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長的一天 · 五
英國，上午9點30分。艾森豪威爾將軍在他的活動工作室里整整踱了一夜的步子，等待著各種報告的到來。他曾經試著用往常的方式讀一讀西部小說，放鬆一下，但沒有什麼效果。隨後第一批情報就開始送達，這些情報雖然零散，但都是好消息。他的空軍和海軍指揮官們對進攻的形勢極為滿意，部隊在5個海灘都已全部登陸，「霸王」行動進展順利。儘管登陸部隊尚未站穩腳跟，可是現在他已經完全沒有發表那份公報的必要了，那是他在24小時之前悄悄地隨手寫下的。考慮到萬一部隊的登陸企圖被挫敗，他寫道：「我們在瑟堡至勒阿弗爾地區的登陸未能取得令人滿意的立足點，我已經撤出所有軍隊。我在此時此地發動進攻的決定是以所有的最佳情報為基礎的。陸軍、空軍和海軍以英勇獻身的精神，盡其所能執行了任務。如果有任何責任和過失歸咎於這次行動，它們也只屬於我一個人。」
當他確定所屬部隊已在各登陸灘頭上岸之後，艾森豪威爾下令發布了一份內容完全不同的公報。上午9點33分，他的新聞副官歐內斯特·杜普伊（Ernest Dupuy）上校向全世界發出了這條新聞。他說：
「在艾森豪威爾將軍的指揮下，盟軍海軍在強大的空中力量支援下，今晨運送盟軍陸軍部隊在法國北部沿海開始了登陸行動。」
這是自由世界一直期待的時刻。當這一刻降臨時，人們的反應是寬慰、振奮和焦慮的奇怪混合。倫敦的《泰晤士報》在D日的一篇社論中說：「緊張的形勢終於被打破了。」
大多數英國人是在工作時間聽到這個消息的。在一些生產軍用品的工廠里，新聞簡報是在擴音器里播出的，男女工人們站在車床旁邊唱起了《天佑吾王》。鄉村教堂敞開大門。所有的陌生人都在上下班乘車時互相交談。城市街道上，市民們走到美國士兵面前和他們握手。街角處聚集著小小的人群，他們仰望著空中，那是英國人從未見過的最為密集的空中交通景象。
內奧米·科爾斯·昂納海軍上尉聽到這個消息後，馬上就明白了她的丈夫——X23號小型潛艇的艇長——在什麼地方。後來，她接到海軍總部一位作戰軍官打來的電話：「喬治很好，可是你絕對猜不出他去幹什麼了。」
內奧米後來聽說了一切，但此刻最關鍵的是丈夫安然無恙。
18歲的羅納德·諾思伍德二等水兵在擔任艦隊旗艦的「斯奇拉」號輕型巡洋艦上服役。他的母親激動得跑到街對面，對她的鄰居斯珀吉翁（Spurgeon）太太說「我的羅恩肯定在那裡」。斯珀吉翁太太也不示弱，她有「一個親戚在『厭戰』號上」，她敢肯定他也在那裡（這類談話在整個英國進行著，只有細微的差別）。
南蘭開夏郡團第1營約翰·蓋爾二等兵隨第一輪攻擊波在劍灘登陸。當他的妻子格雷絲·蓋爾聽到這個消息時，她正在給三個孩子中最小的一個洗澡。她竭力忍住淚水，可是做不到——她肯定她的丈夫在法國。「上帝啊，帶他回來吧。」她悄聲說道，然後告訴女兒伊夫琳（Evelyn）去關上收音機，「我們可不能讓你爸爸擔心失望。」
在多賽特郡布里德波特（Bridport）城的西敏斯特銀行，卻給人一種身處教堂的感覺，奧黛麗·達克沃思（Audrey Duckworth）一直在緊張地工作，直到當天晚些時候才聽說反攻的消息。晚點知道也沒有什麼關係，她的丈夫——美軍第1步兵師16團的埃德蒙·W.達克沃思（Edmund W.Duckworth）中尉，已經在奧馬哈海灘登陸時陣亡。他們結婚僅僅五天。
在前往朴次茅斯的艾森豪威爾的總部途中，弗雷德里克·摩根中將聽到英國廣播公司提醒聽眾，等候一項重要公告。摩根讓司機把車停下來一會兒，他把收音機的音量擰大，隨後這位反攻計劃的最初設計者聽到了反攻的消息。
對於美國的大部分地區來說，這個消息是半夜時傳到的。在東海岸地區，時間是凌晨3點33分，而西海岸則是午夜0點33分。那一刻多數人還在夢鄉中。最先聽到D日消息的是成千上萬名上夜班的工人，這些男男女女辛勤勞動，用於反攻的大部分大炮、坦克、船隻和飛機都是他們生產出來的。在這些生機勃勃富有生氣的軍工廠里，為了嚴肅莊重地冥想，各處的工作都已暫時停止。在布魯克林的造船廠里，數百名男女在弧光燈的刺目光線下，跪在已經建造了一半的自由輪甲板上，開始背誦主禱文。
