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來的是烏鴉 · 營房裡的焦慮
對他來說，惡是以這種方式出現的：先是看到梯子上纏著有刺鐵絲網的拒馬，然後是想到這一情景包含了某種會威脅和影射他未來的意義。但是早在這之前，而且不是一次兩次了，僅僅是看到自己那張行軍床就足夠折磨他的了，他那張讓人討厭的、「骨瘦如柴」的吊床，就好像要宣布希麼，什麼他不明白的東西，一種絕望的信息，一種無能為力的信息。四張五張六張行軍床，然後是他的，然後又是兩張三張四張行軍床。都是些毫無意義的想法，他自己也知道。
但是，一張兩張三張床，也許是一月二月三月六月和七月，七月的時候他經歷了什麼？那邊那張行軍床是空的，為什麼？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一月的時候，某些事情會結束——戰爭，還是生命？
然後需要注意的是，前五張床的主人是那些老傢伙和那些帶著通告來報到的士兵，他們中的有些人九月八日[43]還在當兵呢，現在又趕上輪班看守，扛著武器到處巡邏；在其他床上，就都是一些逃兵了，是被圍捕來的，跟他一樣，打掃打掃衛生，運運垃圾什麼的。然後就是那張神秘的床，總是摺疊起來的，空著的，是八月，還是四月？那裡肯定藏著什麼值得期待或是叫人擔心的東西，太平，或是死亡，但更是什麼秘密的、充滿敵意的東西，這是他搞不懂的。
或者，從另一頭來看，比如戰爭的年份：四〇年四一年四二年四三年四四年，為什麼四四年那張床是空的？而他是四五年——這一切都意味著什麼？
他躺在摺疊起來的床[44]上，背倚著鐵制的床沿，雙腳架在拴住床的鏈子上。現在他其實是可以安下心來的，可以這樣想：自己沒有理由這麼焦慮，只需要耐心地等待他父母那事兒解決掉，等待他父親被放掉，然後逃跑，回到隊里，而就目前來說，只需要獲得病假，或是免役許可，總之找到合法的方式來「跟這裡脫離干係」，要把眼睛睜得大大的，這樣就不至於跟被圍捕來的夥伴們一起被發配到「樓上」去了，然後還需要隨時做好逃跑的準備，因為只要有一絲調到北邊或是南邊的跡象，他就可以想去哪兒就去哪兒了。
只需要這樣就夠了。而且送垃圾的小推車長著一副東倒西歪的友善模樣，教育他們對什麼事都付之一笑，儘管實施起來還是挺困難的，因為之後一切問題都會解決的。打住，從頭再來——符號之惡，癲狂之路。
這種惡，仔細想想的話，是從他待在監獄裡的時候開始的，就是被捕的那天晚上：外面，是大海的聲音，好像飛機的轟鳴，他們對轟炸既期待又害怕，因為那既可能解放他們，也可能埋葬他們。但是那海是雜亂的，是沒有節奏的，卻無法排泄出去；生命，也是一種盲目而無序的東西。從那時起，各種事物，或是人，都不再是他們自己，而是成了某種符號。
監獄裡的牢房，蒼白的辦公室，德國軍官和法西斯軍官神經質的臉龐，奢華鋪張的酒店，酒店裡密密麻麻、神色驚慌的人質，營房裡那充滿焦躁感的幾何形樓梯，空無一人的走廊和房間，神情遲鈍而臉色蒼白的住戶——所有這些，都像一針針的毛線，織成了一張絕望的網，裹緊了整個世界。
現在大窗戶的玻璃都是些用深藍色畫出的正方形，但是第二排第三扇窗戶的玻璃沒了，而同一排的倒數第二扇窗戶上有一道很粗的裂縫：這種感覺是很痛苦、很可怕的。有隻蒼蠅從一塊玻璃飛到另一塊玻璃上，要經受住那隻蒼蠅的引誘幾乎是不可能的，同樣不可能的是控制住問自己它會在哪裡停下來。他總是跟自己搞這種小把戲。戰爭的結束和死亡，這兩個究竟哪一個會先到來？
