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長的一天 · 十二

晨光熹微中，諾曼底海灘籠罩在一片霧氣里，前一天時作時歇的陣雨已經成了連綿不停的濛濛細雨，把萬物打得精濕。從海灘往內陸走，便是那些古老、形狀不規整的田野，這裡已經打過無數次惡仗，而且還要打上無數次。 四年來，諾曼底的人民和德國人生活在一起，這種奴役狀態對於不同的諾曼底人有著不同的意義。在3座主要城市裡——東西兩頭的海港勒阿弗爾和瑟堡（Cherbourg），以及處在二者之間（地理位置與大小規模上均是如此）距離海岸10英里的卡昂——占領是一個殘酷和不變的事實。這裡有蓋世太保和黨衛隊的指揮部，這裡滿是戰爭的印記——半夜搜捕人質，對地下抵抗力量無休止地報復，還有既盼望又害怕的盟軍轟炸。 一出城，特別是在卡昂和瑟堡之間，便是滿布灌木籬牆的鄉野：一塊塊農田，四周是高高的土墩，土墩上密密麻麻地長著灌木和小樹，從羅馬人時代起它們就被入侵者與守衛者用作天然的壁壘。鄉野間點綴著一幢幢茅草屋頂或是紅瓦屋頂的木質農舍，時不時出現一些微型城堡似的小鎮和村落。每個村鎮幾乎都有方方正正的諾曼式教堂，四周則是一些有著幾百年歷史的灰色石頭房子。外界幾乎沒有聽說過這些村鎮的名字——濱海維耶維爾、濱海科萊維爾、拉馬德萊娜（La Madeleine）、聖梅爾埃格利斯（Ste-Mere-Eglise）、謝迪蓬（Chef-du-Pont）、聖瑪麗迪蒙（Ste.Marie-du-Mont）、阿羅芒什（Arromanches）、濱海呂克（Luc-sur-Mer）。在這些人煙稀少的鄉村里，占領的含義與大城市裡有所不同，諾曼底的農民處在一種田園牧歌式的戰爭回流里，他們儘可能讓自己與形勢相適應。成千上萬的男人和婦女被趕出小鎮和村子，用船運到外面去當奴隸勞工；留下來的人也得花一部分時間參加勞工營，為德國的沿海駐軍無償勞動。不過這些獨立觀念很強的農民儘可能出工不出力，他們一天天熬下去，以諾曼底人的倔勁憎恨著德國人，像苦行僧般等待並盼望著解放的那一天。 31歲的律師米歇爾·阿爾德萊（Michel Hardelay）正站在母親家的起居室窗前，這棟房子坐落在能俯瞰沉睡中的濱海維耶維爾村的小山上。米歇爾的雙筒望遠鏡對準了一個騎著高頭大馬的德國士兵，他正順著道路往海邊走去，馬鞍兩側垂掛著幾隻水桶和飯盒。這幅景象也夠可笑的：巨大的馬屁股，一蹦一跳的水桶，外加大兵的那頂水桶似的鋼盔。 阿爾德萊眼看著那個德國兵騎馬穿過村子，經過那座有著高高的細尖頂的教堂，一直來到隔開大路與海灘的那道水泥牆前。這時德國兵下了馬，在馬背上留下一隻飯盒，其他都取了下來。突然間，有三四個士兵神秘地從斷崖絕壁間出現，他們接過水桶後又消失不見了。那個德國兵拎著剩下的飯盒爬過牆頭，來到一幢被樹木環繞的大型黃褐色夏季別墅前，別墅就橫跨在海灘盡頭的濱海步道上。走到那裡，德國兵跪下來，把那隻飯盒遞給一雙從建築物底下與地面齊平處伸出來的手。 每天早晨都是如此，德國兵從不遲到，他總在這個時間點把早上的咖啡送到濱海維耶維爾的村口。對於待在峭壁哨所和海灘盡頭的偽裝地堡里的炮手來說，這就是一天的開始。正是這片一派和平景象、微微彎曲的海灘，第二天就將以「奧馬哈海灘」的名稱為全世界所知曉。 米歇爾·阿爾德萊知道，現在正好是早上6點15分整。 這套程序他已經觀察了好多次，總覺得有點滑稽：一方面是因為那個德國兵的形象；另一方面讓他覺得可笑的是，給野外人員供應早晨咖啡這樣簡單的一件事，就把吹上了天的德國人技術上如何精明的神話給粉碎了。不過，阿爾德萊的高興是帶有點苦澀的。像所有的諾曼底人一樣，他長期以來就恨德國人，特別是現在，他更加憎恨了。 