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朗诵诗

（一点历史的回溯）

一

“朗诵诗”可说是一个近年来很动人的名词。这名词虽大家已经十分熟习，分析一下，倒极新鲜。因为目下的“朗诵诗”在习惯上，多指分行散文而言。“诗”在习惯上是韵文。“朗诵诗”，这名词就令人怀疑。近二十年来新文学部门中有自由无韵诗，近于分行写的散文，当前朗诵诗的提倡者，在理论上既常常谈到韵律，作者写作时，事实上又间或用落脚韵，正好象“诗”是一种无定形的东西，“诵”也是一个无定义的字眼儿。诗无定形，于是任何人提起笔来都可写诗。诵无定义，于是每个文学刊物都有“朗诵诗”。（中央广播电台某一时还附会时髦，邀请几个朗诵诗作者，到播音台前，去朗诵他们的大作！）事无可疑，热闹转增加迷惑，使关心它的人不免迷惑。朗诵诗的提倡者和写作者，都仿佛极明白朗诵诗的好处，且相信朗诵诗前途光明，可是却不大注意，诗怎么样方能朗诵，朗诵真有多少意义，产生什么良好效果。因此数年来虽创造了“朗诵诗”这个名称，产生了无数朗诵诗作家，还不曾发现有什么人的诗，在标题下必需标明“朗诵诗”，更不见标明“朗诵诗”的作品，在朗诵上获得多少成功的事实。若说有些作品用“朗诵诗”作子题，意思不过表示“这首诗可以朗诵”，那倒简单多了。可是一般作品在朗诵试验上，将依然不免陷于失败。原因显明，许多诗关于文字排比处理的方法，都太不讲究，极端的自由，结果是无从朗诵。比较便于诵读的，不是带标题的“朗诵诗”，反而是时间较前，在形式上并不十分自由，一些目前人认为已成过去的新诗。这些作品恰为最新诗人所嘲笑，笑它们是“带了些脚镣手铐”的，如徐志摩、闻一多、朱湘、陈梦家几人作品。

二

我们无妨随随便便作一点掇拾工作，看看诗的“朗诵”在过去诗的应用时可能性如何。征之于古，有无先例可得。

“诵”字的意义或许今古不一，各有用处。引经据典来分析叙述，很容易成为博士买驴，书写满纸，不见驴字。本文不在乎此。现在只想就中学生易知的问题来说说。我们大致都记得家中长辈称赞神童有一句老话，“过目成诵”。诵些什么？自然是诵诗书。“讽诵诗书”虽是一句成语，诵的倒似乎多在散文一方面。过目成诵指的多是一览即能默读，“高声朗诵”翻译成白话就应当是大声大气来读。欧阳修有篇《秋声赋》，起始就说，“欧阳子方夜读，……”推想那个夜读情形，必与朗诵相近。《聊斋志异》上某故事中，写一个人在客店中遇着了僵尸，拔关逃亡，被僵尸所追逐，跑近一个庙宇前大树下时，正听到有个和尚敲木鱼朗诵佛经。若求便于记诵，尤其是便于个人的记忆，大约以文字有一定格式为最合实用，经典中如《诗》与《易》（格言式的对句），应用文中如《急就章》、《汤头歌》，启蒙书如《三字经》、《龙文鞭影》以及其他劝忠、教孝、叙事、言情，杂冶骈散韵为一炉如变文、宝卷和各种“七字唱”通俗民间故事等等都是。至如目前仿禅宗简而晦涩的新体诗，想使其他多数人兴奋感动，在许多不同场合中，诵的方式似乎都不易成功。

一般习惯总觉得诗是拿来吟的。“吟诗作赋”是人所熟知一句话。诗人必“苦吟”方有成就。诗话上有“吟成一个字，捻断数根髭”的说法。“短歌微吟不能长”，可以想见吟有时或许是低低的。又“朗吟飞过洞庭湖”，可见吟也有时无妨朗朗的。古诗同吟不可分，但是这个“吟”字，似乎大多数用在作者本人听觉上，因此作“啸咏自适”，吟啸有自得其乐之趣。这种吟啸有时不免惊动世人，是有意的，也是无心的。若诗人想把诗歌的欣赏转赠给他人，尤其是多数人，在欣赏之余还要使人感动，吟不会有什么效果。只有一个办法，合乎实际，就是配合乐器来“歌”。

