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義 · 第九章　自由主義的未來

19世紀可被稱為自由主義時代，但是到了這個世紀的末葉，這項偉大運動卻大大地衰落了。無論在國內還是國外，那些代表自由主義思想的人都遭到了毀滅性的失敗。但是在許多種值得憂慮的事由中，這是最不重要的一種。如果自由主義者是失敗了，自由主義的命運卻似乎更慘。它正在對自己失去信心。它的使命似乎已經完成。這種信條好像正在僵化失效，變成化石，十分尷尬地夾在塊非常積極和有力地活動著的磨石當中——上面一塊是財閥帝國主義，下面一塊是社會民主主義。這兩派人好像在對自由主義說：「我們對你了解得十分透徹，我們已經鑽進你的身體，從另一頭出來。你是可尊敬的陳詞濫調，老是科布登和格萊斯頓啊、個人自由啊、民族自由啊、人民當家作主啊，嘮叨個沒完。你講的那一套並不是完全不對，但它是不真實的，令人厭煩的。」兩派人異口同聲地這樣說。「你的那一套過時了，」帝國主義者和社會主義官僚最後說。「這不是麵包和黃油，」社會民主黨人最後說。這兩派人在一切事情上都對立，只有在一件事上一致：他們要把未來在他們之間平分。但是，對他們的一致不幸的是，分配很快就看出是不平均的。無論社會民主主義的最終恢復力有多強，至少暫時在自由主義處於癱瘓時，帝國主義反動勢力是獨攬一切。英國的統治階級堅持自己的權利。他們要鞏固帝國，同時以勢把兩個礙事的共和國壓倒。他們要向國外「新俘虜的、死氣沉沉的百姓講授法律」，要在國內通過學說教育來重建教會。在這同時，統治階級要確立酒類利益——說到底，這是從上面實行統治的真正強有力的工具。統治階級要用財政特惠的紐帶使殖民地同我們結合在一起，並在保護貿易制的基礎上建立巨大的商業利益。他們的政府，如同新學說最優秀的解釋者所設想的，決不可對社會良知的人道主義要求漠不關心。他們要制定工廠法，並建立工資委員會。他們要使人民有能力和守紀律。在紀律觀念中，軍事因素很快就占了更突出的地位。但是在這方面，輿論的演變經歷過兩個明顯的階段。第一個是樂觀和擴張階段。英國人天生就是世界的統治者。他會向德國人和美國人伸出友誼之手，把他們看作奉公守法的親屬。居住在世界其餘地方的則是些垂死的民族，他們的明顯的命運是被有前途的人種掌管，並被他們的商業辛迪加剝削。這種樂觀心情沒有維持到南非戰爭。它在科萊索和馬格斯豐丹遭到了致命打擊，在短短几年內，恐懼已斷然取代了作為向國家和帝國團結前進的主要動力的野心。關稅改革運動主要是一種對我們的商業地位不安全感所引起的。對德國的帶點優越感的友誼迅速首先讓位於商業妒忌，繼而又讓位於對我們國家安全的公開的憂慮。全部社會力量都集中在巨大的海軍經費上，並把義務兵役觀念強行灌輸給不願聽命的人民。受過訓練的國民不再需要用來統治世界，而是用來保衛本國的領土。 這裡我們不打算多談現代保守主義的迂迴曲折的道路。我們只需要指出一點：現代民主主義面對的不僅僅是傳統的惰性。它面對的是一項具有明確而並非沒有條理的綱領的反動政策，是一個理想，這個理想就其最佳表現（例如在《晨報》的每日評論中）來說，肯定會對許多心胸寬大的人產生強大的吸引力——效率高、守紀律的國民，一個強大的、自足的、富於戰鬥性的帝國的統治力。我們所特別關心的是保守主義進程對民主主義的命運所產生的反應。但是，要了解這種反應，要正確估計自由主義的現狀和前景，就必須對上一個世代進步思想的活動作一回顧。當格萊斯頓於1880年成立他的第二個政府時，老的政黨制度在英國是牢固的。只有聖喬治海峽另一側的一幫政客不承認偉大效忠的權威。對於英國有政治頭腦的人來說，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的差別堅守住了陣地，這種分歧還不是一種階段差別。偉大的輝格党家族保持了地位，出身貴族的他們把贓物分了。但是一種新的潛移默化的影響正在起作用。1872年達到頂點的繁榮正在衰退。