好幾個月以來，阿爾德萊一直看著德國軍隊與強征的勞工營，沿著海灘後的峭壁與河灘兩端的懸崖，不斷地挖掘、打地洞以及挖隧道。他看見他們在沙灘上設置障礙物，並且埋設了成千枚致命的令人討厭的地雷。不止這些，他們還有條不紊地拆光了峭壁下面臨海那一排漂亮的粉色、白色和紅色夏季小屋及別墅。如今，90幢房子只剩下了7幢，拆掉它們不僅是為了給炮手清理射界，而且還因為德國人需要木料給他們的掩體做護牆板。仍然矗立在地面上的7幢房子裡的最大一幢——石砌的常年有人居住的房子——屬於阿爾德萊。幾天前，當地駐軍指揮部正式通知，他的房子也要拆掉，德國人說他們需要磚和石頭。 阿爾德萊不知道是否在某處會有某個人再把這個決定取消，德國人在有些事情上常常讓人難以預料。不過在24個小時裡就可以明確知道了：他接到通知，這幢房子明天就要拆除——也就是說，6月6日，星期二。 6點30分，阿爾德萊打開收音機收聽英國廣播公司的新聞。這是不容許的，可是和千百萬法國人一樣，他蔑視這道命令，這是反抗的又一種方式。不過，他還是把聲音調到耳語那樣輕，和往常一樣，在新聞結束時「不列顛上校」——也就是道格拉斯·里奇（Douglas Ritchie），他通常被認為是盟軍最高統帥部的代言人——讀了一條重要通知。他說： 「今天，亦即6月5日星期一，最高統帥授命我宣讀以下通知：目前，本台已成為最高統帥部與被占領區人民之間一個直接聯繫的渠道……在適當的時候，最高統帥部將發布極重要的指令，但是，不可能每次都預先宣告發布的時間；因此，希望你們或以個人為單位或是和朋友們組織起來，能在每個小時裡都收聽一下，這樣做其實並不特別困難……」 阿爾德萊猜想這樣的「指令」肯定與反攻登陸有關，每個人都知道這一時刻即將來到。他認為盟軍肯定會在英吉利海峽最狹窄處發動進攻——在敦刻爾克或加來附近，那裡有港口，反正絕對不會在這兒。 住在濱海維耶維爾的迪布瓦（Dubois）和達沃（Davot）兩家人沒有聽廣播，他們今天早上睡懶覺了。昨天晚上他們舉行了一場隆重的慶祝會，活動一直持續到凌晨。諾曼底各處都舉行了這樣的家庭聚會，因為教會規定6月4日星期天是初次領受聖餐日，人們一向把這個節日看得很重，家人、親戚總以此為由一年一度在一起聚聚。 迪布瓦和達沃家的孩子們穿上了最好的衣服，在濱海維耶維爾小教堂里，在驕傲的家長和親戚們的注視下舉行了他們的初次領受聖餐儀式。有些親戚還從巴黎遠道而來，他們揣著花了好幾個月才申請到的德國占領當局特批的證件。這次旅行讓人生氣而且還很危險——眼下火車嚴重超員而且從不準點，讓人沒法不生氣；說它危險，是因為所有的火車頭都成了盟軍戰鬥轟炸機的襲擊目標。 可是走這麼一趟還是值得的，上諾曼底去總是不虛此行。這裡物產仍舊很豐富，有許多東西如今巴黎人簡直難得一見——新鮮的黃油、乾酪、雞蛋、肉，更不消說還有卡爾瓦多斯——諾曼底人釀造的容易醉人的蘋果白蘭地酒。除了這些，在這艱難的時日裡諾曼底算是個好去處，既安靜又安全，距英國足夠遠而不至於被選作登陸地點。 兩個家庭的聚會非常成功，而且節還沒有過完呢。今天晚上所有人還要坐在一起享受一頓美餐，痛飲主人家想方設法攢下來的白蘭地和其他好酒，到那時慶祝活動才算達到高潮。親戚們準備星期二一早乘火車回巴黎。 然而他們在諾曼底的三天假期大大延長了：在隨後的四個月里，他們被困在了濱海維耶維爾。 離海灘更近的濱海科萊維爾村口附近，40歲的費爾南·布勒克斯（Fernand Broeckx）正在干他每天早上6點30分必定要乾的活：坐在濕乎乎的牲口棚里，眼鏡歪到一邊，腦袋擠在母牛乳房底下，讓一道細細的乳汁流到一隻桶里。他的農場就在一條狹長的土路旁，此地距離海岸還不到半英里，位於一座小土丘的頂部。他已有很久沒有順著土路溜達到海灘上去了——德國人把它封閉後就再也沒有去過。 