚年又挟有海外风涛之势,加之学问、胸襟、识见处处过人,而一生又屡经坎坷,其书法风格丰腴跌宕,天真浩瀚,观其书法即可想象其为人。
人书并尊,在当时其弟兄子侄子由、迈、过,友人王定国、赵令畤均向他学习;其后历史名人如李纲、韩世忠、陆游,以及的吴宽,清代的张之洞,亦均向他学习,可见影响之大。黄庭坚在《山谷集》里说:“本朝善书者,自当推(苏)为第一。”
《黄州寒食帖》是苏轼行书的代表作。这是一首遣兴的诗作,是苏轼被贬黄州第三年的寒食节所发的人生之叹。诗写得苍凉多情,表达了苏轼此时惆怅孤独的心情。此诗的书法也正是在这种心情和境况下,有感而出的。通篇书法起伏跌宕,光彩照人,气势奔放,而无荒率之笔。《黄州寒食诗帖》在书法史上影响很大,洋溢着起伏的情绪。元朝鲜于枢把它称为继王羲之《兰亭序》、颜真卿《祭侄稿》之后的"天下第三行书"。是苏轼书法作品中的上乘。
《黄州寒食诗帖》彰显动势,洋溢着起伏的情绪。诗写得苍凉惆怅,书法也正是在这种心情和境况下,有感而出的。通篇起伏跌宕,迅疾而稳健,痛快淋漓,一气呵成。苏轼将诗句心境情感的变化,寓于点画线条的变化中,或正锋,或侧锋,转换多变,顺手断联,浑然天成。其结字亦奇,或大或小,或疏或密,有轻有重,有宽有窄,参差错落,恣肆奇崛,变化万千。
因为有诸家的称赏赞誉,世人遂将《寒食帖》与东晋王羲之《兰亭序》、唐代颜真卿《祭侄稿》合称为“天下三大行书”,或单称《寒食帖》为“天下第三行书。”还有人将“天下三大行书”作对比说:《兰亭序》是雅士超人的风格,《祭侄帖》是至哲贤达的风格,《寒食帖》是学士才子的风格。它们先后媲美,各领风骚,可以称得上是中国书法史上行书的三块里程碑。
苏轼晚年用笔沉着,早期书法代表作为《治平帖》,笔触精到,字态妩媚。中年代表作为《黄州寒食诗帖》此诗帖系元丰五年(1082年)苏轼因为乌台诗案遭贬黄州时所写诗两首。诗句沉郁苍凉又不失旷达,书法用笔、墨色也随着诗句语境的变化而变化,跌宕起伏,气势不凡而又一气呵成,达到“心手相畅”的几近完美的境界。所以元朝鲜于枢把它称为继王羲之《兰亭序》、颜真卿《祭侄稿》之后的“天下第三行书”。晚年代表作有行书《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等,此二赋以古雅胜,姿态百出而结构紧密,集中反映了苏轼书法“结体短肥”的特点。其最晚的墨迹当是《与谢民师论文帖》(1100年)。
其代表作有《黄州寒食诗帖》、《天际乌云帖》、《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春帖子词》、《爱酒诗》、《寒食诗》、《蜀中诗》、《人来得书帖》、《答谢民师论文帖》、《江上帖》、《李白仙诗帖》、《次韵秦太虚诗帖》、《渡海帖》、《祭黄几道文卷》、《梅花诗帖》、《前赤壁赋》、《东武帖》、《北游帖》、《新岁展庆帖》、《宝月帖》、《令子帖》、《致南圭使君帖》、《次辩才韵诗》、《一夜帖》、《宸奎阁碑》、《致若虚总管尺牍》、《怀素自序》等。苏轼的书法,后人赞誉颇高。最有发言权的莫过于黄庭坚,他在《山谷集》里说,“本朝善书者,自当推(苏)为第一”。

