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全傳 · 四十五　楚軍與湘軍淮軍

王景亮《歸廬談往錄》云：「類聚群分，有莫之為而為者，在軍尤甚。江忠烈公(忠源)原募之勇曰楚軍，曾文正公(國藩)繼募之勇曰湘軍，同一省也，而不免畛域之分。」按忠源所募練新寧本縣人，系應烏蘭泰召，赴廣西剿太平軍，作戰於客省，故號曰楚軍，以別於廣西原有之軍隊。國藩所募練湘鄉本縣人，其始僅備防衛湖南本省，故國藩《湘鄉昭忠祠記》曰：「由是我邑團卒，號曰湘勇。」以別於他郡縣所募練之勇營，如所謂寶勇、辰勇、南勇、瀏勇等。蓋當日之湘軍，僅所以稱湘鄉一縣之勇營。嗣湖南他縣他人所募練之勇營，均歸國藩節制，且出省作戰，於是以後之湘軍，及史家所稱之湘軍，包括所有國藩指揮之部隊。換言之，即是湘省之勇營。故景亮以是訾國藩，殆非的論。且國藩湘鄉之湘勇，其後亦引用他郡縣之勇。如國藩與父母家書云：「男兼招寶慶、湘鄉及各州縣之勇。」而所謂湘省之湘軍，亦未嘗不稱楚軍。如國藩歿後，清廷諭旨，謂其「咸豐三年(1853)創立楚軍」。要其所謂「類聚群分，有莫之為而為者，在軍尤甚」云云，則可以著宗棠所募楚軍與國藩所屬湘軍之關係矣。注662 湘鄉秀才王錱者，受知縣朱孫詒命，就本縣人民，募練勇丁，剿境內「會匪」之通於太平軍者，凡得十數萬眾，地方為之帖然，此咸豐元年(1851)事也。次年，太平軍入湖南，本欲由寶慶北上，知湘鄉有備，遂折向郴州而北，直趨長沙省城。長沙既解嚴，巡撫張亮基用宗棠議，命孫詒以湘鄉勇丁千人入駐省城，備緩急。於是錱率三百六十人先行，羅澤南率七百二十人繼發，軍容甚壯。會國藩奉命幫辦湖南本省團練，則就此千人，益用戚繼光束伍成法，編制而訓練之，設為三營，錱統其一。注663故就湘軍歷史言，錱允為湘軍之開山祖師。然錱與國藩頗不相能，其故約有三端，錱自負奇氣，語天下事甚易，而國藩取人，須視其「少大言，有條理」，此兩人性度上根本不相容者也。國藩初次督師北上，次岳州城外，錱時稟駱秉章命，自為一軍，獨奮勇猛進，抵羊樓司，猝與太平軍遇，敗而南奔，太平軍乘勝追擊，國藩不支，亦水陸並退。錱自以違國藩節度，恥與俱，獨入空城死守。國藩頗憤懣，初不之顧，後用陳士傑言，以水師三版傍岸，舉炮為聲援，錱得縱城出走，所部免者九百餘人，此兩人感情上由之發生重大之芥蒂者也。國藩既為主帥，定營制約束諸軍，錱立異，且別撰《練勇芻言》自詡，於是國藩東征，不令錱與俱。此兩人意氣上終於不能融洽者也。顧宗棠雅善錱，則言於湖南巡撫駱秉章，令統所部，與太平軍及土寇轉戰於湘粵、湘桂、湘贛、湘鄂之交，所向有功，而不與國藩所部合。咸豐七年(1857)，湖南以三路軍援江西，錱始以游擊之師往，與國藩所部相呼應，所謂老湘營者也。旋錱歿於樂安軍次，由張運蘭與王開化分統其軍。然國藩致郭崑燾書曰： ……自閣下與人樹歸去，老湘等營便不甚通氣，即如凱章十一夜敗挫，而稟報二十二日始到。…… 又曰： ……惟望閣下與人樹及舍弟沅浦三人速來，則足以慰凱章之心，而通老湘營之氣…… 可知當時老湘軍與國藩離而複合者，猶賴旁人居中斡旋，其隔閡固仍存在。及開化既病歸，所部遣散，運蘭既歿，則由易開俊、劉松山分統其軍。國藩既平太平軍，悉撤所有湘軍，獨留老湘營，遣以剿捻。注664 宗棠初出山，接受國藩咨請，在長沙募勇五千人，其一部分即為錱舊部，故以錱弟王開琳統之。其他部分則雖由羅近秋、張聲恆等所募。然羅、張固錱舊部也。