诗的本来诉之于宗庙或群众，最通常的方式就是歌。唐诗人故事如旗亭赌酒，王昌龄等七言绝句，就是由有好歌喉的女人，在梨园子弟管弦嘈杂中歌唱的。李白的《清平调》，是交给乐工的。身当二三同好朗诵新作，或是常有的事，近于诗中所谓“口号”。杜牧之在分司御史任上，撞入卸职闲居大官僚人家筵席，作一个不速之客，见了那个出名的女子紫云时，于是口号一绝：“华堂今日绮筵开，谁唤分司御史来？忽发狂言惊满座，两行红粉一齐回！”据情推理说来，在那筵席上，或许他会那么哼哼唧唧朗诵一次。用到别一处，还是要配点音乐，以歌唱形式出之。方有意义。

唐人传奇小说《李娃传》记荣阳公的儿子因恋妓女李娃，作了“遗策郎”。到戍入幕之宾后，纸醉金迷，流连忘返。财尽被弃，穷困无聊，去为人唱挽歌，参加东西两肆丧仪店的比赛。如文中所记——

乃置层榻于南隅，有长髯者拥铎而进，翊卫数人。于是奋髯扬眉扼腕顿颡而登，乃歌《白马》之词。

有顷，东肆长于北隅上设连榻，有乌巾少年，左右五六人，秉翣而至，即生也。整衣服，俯仰甚徐，申喉发调，容若不胜。乃歌《薤露》之章。举声清越，响振林木。曲度未终，闻者歔欷掩泣。

就这一段记载看来，虽明明白白说的是歌《白马》歌《薤露》，还可勉强引为“朗诵诗”成功作证，可惜这证例却不能援引作当前张本。因为那种朗诵的成功，诗的被欣赏，是有条件的。正如演戏，必须铺排场面，十分可观，诗本身只尽一小部分责任。场面身容，必臻美妙，方能作到感人至于泣下。它的成功是戏剧性的成功，音乐性的成功，不是诗单纯朗诵的成功。这从对方那个长胡子大汉的失败，恰好成一对照。同样诵的是曹植诗，成败实因缘于歌喉的好坏。“举声清越，响振林木”的方能获胜。

若从当前的事来观察，“说书”似乎还合于朗诵条件。名为“说书”，与诵诗仅仅相差一间。可是为什么同样说《三国·关云长单刀赴会》，白云鹏就远不如刘宝全生动感人，至如你我来说它时，听也没有人肯听。可见它注重处还不是书中的“事”，依然是腔中的“韵”。一种诉之于听觉，引起音乐性的作用，一种将文字置于次要地位的作用。

近于朗诵而给听众印象的还有“道情”。道情多说唱，然而其中惊人处已由“声”到“事”，传达的工具，渔鼓简板的地位缩小到最不重要，所唱的声容重要性也较减，居于一个平常地位。可是说一件事有故事，有描写，在事件发展上包含一个意义，表示一种观念或有头有尾的情节。劝忠，教孝，叹人世无常，应回头猛省，冤亲平等，荣辱皆幻，容易见效果。若短短篇章，不到百十字，无故事，无描写，只用习见名词，反映一些抽象意义如当前朗诵诗人作的朗诵诗，想使听众感动兴奋，就不可能有成功把握。

至如南宋中瓦子说书，说的多是短篇白话小说，小说中多杂引诗歌，若除了故事本文，只说诗歌，应当是最好的朗诵实用证据了。可是分析起来，就会觉得今古仍不相侔。原来这些诗词大多数是当时流行的诗词，体例本于讲经俗讲上的偈，意义在于为本文作引子或收束。在说书时是否用某种乐器，虽不可知，对于诗词，似乎还是离不了用吟唱方式。还有一点不可不知，就是这些诗词的作用，多是总结性或赞叹性的，有时又不过是用来延长故事开场时间或增加听众兴趣的。若一律是些抽象名词堆积，也不会得到成功。

单纯的诵既不能用为旧诗传达的工具，当然更不大适用为新诗欣赏的媒介。因此诗的朗诵，个人浅见，认为方法还待讨论，事极显明。

如今的朗诵诗，使用的都是些报章记事常用的句子，仅仅分行写出（分行的意义就多是诉之于视觉的），除了落脚处间或用一个韵，或更用些由外引进十分夹生的交互换韵方式，就中文字平仄既不注意，语言惯性也不大讲究，随随便便那么写成，便拿去什么大会场上朗诵。凡稍懂一点生理学或心理学的人，就会明白，这种朗诵，是无从激动人的情绪，兴奋不了听众神经的。这种失败是必然的，因为相关条件准备不够。