工業發展減慢了；儘管從「飢餓的40年代」開始的進展是巨大的，人們正開始理解他們可以從緊縮和自由貿易期望的東西的限度。亨利·喬治先生的著作激發了對貧窮問題的新的興趣，而威廉·莫里斯 【1】 的理想主義給了社會主義宣傳以新的靈感。在這同時，格林的教導和湯因比 【2】 的熱情把自由主義從一種個人主義的自由概念的桎梏中釋放出來，為當代的立法鋪平了道路。最後，費邊社使社會主義從天上降落下來，並與實際政治和市政府建立了聯繫。如果英國曾是中太平洋的一個島，前進運動將會是迅速而不離正道的。實際上，各種新的思想概念都反映在1880—1885年的議會和內閣中，伯明罕的激進主義好容易才同俱樂部的輝格黨原則保持友好關係。重新分配社會力量，使「財產」利益與民主利益混合迫在眉睫，在社會問題上，被1884年農業工人獲得選舉權而增強的民主堅持要獲得勝利。在這個時期，愛爾蘭問題達到了緊要關頭。格萊斯頓先生表示贊成地方自治，黨內的分歧在錯誤的路線上進行。上層階級和中產階級大體上倒向統一主義，但是他們帶走了一部分激進分子，而格萊斯頓先生的個人力量使一些人留在自由黨方面，這些人對民主政治的需要的洞察力決不是深刻的。政治鬥爭暫時從社會問題轉向地方自治這單獨一個引人注意的問題，新的統一黨享有了20年幾乎未中斷的優越地位。另外，如果自治問題單獨存在，它也許在1892年就解決了，但是與此同時，在80年代後期，社會問題變得迫切了。社會主義不再僅僅是一種學術力量，而是已開始影響有組織的工人，並且使工人中較有頭腦的人下決心去解決不熟練工人問題。從1889年碼頭工人罷工起，新統一主義成了公共事務中一支戰鬥力量，工黨的概念開始形成。在新的問題上，已經削弱的自由主義又進一步分裂，它在1892年的失敗應更多地歸咎於這個更大的原因。而不能單純歸咎於巴涅爾 【3】 鬧離婚的戲劇性個人事件。從1892到1895年，執政而沒有立法權的自由黨徒然進一步失去信譽，而帝國主義的崛起則使公眾的興趣全部轉向一個新的方面。工人運動本身癱瘓了，1897年機工們的失敗使採取罷工手段來達到社會大改革的希望歸於泡影。但是，與此同時，輿論也在悄悄地發生變化。查爾斯·布思 【4】 先生和他的夥伴們煞費苦心地用科學術語詳細闡述了貧窮問題。社會和經濟史逐漸作為一個嶄新的知識部門而形成。西德尼·韋布夫婦 【5】 的著述有助於澄清工人的有組織勞動和國家的職責之間的關係。眼光敏銳的觀察家能夠追蹤一種更充分、更具體的社會理論的「有機纖維」。 另一方面，在自由黨隊伍中，許多最有勢力的人在敵對勢力的影響下，不知不覺地起了變化。他們在睡夢中變成了帝國主義者，只有當帝國主義的含義變得十分明顯時，他們才覺醒過來。直到南非戰爭爆發，保守黨政策的新發展才初次迫使一般自由黨人考慮自己的處境。要有一種直率侵權的震動才能使他們猛醒，我們可以把黨內正義觀念作為有組織力量復活的日子定為1901年夏，這年夏天，亨利·坎貝爾·班納曼爵士作了反對好戰情緒潮流的演說，並以一句經典名言向戰爭手段挑戰。這篇演說當時被認為是無可挽救地斷送了他的政治生涯，但事實是，從演說這天起，這個迄今為止一直受冷遇的黨領袖的名字成了政治集會上受歡呼的信號，一個沒有突出天才，只有性格以及與性格俱來的洞察追隨者心思的本領的人，在他的黨內獲得了猶如格萊斯頓的地位。這是第一個重大勝利，權利觀念在自由主義心中恢復了原來地位。然後，隨著保守黨的攻勢加強，其含義變得十分明顯，老自由主義的影響又一個個地復活了。1902年的教育法使非國教徒行動起來。關稅改革運動使自由貿易採取守勢，教人們懂得自由主義的老的經濟學為他們做了些什麼。搞實際政治的社會黨和工黨發現他們絕對少不了科布登的教誨。自由貿易財政將成為社會改革的基礎。自由黨和工黨學會進行合作來抵制關於矯治失業的欺騙性諾言，並維護自由國際交流的權利。與此同時，工黨本身也經受了攻擊的充分壓力。