用是原因，宗棠當時所招主辦營務者，均為錱之親友，如王開化，錱之弟也；劉典，錱之友也；楊昌濬，錱之同學也(錱與昌濬，均為澤南弟子)，而皆曾加入老湘營者也。亦用是原因，宗棠當時所邀其他別募一軍之統領，如王文瑞(錱之從叔)，如蔣益澧，均嘗為錱之舊部。其後劉松山與侄錦棠叔侄以老湘營剿捻回，雖為國藩所遣，而竟能與宗棠合作，當無非為錱舊部關係，彼此原屬一家也。至宗棠之所以引用錱舊部者，誠緣此軍確為節制之師，嘗著戰功，要亦以錱不為國藩所重，而宗棠最好羅致國藩所屏除之人，以自鳴其善用人也。宗棠嘗解釋其命名楚軍之理由，誠以所部將士，多沅澧、資之產，不僅一郡一縣之人。然何必另訂營制，竊意宗棠對於所募部隊，必別稱楚軍，別立營制，自有其歷史上之原因，非如此，或竟不能羅致錱舊部，殊未可知。況宗棠本人固一如錱，在心理上欲獨樹一幟，不願依傍國藩者乎。注665 湘軍之營制，由國藩創之，然錱撰《練勇芻言》，多與國藩營制相類，宗棠之楚軍營制，亦與二者大同小異。而其後國藩修正湘軍營制，則又酌采《練勇芻言》與《楚軍營制》。所可異者，錱所部似初未悉按《練勇芻言》實行，其最顯著之一點，一般湘軍均以營為單位，即《練勇芻言》中亦稱營，而老湘營則獨稱旗。一旗為三百六十人，此與國藩初定營制以三百六十人為一營，人數相同。(孫詒早歲在湘鄉令錱所募練勇丁，亦以三百六十人為一營，惟旋增至八百人為一營。)後國藩改以五百人為一營，楚軍營制亦以五百人為一營，《練勇芻言》則以五百八人為一營，相差甚微。今錱且舍自著《練勇芻言》中五百八人之營，而采三百六十人之旗，尤足見其有心與國藩立異。惟宗棠始招錱舊部，亦仍用其三百六十人一旗之舊制，其後當改從楚軍營制。蓋劉松山之老湘營，亦改從楚軍營制也。宗棠嘗有致劉典書云： ……老湘存其旗名，實則與營無異，蓋既與楚軍同事，則發餉章程，斷宜一律。…… 此其一證也。宗棠奏老湘軍，收用江蘇餉項數目片，有云： ……所有湘軍餉項，自光緒元年(1875)九月初一日起，改照楚軍營制章程，統歸臣宗棠行營支應處按月支發。…… 是又一證也。注666 綜上所述，足見宗棠之楚軍，系以老湘營之將士為骨幹，營制以國藩之湘軍營制為藍本，所以別為湘軍與楚軍者，洵如景亮所云「類聚群分，有莫之為而為者」。宗棠既定兩浙，在西湖建楚湘忠義祠，以楚軍與湘軍分列，更見其間界劃。蓋以楚軍指其直轄部隊，湘軍指歸其指揮之益、澧等部隊。後世史家雖以湘軍概括楚軍，殆非宗棠意也。注667 淮軍與楚軍，雖同按湘軍編制，初無淵源。宗棠東征，克復嘉興、湖州、漳州，淮軍實嘗與楚軍比肩作戰。然宗棠素藐視淮軍，及至進征西捻時而益甚，嘗斥其：「雜收驍悍，專顧目前。」又詈其：「冗雜殊甚，其驕佚習氣，實冠諸軍。」西捻既平，清廷擬令淮軍等隨宗棠西征，宗棠公然在覆奏中直揭淮軍之腐敗： ……論者謂兩淮之人，強悍健斗，用之秦隴，可以挫回逆之凶鋒，銷淮皖之隱患，於計誠為兩得。臣竊以為不然。江淮之民，尚氣任俠，古昔已然，非生而嗜亂也。巨逆如張洛刑、苗沛霖，亦非果具梟雄之資，素蓄不軌之謀也。始奇其詐力而獎進之，繼悟其愚弄而籠牢之，終恨其桀黠，遂圖舉其類而盡殄之。譬猶癰疽初發，不用內托外消之方，其後乃為剜肉之計也。淮皖諸軍皆新立功，其將領皆富貴矣，若擇其朴勇而稍明紀律者分統之，以資鎮壓，又擇廉惠稍知方略之守令拊循而化誨之，不出數年，積習當可一變。不此之務，乃思移淮皖之隱患於秦隴乎？隱患在畿郊，驅而遠之，所謂移腹心之疾，置諸股肱，猶可也。隱患在淮皖，如圖驅之秦隴，是移股肱之疾於心腹，不可也。 ……論者又謂淮皖以軍入秦隴，必仍由淮皖給餉，臣乃過為之慮，無乃太愚。