绘画
苏轼在绘画方面画墨竹,师文同(即文与可),具掀舞之势。米芾说他“作墨竹,从地一直起至顶。余问:何不逐节分?曰:竹生时,何尝逐节生?”亦善作枯木怪石。米芾又云:“作枯木枝干,虬曲无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均可见其作画很有奇想远寄。其论书画均有卓见,论画影响更为深远。如重视神似,认为“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主张画外有情,画要有寄托,反对形似,反对程式束缚,提倡“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并明确提出“士人画”的概念等,高度评价“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艺术造诣。为其后“文人画”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存世书迹有《黄州寒食诗》、《赤壁赋》、《答谢民师论文》与《祭黄几道文》、《前赤壁赋》等。存世画迹有《古木怪石图卷》、《潇湘竹石图卷》也是他的作品。
苏轼在才俊辈出的宋代,在诗、文、词、书、画、修心、悟道、自然辟谷等许多方面均取得了登峰造极的成就。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学和艺术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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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苏轼按排行位居第二,故曰“仲”,至于取字“和仲”,则是苏洵希望儿子性格和缓(苏轼性格比较急躁),后来父亲另给他取字子瞻,则与他的名“轼”更相关,且希望儿子高瞻远瞩),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死后追谥文正。汉族,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北宋书画家、文学家、美食家,是豪放派词人的主要代表之一。在政治上属于旧党,但也有改革弊政的要求。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其诗题材广泛,内容丰富,现存诗3900余首。

在文章方面与欧阳修合称“欧苏”,在词作方面与辛弃疾合称“苏辛”。在诗歌方面与黄庭坚的并称“苏黄”,在书法方面"自出新意、不践古人",开创"尚意"书风,其作《黄州寒食帖》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与蔡襄、黄庭坚、米芾并称宋四家,在绘画方面擅画枯木竹石,反对程式束缚,重视神似,为其后世"文人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代文人称其为“坡仙”“诗神”“词圣”等。与父亲苏洵,弟苏辙同为唐宋八大家中,合称“三苏”。

苏轼是苏洵的次子(苏洵长子夭折)。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与弟弟苏辙同登进士。曾在立新法中反对王安石,被贬到黄州。世人说:“门下三父子,都是大文豪。”但在父子三人中,苏轼的成就是最高的,胜过苏洵和苏辙。清人敬称:“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三词客”指的就是苏氏父子。

《水调歌头》《赤壁赋》《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念奴娇·赤壁怀古》《定风波》《江城子·密州出猎》《饮湖上初晴后雨》《浣溪沙》《临江仙》《题西林壁》《记承天寺夜游》等。

苏轼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唐宋八大家: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

宋词豪放派创始人,也作婉约诗词。

父子三人合称“三苏”,父子三人都是著名的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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轶闻:东坡凉粉

相传北宋时期,大文学家苏东坡任凤翔府(今陕西凤翔县)签书判官时,于凤翔东湖避暑,炎炎夏日无清凉爽口之物下肚,特命人取滨豆(也称作小扁豆)研磨成粉,熬制成糊状,盛入石头器皿中待其冷却后,切成条状,配以盐醋辣椒等佐料凉拌,因其口感爽、滑、并有清凉解暑之功效,之后流传与凤翔民间。后人为纪念他称其为“东坡凉粉”并流传至今。

苏轼的诗词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肠断一作:断肠)
乳燕飞华屋。悄无人、桐阴转午,晚凉新浴。手弄生绡白团扇,扇手一时似玉。渐困倚、孤眠清熟。帘外谁来推绣户,枉教人、梦断瑶台曲。又却是,风敲竹。
石榴半吐红巾蹙。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秾艳一枝细看取,芳心千重似束。又恐被、秋风惊绿。若待得君来向此,花前对酒不忍触。共粉泪,两簌簌。

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有一善,从而赏之,又从而咏歌嗟叹之,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有一不善,从而罚之,又从而哀矜惩创之,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故其吁俞之声,欢忻惨戚,见于虞、夏、商、周之书。成、康既没,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犹命其臣吕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忧而不伤,威而不怒,慈爱而能断,恻然有哀怜无辜之心,故孔子犹有取焉。

《传》曰:“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刑也。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四岳曰“鲧可用”,尧曰“不可,鲧方命圮族”,既而曰“试之”。何尧之不听皋陶之杀人,而从四岳之用鲧也?然则圣人之意,盖亦可见矣。

《书》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呜呼,尽之矣。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古者赏不以爵禄,刑不以刀锯。赏之以爵禄,是赏之道行于爵禄之所加,而不行于爵禄之所不加也。刑之以刀锯,是刑之威施于刀锯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锯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胜赏,而爵禄不足以劝也;知天下之恶不胜刑,而刀锯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

《诗》曰:“君子如祉,乱庶遄已。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乱,岂有异术哉?时其喜怒,而无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义,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因其褒贬之义,以制赏罚,亦忠厚之至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