他在諾曼底務農已有五個年頭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這個姓布勒克斯的比利時人曾親眼目睹他的家園毀於一旦，他永遠也忘不了這一幕。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爆發，他馬上辭去辦公室的工作，同妻子、女兒一起搬到了諾曼底，他認為在這兒總可以太太平平地過他的日子了。 在10英里外的天主教小鎮巴約（Bayeux），他19歲的漂亮女兒安妮·瑪麗（Anne Marie）正準備去學校，她在那裡的幼兒園工作。她期待這一天快點結束，因為暑假從明天開始，她打算在農場裡度假。第二天她要騎自行車回家。 也是在第二天，一個來自美國羅得島那個她從未謀面的又高又瘦的小伙子，將在幾乎正對著她父親農場的海灘上登陸，安妮·瑪麗將成為他的妻子。 整個諾曼底海岸邊，人們在干他們的日常工作：農民在田野里耕作，侍弄他們的蘋果園，照顧他們的黃白花母牛；村莊和小鎮的店鋪開始營業。對於所有人來說，這僅僅是又一個普普通通的被占領下的日子。 在即將以猶他海灘聞名於世的那片沙丘與廣闊的海灘後面，那座叫拉馬德萊娜的小村子裡，保羅·加藏熱爾（Paul Gazengel）和平時一樣打開了自家雜貨店兼咖啡館的門，哪怕生意非常清淡。 有一段時間，加藏熱爾家的日子過得還算可以——不能說富裕，但足夠他自己、妻子瑪爾特（Marthe）和12歲的女兒讓尼娜（Jeannine）的開銷。可是現在，整個海岸地區都被封鎖了，住在離海岸最近的人家——基本上從維爾（Vire）河口（這條河就在附近入海）一直到瑟堡半島整個這半邊的人家——都被趕走了，只有在這裡擁有農場的人才被允許留下。如今，咖啡館老闆的生計全部仰仗留在拉馬德萊娜村的7戶人家以及駐在附近的一些德國軍人——這些大兵他哪敢不伺候。 加藏熱爾其實也想搬走。當他坐在自家咖啡館裡等候第一個顧客上門時，他怎麼也想不到，24小時之內他就要出外旅行了。他和村子裡的所有人都將被集中起來，送到英國去接受詢問。 這個早晨，加藏熱爾的好友之一，麵包師皮埃爾·卡爾德隆（Pierre Caldron）的心事要重一些。在距離海岸10英里的卡朗唐（Carentan）鎮，他正在讓納（Jeanne）大夫的診所里，坐在5歲的兒子小皮埃爾的床邊，小皮埃爾剛動過手術摘除了扁桃體。中午，讓納大夫又給孩子檢查了一遍。「你沒有什麼可擔心的，」他告訴那位焦慮不安的父親，「他的情況蠻好，你明天就可以把他帶走了。」 可是卡爾德隆卻有不同的想法，他覺得「今天就把小皮埃爾帶回家去的話，他的母親會更高興」。半小時後，卡爾德隆把小男孩抱在懷裡踏上了回家的路，他家就在猶他海灘後面的聖瑪麗迪蒙村——D日，傘兵們將在這裡和第4步兵師的戰士會師。 對於德國人來說，這同樣是安安靜靜、平淡無奇的一天。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也不指望會有什麼事情發生；天氣太糟糕了。事實上，天氣如此惡劣，連駐巴黎盧森堡宮的德國空軍西線指揮部首席氣象學教授瓦爾特·施特貝上校，也在例會上建議軍官們今天不妨放鬆放鬆。他甚至懷疑盟軍的飛機今天會不會出動，防空部隊的官兵們接到命令可以解除戰備狀態。 緊接著，施特貝給西線德軍總部打了個電話——馮·倫德施泰特的指揮部位於聖日耳曼昂萊的維克多·雨果大街20號，這裡距離巴黎只有12英里。那是一座三層樓高的巨大的鋼筋混凝土建築，有100碼長，60英尺深，隱藏在一所女子高中的斜坡側下方。施特貝與他的聯絡軍官赫爾曼·米勒（Hermann Mueller）少校通了話，此人是負責氣象的參謀，米勒老老實實地記下天氣預報，接著把它送交參謀長布魯門特里特上將。