營房裡的男人個個懦弱膽小、無知麻木，他們臉上鼻子塌著，為了羞辱自己而不得不用粗俗的言語對待一切，正因大家都如此，反而變得團結起來。他們總是在談報酬，或者是聊以前在「社會共和國時期[45]」的美好生活，說是比現在任何可能存在的生活都要好，還談到營房生活，特別是那種寄存連隊的生活比在其他任何部隊都好。他們不斷誇大這種對報酬以及對連隊生活的熱愛，以至於都快說服自己，在那裡生活於他們而言是不可或缺的。
被圍捕來的小伙子擠在他們中間，感到這一大股懦弱的氣息充斥在自己周圍，並和自己身上某根神秘的血脈相連，而院子裡沾滿了灰塵的攀緣植物，把屋子的外牆占得越來越滿，現在也爬到他身上來了，就好像是某種團結情愫鑽到他和他們之間，把他釘在那些牆上，釘在那些床上。
樓上住著被圍捕來的戰友，也就是「無意識」的那些人。他們的膳食要好一些，報酬也多一些，還常有休假。他們一天中任何時候都有可能回來，在樓道里吵得不行；從樓下這裡都能常常聽到他們唱歌或是放唱片。從他們的每一句話和每一個舉動中，都散發出「無意識」的氣息，那是一種故意的「無意識」，是要使勁去維持的，是被迫成為一種生活準則的，也是為了不去想他們正在做的事情。他們常常一早就出門，一副忠心耿耿的模樣，他們中間有人還配著衝鋒鎗；他們晚上或是第二天才回來；他們從來不戰鬥，也不會遇到「造反派」；他們只是搜刮搜刮雞舍，或是誘捕來極少幾個逃兵，好讓樓下同志的隊伍更壯大些。
在這個寄存連隊中，就連老傢伙們都恨樓上那些人；樓下這些成天盤算利益或是討論危險的人帶著仇恨來觀望樓上那些人的淺薄；樓下人對樓上人的嫉妒把樓上人的那些優勢渲染成某種不祥的預感。於是他們就在宿舍里討論起山裡的那些人和英國人來，討論誰先到，還說如果是山裡的那些人先到，也許他們所有這些士兵都會被殺死，但是他們又沒幹什麼壞事，所以是不公平的；但是如果是英國人先到，就會對他們比對造反派要更好些，還會讓他們跟英國人一起作戰，然後把造反派關進大牢。
於是，等到戰爭結束以後，他們中間很多人要麼是回到西西里，要麼是回到卡拉布里亞，要麼是回到普利亞，總之是回到他們要麼是離開了二十個月、要麼是離開了十五個月的家裡，遠得就像是在一條極長的、黑黢黢隧道的那一頭——在這條隧道里，一隻鼴鼠一小步一小步地爬著，它挖著挖著，就能挖到隧道的另一頭，讓他們跟他們的親人重逢了，就跟戰爭一樣。往往談到這裡，他們就開始猜測戰爭什麼時候會結束，大家一致認為戰爭還要持續好幾年；臉色蠟黃的趕騾人跳出來說，戰爭永遠不會結束，但世界末日在戰爭結束之前就會來到，然後他還胡亂編了個故事，在故事裡，耶穌和諾亞的鴿子時不時會從他那令人費解的喊叫中冒出來。
那些老傢伙大部分是由南方佬組成的，他們因為常年服役變得麻木而狡猾，他們帶著一種謹慎的宿命論，習慣了在非洲和俄國之間輾轉奔命。那些北方人家在他們中間也學會使用他們的說法，並用一種使人惱怒的單調重複出來。被圍捕來的小伙子聽著他們對話，卻聽不懂他們在討論什麼，很是生氣。「我要是再跟他們待上一陣，」他想，「我就能明白他們在嚷嚷什麼了，我也會習慣用南方話說『屌[46]，中尉先生』，還有『去你老姐[47]的逼[48]』。」單是這個想法就足夠讓他打戰了，也足夠讓他從床上站起來，去倉庫和走廊里走走壓壓驚。
但是那些排成隊、壘成堆的頭盔是愚蠢的，也是沒什麼用的，就跟長著一張黃臉的趕騾人一樣。