攻擊並非來自政治家，而是來自法官們，但是在這個國家裡，我們必須懂得法官在很大範圍內實際上就是立法者，這些立法者具有某種執著的傾向，只有制定和廢除法律的機關隨時警惕和不斷努力才能予以制止。在破壞工會的老的陣地時，法官們建立了現代工黨，並鞏固了它同自由黨的聯盟。在這同時，帝國主義在南非自食其果，保守黨的理想破滅為自由主義復活的滾滾潮流打開了閘門。 潮流絕對沒有消退。如果它不再像1906年選舉中那樣洶湧澎湃，現在也是一股涓涓細流，穩穩地向社會改良和民主政治流去。在這個運動中，一切黨派都已足夠清楚地看出，自由主義的獨特概念有一種永久性的作用。例如，社會黨人極其清楚地認識到，人民政府不是一個沒有意義的口號，而是一個必須用戰鬥來維護和擴大的現實。他知道要達到自己的目的，就必須應付上院一人多次投票問題。他不再能把這些問題看作是半心半意的自由黨人為了使注意力從社會問題轉移而設置的障礙。他知道地方自治和權力下放等難題是民主組織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且，他照例不僅僅是默認婦女對政治權利的要求，而只是由於自由黨遲遲不滿足這個要求才同自由黨爭吵。自由黨關於和平與緊縮的老的觀點也被社會黨人承認，同樣也被全體社會改良者承認，認為它對成功地實現他們的目的是必不可少的。如果國家的歲入全部像時興那樣用來建造最昂貴的軍艦，那末政府預算就不會減輕人民的疾苦，如果政府的精力被野心或恐懼分散，也就不能專心致志於改善國內條件。另一方面，從格萊斯頓傳統出發的自由黨人已在很大程度上認識到，如果要保持他的一些老的概念的實質，就必須通過一個適應和發展的過程。他已經懂得，自由貿易雖然為繁榮奠定了基礎，但是並沒有使大廈落成。他必須承認自由貿易並沒有解決失業、工資過低和居住過度擁擠等等難題。他必須深深研究自由的意義，並重視實際情況對平等的意義所產生的影響。作為和平的使者及擴大軍備的反對者，他已經認識到，把社會剩餘用於進步工具是把它用於戰爭工具的真正替換方法。作為一個禁酒者，他正在一方面更多地依靠社會改進的間接影響，一方面依靠消滅壟斷利益，而不是依靠絕對禁酒的捉摸不定的機會。 因此，在支撐自由黨政府度過1910年危機的各種力量中，具有這樣一種能激發和指導真正社會進步的有機觀念因素。自由主義已絕處逢生，在與社會主義交換思想的過程中吸取了不止一個教訓，也給了不止一個教訓。其結果是一場更廣泛、更深刻的運動，在這場運動中，頭腦比較清醒的人從黨的名稱的差異後面，不顧某些真正的逆流，認識到了一個真正一致的目的。這場運動的前景如何？它能維持久遠嗎？它是我們所比擬的涓涓細流呢，還是一個必然逐漸沉入海底的浪頭？ 提出這個問題等於是問：民主政治是否在形式上和內容上都是一個可能實行的統治方式？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問民主政治的真正意義是什麼，為什麼它是自由主義概念的必要基礎？這個問題已經被附帶提出過了，我們有理由認為個人主義者和邊沁主義者對人民政體的論據都是不能令人滿意的。我們甚至表示過一絲懷疑：在某些條件下，自由和社會正義的某些具體要素會不會在一個優勝階級或一個秩序井然的專制政府統治下實現得充分，在選舉權普遍擴大的情況下反倒實現得不充分？既然如此，可能有人會問，我們的民主概念究竟是建立在什麼上面的？是建立在社會學的總原則上呢，還是建立在我國或當代文明的特殊條件上？我們的概念又如何與我們的其他社會秩序觀念相聯繫？我們是否認為民主政治大體上會接受這些觀念，或者，如果不按受，我們是否願意默認它的決定是最後的？我們最終期待的又是什麼？民主政治會堅持自己的權利嗎？它會找到一個共同的目的，並使它具體化嗎？或者還是一錯再錯，成為恐慌和野心、狂熱和沮喪的消極對象，或者成為那些其職業是把它隨意捏弄的人手中的呢？ 先來談總原則。民主政治不是單單建立在個人的權利或私人利益上面的。這僅僅是盾牌的一面。民主政治同樣也建立在個人作為社會一員的職責上。