西線德軍總部一向很重視氣象報告，布魯門特里特急著要今天的這份，是因為西線總司令計劃進行一次巡視，他正為元帥的行程表做最後的定稿。氣象報告讓他更加確信巡視可以按原定計劃進行。馮·倫德施泰特計劃星期二在他的兒子——一個年輕中尉——的陪同下，去視察諾曼底的海岸防禦情況。 在聖日耳曼昂萊，沒有多少人知道有這麼一幢堡壘式的建築物，更沒有幾個人知道，西線德軍職務最高的陸軍元帥就居住在中學後面的亞歷山大·仲馬路28號。那裡是一所小小的不起眼的別墅，四周圍著一圈高牆，鐵門永遠是緊閉的，要進入別墅得通過一條特別建造的穿越學校院牆的通道，或是走靠近亞歷山大·仲馬路的圍牆上一扇很不起眼的小門。 馮·倫德施泰特和平時一樣很晚才睡（上了年紀的元帥如今難得在10點30分之前起床），臨近中午他才會坐到別墅底層書房的辦公桌後面去。在那裡，他與他的參謀長商量了要事，並簽署了西線德軍總部對「盟軍意圖的評估」，以便在當天晚些時候呈送給希特勒的最高統帥部。這份評估又是一個典型的錯誤推測。報告是這樣寫的： 空襲的系統化與明顯增多說明敵人已進入高度準備階段，可能登陸的地點仍然是從［荷蘭的］斯海爾德（Scheldt，也叫斯凱爾特河）河口到諾曼底一線……但包括布列塔尼北部前沿在內的可能性也並非沒有……［然而］這整片區域內敵人將在何處進攻仍然不明朗。對敦刻爾克到迪耶普之間的海岸防禦工事的密集空襲，可能意味著盟軍入侵的主攻方向將在這裡……［但是］尚不能明顯看出有立即進行登陸的跡象…… 在做出這樣含混與別出心裁的評估之後——這一估計把可能登陸的地點挪到了800英里之外——馮·倫德施泰特便和他的公子一起前往元帥心愛的餐館，位於布吉瓦爾（Bougival）附近的「勇敢的公雞」（Coq Hardi）飯店。現在剛過13點，再有12個小時就是D日了。 對於德軍指揮體系的每個環節而言，持續的惡劣天氣起到了一副鎮靜劑的作用，各級指揮部都深信進攻不會在近期發生。他們的判斷是基於盟軍在北非、義大利和西西里島登陸時都對氣象條件做了仔細評估而做出的，這幾次行動情況各不相同，但是像施特貝和他在柏林的上司卡爾·松塔格（Karl Sonntag）博士這樣的氣象專家注意到，除非對有利氣象條件有十拿九穩的把握，特別是能滿足空中支援的條件，否則盟軍就不會貿然登陸，這種事從來也沒有發生過。對於日耳曼人一板一眼的思維來說，違反這條規律是不可思議的：氣象條件要合適才行，否則盟軍就不會進攻，而現在天氣並不好。 拉羅什吉永的B集團軍群指揮部內，一切如常。就像隆美爾在時一樣，參謀長施派德爾中將覺得形勢很正常，不妨舉行一次小小的晚宴。他邀請了幾位客人：他的連襟霍斯特大夫，哲學家與作家恩斯特·容格（Ernst Junger），還有一位老朋友威廉·馮·施拉姆（Wilhelm von Schramm）少校——他是官方「戰地記者」中的一員。知識分子型的施派德爾期待著這次晚宴的到來，希望可以討論他心愛的話題——法國文學。還有別的事情也需要討論：那是一份由容格起草並秘密交給隆美爾和施派德爾的20頁文件。他們兩人都篤信這份文件：它描繪了一幅令和平得以到來的藍圖——在希特勒接受德國法庭審判或是被謀殺之後。「我們真的有一個晚上的時間可以好好談談。」施派德爾對施拉姆這樣說。 在第84軍軍部駐地聖洛（St.-Lô），情報處長弗里德里希·海因（Friedrich Hayn）少校正在安排另外一種性質的聚會。他訂購了幾瓶上好的夏布利白葡萄酒。午夜時分參謀部門準備給軍長埃里希·馬克斯（Erich Marcks）炮兵上將一份驚喜，將軍的生日就在6月6日。 他們之所以準備在午夜舉行這場令人驚喜的生日宴會，是因為馬克斯天一亮就必須動身到布列塔尼的雷恩（Rennes）市去——他和諾曼底地區的其他所有高級軍官都得去參加星期二早上開始的大型圖上演習。