不知淮軍之餉，千人每月約銀六千左右，雖與楚軍相等，然近時每年止發九個月之餉，計算每勇每月不過三兩有奇，此狙公賦茅之說也，士卒之驕逸而難制，其弊由此。皖軍則每勇每月不過二兩四錢，糧食由官給領，亦不過三兩有奇，豫軍亦然。若至秦隴，則糧價昂貴，較之各省，奚啻倍蓰，若不籌津貼，固無以齊其力而服其心。若竟籌津貼，此項餉銀，又將安出？臣於張曜、宋慶、程文炳歸總統時，曾請行首功之賞。計張曜、宋慶兩軍賞過銀一萬餘兩，程文炳一軍賞過銀三千餘兩，此暫時之計耳。若處糧價昂貴之地，歷窮年累月之久，勢何能支。迨日久無功，或生他變，而罪臣不善拊循，不善駕馭，臣固無辭，然將如秦隴何哉？臣不得不早為之計也。…… 文中雖就淮皖軍並論，而意實在淮軍。平心論之，皖軍若單勝一軍，宗棠後嘗調同西征，非無勞績。至劉松山之老湘軍，自居西征之功，然其始固有張錫鑅之淮軍三營在內，淮皖軍豈盡不可用哉？注668 宗棠既公開不滿淮軍，淮軍將領亦多不願受宗棠節制。鴻章深知其情，故當宗棠進攻金積堡受挫，而清廷屢促淮軍馳援陝西時，亦公然於覆奏中直陳宗棠之不欲與淮軍合作： ……論者每謂楚軍宜於南而不宜於西北，曾國藩亦嘗為是言。然左宗棠每欲專用楚軍平回匪，近因事機屢變，稍參用雷正綰、黃鼎、金運昌、傅先宗等，而於他將仍鑿枘不入。現在圍攻金積，屢破堅寨，冀即得手。馬化隆一股若可殲除，甘事當漸起色。若甘軍稍振(按甘軍指宗棠在甘肅指揮各軍，包括楚軍在內)，則陝事亦松，似無須別置一軍，致左宗棠或生疑忌。臣前赴陝，本擬待秋後即請撤歸者，正為此也。…… 此奏可謂為鴻章對於宗棠前奏之反攻。甚矣，氣類不同，門戶之見，雖賢者有所不免乎！注669 西捻平後，楚軍與淮軍又有一度對於各省協餉之爭，宗棠嘗奏陳其事： ……各省協餉，厚於淮軍，薄於楚軍。……上年剿捻事畢，楚軍西行，所指為餉軍之資者，洋稅。淮軍東下，所指為撤軍之資者，厘金。然楚軍所得，不及淮軍三之一也。曾國藩奏借浙江厘金十萬兩，為撤軍之資。而浙江於一月內已解三十萬兩，其應解陝甘及臣軍之餉，月共七萬兩。嗣奉旨加協，又五萬兩。浙江乃先將舊協臣軍之二萬兩一項，停止不解。……江南除照舊應解劉松山六萬兩外，僅協臣二萬，劉典一萬，穆圖善一萬，共止十萬。而其協淮軍，則每月二十萬兩，多寡懸殊。…… 由是宗棠益致憾於淮軍，且自承「楚淮兩軍之不相浹洽，天下共知共聞」。及宗棠總督兩江，對於江蘇境內之淮軍餉項，提出三種措施： 其一，江蘇額撥淮軍專餉，歲共銀二百數十萬兩，向系解交淮軍後路糧台自行發放。宗棠以便利稽核與免除轉折為理由，議將分駐江蘇境內淮軍餉項，改由江蘇省軍需局按照淮軍舊章，就近直接支放。並以後即列入金陵留防軍需案內一併報銷，不必再經淮軍後路糧台。奏上，奉批另有旨，惟以後似無下文，故恐未實行，時為光緒八年(1882)三月。 其二，淮軍前駐北方，米價系按北方時價計算，自調江南，江南米價較廉，自應改按江南米價計算，但並未照減。宗棠大概認為於公家吃虧太巨，當命一律改按江南時價扣發，以資撙節。原奏如何措詞，今無可考，惟曾奉批「知道了」，時為光緒八年(1882)十月。 其三，前項溢價，實非分給勇夫，而歸統領等自行支配。故宗棠於前案內，又曾聲明，當同時酌加各該淮軍統領辦公經費，其後按所統營數多寡估加，少者由每月銀一百三十兩，加至四百三十兩，多者由每月銀三百兩，加至八百兩。原奏略謂：「現在米價改照時值核扣，權其出入，原定薪費、夫價銀兩，實屬不敷貼補，是以分別加給。」則言外似有淮軍各統領對於米價原有沾潤，今因改按時值扣發，故酌予補償之意。已奉批：「該部知道。」