它把共同利益建立在共同意志上，同時囑咐每一個聰明的成年人扮演一個角色。一個民族自己不出力，無疑也能獲得許多好東西。它可能有好的警察，有公正的私法制度，有教育，有個人自由，有組織有方的工業。它可能從一個外國統治者、一個開明的官僚或一位仁慈的君主那裡獲得這些好東西。不管是怎樣獲得的，它們全都是好東西。但是民主政治的理論是：這樣獲得的東西缺少一個給人活力的要素。一個被這樣統治的民族就像這樣一個人，他獲得了財產、優秀的教師、衛生的環境、張滿他的帆的和風這一切外在的禮物，但是他的順遂的航程他自己並沒有出多少力，或根本沒有出力。對於這樣一個人，我們給他的評價還不及給一個在逆境中奮鬥而成就遠為遜色的人的評價更高。我們所擁有的東西自有它們的內在價值，但是我們如何把它們弄到手同樣也是個重要的問題。社會的情況也是這樣。好的政府固然不錯，但是好的意願更勝一籌，甚至不完美的、吞吞吐吐、亂七八糟說出口的共同意願，也可能有獲得更高一級東西的力量，這是再完美的機器也無論如何達不到的。 但是，這個原則作出一個非常廣泛的假定。它假定有一個共同意願的存在。它假定獲得公民權的人都能參加共同生活，都能真正對公共事務感興趣，從而對形成一個共同的決定作出貢獻。這個假定落了空，也就無民主政治之可言。在這種情況下，進步並不是完全不可能，但是它必須依靠那些看重具有社會價值的東西、通過藝術發明來增進知識或使生活文明化、或形成一個狹小然而有效的輿論來支持自由和秩序的人的數目。我們還可以更進一步。無論政府具有什麼樣的形式，進步總是依靠那些如此地思考和生活的人，依靠這些共同利益籠罩他們的生活和思想的程度。但是，全心全意地熱中於公共利益是難得的。它不是群眾的特性，而是少數人的特性，民主主義者清楚地知道是「殘餘分子」拯救了人民。他僅僅補充一點：這少數人的努力要能夠成功，人民必須願意被拯救。大多數成天在礦山或工廠為麵包辛辛苦苦幹活的人，他們的頭腦里是不會永遠塞滿國際政策或工業法規的複雜細節的。指望他們這樣做是荒謬的。指望他們響應和贊成那些有助於國家的道德和物質福利的事情則是不過份的，而民主主義者的觀點是：「殘餘分子」對人民進行說服，占領他們的心靈和願望，要比把一些法律強加在他們頭上，硬要他們服從和接受來得好。在這同時，少數人自身無論多麼傑出，也總是有許多東西需要學習。有些人要比其他人優秀和聰明得多，但是經驗似乎表明，幾乎沒有一個人比其他人優秀和聰明到這種地步，以致能永遠對他們濫用權力而無所顧忌。相反，最優秀、最聰明的人是這樣的，他願意本著探索的精神深入到最卑微的人中間去，弄清他們需要什麼，為什麼需要，然後再為他們制定法律。在充分承認領導的必要的同時，必須承認完美的領導藝術在於獲得群眾的自願的、心悅誠服的、有識別力的支持。 因此，個人會在極其不同的程度上對社會意願作出貢獻，但是民主政治的論點是：形成這樣一個意願，亦即擴大對一切公共事務的興趣，本身就是一件好事，更為甚者，是一個證明其他好事合格的條件。但是，興趣的擴大不是民主政體所創造的，如果興趣既不存在，也不能使之存在，那末，民主就是一個空的形式，甚至比無用還糟。另一方面，凡是興趣存在的地方，建立責任政府就是其發展的首要條件。即使如此，它也不是唯一的條件。現代國家是一個巨大而複雜的機體。一個選民感到自己迷失在無數選民之中，他對當代各種複雜重大的的問題一知半解，意識到他投的一票對解決問題的作用是多麼微小。他需要的支持和指導是同他的鄰居和工友組織起來。例如，他能理解他所隸屬的工會的事務，也能理解他的小教堂的事務。它們與他有切身關係。它們影響他，而他感到他也能夠影響它們。通過這些興趣，他接觸到一些更大的問題——一項工廠法案或教育法案——在處理這些問題時，他會作為一個組織的一分子進行活動，這個組織的投票表決力量集中起來將是一個不容忽視的數量。他認識到了自己的責任，而認識責任乃是一切政府的難題。社會興趣的發展——這就是民主政治——不僅依靠成年人的選舉權以及當選立法機關的優勢，而且還依靠各種使個人同集體聯繫起來的中間組織。