三

关于新诗运动，企图在诵读上将个人视觉欣赏转而为多数人听觉的欣赏，这种努力随新诗运动而发展，已有了许多年。这种诵读试验的集会，和中国新诗运动原本关系密切，与诗的朗诵更有关系，值得作一度回溯。

中国新诗作品，印成集子，最先与读者对面的，是胡适之先生的《尝试集》。胡先生是一个乐于在客人面前朗诵他新作的诗人。他的诗因为是一种纯粹的语言，由他自己读来，轻重缓急之间见出情感，自然还好听。可是轻轻的读，好，大声的读，有时就不免令人好笑，由于过分浅露，不易给人留下印象。

谈新诗和新诗运动的人，不会忘掉徐志摩先生。我头一次见到这个才气横溢的作家时，是在北平松树胡同新月社院子里，他就很有兴致当着陌生客人面前读他的新作。那时正是秋天，沿墙壁的爬墙虎叶子五色斑斓，鲜明照眼。他坐在墙边石条子上念诗。同听的还有一个王赓先生。环境好，声音清而轻，读来很成功。

在客厅里读诗供多数人听，这种试验在新月社已有过，成绩如何我不知道。较后的试验，是在闻一多先生家举行的。他正从国外学画归来，在旧北京美术专门学校任教务长职，住家在学校附近。那时的一多还正存心作画师，预备用中国历史故事作油画，还有些孩子兴趣或摩登幻想。把家中一间客厅墙壁裱糊得黑黑的（除了窗子完全用黑纸糊上），拦腰还嵌了一道金边。晨报社要办个诗刊，当时北京诗人有徐志摩、闻一多、朱湘、刘梦苇、孙大雨、饶孟侃、杨子惠、朱大？？诸先生，为办诗刊，大家齐集在闻先生家那间小黑房子里，高高兴兴的读诗。或读他人的，或读自己的，不但很高兴，而且很认真。结果所得经验是，凡看过的诗，可以从本人诵读中多得到一点妙处，明白用字措词的轻重得失。凡不曾看过的诗，读起来字句就不大容易明白，更难望明白它的好坏。闻先生的《死水》、《卖樱桃老头子》、《闻一多的书桌》，朱湘的《采莲曲》，刘梦苇的《轨道行》，以及徐志摩的许多诗篇，就是在那种能看能读的试验中写成的。这个试验既成就了一个原则，因此当时的作品，比较起前一时所谓五四运动时代的作品，稍稍不同。修正了前期的“自由”，那种毫无拘束的自由，给形式和词藻都留下一点地位。对文学革命言，似显得稍稍有点走回头路。刘梦苇先生的诗，是在新的歌行情绪中写成的。饶孟侃先生的诗，因从唐人绝句上得到暗示，看来就清清白白，读来也节奏顺口。朱湘先生的诗，更从词上继续传统，完全用长短句形式制作白话诗。新诗写作原则，共同承认是赖形式和音节作传达表现，因此几个人的新诗，都可读可诵。

新诗运动最先提出的口号，是“从民歌吸取新生命新形式”。这个口号的应用却不广，上述几人所运用的形式音节，差不多全取给于外国诗与旧诗词。唯一想把新诗和民歌连成一体，以调驯语言为出发点，加以试验，在实验上见出一点成绩的人，还应当推重五四运动时代老诗人刘半农先生。他的《扬鞭集》一部分拟吴歌体作品，可说是最勇敢的朗诵诗的尝试。其所以不引人如何注意，只为的是用吴音不用国语，欣赏范围受了限制。

正因为大家正在试验，从试验中知道，新诗要在诵读上成功，韵即或可以放弃，平仄即或可以不谈，至少作者必须弄明白语言文字的惯性。说起这一点，到末了还是离不了形式。所以《诗刊》的理论，当时有“戴脚镣跳舞”形容。承认新诗要达到某种目的，就必然受一定限制。这目的就是适于朗诵，便于记忆，易于感受。诗人早死，俨然是一个无可避免的规律，徐志摩、刘梦苇、朱湘、刘半农、杨子惠、方玮德诸先生，都不幸早早的死去。若天假以年，这些人对新诗写作又能持久不失去其兴趣，在今日必然有更好的成就，可以断言。

