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奸論
注釋
- 靜者:指能夠冷靜地觀察周圍事物而做出合理結論的賢人。天地陰陽之事:指自然現象。古人認為自然界有陰陽二氣,二氣交互發生作用,便產生了形形色色的自然變化。賢者:舊說以為是影射歐陽修。據史書記載,曾鞏曾向歐陽修推薦王安石的文章,歐陽修大加讚賞,並幫助王安石考取了進士。
- 山巨源:山濤(205—283),字巨源,晉初人,任吏部尚書,為當時的「竹林七賢」之一。他喜好評論人物,對王衍的評價不高。王衍(256—311):字夷甫,晉初人,任尚書令、太尉。衍有盛才,常自比子貢。當時晉室諸王擅權,他周旋於諸王間,唯求自全之計,後死於戰亂之中。郭汾陽:即郭子儀(697—781),唐華州(今屬陝西)人,累官至太尉、中書令,曾平定安史之亂,破吐蕃,以一身系國家安危者二十年,後封為汾陽郡王,世稱郭汾陽。盧杞:字子良,唐滑州(今河南滑縣一帶)人,唐德宗時任宰相,搜刮民財,排斥異己。杞相貌醜陋,好口辯。後被貶職死於外地。忮:嫉恨。惠帝:晉惠帝(290—306在位),晉開國君主司馬炎之子,以痴呆聞名。他在位時不理朝政,大權旁落,終導致「八王之亂」,晉室隨之衰敗。眩:通「炫」,惑亂。德宗:唐德宗(780—805在位),唐代晚期的庸君,他削去郭子儀的兵權,重用盧杞,導致朝政紊亂。
譯文
現在有個人,口中說著孔子、老子的話,親身實踐著伯夷、叔齊的行為,招納一些沽名釣譽之士和不得志的人,共同製造輿論、自我標榜,(把自己)說成是顏淵再世孟軻復生,實際上卻居心叵測,陰險狠毒,與一般人的志趣不同。這人是把王衍、盧杞合於一身了,他造成的禍害難道可以用語言形容嗎?面孔髒了不忘洗臉,衣服髒了不忘洗衣服,這是人之常情。現在(這個人)卻不是這樣,穿奴僕穿的衣服,吃豬狗吃的食物,頭髮蓬亂像囚徒一樣,滿面灰塵像居喪一樣,卻大談詩書,這難道是他的真性情嗎?凡是做事不近人情的人,很少不成為大奸大惡的,豎刁、易牙、開方就是這樣的人。用蓋世的好名聲,來促成他尚未形成的禍患,雖然有想把國家治好的君主,愛好賢才的宰相,還是會舉薦他,任用他的。那麼他成為天下的禍患,將是必然而沒有疑問的,這就不只是王、盧二人所能比得上的了。
孫子說:「善於用兵的人,並無顯赫的功勳。」假使這人不被重用,那麼我的話就說錯了,而這個人會有懷才不遇的感嘆。誰能知道禍患將會到這樣嚴重的地步呢?假使不是這樣的,(他受到了重用)天下將要遭受到他的禍害,而我會獲得能見微知著、察言識人的美名,那就太可悲了。
鑑賞
把《辨奸論》全文連貫起來看,在寫作目的上,作者確有所指,而所指的具體人物,作者又未點明。我們也沒有必要進行煩瑣考證。僅就立意謀篇上來說,本文確屬古文中的名篇。
作者提出的「見微知著」的觀點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要輕視小事情,大事情都是由小事情積累而成的。「防微杜漸」早就是古人奉為圭臬的名言。正如清人吳楚材所說:「見微知著,可為千古觀人之法。」
本文突出的成功之處在於謀篇。文章開始先將天象和人事進行比較,指出了人事比天象更難掌握,並說明這是由於「好惡」和「利害」所形成的必然結果。言之有理,持之有故,不能不令人首肯。接著,又通過歷史上山濤、郭子儀對王衍、盧杞的評論,說明了山、郭二人的評論雖有一定道理,但也有所疏漏,這就為下文的「今有人」起了鋪墊作用。本文的第三段是作者傾注全力發泄的部分,將「今有人」的種種表現盡情地加以刻畫,一氣呵成,有如飛瀑狂泄,其筆鋒之犀利,論證之嚴謹,不能不令人嘆為觀止。而在結尾處,作者又留有餘地地提出兩種可能出現的情況,這就使人感到作者所持的公允的態度。
作者在批評「有的人」時,把生活習慣(如不修邊幅)也作為攻擊的口實,未免失之偏頗了。但是,這點微疵並不足以影響本文的成就。
創作背景
賞析
《辨奸論》旨在詆毀王安石,竭力反對「新黨」,拋開其本旨,有二點與當今相類:
其一,作者謂王安石「口誦孔老之書,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語言,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王安石是否如此,且不論。但陰賊險狠如王盧之合一,代有其人,今也不鮮,這是此論給予後人的啟迪之一,須警惕而「辨」。否則,其禍輕則殺身,重則禍國殃民。
其二,作者提到一種「不近人情」的現象:「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然而這一看來違反常情的情況,在1957年夏之後以及「文革」中,屢見於囹圄。這是悲劇,當然,古人是無從預料這種悲劇的。
題解
《辨奸論》作者認為,事情皆有一定的規律,只要能夠仔細觀察並把握規律,就能見微知著,因此人們可以通過觀察行為而在禍亂發生之前就發現作亂的奸臣。歷來有人認為這篇文章的本意暗中批判王安石,也有人認為此文並非蘇洵所作,未有定論。
《辨奸論》著重分析了一些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從中得出了「見微知著」的結論,給讀者提出了如何識人的參考意見。這也是宋代散文中的一篇名作。《辨奸論》作者尚有爭議。舊說以為是蘇洵為了譏諷王安石的「不近人情」而作,後經清人考證,又定為宋人邵伯溫假託蘇洵之名的偽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