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鄉曰豐樂鄉

　　本文題目雖稱為「傳」，但並非是一般的人物傳記。文章以老莊學派的無為而治，順乎自然的思想為出發點，借郭橐駝之口，由種樹的經驗說到為官治民的道理，說明封建統治階級有時打著愛民、憂民或恤民的幌子，卻收到適得其反的效果，仍舊民不聊生。這種思想實際上就是「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的老莊思想的具體反映。唐代從安史之亂以後，老百姓處於水深火熱之中，苦不堪言。只有休養生息，才能恢復元氣。如果封建統治者仍借行政命令瞎指揮，使老百姓疲於奔命，或者以行「惠政」為名，廣大人民既要送往迎來，應酬官吏；又不得不勞神傷財以應付統治者攤派的任務，這只能使人民增加財物負擔和精神痛苦。

　　文章先寫橐駝的命名、橐駝種樹專長和種樹之道，然後陡然轉入「官理」，說出—番居官治民的大道理。上半篇為橐駝之傳，目的是為下半篇的論述張本；下半篇的治民之理是上半篇種樹之道的類比和引申，前賓後主，上下相應，事理相生，發揮了寓言體雜文筆法的藝術表現力。

　　本文共五段，一、二段介紹傳記主人公的姓名、形象特徵，以及籍貫、職業和技術特長。這二段看似閒筆，卻生動有趣，給文章帶來了光彩色澤。

　　在《莊子》書中所描繪的許多人物，有的具有畸形殘疾，如《養生主》《德充符》中都寫到失去單足或雙足的人，《人間世》中則寫了一個怪物支離疏；有的則具有特異技能，如善解牛的庖丁，運斤成風的匠人，承蜩的佝僂丈人等。柳宗元寫這篇傳記，把這兩種特點都集中在郭橐駝一人身上，他既有殘疾，又精於種樹。可見柳宗元不僅在文章的主題思想方面繼承了《莊子》的觀點，連人物形象的刻畫也靈活地吸取了《莊子》的寫作手法。

　　橐駝即駱駝，人們稱這位主人公為橐駝，原帶有開玩笑，甚至嘲諷性質。但這位種樹的郭師傅不但不以為忤，反欣然接受。柳宗元在這裡不著痕跡地寫出了這位自食其力的勞動者的善良性格。但作者這樣寫仍是有所本的。在《莊子》的《應帝王》和《天道》中，都有這樣的描寫，即人們把一個人呼之為牛或呼之為馬，他都不以為忤，反而欣然答應。這同郭橐駝欣然以橐駝為名是一樣的。這種描寫實際上也體現了老莊學派順乎自然的思想，即認為「名」不過是外加上去的東西，並不能影響一個人的實質，所以任人呼牛呼馬，思想上都不致受到干擾波動；相反，甚至以為被人呼為牛馬也並不壞。

　　雨果在《巴黎聖母院》中塑造了一個形貌醜陋而心地善良的敲鐘人，這個藝術形象對後世影響很大。直到電視劇《女奴》中的花匠也屬於這一類型。其實，這種把外表醜陋而心靈美統一在一個人身上的描寫，在我國，可以說從《莊子》就開始了。柳宗元所塑造的郭橐駝形象也是這方面的典型。不過柳宗元是把「丑」和「真」（他思想上認識到顛撲不破的真理）統一起來，雨果是把「丑」和「善」統一起來，略有不同而已。