這就是多種理由之一，為什麼目前在我國被中央化官僚機構摧毀了的權力下放和地方自治是民主進步的要素。 民主政治的成功取決於選民對給予他們的機會的反應。但是，反過來說，給選民機會必須是為了喚起反應。實行民主政體本身就是一種教育。在考慮給哪個階級、哪種性別或哪個種族以公民權時，著眼點是該階級、該性別、該種族對這種責任可能作出的反應。它會有效地參與研究公共生活的問題嗎，或者會不會是消極的投票材料，完全受不負責的政客的擺布？這個問題是正當的，但是人們極容易按照他們在沒有公民權的人當中發現或自以為發現的淡漠或無知從比較不利的意義上來回答。他們忘記了，在那個方面，給公民權本身可能正是必須用來的喚起興趣的刺激物，而當他們為容許無知的、不負責任的、甚至容易被收買的選民在政府中有發言權的危險所打動時，他們就容易忽視使社會上一部分人處在公民責任圈子以外這一起抵消作用的危險。政府的實際工作必然影響它同所有生活在其領域裡的人的關係，同時自己也必然受這種關係的影響。要很好地適應的話，它至少必須考慮到全體人民中每一個階級的特性和境況。如果有一個階級是沒有發言權的，結果政府在那個程度上就是不了解情況的。不僅僅是那個階級的利益會受到損害，而且甚至就最好的意願來說，在處理它時也會犯錯誤，因為它不能為自己說話。非官方的發言人會自命代表它的觀點，也許會獲得不應有的權威，僅僅因為沒有辦法對他們進行審查。因此，在我們中間，報紙一貫代表輿論是一回事，投票處的冷酷無情的算術最後宣布輿論結果又是一回事。只有選票才能有效地把沉默的公民從叫喊者和幕後操縱者的暴虐中解救出來。 我斷言，存在著遲鈍或無知並非是撤銷責任政府或限制選舉權範圍的充分理由。必須有一種有憑有據的觀點，認為政治上的無能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致擴大政治權利只會使能力較強的人當中一部分不大道德的人容易發揮不應有的影響。例如，在有色人中白人農場主實行寡頭統治的地方，總是容易使人懷疑有色人普遍享有選舉權是否是一種獲得正義的可靠方法。可能存在這樣一種經濟和社會條件，「有色」人只能照他的主子吩咐的那樣去投票；如果要讓所有的人都享有基本權利的話，一種像我們的某些直轄殖民地所實行的半專制制度倒可能是最好的。另一方面，一個統治階級或統治種族最害怕的是沒有公民權的人吵吵嚷嚷地要求政治權利，而對於一個民主主義者來說，這恰恰是在缺少直接經驗情況下相信他們適宜行使公民責任所能有的最有力的理由。民主主義者歡迎沒有公民權的人所流露的不滿，認為這是覺醒中的對公共事務的興趣的最好證據。官僚們最害怕社會最終分裂，民主主義者卻一點都不怕，因為經驗已向他充分證明自由、責任和正義感所具有的癒合力。再者，民主主義者不能是一個單單為自己國家著想的民主主義者。他不能不認識到國與國之間複雜微妙的相互作用，這使得民主政治在每一個地方的成功或失敗都影響到其他國家。近年來，最使西歐自由主義歡欣鼓舞的，莫過於亞洲國家的政治覺醒的跡象。到昨天為止，白種人成為世界其餘地方主宰的最終「命運」似乎是不可抗拒的。其結果可能是，無論民主政治在一個西方國家內發展得多麼快，它永遠會遇到這個國家與其屬國關係中的相反原則的對抗，而這個矛盾，凡是悉心研究我國政治體制的人都不難看出，是對國內自由的一個持久威脅。亞洲從君士坦丁堡到北京的覺醒是當代最偉大、最有希望的政治現實，而當英國外交部與其他國家合謀把波斯自由扼殺在搖籃里，為了最無情的暴政利益而粉碎一個白種民族的自由時，英國自由黨人卻不得不袖手旁觀，這對他們來說真是奇恥大辱。 民主主義的事業是與國際主義的事業息息相通的，這種關係是多方面的。今天，民族的驕傲、憤怒或野心席捲公眾的頭腦，轉移了對國內進步的全部興趣。明天，一種恐慌心理又起了同樣的作用。利用公眾感情已成為一門藝術，兩個大黨都不以為恥地加以利用，軍事理想占據了人們的頭腦，軍費把公共資源消耗殆盡。