馬克斯不免暗自好笑，因為要他扮演的角色竟是「盟軍」。這場演習是第2傘兵軍軍長歐根·邁因德爾（Eugen Meindl）傘兵上將安排的，也許由於他自己是傘兵部隊的指揮官，這場演習的最大特點就是「入侵」行動是以傘兵「突襲」開始的，緊接著才是從海上「登陸」。每個人都覺得這次「戰爭遊戲」會有點意思——這次理論上的入侵假設發生在諾曼底。 這場「戰爭遊戲」使第7集團軍參謀長馬克斯―約瑟夫·彭澤爾（Max-Josef Pemsel）少將心煩意亂，整個下午他都在勒芒（Le Mans）的指揮部里考慮這件事。諾曼底和瑟堡半島的高級指揮官全都同時離開自己的崗位，這已經夠糟糕的了，倘若他們提前一個晚上動身那更是危險萬分。雷恩對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來說是一個挺遠的地方。彭澤爾生怕某些人打算在天亮前就離開前線，一直以來他最怕的就是黎明時分：如果入侵真是發生在諾曼底，他相信攻擊准在天蒙蒙亮時開始。他決心給所有要參加演習的人提個醒。他通過電傳打字機發出了如下命令：「茲通知參加戰爭演習的指揮官及其他人員，望勿在6月6日黎明前動身去雷恩。」 可惜為時太晚，有部分人已經先走了。 情況就是這樣。自隆美爾開始，高級軍官在戰鬥前夕一個接一個地離開了前線，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理由，就像冥冥中那多舛的命運操縱著他們離去似的。隆美爾在德國，B集團軍群首席參謀馮·滕佩爾霍夫也在那裡；西線海軍總司令特奧多爾·克蘭克（Theodor Krancke）海軍上將在向倫德施泰特報告了由於風浪太大巡邏艇無法離港之後，就動身去波爾多（Bordeaux）了；負責瑟堡半島半邊防務的第243步兵師師長海因茨·黑爾米希（Heinz Hellmich）中將動身去了雷恩，第709步兵師師長卡爾―威廉·馮·施利本（Karl-Wilhelm von Schlieben）中將同樣如此；第91空運師是一支精銳部隊，剛剛換防來到諾曼底，師長威廉·法利（Wilhelm Falley）中將正準備動身；倫德施泰特的情報主任威廉·邁爾－德特林（Wilhelm Meyer-Detring）上校正在度假；而某師的參謀長根本找不到人——原來他帶了法國情婦外出打獵去了。[1] 正當負責灘頭防務的軍官星散到歐洲各處時，德軍最高統帥部決定，把空軍在法國殘餘部隊中的一些戰鬥機中隊調到根本夠不到諾曼底海灘的地方去。飛行員們簡直驚呆了。 撤走這些中隊的主要原因是帝國的本土防空需要這些中隊。幾個月以來，德國遭到盟軍航空兵越來越猛烈的晝夜不停的轟炸。在這種情況下，仍然把這些能起重大作用的飛機留在法國毫無掩護的飛機場上，聽任盟軍戰鬥機、轟炸機來摧毀，這在最高統帥部看來是愚不可及的事。希特勒答應過他的將領，盟軍登陸那天將會有1000架德國飛機來襲擊海灘。可是6月4日，德國空軍在法國境內只有183架晝間戰鬥機[2]，其中僅有160架被認為是可用的。在這160架飛機中，有124架屬於第26戰鬥機聯隊（JG26），恰好就在這個下午被調離海岸。 在第15集團軍防區的里爾，外號「皮普斯」（Pips）的約瑟夫·普里勒（Josef Priller）空軍中校站在飛機場上大發雷霆。這裡是第26戰鬥機聯隊的聯隊部，中校是德國空軍的王牌飛行員，擊落過96架飛機。在他頭頂上的是三個大隊[3]中的一個，正朝法國東北部的梅斯（Metz）飛去。第二個大隊即將動身，接到的命令是去蘭斯（Rheims），這個地方大致在巴黎和德國邊境的中途。第三個大隊已經去了法國南部。 聯隊長除了抗議什麼都做不了。