士兵們最喜歡的話題就是九月八日那天他們拿走的東西，他們是怎麼把那些東西順走的，是怎麼從那些軍官和德國人手上把那些東西挽救出來的，還有他們把那些東西賣掉以後賺到的錢。長著黃臉的趕騾人九月八日那天連一床被子都沒拿走，於是一句話也沒搭，感到很羞恥，而一個以前做招待的聖雷莫人，則大談特談自己是如何把十個英鎊的金幣藏在內褲里從法國逃出去的。但是一談到那些軍官居然能把整個團的經費都弄沒了的時候，羨慕很快就轉成了仇恨，因為軍官沒有把錢跟他們士兵們分了。「下一個『九月八日』的時候，」每個人都這麼說，「我們要盯緊點兒。」他們還憑空計劃著第二個九月八日的時候他們能帶走什麼，幻想著他們能搞到的上百萬里拉。
這就是他們的生活：接連好幾年都會這麼灰禿禿的，就像行軍中的隊伍，偶爾碰到一個「九月八日」，馬上就潰不成軍，都得爭先恐後地搶點兒什麼，把包里塞滿公家東西然後逃之夭夭，最後又歸到隊里來，等待下一個「九月八日」，再重複一遍這個把戲。被圍捕來的小伙子躺在摺疊起來的床上，躺得一點兒也不舒服，而那些士兵的話像灰塵一樣落在他身上，仿佛天花板上的蜘蛛網。
他的記憶正跑向其他的人，跑向其他的話題，那是一群圍坐在篝火旁的男人，他們的鞋底是用鐵絲綁住的，褲子上的口子是用鐵絲縫合的，拉拉碴碴的鬍子好像也是鐵絲做的，他們的手中攥著鐵傢伙：那是些扛著斯登衝鋒鎗的男人，舉著衝鋒鎗的男人，帶著machine[49]的男人。那些人中某人的名字偶爾會出現在這裡這些士兵的話中，伴著某種神秘的語氣，既像是對神話的嚮往，也像是出於畏懼之心——那些名字只有對他而言才有自己的臉和自己的聲音。他有時真想對著那些士兵蒼白的臉龐大叫上一番：「是，我認識『大個子』！也認識比爾！還有明哥！『蚊子』我也熟！他們所有人我都認識！十五天以前，我跟明哥還坐在篝火旁，你們做夢都想的明哥！我和斯托高夫可是合抽一支煙的，他曾經下到這邊的城裡來，把所有被關著的人全部放出去了，讓你們怕了一整個月！我還和警官大人一起吃過炸糕呢，他手槍槍膛里的膛線都沒了，就是因為要朝你們開槍！在巴亞爾多之戰中，是我給『暴風雪』他們送的軍需品！我是他們當中的一員！」
這正是他想喊出的話。我是他們中的一員。但是問題來了，他如果是他們中的一員，怎麼又會跟他們擠在一起？他這麼激動著，記憶又瘋狂地重現了某些情景和感覺，以喚醒他身上某種沉睡著的東西，迫使他從麻木中走出來。
還記得那行車道上一排德國兵小心翼翼地爬著坡子，而每一叢灌木後面都藏著埋伏者的雙眼，步槍的槍托頂著他們的心跳，他們等待著。然後，就聽見槍聲噼里啪啦地響起來，一團金色的煙霧從路面上升起，從德國人身上升起，接著就看見德國人被擊倒，撲向路邊，隊長們用嘶啞的聲音喊出的命令和用德語說出的謾罵、威尼托和倫巴第狙擊兵的喊叫聲、槍的掃射聲、步槍開火的噼啪聲、手雷的爆炸聲攪和在一起，衣衫襤褸的游擊隊員擁到路上，沖向血淋淋的卡車去搶戰利品。
還有趁夜裡站崗的時候，溜進奶製品廠，從快熄滅的火炭中點燃一支煙，撥撥火苗取取暖，而戰友們還在草蓆上打著呼，在睡夢中撓著癢。然後，在外面等一顆流星、許一個願，而且總是一樣的願望，同時，遠方前線上的大炮原地不動，無情地隆隆響著。
晚上的時候，當營房裡亮燈的時候，只有值勤的人留在冷冷的宿舍里，被圍捕來的小伙子想著每天晚上從山上升起來那冷冷的霧氣，想著光腳的法西斯囚犯，他們的唇齒間露出一種因為恐懼而產生的微笑，他們希望自己有點兒用，他們會洗土豆，去取水，打柴——來和我們一起去打柴吧，來到森林裡吧，來到霧裡吧，衝到霧裡的最前方去吧，因為濃霧會減弱槍聲。