另一方面，其他國家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等方面的進步又對我們自己在這些方面的進步產生影響。我們的商業對手在工業立法方面的落後早就成為反對我們自己在這方面繼續前進的論據。相反，當它們超過我們時，就像它們現在經常是的那樣，我們可以向它們學習。在物質上，世界正在迅速地成為一體，它的統一最終必然在政治制度中反映出來。老的絕對主權學說已經過時。今天一些較大的國家展示一種政府里有政府、權威被權威限制的複雜制度，並非不可能的未來「世界國家」必須奠基於一種自由的民族自主，就像目前英帝國內加拿大或澳大利亞所享有的那樣充分和令人滿意。民族爭勝將較少地表現在擴大領土或計算兵艦大炮總數的欲望上，而更多地表現為努力擴大我國對文明生活的貢獻。正和我們在我們的城市生活的新生中發現一種市民愛國精神，對地方大學感興趣，對地方工業的規模感到自豪，對曾經創下犯罪和貧窮的可恥記錄、如今死亡率在全國最低洋洋得意一樣，我們作為英國人將較少關心我們的兩艘無畏級戰艦可能敵不過德國同樣一艘戰艦的問題，而更多地關心我們在發展科學、教育和工業技術方面是否比不上德國的問題。當我們從目前人為地引起的、極其虛偽的民族自卑心理恢復過來時，我們甚至將學會對我們作為一個國家對統治藝術、對已經創造出現代文明和正在改造現代文明的思想、文學、藝術和機械發明作出的特殊貢獻感到驕傲。 自由主義支持民族自治和國際平等，就勢必與通常表現的帝國主義觀念發生衝突。但這並不是說自由主義對帝國作為一個整體的利益、對白人中普遍有的統一感情、對四分之一人類承認一面旗子、一個最高領導這一事實所包含的潛在價值漠不關心。就實行自治的殖民地而言，今天的自由黨人必須面對科布登以來形勢的變化，這種變化和我們在其他方面看到的變化沒有什麼兩樣。今天的殖民帝國實質上是老的自由主義所創建的。它建立在自治基礎上，而自治是現存統一感情由之產生的根源。我們當代的難題是想出一套辦法來更具體生動地表現這種統一感情而不損害它所依賴的自治權利。迄今為止，「帝國主義者」總是按照自己的方式處理問題，並巧妙地利用了有利於母國的階級優勢和反動立法的殖民地輿論或表面的殖民地輿論。但是殖民地當中包括世界上一些最民主的社會。它們天然對之表同情的不是保守黨，而是聯合王國最進步的黨。它們贊成地方自治，它們在社會立法方面起表率作用。因此，那裡存在著一種民主聯盟的政治條件，英國自由黨人應予以重視。自由黨人可指望使他的國家成為一批自治的民主社會的中心，其中一個社會作為與其他講英語民族大國連接的天然紐帶。新的統一的基本機構開始在帝國議會中形成，其任務是調節帝國各不同部分之間的利益以及組織共同防衛。這樣一種聯合對世界和平或自由事業都不是威脅。相反，作為一種共同感情的天然結果，它是朝一種不包含對自治理想進行反擊的更大的團結前進的步驟之一。它是「世界國家」的規模宏大的樣板。 國際主義為一方，民族自治為另一方，是一種社會心理發展的基本條件，這種心理是與形式相對立的民主的實質。但是關於形式本身，最後還必須說幾句。如果形式不合適，意志就無從表達，如果沒有適當的表達，意志到頭來就會遭到挫折和壓制，陷於癱瘓。在形式問題上，民主統治（無論是人民直接統治還是代議政體）的固有困難在於它是由多數人實行的統治，而不是全體同意的統治。它的決定是大部份人民的決定，而不是全體人民的決定。這個缺點是必須作出決定而又不可能獲得全體同意的不可避免的結果。政治家試圖通過對轉變過程使用一種屬於制動器性質的東西來糾正這種情況。他們感到，要證明任何一項重要的新政策是正當的，必須有一樣不止是勉強多數的東西。必須要末有巨大的多數，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的選民，要末必須克服一種阻力，這種阻力既能考驗作新建議後盾的感情的數值，又能考驗它的深度和力量。