中国文学运动既然是社会革命运动一个分枝，当然也不免受影响。因此当革命诗人嘲笑另一部分诗人时，本只应当说“意识落伍”，却转成“形式落伍”。这些人实不知道，当时重新提出“重语言讲形式”的问题，正是一种求普及的努力。到形式被嘲弄轻视，用当时流行的话叫做是“扬弃”。

并不因为“扬弃”而气馁，依然继承北方《诗刊》所提出的原则写作，到后来有五个作家的成就都很好。中央大学有陈梦家、方玮德两先生，青岛大学有臧克家先生，上海有戴望舒先生，北平有林徽因女士。

北方《诗刊》结束十余年，当时的诗人如徐志摩、朱湘、刘梦苇、朱大？？、杨子惠、方玮德、刘半农诸先生全都死了。闻一多先生改了业，放下了他诗人兼画家的幻想，诚诚恳恳的去做他的古文学爬梳整理工作。北平地方又有了一群新诗人和几个好事者，产生了一个读诗会。这个集会在北平后门慈慧殿三号朱光潜先生家中按时举行，参加的人实在不少。北大有梁宗岱、冯至、孙大雨、罗念生、周作人、叶公超、废名、卞之琳、何其芳诸先生，清华有朱自清、俞平伯、王了一、李健吾、林庚、曹葆华诸先生，此外尚有林徽因女士，周煦良先生等等。这些人或曾在读诗会上作过有关于诗的谈话，或者曾把新诗、旧诗、外国诗当众诵过、读过、说过、哼过。大家兴致所集中的一件事，就是新诗在诵读上，究竟有无成功可能？新诗在诵读上已经得到多少成功？新诗究竟能否诵读？差不多集所有北方新诗作者和关心者于一处，这个集会可以说是极难得的。

这个集会虽名为“读诗会”，我们到末了却发现在诵读上最成功的倒是散文。徐志摩、朱佩弦和老舍先生的散文。记得某一次由清华邀来一位唐宝鑫先生，读了几首诗，大家并不觉得如何特别动人。到后读到老舍先生一篇短短散文时，环转如珠，流畅如水，真有不可形容的妙处。那次试验上，让我们得到另外一个有价值的结论，一个作者若不能处理文字和语言一致，所写的散文，看来即或顺眼，读来可不好听。新诗意义相同。有些诗看来很有深意，读来味同嚼蜡。一篇好散文或一首好诗，想在诵读上得到成功，同时还要一个会读它的人。

当时长于填词唱曲的俞平伯先生，最明中国语体文字性能的朱自清先生，善法文诗的梁宗岱、李健吾先生，习德文诗的冯至先生，对英文诗富有研究的叶公超、孙大雨、罗念生、周煦良、朱光潜、林徽因诸先生，都轮流读过些诗。朱周二先生且用安徽腔吟诵过几回新诗旧诗，俞先生还用浙江土腔，林徽因女士还用福建土腔同样读过一些诗。总结看来，就知道自由诗不能在诵读上产生它希望达到的效果。不自由诗若读不得其法，也只是哼哼唧唧，并无多大意味。多数作者来读他自己的诗，轻轻的读，环境又合宜，因作者诵读的声容情感，很可以增加一点诗的好处。若不会读又来在人数较多的集会中大声的读，常常达不到希望达到的效果。

这个集会在我这个旁观者的印象上，得来一个结论，就是：新诗若要极端“自由”，就完全得放弃某种形式上由听觉得来的成功打算。但是趋势所向，这种“新”很容易成为“晦”，为不可解。废名的诗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何其芳、卞之琳几人的诗，用分行排比增加视觉的效果，来弥补听觉的损失，另是一例。若不然，想要从听觉上成功，那就得牺牲一点“自由”，在辞藻与形式上多注点意，得到诵读时传达的便利，林徽因、冯至、林庚几人的诗，可以作例。但林庚的诗由于句子过长，和曹葆华的诗都得到同一结果，难以为继。

