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行固願留不惡」

　　蘇軾工於七古，汪洋恣肆，妙設譬喻，直逼唐代李、杜，同時又在記事寫景中恰到好處地穿插說理，傾訴心情，語詞往往詼諧風趣，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風格，被公認為宋代第一作手。這首《泗州僧伽塔》詩，很能代表蘇軾七古的風格。

　　「身世悠悠」等語，反映他當日心情；但其中較多地講的是禱風於神的事。妙在即事說理，靈巧地揭露了神靈之虛妄，「寄妙理於豪放之外」。

　　這首詩先寫昔日（治平三年（1066）護父喪歸蜀）南行過泗禱風於神，有求輒應的事。「逆風三門沙吹面」，極寫風阻之苦；「香火未收旗腳轉」，極寫風轉之速；「回頭頃刻失長橋，卻到龜山朝飯議」，極寫風轉後舟行之快。詩說自己的船在這裡受阻，聽從舟子的勸說，去向僧伽塔祈禱，果然「香火未收旗腳轉」，變了順風，得以順利前進。梅堯臣《龍女祠祈風》：「舟人請余往，山廟旗腳轉」，「長蘆江門發平明，白鷺洲前已朝飯」，寫在蘇軾詩前，蘇詩構思當受梅詩影響。蘇詩寫得生動流暢，勝於梅詩。

　　特到值得注意的是：他並不因禱風得遂而讚頌神靈之力；相反，他卻由此發出一通否定神力的議論。「至人無心何厚薄」，看來好象抬高神沸，實則目的在於「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因為道家以「至人無己」為修養的最高境界；而佛家講「無人我相」，也是以「無心」為妙諦的。既本「無心」，即當無所厚薄；而「有求必應」，就不是「無我」而是有所厚薄了。妙在並不點破，反而說「我自懷私欣所便。」這意思是說，當時得風而欣喜，不過是自己私心，而神佛本來並無厚此薄彼之意。就行船來說：南來北往，此順波逆，「若使人人禱輒遂」，風向就要一「日千變」了。這是一個極尋常的眼前事實，但從來無人從這裡想到神佛之妄。孔靈符《會稽記》所言樵風涇故事，是譏「人心不足」的，與蘇拭用意並不相同。「耕田欲雨刈欲晴」，是用來為下句作警。後來張耒在《田家詞》中把它加以鋪寫，但歸結為「天公供爾良獨難」，亦顯與蘇軾原意相悖，點金成鐵。用比較法講古詩，不應看其形式之似，還應就作者用心細加區析。

　　宗教，總是宣揚神力，鼓吹以禱祀求福佑的，所以蘇軾這一點破是很有意義的。蘇軾早年便認為「天人不相干」（《夜行觀星》）其對佛、道，只是取其「至人無心」，超然自得，並非迷信；他後來一些求雨禱雪之詩，大抵皆視神靈如朋友，以「遊戲於斯文」（黃庭堅語）。以前後之作例之，蘇軾不信神佛是有思想墓礎的。既有這樣思想基礎，又善於捕捉形象，且帶著感情說話，故能「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一個很深奧的哲理命題，他寫得如此生動有趣，這是很不容易的。

　　接下去，用「我今」與「我昔」相對照；但如徑直地寫今日求風不遂，那就平弱了。他且不言風，而說心倩。「身世兩悠悠」，就是陶淵明在《歸去來辭》中講的「世與我而相遺」之意，亦即是說：世俗既不能了解自已，自己也不肯降心從俗。這是由於與王安石「議論不協」而引起的。就事論事，蘇軾當時對新法認識不足，他後來也承認這一點。詩中好在一帶而過，措詞也還有分寸。正由「身世悠悠」，所以來去無心，去留任便，因而得行固好，留亦「不惡」。自己對去留無所謂，神也就懶得應其所求。明明是求風不驗，卻說「神亦倦」，給神開脫，語極微婉。明明由「議論不協」，心情苦悶，卻「極力作擺脫語」（紀昀評語），不失豪放本色。這詩中有些話是很不容易措詞的，他能說得如此明朗、如此自然、如此有趣，「純涉理路，而仍清空如話」（紀昀評語），其駕馭語言的能力是很強的。「層層波瀾，一齊卷盡，只就塔作結」，洵屬「簡使之至」（紀昀評語）。但「簡便」也不是簡單。他用「退之舊雲三百尺」（韓愈《贈澄觀》詩）凌空插入，筆勢奇妙。僧伽是高僧，塔為喻浩設計的著名建築（見《中山詩話》），其中有很多可寫的話，他只用「澄觀所營再修今已換」一語，將其一帶而過，很快轉入登塔看山。「百尺」「丹梯」，「群山」在望，著墨不多，境界開闊，且與上文「留不惡」遙遇相應，結構綿密。「無心」於仕途得失，有意而於大好河川，襟懷之豁達、趣味之高尚，皆意余言外。正由豁達豪邁，才敢於否定神權；復由其觀察入微，「刻決入里」，故深探妙理，趣味橫生。「姑知豪放本精微，不比凡花生容慧」（蘇軾《題吳道子畫》），可謂「夫子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