在聯合王國，我們有一個正式的制動器——上院，還有幾個非正式的制動器——行政部門、法院對民主議案的長期不變的反對、報紙以及我們稱為社會的一切。所有這些制動器只朝一個方向開動。對反動沒有約束，這種缺少約束的情況隨著保守黨推行它自己的明確和建設性的政策而變得更加嚴重。在這種形勢下，自由黨就開始藉助削弱官方制動器的有生力量這一簡單方法來對付它，但是，說實話，並沒有對它要用來代替的制動器的性質下定決心。對這個問題說幾句似乎是適當的。對下院制約的作用是爭取重新考慮。保守黨領袖們指出構成議會多數的偶然因素是正確的。任何一次大選的綱領總是合成的，比方說，一個選民發現自己不得不從一個其教育觀點他贊成的關稅改革者與一個其教育政策他反對的自由貿易者之間進行選擇。這個缺點可以部分地用比例代表制來糾正，無論違反意願與否，自由黨人發現他們越是堅持下院的真正代表性，就越是朝比例代表制的方向前進。但是，即使比例代表制也不能完全解決選民面臨的問題。普通人對他認為最重要、最可能立即提供解決的問題投贊成票。但他總是容易發現自己的期望落空，一屆議會實際上是為了一個問題而當選的，卻可能著手去處理另一個問題。議會法案提出的糾正辦法是擱置兩年，認為這樣就能進行充分討論，同時有充分機會讓反對意見表達出來。這項提案曾兩次提交選民投票表決，並由選民批准，如果有哪一項立法提案曾被批准的話。它應該使下院作為人民的代表能夠對國家的永久性體制自由地作出決定。然而，法案本身並不為永久性解決作出規定。因為，讓上院的構造保持不變，它就只是單方面的制約，僅僅對一些民主議案起作用，這些議案反正要受常設官員、法官、報紙以及社會的攻擊。為了永久性的使用，制約必須是雙方面的。其次，擱置的原則恐怕不足以制約一個大而頑固的多數。真正需要的是讓人民有機會去重新考慮一項議案。這可以用兩個方法中隨便哪一個來實現。1）允許上院行使中止否決權，把一項議案推遲到下屆議會討論；2）允許下院以這樣的方式提出議案，最後讓人民直接投票表決。我個人感到遺憾的是，居然有那麼多自由黨人把公民表決拒於門外。的確，有許多議案是不適宜進行公民表決的。例如，影響一個特殊階級或特殊地區的議案都容易落空。這些議案在那些主要受其影響的人當中可能獲得絕大多數票，但是在其他地方只勉強獲得同意，也可能人們對需要他們解決的問題缺乏直接知識，結果他們當中的多數人為了其他一些不相干的目的意圖而把議案否決掉。還有，公民表決要奏效，只能是關於第一流的議案，而且只有在極其難得的情況下才能向公民請教。就所有兩院分歧無法克服的一般事情來說，現政府可以把議案擱置起來，讓下一屆議會去討論。但是另外還有一些緊急的議案、意義重大的議案，尤其是，超越政黨的一般界線、我們的制度無法應付的議案，對於這些議案，直接訴諸人民就是最恰當的解決方法 【6】 。 因此，我們所需要的是一個完全從屬於下院的公正的上院，它無法接觸財政，因而也無法推翻一個內閣，但是能夠將一項議案要末提交人民直接投票表決，要末等下次選舉的裁決——現政府可兩中擇一。這樣一個院可由人民直接投票選出。但是選舉次數太多對民主政治的運轉不利，而且難以使一個直接選舉產生的院心安理得地處於從屬地位。因此，作為替代方法，可以由下院自行按比例選舉，其成員保留兩屆議會的席位。為了彌合這個變化，本屆議會上院半數議員可由目前的上院選舉，半數議員在本屆議會期滿時退下來，由下屆下院和今後的每一屆下院選舉。這個上院將以同樣比例反映本屆和上屆下院，各黨之間應保持合理平衡 【7】 。上院有充分權利提出合理的修正，也有充分理由在堅持自己觀點時保持克制。如果公眾支持議案，就會明白下院將會認真予以處理，無論是通過全民公決，還是在一次大選中重新投信任票。下院則應當表現一種和解的姿態。他們不願被迫把議案擱起來或訴諸於人民。至於他們選擇哪一種方法，他們絕對有權自行決定，如果他們解散議會舉行大選，把一系列公共議案擱起來，等以後再批准，他們會公正地感到自己這樣做是有充分理由的。 