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嗟夫！世之君子」

　　蘇軾在其人物史論中寫了大量的翻案文章，立意新穎深刻，高遠幽邃。治國之策，行事之則；愛民之心，嫉惡之恨；他人之思，自我之省，都別出新見，發人之所未見，啟人之所未思。晁錯曾提出「削藩」建議，後被漢景帝所殺。「晁錯之死，人多嘆息」，蘇軾卻翻空出奇，以獨特的視角，一家之言，闡述了晁錯受禍原因，提出了仁人君子、豪傑之士應「出身為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功」的主張。

　　文章開篇為泛泛概說：「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起句看似虛寫，實則卻在暗說漢景帝時國泰民安中隱含著的諸侯之患。接著，作者便圍繞「患」字，從「坐」、「起」兩方面進行分說。「坐觀其變」而不對禍患採取措施，那麼禍患便會蔓延得無可救藥；「起而強為之」而不等待時機，則夭F也同樣不能保持治平安定的局面。作者說的「起而強為之」，暗指晃錯的削落。下面，文章又結止上兩句的意思。引出「仁人君子豪傑之行」的作為，以此而暗與晃錯柑比。用「此固非勉強期月之間。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概寫出歷史上的失敗者、又具體落實在晁錯身上，暗含著對晃錯失敗原因的評論。這兩句堪稱全篇關鍵之處，是作者論說的中心。在此處，它還有承上啟下的妙用：「此固非勉強期月之間」，上承「起而強為之」;「苟以求名者」，下啟「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後面，「天下治平」幾句，暗寫景帝時的「七國之亂」；「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幾句，又虛寫七國起兵後晁錯的態度。因此，首段雖沒直接點出晃錯，但卻句句在寫晃錯。抽象中有具體，虛寫里含實寫，虛實相生中既使後面的論述高屋建扳，又讓文章排宕開閨，具有一種滔滔的氣勢。

　　第二段，丈章在前面基礎上較而易舉地由抽象而具體，由隱而顯。由歷史的抽象概說，過渡到具體的史事論述。西漢社會諸侯的割據勢力嚴重威脅著封建的中央集權、晃錯繼賈誼之後，屢次建議景帝「削藩」。他說諸侯王「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嘔，禍小；不削之，其反遲，禍大。」漢景帝用其策，於是出現了「七國之亂」。後來因讒言晁錯被殺，後代之人多悲嘆晃錯的盡忠而蒙害。但蘇軾這裡卻一反傳統老調，認為晃錯獲罪是由於「有以取之也」，從而使文章蹊徑獨辟、不同凡響。

　　第三段，作者一方面緊扣史事，另一方面卻把筆觸拉開，先提出「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介的觀點。然後便旁徵博引用大禹治水的鑿龍門、決江河和潰冒衝突來舉例論證，提出「事至而不懼」、「徐為之所」才能使大事成功，以此而暗中指責晁錯的臨危而逃。

　　第四段是全篇的主體，這一段議論變得豐富，行文也變得曲折。這一段通過有力的論說鞭辟近里地闡述了晃錯取禍的原因。「夫以七國之強而驟削之，其為變豈足怪哉！」蘇軾認為「削藩」應該逐步進行，徐為之所」，而不應「驟削之」，驟削則必然導致「七國之亂」，這便是「無故而發大難之端」。仁人君子豪傑卻於此時挺身而出，所以能成大業，但晃錯不在此時捐身，力擋大難，擊潰七國，反而臨危而逃，「使他人任其責」，那麼「天下之禍」自然便集中在晁錯身上了。文章至此。所議之事、所立之淪雖與前文相近，但觀點與史事卻逐漸由隱而顯、由暗而明。文章的氣勢也慢慢由弱而強、由平易而近洶湧。緊接著，作者又連用了兩個反問句，把文章的氣勢推向了的頂峰。「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是誰引發出七國之難而又臨危而逃了選擇最安全的處所，把天子陷入至危的境地，這是忠義之士所憤惋之人，既使無袁盎的讒一也不會倖免十禍。這樣的結局的原因是「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將。」這兩個問句一波未平又起一波，使文覃呈現出汪洋懲肆的特徵。然而蘇軾並不就此擱筆，他用兩個條件再從反面假設晁錯，把文章跳起的高浪又推向了深遠廣闊。「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礪，東向而待之」，這是假設晃錯不臨危而逃；「使不至於家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為無恐」，這是假設晃錯不使人主自將。那麼即使有一百個袁盎也不能使晃錯獲禍。

　　最後一段，文章的氣勢漸漸平緩，在感嘆歷史之時，再一次指出臨危而逃自固其身是晁錯取禍的原因，從而增重了題旨的作用。

　　作者生活時代，治平已久，文恬武嬉，積貧積弱，作者思治，故此論實為有感而發。起首議論雄深渾徽，有很強的針對性。全篇文章由虛而實，由實而氣勢滔滔，由氣勢滔滔而漸漸平緩，把舒緩與緊湊有機地融為一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