普里勒是個外向型的性情敏感的飛行員，在德國空軍里以脾氣暴躁而聞名。大家都知道他喜歡與將軍們頂撞，這會兒他正在和某位將軍通電話。「這簡直是發瘋！」普里勒吼道，「要是我們預計敵人會入侵，聯隊應該往前挪，而不是往後撤！如果正好在轉場過程中敵人來襲怎麼辦？我的給養要到明天甚至是後天才能送到新的基地，你們都瘋了！」 「聽著，普里勒，」將軍說，「入侵是根本不可能的。天氣實在太糟糕了。」 普里勒撂下聽筒。走回到機場裡，現在只剩下兩架飛機了，那是他和海因茨·沃達爾奇克（Heinz Wodarczyk）下士的座機，下士是他的僚機駕駛員。「咱們還能幹什麼？」他對沃達爾奇克說，「要是敵人來進攻，上頭沒準就指望咱倆頂著呢，乾脆喝他個一醉方休吧。」 整個法國，在千萬個觀察著期待著的人們當中，只有少數人真的知道進攻確實是迫在眉睫了，這樣的人不過10個左右，他們還跟往常一樣鎮靜，照樣若無其事地幹著他們的事情，保持鎮靜與淡然就是他們工作內容之一。他們是法國地下抵抗運動的領袖。 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在巴黎。那裡，他們指揮一個龐大複雜的體系。事實上這就是一支軍隊，有完整的指揮鏈與無數的部門和分支，掌管著一切事務——從拯救被擊落的盟軍空勤人員到破壞活動，從充當間諜到搞暗殺。這裡有地區指揮官、部門負責人、各分支的頭頭腦腦以及成千上萬的普通男女戰士。從字面上看，這個組織有許多重疊的行動網絡，顯得過於複雜，好像沒有必要，但這種明顯的混亂是有意形成的，地下抵抗組織的力量就在這裡，多頭指揮能提供更多的保護，多重行動網絡保證每個行動的成功。整個機構如此隱秘，以致領導人都幾乎互不相識，只知道別人的代號，每個小組絕不會知道別的小組在幹什麼，地下抵抗組織要生存下去必須如此。但即使有了種種防範措施，德國人的報復行動依然充滿了強大的摧毀能力：到1944年5月，地下抵抗組織的活躍戰士平均存活時間估計還不到6個月。 這支由大量男女組成的秘密抵抗大軍，在這場無聲的戰爭中已經戰鬥了四年多——這場戰爭經常顯得平淡無奇，但永遠是生死攸關的：數千人被處決了，更多的人死在集中營里。現在，雖然普通戰士還不知道，但他們為之而戰的那一天就在眼前了。 前幾天，地下抵抗組織的最高領導人收聽到英國廣播公司發出的成百個密語信息，其中的一些警告說登陸迫在眉睫。信息之一就是魏爾蘭的《秋之歌》中的第一行——也就是6月1日邁爾中校的人在德軍第15集團軍指揮部截獲的同一警告（卡納里斯是對的）。 現在，比邁爾更激動的地下抵抗組織領導人，正在等待這首詩的第二行以及別的信息，好確證早先獲悉的信息。這些警告不到真正進攻前幾個小時的最後關頭，是絕不會廣播的；即使到那時，地下抵抗組織領導人也知道他們不可能從信息中獲悉登陸的具體地點。對於抵抗運動的普通成員來說，真正的警告要等盟軍下令把預先安排好的破壞計劃付諸實施時才算來到。有兩條信息能表明進攻即將開始：一個是「蘇伊士熱得很」，一收到它，「綠色計劃」就要開始行動——鐵路運輸和設施將被癱瘓；另一個是「骰子在桌子上呢」，它將引發「紅色計劃」——切斷電話線和電纜。所有地區、區域和部門領導人都得到過警告，要留神傾聽這兩道信號。 在D日前夜的星期一傍晚，英國廣播公司在18點30分廣播了第一條信息。播音員嚴肅地播報：「蘇伊士熱得很……蘇伊士熱得很。」 紀堯姆·梅卡德爾（GuillaumeMercader），諾曼底濱海維耶維爾和貝桑港（Port-en-Bessin）之間的海岸地段（大致相當於奧馬哈海灘地區）情報負責人，在巴約開了一家自行車鋪，這會兒他正蹲在車鋪地下室里，面前擺著一台偷藏起來的收音機。聽到播音員播報的這條信息，他簡直驚呆了，他永遠也不會忘記這個時刻。