在全國各地沉睡的城鎮與鄉村，燈光驟然亮起，收音機被擰開，寂靜的街道突然充滿了聲音。人們喚醒鄰人，告訴他們這條新聞。給親友打電話的人太多，結果電話交換台總是占線。在堪薩斯州的科菲維爾（Coffeyville），男男女女穿著睡衣在門廊處跪下祈禱；一輛行駛在華盛頓和紐約之間的火車上，人們要求一名牧師舉行一次即席禮拜式；在喬治亞州的瑪麗埃塔（Marietta），人們在凌晨4點蜂擁進教堂；在費城，「自由大鐘」被敲響；在第29步兵師的故鄉，也就是歷史悠久的弗吉尼亞州，同獨立戰爭時期一樣，各地教堂的鐘聲響了一整夜；在弗吉尼亞州的小城貝德福德（Bedford，人口僅3800人），D日的消息則具有特殊的意義，幾乎所有人都有一個兒子、兄弟、愛人或夫婿在第29步兵師中服役。貝德福德人當時還不知道，他們的這些親人都已經登上了奧馬哈海灘。第116步兵團的46名貝德福德人當中，只有23人後來返回了故鄉。
韋弗·恩賽因·洛伊絲·霍夫曼（Wave Ensign Lois Hoffman）是「科里」號驅逐艦艦長的妻子，她聽到D日消息時，正在弗吉尼亞州的諾福克（Norfolk）海軍基地值班。她不時地通過作戰室的朋友了解丈夫所在的驅逐艦的情況，這些消息對她來說並無個人的意義。她一直以為，她的丈夫正在為北大西洋上的一個彈藥運輸船隊護航。
在舊金山的福特·米利退伍軍人醫院裡，護士露西爾·M.舒爾茨太太正在值夜班。她聽到了第一次廣播，她想待在收音機旁，希望聽到第82空降師的消息，她覺得這個師會參加反攻。可是她又害怕收音機會使她一位曾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病人過於興奮，這名病人很想聽實況報道，他說：「我真希望我在前線。」
「你已經參加過戰鬥了。」舒爾茨太太邊說邊關掉了收音機。她坐在黑暗中悄悄哭泣著，為她那正在空降兵部隊服役的21歲的兒子阿瑟念著《玫瑰經》[1]。阿瑟在第82空降師505傘兵團1營C連，人們叫他「荷蘭佬」舒爾茨。
在位於長島的家中，西奧多·羅斯福夫人躺在床上時醒時睡。凌晨3點左右，她醒過來後再也無法入睡。她下意識地擰開收音機，正好聽到D日官方消息正式宣布。她知道自己丈夫的個性，他一定在戰鬥最激烈的地方。然而她不知道的是，她可能是全美國唯一的女性：不僅丈夫在猶他海灘上，而且還有一個兒子在奧馬哈海灘上——25歲的昆廷·羅斯福（Quentin Roosevelt）上尉在第1步兵師服役。她從床上坐起來，閉著眼睛念起家中熟悉而古老的禱詞：「噢，上帝，請在今日支持我們……直到夕陽西斜，夜幕降臨。」
在奧地利克雷姆斯（Krems）附近的17B戰俘營里，聽到消息的人高興得幾乎不能自制。在美國陸軍航空隊中服役的軍人們，是從自製的小型礦石收音機中收聽到這個激動人心的消息的。為了不被德國人搜到，這些電晶體有的被裝在牙刷柄里，有的被偽裝成鉛筆的形狀。詹姆斯·蘭（James Lang）上士一年前在德國上空被擊落，他聽到這個消息時緊張得簡直都不敢相信。戰俘營的「新聞監聽委員會」盡力警告在押的4000名戰俘不要過於樂觀，他們警告說「不要產生希望，我們需要時間加以證實或否定」。可是每個營房裡面，都已經有人在悄悄勾勒諾曼底沿岸的地圖，他們試圖估計出盟軍勝利進軍的情況。
此時，戰俘們對反攻的了解程度已經超過了德國人。到現在為止，街上的人們尚未聽到一點官方的消息。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柏林廣播電台早已先於艾森豪威爾的新聞公告三個小時，宣布了盟軍登陸的消息。從6點30分起，德國人就一直向心懷疑雲的外部世界不停地播放各種新聞，這些短波廣播是無法被德國大眾收聽到的。不過仍然有成千上萬的人從其他渠道聽說了登陸的消息，儘管收聽外國廣播是被禁止的，並且會受到嚴厲的監禁懲罰，仍有一些德國人收聽瑞士、瑞典或西班牙的廣播。消息迅速傳播開去，許多聽到這一消息的人抱懷疑態度；但是有些人，尤其是丈夫在諾曼底的婦女，聽到消息後十分關注，其中就有維爾納·普盧斯卡特太太。