四

“朗诵诗”成为一个时髦的名词，并不是很久的事。这名词虽在一部分上海出版物创作诗上经常见到，真正来作朗诵试验，测验它的得失，还在北方。比读诗会稍后一点，以北大歌谣学会，燕大通俗读物编刊社，北平研究院历史语言系三个单位作中心，有个中国风谣学会产生。这团体目的，顾名思义，即可知是着力于民间诗歌的。集会时系在北平中南海北平研究院戏剧陈列馆。参加者有胡适之、顾颉刚、罗常培、容肇祖、常惠、佟晶心、吴世昌诸先生，杨刚、徐芳、李素英诸女士。集会中有新诗民歌的诵读，以及将民间小曲用新式乐器作种种和声演奏试验。集会过后还共同到北平说书唱曲集中地天桥，去考察现代艺人表演各种口舌技艺的情形。并参观通俗读物编刊社所编鼓词唱本表演情形。当时这个组织，正准备一面征集调查，一面与说书人用某种形式合作，来大规模编制新抗日爱国适用于民间的小册子，可惜这个计划，因芦沟桥事变，便中止了。

其时南方有个作家，值得特别提出，是用打油体写通俗易解的劳动诗歌大大有利于社会问题宣传的陶行知先生。那种独自为战的精神，很可佩服。可惜独木不成林，终于“人亡政息”。

抗日战争发生后，“朗诵诗”在后方刊物上到处可见。作品既不少，朗诵诗的作家自然也很多。但就一般成就而言，这些作者的“意”或“辞”，却尚不曾超过并不常用“朗诵诗”字样为子题的臧克家先生作品。试就臧先生作品探检，就可知体制实源于闻一多先生作品，还是保存当年《诗刊》所应用的那个原则，即在语言上求适合惯性，更在这个条件上将语言加以精选，因此作品便显得有生气多新意。

描写抗日战争的“朗诵诗”，语言上合于朗诵条件的，在当前作者中如田间、蒲风诸先生，一定有些动人的篇章。但就所见到的说来，以诗言诗，或许倒还是陈梦家先生在《铁马集》中，为一二八战争写的几篇长诗比较成功。这些诗还是六年前作的！（有个路易士先生，虽很热情的写作了一本《为掀动世界第二次大战》的长诗，如有什么人能为译作意大利文、德文、俄文、日本文、法文、英文，且给这些强国领袖读到时。说不定会发生奇迹，以为这是一个东方哲人的预言，为实证预言，于是宣战。可是给中国群众来欣赏，路先生的理想要实现，似乎就很困难。因为从任何角度看来，实在都不大容易懂得它的好处。）

去年九月，我由北方跑到武汉，从武汉报纸上常看到一个高兰先生的“朗诵诗”。诗大都是关于抗战的，文字排比都很好，有情感，有辞藻，比起一般刊物上用同样名目写的诗歌，实在要高一筹。不久又见到什么报上记载在文华学院某集会上（又似乎是广播电台上），高先生要朗诵他的大作。据听过那种朗诵的朋友来说，却是一个不成功的尝试。据我估想，诗人对于语言若无特别训练准备，还是以不上台好，不管上的是什么台。当时若要一个声音柔美的女子，来读某种悲哀诗，用声音低洪的男子，来读某种悲壮诗，更找一个声音明朗富于感情的小孩子，来读某种需要同情稚弱的诗。总之，能够从效果考虑，拣选语言富于情感的人，来作朗诵或低诵，成绩肯定要好得多！若系由无线电播音，尤必需专家指导，才能放送出去，不至于令人失望。

归结说来，“朗诵诗”不失为新诗努力之一个方向。这名目虽近数年方出现，它的实验已进行了许多年。在诗的朗诵运动中，它的各种试验，不拘成功与失败，对于将来的新诗怎样写、写什么都大有帮助。至于它若希望如当前提倡者与写作者的理想，本身既站得住，且能成为新诗中一个主流，使新诗向适于朗诵、便于记忆、易于感受几个方面发展，理论上似值得从两千年来中国过去凡与诗有关系的一切作品，如诗、词、曲、挂枝儿山歌、小调等等，重新加以检查，分析取舍，就中抽出一些意见，供给作家。作者根据这些意见，再从活用语言，来学习控制驾驭这些语言的技术，写成诗歌。若希望它可以成为多数人在公众集会上拿来诵读，使识字的和不识字的人都能从听觉上受到教育，有所启发，还必须使诵读者受相当训练，还有待作者在摸索试验中走一段长长的刻苦的道路。

一九三八年九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