他不知道反攻會在何時何地進行，但是等待了這麼些年之後它終於要來臨了。 停頓了片刻後，又傳來了梅卡德爾期待著的第二條信息。播音員讀道：「骰子在桌子上呢，骰子在桌子上呢。」 緊接著是一長串密語，每次都重複這幾句話：「拿破崙的帽子在圈裡……約翰愛瑪麗……箭穿不過去……」 梅卡德爾關上收音機。他聽到了與他有關的那兩個信號，其他的警告都是向法國其他地方的地下抵抗組織發出的。他匆匆上樓，告訴妻子馬德萊娜：「我得出去一趟，今天晚上要回來得遲些。」 接著他從自行車鋪里推出一輛低矮的賽車，蹬著去通知他的部門領導人了。梅卡德爾是諾曼底自行車賽的前冠軍，多次作為省里的選手去參加有名的環法自行車大賽。他知道德國人不會攔阻他的，他們給他發了一張特殊證明，允許他練習騎車。 這時，各地的抵抗組織都靜悄悄地接到了上級通知，每個小組都有自己的計劃，很清楚自家該完成什麼任務。阿爾貝·奧熱（Albert Augé）是卡昂火車站的站長，他和他的人要破壞車場上的水泵，搗毀機車上的蒸汽噴嘴。安德烈·法里納（AndréFarine）是濱海伊西尼（Isigny-sur-Mer）附近噴泉廣場的咖啡館老闆，他的任務是扼殺諾曼底的通信聯絡，他麾下的40名抵抗戰士將切斷從瑟堡通往外界的大量電話線路。伊夫·格雷斯蘭（Yves Gresselin）是瑟堡的一家雜貨鋪老闆，他的任務最為艱巨：他的人得把瑟堡、聖洛和巴黎之間的鐵路網炸爛。以上提到的只是一小部分地下抵抗小組，地下抵抗組織要做的事多得很呢。時間緊迫，破壞行動又非得等到天黑後才能開始，不過從布列塔尼直到比利時邊境，整條海岸線上的人們都在做準備，所有人都希望反攻在自己的地區進行。 對於某些人來說，密語信息又帶來了完全不同的問題。維爾河口附近的海濱度假小鎮格朗康邁西（Grandcamp-Maisy）幾乎正處在奧馬哈與猶他海灘的中間，地區領導人讓·馬里翁（Jean Marion）有重要情報得送到倫敦去，他不知道怎樣才能送到那邊——縱使時間上還來得及。午後，他的人報告說，離這裡還不到一英里的地方新來了一個高射炮群。為了證實這一消息，他看似漫不經心地騎著車去觀察高炮，他知道即便有人攔阻自己也能通過：他準備了許多假證件專門用來應付這類場合，其中有一張證明他是大西洋壁壘的建築工人。 這個高射炮群規模之大、覆蓋面之廣使馬里翁感到震驚。這是由重型、輕型以及混合型高射炮組成的機動高炮突擊群，25門炮編為5個連，正在進入能覆蓋維爾河口到格朗康邁西村邊緣地區的陣地。馬里翁注意到，炮兵們在拚命幹活讓大炮儘快進入陣地，仿佛是在和時間賽跑。這種瘋狂勁兒令馬里翁感到困惑，這說明反攻可能會在這裡開始，而德國人通過某種途徑已經有所察覺。 馬里翁還不知道，這些高射炮恰好對準了幾個小時後第82、第101空降師的運輸機與滑翔機航線。不過，即使德軍最高統帥部里有人對即將來臨的進攻有所察覺的話，他們也沒有通知第1突擊高炮團團長維爾納·馮·基斯托夫斯基（Werner von Kistowski）上校，他還在納悶為何讓他這個擁有2500人的防空單位匆匆趕到這兒來。但是基斯托夫斯基對突然調動早就習以為常了，有一次他的部隊竟被單獨調往高加索，從此以後什麼情況都不會讓他感到意外了。 讓·馬里翁一邊鎮定自若地圍著忙於架炮的士兵蹬車，一邊在苦苦思索一個大問題：如何把這個重要情報送到50英里外的卡昂城去。萊昂納爾·吉勒（Léonard Gille）的秘密指揮部就在城裡，他是諾曼底地下抵抗組織軍事情報部門的副指揮官。馬里翁現在無法離開他負責的地區——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於是他決定冒險通過一系列的「交通」把情報送給巴約的梅卡德爾。