她本打算下午和另一位軍官妻子紹爾太太出去看電影，當她聽說盟軍已經在諾曼底登陸的謠傳後，幾乎歇斯底里了。她立即給紹爾太太打電話，後者也已經聽說進攻的消息，她們取消了看電影的約會。「我非知道維爾納的情況不可，」她說，「也許我再也見不到他了。」
紹爾太太的言行相當無禮，頗具普魯士人的嚴酷性格。她怒氣沖沖地說：「你不應當這樣做！你要相信元首，要像一個優秀軍官的妻子那樣行事。」
普盧斯卡特太太反唇相譏：「我決不會再和你說話了！」隨後重重地擱下了電話。
在貝希特斯加登，希特勒周圍的人仿佛是在等待盟軍的正式新聞公告，然後才敢把這個消息告訴他。直到上午10點左右（德國時間上午9點），希特勒的海軍副官卡爾―耶斯科·馮·普特卡默海軍少將才給約德爾的辦公室打電話，詢問最新情況。他被告知，有「確切跡象表明，一次重大的登陸已經開始」。普特卡默根據他所收到的全部情報，帶領參謀人員迅速繪出一幅地圖。然後元首的首席副官魯道夫·施蒙特中將叫醒了元首。希特勒從臥室中走出來時，身上還穿著睡袍。他冷靜地聽取了副官們的報告，然後派人去叫最高統帥部長官威廉·凱特爾元帥和約德爾。當兩人到達時，希特勒已經換好衣服在等待他們，而且十分激動。
根據普特卡默的回憶，隨後召開的會議「極為焦慮不安」。情報不夠充足，但是在已知情報的基礎上，希特勒堅信這不是主攻行動，並且再三重複這一觀點。會議僅僅持續了幾分鐘便突然結束了，約德爾後來回憶說，當時希特勒突然衝著他和凱特爾大發雷霆：「那麼，這究竟是不是反攻呢？」他一說完便轉身離開了房間。
馮·倫德施泰特急需動用最高統帥部的預備隊裝甲師一事，甚至連提都未能提起。
10點15分，赫林根的埃爾溫·隆美爾家中響起了電話鈴聲。電話是他的參謀長漢斯·施派德爾中將打來的，目的是首次就盟軍登陸做完整的情況匯報[2]。隆美爾傾聽著，深感震驚，心緒不寧。
這不是一次「迪耶普式的突然襲擊」。憑著多年來一直伴隨著他的謹慎的本能，隆美爾明白這就是他一直等待的那一天——那個被他稱做「最長的一天」。他耐心地等著施派德爾做完匯報，然後嗓音中不帶一絲感情，平靜地說道：「我太蠢了，我太蠢了。」
他轉身離開電話，隆美爾夫人發現「這通電話交談使他變了樣兒……氣氛十分緊張」。隨後的45分鐘裡，隆美爾兩次打電話給他的副官赫爾穆特·朗上尉，上尉此時正在位於斯特拉斯堡附近的家中。這兩個電話里他告訴朗關於返回拉羅什吉永的時間居然不一樣，這讓朗非常擔心，這種猶豫不定絕非陸軍元帥的性格。朗回憶說：「他在電話里顯得情緒十分壓抑，這也不像他。」
出發時間終於確定，「我們將於13點整離開弗羅伊登施塔特（Freudenstadt）」，隆美爾是這樣吩咐副官的。朗掛上電話時想的是，隆美爾拖延離開的時間是為了面見希特勒；他不知道的是在貝希特斯加登，除了希特勒的首席副官施蒙特中將外，根本無人知道隆美爾當時在德國。
[1] 《玫瑰經》是天主教的一種祈禱文。
[2] 施派德爾中將告訴我，他是在「6點左右通過私人線路給隆美爾」打的電話，他在他寫的《1944年的反攻》一書中也作過同樣的說明。但是施派德爾將軍把時間搞混了，例如，他的書說元帥是於6月5日離開拉羅什吉永的，並非像赫爾穆特·朗上尉及漢斯—格奧爾格·馮·滕佩爾霍夫上校所說的6月4日，以及B集團軍群作戰日誌所記錄的那樣。在D日的作戰日誌上只記有一次打給隆美爾的電話：10點15分，記錄寫著：「施派德爾打電話向隆美爾元帥匯報形勢，B集團軍群指揮官今天即將返回指揮部。」——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