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菩提只向心覓」

　　第一首偈，見於敦煌寫本《壇經》。關於這首詩的來歷，《壇經》第四節至第八節，有明白的記載：五祖弘忍「一日喚門人盡來」，要大家「各作一偈」。並說「若悟大意者」，即「付汝衣法，稟為六代」。弘忍的上首弟子神秀在門前寫了一偈道：「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時時勤拂拭，莫使有塵埃。」弘忍知道後，「遂喚神秀上座於堂內」，說是「汝作此偈，見即未到」，「若覓無上菩提，即未可得」，因而要他「更作一偈」。而「秀上座去數日，作不得」。惠能的偈語，即針對神秀的《無相偈》而發。據《壇經》所載，惠能本不識字，他先「請人一讀」神秀的偈語，然後作此歌偈，「請得一解書人於西間壁上題著」。

　　這首偈，同神秀的那一首，在修行方法上具有原則的區別。神秀的那首「無相偈」，使他失去作為弘忍繼承人的資格，卻成了北宗一派的開山祖。由於神秀強調「時時勤拂拭」，後人以其主張「拂塵看淨」，稱之為「漸修派」。而惠能的這一首，是對神秀偈的徹底否定，也即主觀唯心主義對客觀唯心主義的徹底否定，直接把握住「見性成佛」的關鍵，被稱為「頓悟派」。

　　在《壇經》第二十節，惠能指出：「世人性本自淨，萬法在自性。思量一切惡事，即行於惡；思量一切善事，使修於善行。」這是惠能「頓悟說」的基礎。在他看來，「愚人」與「智人」，「善人」與「惡人」，他們和「佛」之間，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從「迷」到「悟」，僅在一念之間。這種「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思想，不僅對我國佛教的演變產生了巨大的作用，對於後來的中國哲學理論也有重大的影響。

　　第二首偈，也是惠能針對神秀的《無相偈》所作的。旨在說明「明鏡」的清淨，也即「自性」的清淨，這是佛教徒堅信能到達理想境界人人所共有的主觀條件。該偈亦見於敦煌寫本《壇經》，但據郭朋《壇經校釋》考證，這一首當屬衍文。特別是前兩句，雖調換了「身」、「心」二字的位置，實際也是重複神秀的話，不應視為惠能的思想。

　　第三首偈，見於《六祖法寶·壇經》，流傳甚廣，為《全唐詩外編》所補錄。據郭朋《壇經校釋》考證，這一首是由《菩提偈》第一首演化而成，關鍵在第三句，由惠昕本帶頭，契嵩本、宗寶本因之，把「佛性常清淨」改成「本來無一物」。這是一種誤解，早在宋代即有人提出非議。郭朋認為：「《壇經》的首竄者，不僅不了解『佛性』論，而且也不了解『性空』說。」其實，大乘佛教的所謂「空」、「無」，是就「妄心」、「妄境」而言；若就「真心」、「真境」而論，則決非「絕無」。在《壇經》第十五節，惠能有言：「有燈即有光，無燈即無光。燈是光之體，光是燈之用。」在《壇經》第二十四節，惠能又說：「虛空能含日月星辰、大地山河，一切草木、惡人善人、惡法善法、天堂地獄，盡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復如是。」這些都足以證明惠能的思想體系，同「一切萬法，自性本空」的理論完全不同。不過在這句話之前，惠能先說：「心量廣大，猶如虛空。」他把一切歸結於「心」，也即「自性」。這是典型的主觀唯心主義觀點。但無論如何，把「佛性常清淨」和「本來無一物」等同起來，是不適當的。

　　第四首偈，見於《大正藏·壇經》，著重講修行方法。《壇經》第三十五節，惠能引佛言：「隨其心淨，則佛土淨。」接著說：「心但無不淨，西方去此不遠；心起不淨之心，念佛往生難到。」 《壇經》第三十六節說：「若見真道，行正即是道；自若無正心，暗行不見道。自若無佛心，向何處求佛！」《壇經》第五十二節說：「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無佛心，向何處求佛！」《壇經》第五十三節又說：「若能心中自有真，有真即是成佛因；自不求真外覓佛，去覓總是大痴人。」反覆申明向人的自我求真，自我求佛，這是惠能教導其弟子立地成佛的唯一途徑。在他看來，求佛的人只圖自悟，不假外示，心注一境，化難為易，自能達到目的。論根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