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國在危急中 · 我們的恥辱

1870年10月29日 梯也爾先生剛從歐洲行乞回來。這是五十天以來，他第二次出門行乞了。和第一次一樣，他是兩手空空回來的。他到處受到相同的接待，得到相同的答覆：上帝保佑你們！」 梯也爾先生雖然年事已高，寫有巨著，但他卻忘記了一國人民要求得施捨，只能像《吉爾·布拉斯》[1]中的乞丐那樣，手裡拿著火銃。可是，政府在伸手乞討時，卻特意表示，他手裡沒拿火銃。於是，人們都輕蔑地轉過頭去。 的確，國防政府非常害怕歐洲把它的名稱認真看待。它想方設法要使人們解除對它的懷疑，它說：「我們才不會鬧彆扭呢！我們怎麼會荒謬地準備抵抗，從而使普魯士人生氣！我的天呀，你們把我們當什麼人看了？簡直把我們當作革命黨了！」 於是，梯也爾先生在歐洲的大路上風塵僕僕，到處懇求和平。 政府伸出一雙白手給大使們看，要使他們相信，這雙白手沒有在巴黎碰過槍炮，也沒有為了製造槍炮的罪惡目的而動過鋼鐵。 為了讓威廉稱心如意，市政廳沒有運進巴黎一槍一炮。它聽任陣地炮堆積在海軍的軍火庫里。它拒絕接受英國提供的沙斯波式步槍。它在堡壘的壘牆、前沿和周圍沒有挖過一鍬土。直到儒爾·法夫爾在俾斯麥的客廳里受到侮辱以前，抵抗的準備連影子也沒有。 在色當一戰中，我們的軍官喪失殆盡。有五、六千名波蘭軍官挺身而出，要為我們訓練新兵，這是多麼寶貴的意外財富！政府為了求得威廉的歡心，拒絕了他們的幫助。 可是，政府的調門越低，俾斯麥的調門就越高。市政廳在壓制抗戰事業，而普魯士人卻狂妄地指責市政廳，說它的演說和措施在鼓動抗戰。他們以法蘭西的主人自居，命令召集鄉紳議會，要全國在恐懼的健康環境下發表意見。 政府開始服從了，後來由於害怕巴黎，又縮了回去。附庸們居然造起反來了，這激起了俾斯麥的狂怒。他怒氣沖沖地訓斥他們，說他們是革命黨，簡直是造反。他差一點要把他們送軍事法庭審判，以叛國罪論處。這一切真是人們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事。 儒爾·法夫爾在費里埃爾受了侮辱後，發了幾句怨言，這更使普魯士人怒火衝天。即使是抗命的奴僕，也沒有象儒爾·法夫爾那樣受到如此粗暴的懲罰。什麼！挨一頓鞭子就抱怨，到巴黎人面前去痛哭，好讓他們由於同情你而發怒！這豈不是奸詐透頂了嗎？俾斯麥請各國的君主都為這項叛逆罪作證。 法蘭西已經墮落到如此的地步，居然甘心讓她的所謂代表挨別人的鞭打，假如人們對此不是怒從心起，那位容克地主一定會被人取笑的。 誰交給了儒爾·法夫爾先生這個恥辱的使命呢？他是以律師的身份自告奮勇地去承擔這個使命的。 威廉反覆說過，有什麼樣的民族，就有什麼樣的政府，這句話算是他碰巧說對了。至少這對普魯士是適用的。國王和民族真是配對成雙的了。 我們忍氣吞聲地蒙受的恥辱，難道不是我們自找的嗎？聽了法夫爾律師要求法官們從寬發落法國人民的那篇演說詞，人們只掉了幾滴眼淚，卻毫不義憤填膺。人們的雙手被普魯士人的戒尺打得通紅，卻還在發誓說要戰鬥到底。唉呀，我們慣於挨打，表皮都被打起老繭了。 [1] 法國十八世紀著名小說家勒薩日的作品。——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