不意戶部忽又議駁，由宗棠重行陳請，以為業經兩次奏奉諭允，不宜失信於將領。始復奉批：「著照所請，該部知道。」時為光緒九年(1883)七月。 嗣乃有人就第二點，奏劾宗棠於淮軍有心裁抑，以致將士各懷疑慮，旨交彭玉麟查辦。玉麟覆陳，實無其事，並謂：「米價如果當減，豈能因是淮軍而不隨時加以變通。」蓋就表面觀之，宗棠處置，原屬公允，惟其本意是否藉此裁抑淮軍，則須視其心術。注670 抑同治中興，固全賴湘、楚、淮諸軍鄉勇之力，其後且一化為防練軍，再化為巡防隊，三化為全新式之陸軍，然軍閥之構成，亦由於此。按綠營與勇營，有一根本不同之點，綠營先有兵丁，而後有將領。勇營先有將領，而後有勇丁。綠營之兵丁，均為土著，定居一地，不隨將領而調動，即遇出征，僅在各營抽調成軍，並不全部隊動員。勇營之勇丁，均為客籍，居無定處，常隨將領而調動，更至於隨將領之存亡而完散。當時以為綠營之不堪作戰，正為在此種制度下，將與卒不習，卒與卒不習，因以勝則相忌，敗則不救，於是用下列方式，徵募鄉勇，一矯其弊： ……先擇將，而後募勇，有將領而後有營官，有營官而後有百長，有百長而後有什長，有什長而後有散勇，其長夫又由各散勇自募。而後營官點驗歸棚，蓋均取其相習有素，能知其性情、才力之短長，相距非遙，能知其住址，親屬之確實，故在營則恪守營規，臨陣則懍遵號令，較之隨營召募游手無賴之徒，以充勇夫者，稍為可恃。…… 故曰： ……勇丁之所以稍稍可用者，原於未募之初，先擇管帶，令其就原籍選募，取具保結，而後成軍。成軍以後，嚴加訓練，層層節制，該勇丁均系土著生長之人，有家室妻子之戀，故在營則什長、百長、營官、將領得而治之。散遣歸籍，則知縣、團長、戶長得而察之，遇有私逃，則營官、將領稟知本省，得按籍捕之，此明臣戚繼光所以有募勇必由知縣之說也。……注671 以是原因，此種勇營，上下維繫，將卒親睦，指揮便利，訓練容易，且於同袍之外，多一種同鄉情誼，更或彼此為戚族，故作戰時，自能互相援助，一遇傷凶，益足激發其報仇雪恥之心，卒用此精神，殺敵致果。惟以其就同一地方徵募為主，故其部隊系以地方名號。如上所述，地方色彩甚濃，不免形成若干地方利害觀念。不特此也，惟其以將領自行募勇為主，故其部隊常標以本人之名號，如鮑超號春霆，其勇即曰霆軍，劉銘傳之勇即曰銘軍，宗棠之勇亦嘗以封爵徽號稱曰恪靖。更有特定一名稱者，則如李元度之安越軍，張曜之嵩武軍等。個人色彩甚濃，不免形成若干個人利害觀念。不特此也，勇營既以將領為主體，其軍旗即綴將領之姓，如遇此將領亡故，則其營大都只能解散，否則僅有彼之親屬可以為繼。如王錱歿後，其舊部大都已散，宗棠召集時，仍以其弟開琳統之，是為一例。又如劉松山死而所遺之老湘營，宗棠以其侄錦棠帶領，又為一例。故綠營雖腐敗，尚不失為國家之軍隊，勇營雖剛勁，則成為私人之軍隊。在宗棠、國藩、鴻章諸人，固無自私其軍隊之心，然當時之勇丁，固已只知有將領，不知有國家。末流所趨，將領亦只知以其部隊為私人之勢力，不知其應為國家之武力。益以在各軍之上，又無一公而忘私，足以涵蓋一切，如宗棠與國藩、鴻章其人。於是此軍與彼軍間，始則自成門戶，繼則各保地盤，終於互相火併，而軍閥之禍，遂歷數十年而不已。此則當日創始諸人所不及料者也。 惟太平軍平定後，國藩幾盡撤湘軍，西征竣事，宗棠亦大量遣撤楚軍。中法戰役結束後，續募之楚軍，又完全遣撤。故以後軍閥之養成，湘楚兩軍尚少責任，獨淮軍則永恆存在，而鴻章亦不免為軍閥之首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