他知道這會花掉好幾個小時，但是他深信只要時間還來得及，梅卡德爾會想法子把情報送到卡昂去的。 還有一件事情馬里翁想讓倫敦方面知道，這事不如高射炮的位置重要——只是對他前些日子送去的多份情報的確證，事關奧克角那道九層樓高的絕壁上的重炮陣地。馬里翁要再次報告這些大炮還未就位，它們仍然在路上，離炮台還有兩英里（儘管馬里翁想方設法向倫敦發出了警告，但在D日，為了炸毀這些根本不存在的大炮，225名美軍遊騎兵在英勇的攻擊中損失了135人）。 對於某些不清楚反攻迫在眉睫的地下抵抗戰士來說，6月6日星期二這天本身也有著特殊意義。對於萊昂納爾·吉勒而言，它意味著要到巴黎去見自己的上級。即使到現在，吉勒還安穩地坐在一列開往巴黎的火車裡，儘管他期待「綠色計劃」的破壞小組隨時都可能把火車炸出軌。吉勒堅信反攻不會定在星期二舉行，至少不會在他管轄的地盤上；倘若反攻定在諾曼底進行，他的上級肯定會取消這次見面的。 可是這個日期確實使他感到困惑。那天下午在卡昂，吉勒屬下的分部領導人之一，共產黨的一個支部書記非常明確地告訴他，進攻將在6日黎明時分開始。此人的情報一向是準確無誤的，吉勒的腦海里又出現了那個老問題：他的消息會不會直接來自莫斯科呢？吉勒認為不可能，蘇聯人用泄露機密的辦法來故意破壞盟軍的計劃，這在他看來是不可想像的。 對於吉勒在卡昂的未婚妻雅尼娜·布瓦塔爾（Janine Boitard）來說，她巴不得星期二早點到來。從事地下工作的三年時間裡，她在拉普拉斯路15號底層的小公寓裡隱藏過60多名盟軍空勤人員，這可是個危險、無報酬和傷腦筋的工作，稍有閃失便是死路一條。過了星期二，雅尼娜就可以稍稍放鬆些了——直到下一個被擊落的飛行員得由她來保護——因為星期二那天，她將把兩名在法國北部上空被擊落的英國皇家空軍飛行員送上逃生之路。在過去的15天裡，兩名英國人就躲在她的公寓裡，她希望好運氣千萬別離開自己。 對於別的人來說，好運早就不知跑到哪兒去了，在阿梅莉·勒舍瓦利耶（Amélie Lechevalier）看來，6月6日這天可以說沒有意義也可以說有意義。她和丈夫路易是在6月2日那天被蓋世太保逮捕的，他們幫助過100多名盟軍空勤人員逃走，卻被自家農場裡的一個幫工出賣而被捕。現在，阿梅莉·勒舍瓦利耶坐在卡昂監獄監房的床板上，不知道自己和丈夫哪天會被槍決。 [1] D日之後，諾曼底前線缺勤的指揮官恰巧如此之多，令希特勒大為震驚，他曾說要調查一下英國間諜是否有可能插手此事。事實上，對這個重大日子希特勒自己並沒有比他的將領有更多的思想準備。元首當時正在巴伐利亞的貝希特斯加登避暑勝地。他的海軍副官卡爾―耶斯科·馮·普特卡默海軍少將記得，希特勒起床很晚，在中午召開了例行的日間形勢匯報會，16點用午餐。除了他的情婦愛娃·布勞恩，還有一些納粹要人和他們的夫人在場。吃素的希特勒為了午餐沒有肉而向夫人們道歉，並且說了他吃飯時照例要說的話：「大象是最強壯的動物，可它也受不了肉食。」飯後大家移步到花園裡，元首在這裡啜飲了酸橙花茶。他在18點到19點打了個瞌睡，23點召開了夜間形勢匯報會。午夜前不久，夫人們又給召了回來。然後，按照普特卡默回憶錄的說法，大家不得不再聽了4個小時的瓦格納、雷哈爾和施特勞斯的音樂。——原注 [2] 在為此書進行研究工作時，我發現德國空軍在法國的飛機數量有5種以上不同的說法。我相信這裡提供的183架的數字是準確的，我的來源是約瑟夫·普里勒中校所寫的一本德國空軍史，他的作品被認為是迄今為止關於德國空軍活動的最具權威的著作之一。——原注 [3] 原文寫的是中隊，但根據德國空軍的編制，飛行聯隊下轄的是大隊，大隊下面才是中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