形式問題就到此為止。但是，民主主義的實際未來是寄托在一些更深刻的問題上的。它是同文明的普遍進步結合在一起的。我們已經懂得，社會的有機性質在一種意義上是理想，在另一種意義上卻是現實。這就是說，沒有一件重要事情在一個方面影響社會生活而不對整個組織產生反應。因此，舉例來說，我們不能保持巨大的政治進步而在其他方面不相應地進步。人民如果在工業上處在使他們心力交瘁的條件下，就不能充分發揮他們的政治能力。一個民族如果害怕另一個民族或使另一個民族害怕，就不能在充分意義上說是自由的。社會問題必須從整體來觀察。這裡我們就接觸到了現代改革運動的一個最大的弱點。專門化已滲入政治和社會活動，人們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把全部精力用在專門一件事上，而把其他一切需要考慮的事置之不顧。當今世界進步需要的不是這種幫助，也不是這些辯護。我們倒是要向科布登學派學習一個最深刻的教訓。對於他們，政治問題的分支是多方面的，但是其實質卻是不可分的。那是一個實現自由的問題。我們有理由認他們的自由概念是太淺薄了，要理解自由的具體內容，必須懂得它是以相互約束為依據，並把它作為互助的基礎予以重視。因此，在我們看來，和諧作為一種團結的概念能起到更好的作用。我們還必須以同樣中肯的理論，同樣切合實際的智謀、同樣的激勵早期激進分子、給科布登的統計學以靈感，並使布頓特的雄辯增添光彩的推動力來使它貫徹始終。我們需要少一些狂熱的宗派主義，多一些團結心理。我們的改革家應該學會少依靠即時成功的宣傳價值而多依靠深刻但卻不大顯眼的實踐或感情的變化，應該少想撈選票，多想如何使人信服。我們需要那些真正的民主感情之間的更充分的合作，對改革程序達成更多的協議。眼下，由於許多事業在前進中爭奪首位，進步受到了阻礙。在這一點上，權力下放會對我們有所幫助，但是幫助更大的將是更清楚地認識到一切自命和自稱民主主義者的人進行合作的必要性，這種合作以理解他們自身意義的寬度和深度為基礎。這個忠告似乎使性急的人掃興，但是他們早晚會發現正義女神以她全部的美點燃了一股激情，它也許暫時不會焚燒成為熊熊大火，但將久久地燃燒著，放出溫暖人心的熱。 注釋 【1】 　威廉·莫里斯（1834-1896）：英國作家、工藝美術家和空想社會主義者，主張通過道德和審美教育改造現實社會，建立理想社會。——譯者 【2】 　阿諾德·湯因比（1852-1883）：英國社會學家，經濟學家，是最先著手研究產業革命時期工人狀況的學者之一，鼓吹通過發展合作社、工會和政府援助來改善各勞動階級的生活。——譯者 【3】 　巴涅爾（1846—1891）：愛爾蘭民族主義者，愛爾蘭自治派領袖。1879年任愛爾蘭農民爭取土地改革的土地同盟主席。1882年因領導抵制運動，阻止議會通過有關愛爾蘭的土地立法，被捕入獄。在獄中與政府妥協，同意不使用暴力進行鬥爭。後因婚姻問題受輿論非議，政治影響逐漸削弱。——譯者 【4】 　查爾斯·布思（1840—1916）：英國社會學家，著有《倫敦人民的生活和勞動》17卷，闡述社會各階級的生活條件，並分析貧窮原因。——譯者 【5】 　西德尼·韋布（1859—1947）：英國經濟學家，社會史學家，費邊社會主義倡導者之一，與其妻合寫《工聯主義史》、《工業民主主義》等多種著作。——譯者 【6】 　財政議案絕對不適宜進行全民公決，這是無需饒舌的。財政控制和行政控制是並駕齊驅的，使其中隨便哪一項脫離下院多數掌握，這不是改革我們的制度，而是把制度徹底毀掉，立法控制情況就不同了。在許多情況下，政府可以坦然把一項立法議案提交人民投票表決。 【7】 　對這些建議的最佳替換方法也許是一個小的、直接選舉產生的上院，逢到發生難以克服的爭議時舉行聯席會議，但不得擱置。很明顯，這個建議具有獲得保守黨一定程度支持的優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