纂修四庫全書檔案 · 前言

纂修四庫全書檔案 前言 為了向國內外學術界提供比較系統、完整的清代文化史基本史料，我館在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決定編輯一套「清代檔案史料」，按專題分冊陸續出版，這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即是該叢書的一種。 《四庫全書》是我國古代規模最大、卷帙最多的一部綜合性叢書。它沿用唐代四庫的名稱，以經、史、子、集為四大部，共收錄圖書三千四百五十七種，保存了清代乾隆朝以前的很多重要典籍，是我國古代思想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由紀昀等人編著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二百卷，對書中收錄以及不予收錄而存其目的全部古籍，總計一萬零二百二十三種，都簡要地作了介紹和評論，「凡六經傳注之得失，諸史記載之異同，子、集之支分派別，罔不抉奧提綱，溯源徹委」（阮元《揅經室三集 紀文達公集序》），在圖書目錄學和古籍的整理、編纂、校勘、考證、版本、輯佚等方面，都較前代有了新的發展。此外，精美的《四庫全書》寫本與其裝幀，以及「武英殿聚珍版書」印本，也都顯示了十八世紀我國古代圖書印製出版事業的生產水平和高超技藝。 《四庫全書》的纂修，經歷了一個相當繁複的過程。從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二）正月乾隆帝諭令各地徵集遺書開始，於翌年二月設立四庫全書館，直至乾隆四十六年（一七八一）十二月第一份《全書》繕竣，貯於紫禁城文淵閣，歷時十年。其後，第二、三、四份《全書》相繼於乾隆四十七、八、九年繕竣，分貯於盛京文溯閣、圓明園文源閣、承德避暑山莊文津閣。以上是為北四閣《全書》。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七月，乾隆帝又諭令續繕《全書》三份，分貯於揚州大觀堂文匯閣、鎮江金山寺文宗閣、杭州聖因寺文瀾閣，迨乾隆五十二年（一七八七）告竣，歷時七年。以上是為南三閣《全書》。在各份《全書》完竣之後，根據乾隆帝的諭旨又進行了全面覆校、審閱，其間迭有「添改抽挖」。至於各份《全書》繕竣後的空函書籍，在乾隆帝的督催下，雖然一直在趕辦之中，然終乾隆帝去世，仍未完成。如文淵閣之空函書籍，直至嘉慶八年（一八○三）十二月方告蕆事，而於翌年二月歸架。在纂修《四庫全書》期間，乾隆帝先後任命過總裁以下的編校人員約四百名，集中了當時的大批名流學者，如紀昀、陸錫熊、戴震、邵晉涵、程晉芳、朱筠、翁方綱、姚鼐、王念孫等，為《四庫全書》的問世作出了極大貢獻。同時，《四庫全書》卷帙浩繁，每一份《全書》就有三萬六千餘冊之多，需要抄成七份（不包括翰林院所存底本），僅前後參與抄繕的人員就幾近四千人。我國古代的圖書典籍，幾經戰亂和社會動盪之後，損壞散佚嚴重，清政府集中大量人力物力搜集全國圖書，輯錄已佚典籍，纂成《四庫全書》，確是我國古代圖書編纂史、學術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 《四庫全書》在乾隆年聞編纂問世，不是偶然的。清王朝入關之後，經過一百餘年的恢復和發展，迨乾隆中期，社會經濟呈現繁榮，國家政權比較鞏固，政治局勢相對穩定，為《四庫全書》的纂修提供了良好的社會環境和充裕的物質條件。同時，清初的幾代君主，為了維持和鞏固對全國的統治，都十分重視學習並利用漢族的傳統文化，以籠絡漢族知識分子和地方紳衿，加強對全國人民的思想控制。一方面，竭力標榜「稽古右文，崇儒興學」，在實行科舉取士、提倡尊孔讀經的同時，大舉編纂、注釋經書古籍，除出版了一批所謂「御注」、「御纂」或「欽定」的圖書外，還編纂了我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類書——《古今圖書集成》，積累了豐富的整理、注釋，編纂古籍的經驗。另一方面，又強力推行文化專制政策，大興「文字之獄」，深文周納，羅織罪狀，以消弭人民中的反清思想。乾隆帝繼承乃祖乃父的文化政策，對《四庫全書》的修纂傾注了極大的熱情和精力，從採訪遺籍，開館修書，到編纂體例、收書標準的確定，乃至《全書》繕竣後的審閱定稿，無不親與籌劃，最後裁定。誠如《欽定四庫全書 凡例》所言：「是書卷帙浩博，為亘古所無。然每進一編，必經親覽，宏綱巨目，悉秉天裁。」 乾隆帝曾經宜稱：「前經降旨博訪遺編，匯為《四庫全書》，用昭石渠美備，並以嘉惠藝林。……所有進到各書，並交總裁等同《永樂大典》內現有各種詳加核勘，分別刊鈔。擇其中罕見之書，有益於世道人心者，壽之梨棗，以廣流傳，余則選派謄錄，匯繕成編，陳之冊府。其中有俚淺訛謬者，止存書名，匯為總目，以彰右文之盛。此採擇《四庫全書》本旨也。」（見本書第七四件）顯然，通過對所進書籍進行篩選和「淨化」，用「欽定」的《四庫全書》模板作為思想武器，正人心而厚風俗，維繫封建統洽秩序，固是乾隆帝纂修《四庫全書》的本旨之一。但還有另一個目的，即「寓禁於徵」，以採訪遺籍、開館修書為名，對全國書籍進行一次徹底清查，把所謂「悖逆」、「違礙」書籍，或全部銷毀，或部分「刪改抽撤」。在此期間，文字獄也空前增多，大大超過了康、雍兩朝。因此，在肯定清政府纂修《四庫全書》，使歷史上的大量古籍得以保存的同時，對其實行的「寓禁於徵」，大規模禁毀、刪改古籍的劣行，及其在學術界造成的消極影響，也是不能低估的。 《四庫全書》是一部大型官修書，其纂修經過，私家絕少記載。迨本世紀三十年代，北平圖書館出版了陳垣先生所輯《辦理四庫全書檔案》一書，對此作出了有益的貢獻。惟限於當時的歷史條件，所輯檔案仍有很多缺漏，尚不足以反映纂修《四庫全書》的全過程。為此，現將我館所藏有關檔案史料編輯出版，以供學術界研究參考。本書的主要內容包括：（一）乾隆帝為纂修《四庫全書》及禁毀書籍所頒發的諭旨，以及嘉慶帝為辦理空函書籍所頒發的諭旨；（二）軍機大臣及四庫全書館總裁、總纂等官員關於編纂、審閱、覆校《全書》情形及對各級纂校人員進行考核、議敘獎賞、記過罰俸和繕寫舛誤情形的奏摺、奏片、信函、清單；（三）各地督撫及學政、鹽政等有關征繳、查禁書籍等情形的奏摺、奏片、咨呈、書目清單；（四）辦理《四庫全書》空函書籍的奏摺等。此外，還附錄了同治、光緒年間有關抖曬、清查文津閣全書的奏摺和書目清單，以及辦理《四庫全書》在事諸臣名單等。這些檔案多系首次公布，從各個側面如實地反映了《四庫全書》的纂修歷史，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 本書主編為張書才，責任編輯為呂堅，譚令仰參加了選材和少量編輯加工工作。由於水平所限，難免有錯誤不當之處，歡迎讀者批評指正。 本書在編輯出版過程中，得到了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和幫助，謹在此表示衷心感謝。 編者 一九八七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