　　後一小段寫郭橐駝種樹的特異技能。他種樹的特點有二：一是成活率高；二是長得碩茂，容易結果實，即所謂「壽且孳」。作者在後文沒有寫郭橐駝種樹的移栽易活的特點，只提到栽了樹不妨害其成長的這一面。其實這是省筆。蓋善植者必善移樹，只有掌握了事物發展的內部規律才能得到更大的自由。所以這裡為了使文章不枝不蔓，只點到而止。在這一小段的收尾處還布置了一個懸念。即「他植者雖窺伺效慕，莫能如也」。讀者從這兒必然急於想知道郭橐駝種樹到底有什麼訣竅。而下文卻講的是極其平凡而實際卻很難做到的道理：「順木之天以致其性。」可見郭並不藏私，而是「他植者」的修養水平和掌握規律的深度太不夠了。從這裡，作者已暗示給我們一個道理，即「無為而治」並不等於撒手不管或放任自流。這個道理從下面兩大段完全可以得到證明。

　　第三段是郭橐駝自我介紹種樹的經驗。前後是正反兩面對舉，關鍵在於「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為了把這一道理闡述得更深刻、更有說服力，文章用了對比的寫法，先從種植的當與不當進行對比。究竟什麼是樹木的本性呢？「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四個「欲」字，既概括了樹木的本性，也提示了種樹的要領。郭橐駝正是順著樹木的自然性格栽種，從而保護了它的生機，因而收到「天者全而其性得」的理想效果。這正是郭橐駝種樹「無不活」的訣竅。他植者則不然，他們違背樹木的本性，種樹時「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因此必然遭致「木之性日以離」的惡果。這就回答了上段的問題，他們「莫能如」的根本原因就在於學標不學本。繼從管理的善與不善進行對比。「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是郭橐駝的管理經驗。乍看，好像將樹種下去以後，聽之任之，不加管理。事實上，橐駝的「勿動勿慮」，移栽時的「若子」，種完後的「若棄」，正是最佳的管理，沒有像疼愛孩子那樣的精心培育，就不會有理想的效果。他植者不明此理，思想上不是撒手不管而是關心太過，什麼都放不下，結果適得其反，「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仇之」，壓抑了甚至扼殺了樹木的生機。這兩層對比寫法，句式富於變化。寫橐駝種樹，用的是整齊的排比句，而寫他植者之種樹不當，則用散句來表示，文章顯得錯落有致。「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仇之」用押韻的辭句，使重點突出，系從《莊子·馬蹄》的寫法變化而出。從介紹橐駝的種樹經驗上可以看出，柳宗元的觀點同老莊思想還是有差別的。柳是儒、道兩家思想的結合，他並不主張一味聽之任之的消極的「順乎自然」，而是主張在掌握事物內部發展規律下的積極的適應自然。他要求所有的種樹人都能做到認識樹木的天性，即懂得如何適應樹木生長規律的業務。把種樹的道理從正反兩面講清楚以後，文章自然就過渡到第四段。

　　四、五段是正面揭出本旨，實為一篇之「精神命脈」。作者通過對話，運用「養樹」與「養人」互相映照的寫法，把種樹管樹之理引申到吏治上去。對「養人」之不善，文章先簡要地用幾句加以概括：「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這與上文「他植者」養樹管理之不善遙相呼應。接著用鋪陳的手法，把「吏治不善」的種種表現加以集中，加以典型化，且有言有行，刻畫細緻入微，入木三分。如寫官吏們大聲吆喝，驅使人民勞作，一連用了三個「爾」，四個「而」和七個動詞，把俗吏來鄉，雞犬不寧的景象描繪得淋漓盡致。作者最後以「問者」的口吻點出「養人術」三字，這個「養」字很重要。可見使天下長治久安，不僅要「治民」，更重要的還要「養民」，即使人民得到休生養息，在元氣大傷後得到喘息恢復的機會，也就是後來歐陽修說的「涵煦之深」。這才是柳宗元寫這篇文章的最終目的。

　　綜觀全文，我們應注意三點：一是無論種樹或治民，都要「順天致性」，而不宜違逆其道；二是想要順天致性，必先掌握樹木或人民究竟怎樣才能「碩茂以蕃」，亦即摸清事物發展規律；三是動機效果必須統一，不允許好心辦壞事，或只把好心停留在表面上和口頭上。把這三點做好，才算懂得真正的「養人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