他們是不一樣的人，談的也都是山裡的事情，他們走很多的路，什麼也不吃，他們還會開槍，但他們這麼做不是被逼的，也不是為了錢，更不是為了找樂子，他們現在變得兇惡正是因為他們之前太善良了。他們晚上這會兒，會圍著烤栗子的篝火唱歌，唱那些他們在監獄中學會的歌，嚴肅得就好像在教堂里唱讚美詩。而那些上了年紀的人會談西班牙內戰，談罷工時士兵的槍擊，談秘密的生活和監獄中的生活，其他的男人會談自己如何苦於現行法律並想改變這法律，不像被繩索拴住的狗那樣，不像他現在這樣。
而當他的回憶再次飲嘗這些隱約浮現的過往時，是帶著害怕的，就好像是害怕這些記憶被別人看到，被那些軍官看到後，會出賣他，會指控他就是「造反派」。營房，這個代表著不公的巨大建築物，連同它的石階，它脫落斑駁的門，它蒼白的辦公室，它樓里的拒馬，如今卻變成了法律，在步步緊逼著他，就好像要審判他記憶中那些冒失的衝動。
其他被圍捕來的人變得越來越麻木，也越來越陰鬱，全然一副接受一切、無所謂的樣子，每一個人在被審訊的時候，都會為自己的逃兵身份找一個藉口，多少都能扯上一點兒合法的理由：什麼「托特組織」[50]的證已經過期了，什麼空軍沒被通知到，什麼胸膜炎發作了要休養。他隻身一人，就像赤身裸體一樣，處於那種不受制於任何法規的原始狀態中，他感到周圍有一種被各種合法理由袒護的溫暖，那些男人靠它取暖，再無奢求。
營房把他拴在幾何形的走廊里、台階上、露台上；就連他不久以後也會這樣想：只要政府還付他們錢，還是跟政府站在一邊比較好，也好少給家裡惹麻煩，在義大利社會共和國時期的日子比在義大利王國[51]時期過得要好，因為在軍官面前不需要總是擺著「立正」的姿勢，飯可以在食堂里吃，可以把營房的被子賣掉，也不需要還債；不要多久，當長著黃臉的趕騾人開玩笑時，就連他也會對戴眼鏡中尉的黃段子報以一笑。
游擊隊員在他的回憶中慢慢地蒸發掉了，就像神話或是人類的遠古記憶一般；創造了新法律的游擊隊員就好像一個個的巨人，對他來說遙不可及，宛如夜裡營房大窗戶的碎玻璃上顯現的遠方的大山。那堵牆隔開了營房和淪為土地的戰場，就像是兩類靈魂的分界線。上校為了防止造反派突襲而讓人豎起來的柵欄，就像一道鐵牆立在他的心裡。
接下來的幾天都人心惶惶的，因為有傳言說要轉移，說有人在連部辦公室看見什麼名單，還說被圍捕來的人有可能會被送到蒙扎、特雷維索或是博爾扎諾。[52]他感到自己被緊緊包圍著，感到那一天的迫近，那一天，他的自衛本能會強迫他從那種麻木中脫離，會向他指出逃跑的最有利時機。
他被動地等待著，每過一天就越覺得自己像是宿舍地板上的一截菸頭，被掃帚掃來掃去。而營房裡的東西就像待摘的春白菊花瓣[53]一樣，想要揭示什麼秘密，也好像什麼可以預示自己未來的神秘星座，台階上的拒馬在他心裡，一個個東西和一張張臉在他眼前前仆後繼地湧現，就像一個故事的章節，這故事會在什麼時候和什麼地方結束，都還無從知曉。
之後幾天氣氛很緊張，因為要轉移的消息好像迫在眉睫了，第一份名單上的名字也傳了出來，他的名字不在上頭。因為還有一份名單，那上面的人差不多十五天以後才會出發，而他在這份名單上。這樣一來，不用從焦慮中醒來的那一天又要往後推了，自己又有時間去寄望於「大前進」了，因為這個「大前進」隨時都有可能把他們所有人解放掉；或者寄希望於「大轟炸」，因為這個「大轟炸」會把營房裡除他以外所有的住戶都炸死；也可以寄希望於他的腿，這樣他就可以因為腿碰巧斷了而被弄到醫院裡住著，一直住到戰爭結束；最後也可以寄希望於他父親，也許他父親能被放出來，能使自己和他所有的親人都免遭報復……
第一梯隊出發的那天早上，點名時缺了三四個小伙子，那幾個小伙子平時文文靜靜、逆來順受的，沒有人會想到他們會逃跑。剩下的人垂著腦袋，坐在宿舍里，等著卡車的到來。他們的眼裡噙著淚，聲音帶著哭腔，他們被幾個持有武器的老傢伙監視著，這些老傢伙後面還會押送他們離開。被圍捕來的小伙子在他們中間走來走去，被拿掉鋪蓋的行軍床散發著讓人焦慮的氣息。
戴眼鏡的中尉就是在這個時候進來的，他長著胖乎乎的臉和塌塌的鼻子，他對被圍捕來的小伙子做了一個「過來一下」的動作，肯定是想打發小伙子去掃台階。他說：「快，快點，收拾一下你的東西，你也跟他們一起出發，指揮部來命令了。」
他先是感到一層血蒙住了他的雙眼，然後一切都可怕地清晰起來，就如同置身於一個滿是鏡子的世界：中尉，中尉說的話，他徒勞的反抗，順從的戰友，蒼白的房間，他那雙收拾衣物、把衣物塞進包里的戰戰兢兢的手，他的故事，他的軟弱，他命運的悲哀，每個東西都是它該是的模樣——僅僅是那個模樣，無情地是那個模樣。
這些符號的惡在他坐進卡車以後又出現了，但症狀並沒有減輕。卡車就是世界和生命，和不同的人坐在一起，他們相互之間都很無情，有點小錢的人談論著戰爭結束以後他們會做的事情，還說會買汽車，而且以後再也不坐卡車旅行了，戴眼鏡的中尉笑著說：「除非現在會突然天下太平！」他那南方佬無知的口音里流露出一種害怕的語氣。
奧奈利亞[54]的胖小伙每到一站都要四周張望一下，察覺有無逃跑的可能，這個小伙子是他身上的一部分，是他仍在慎重保持警醒的內心。一個威尼托老兵（那個無賴叫切凱帝）總是待在他身後，肩上也總是搭著把步槍，這個老兵也是他身上的一部分，主宰著他的懦弱。其他那些患難的戰友，滿身的妥協和痛苦，則顯示了他軟弱的程度。而在所有這些人中間，站著那個四眼中尉科羅納第，就連他的名字都像他的人那樣幸福而愚蠢[55]，他又胖又沒意識，就像披著人皮的禽獸，不時用他的南方土話和司機開玩笑。
後來，卡車因為故障而滴滴響個不停，就好像要警告什麼似的。最後的一個信號是他們停車吃早餐的那個小旅館，旅館牆上簡潔地印著英文字，一副手術室里那種氯仿麻醉的氣氛，就好像眾靈魂等著最後審判的地獄邊境。
當他們被領著走去附近的村莊時，因為卡車遲遲沒有修好，他們就稍稍散開一些去店鋪里買吃的東西，這場噩夢終於在一瞬間結束了：那條通向田地的路僅僅是條通向田地的路，那個向後轉身等著其他人的威尼托人也就簡簡單單地是那個向後轉身的威尼托人，被他問「我們逃不？」並回答他「好呀」的那個奧奈利亞胖小伙就是那個奧奈利亞胖小伙，他們腳步下奔跑的土地也就是他們腳步下奔跑的土地，把他們從別人視線中擋開的牆角也只是一個牆角，而那條通向山頂的路也就是一條通向山頂的、美好、燦爛且焦慮的路。
等他們已經在上山小徑上快速奔走的時候，他跟另一個人說的第一句話就是：「現在我可以告訴你了，我是一個游擊隊員。」「我也是的。」另一個回答。「你是哪個隊的？你是什麼代號？」他們互相交換了營里的代號，各自待過的隊，認識的戰友，參加過的行動。
他現在正和另一個人在山上走著，他的軍大衣大敞著，他很高興，儘管那些人會隨時把他再抓起來，並一槍幹掉他，他還是很高興——對他來說，那個灰色的營房再也不存在了，湮沒在他意識的深處。草叢，陽光，還有敞著大衣在草叢間和陽光下行走的他們，就是一個龐大的、空氣流通的新符號，就是那個人們雖然不明白，但常掛在嘴邊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