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分析 · 第十一章　自我精神分析的限制力

相比限制力，抗力的差別就只是程度不一樣。不管是怎樣的抗力，只要它擁有足夠強大的力量，就可以轉化為一種實在的限制力。對於自我精神分析，所有減少或者不再和自己鬥爭的刺激要素都組成了一個隱藏的限制力。儘管這些要素的存在並不是孤立的，不過，除了對它們進行獨立探討，我沒有別的辦法可以對它們進行形象敘述。在下文中，有時候我們要從好幾個方面來觀察相同的要素。 首先，對於自我精神分析，一個堅不可摧的放棄的態度形成了一種限制力。一個人可能認為永遠無法擺脫心理障礙，從而導致他無法產生攻克困境的企圖，即便是一星半點兒也沒有。就某種程度而言，所有嚴重的神經症中都會產生失望。一定數量的建設力量是不是始終積極活動或可以再次積極活動，決定了失望會不會嚴重妨礙治療。就算這種建設力量似乎已經消失，卻仍舊常常顯現出來。有時候，一個人在很久之前就已經徹底被擊垮了，或者已經受到難以解決的紛爭的糾纏，從而導致在很久之前，他就已經放棄了期望與努力。 或許這完全是有意識的放棄，在他感覺生活毫無意義的情感中，或者在一種多少精心設想的覺得生活沒有意義的哲理中，將這种放棄的態度表現出來。因為極少數人會對這種「真實情況」有所關注，所以他們就擁有了一些驕傲情緒，從而讓這种放棄的態度得到強化。這種有意識的精心設想並未在一些人身上出現過。但是，他們並不是主動的，他們以禁慾形式遭受著痛楚的折磨，而且對所有更具意義的生活的期待反應並不大。 在厭倦生活的情緒背後或許隱匿著這种放棄的態度，正如在易卜生的《海達·高布樂》中的情況那般。她有著非常微小的期待。有時候，生活是非常有意義的，會把一些快樂、激動或者高興的情緒提供給你，但是，她對所有具有實際價值的東西都沒有期待。這種態度類似於《海達·高布爾》中所敘述的那般，常常是與深刻的玩世不恭相伴而來的，最終導致對生活的一切意義、對努力的所有目標都充滿了質疑。不過，或許對這全部深信不疑的人身上也存在非常大的失望，儘管從表面上看，這種人讓人們覺得他們有能力享受生活。他們或許愛與人來往，愛吃喝，並且愛性生活。他們在年輕的時候或許是非常有能力的，所擁有的興趣與情感都是非常真實的。不過，他們由於一些這樣或者那樣的理由，已經變得膚淺，不再擁有自己的理想。他們對工作敷衍了事，缺少興趣。他們疏於培養和人們之間的關係，開始容易，結束也容易。總而言之，對於充滿意義的生活，他們都不再想要去追尋，反倒將興趣轉移到生活之外。 如果一種神經症傾向很成功，或許這樣表達得不是太準確，那麼就會有不同類型的限制力在自我分析中出現。比如，就算人們對生活的滿足其實是在難以捉摸的事物上建立的，但人們對人體機能的殷切希望或許也會擁有這種程度的滿足，從而導致精神分析的所有暗示都會遭到人們的嘲諷。在婚姻生活中，假如一個依賴的願望得以實現——比如，這種人的結婚對象是一個控制欲望極大的人，或因為成為一個團隊中的部屬而覺得滿意，上面所講的情形都是適用的。與之類似，一個人或許會非常順利地從象牙塔中走出來，而且因為可以在他能夠觸及的領域中協調一致，從而感覺非常悠遊自在。 是種種內部和外界的環境的融合才形成了這種神經症傾向表面上成功的自信。有關前一種，「成功」的神經症傾向可能不會和別的需要之間產生太過激烈的衝突。事實上，一個人不可能單單被一種強迫的努力徹底淹沒，也絕不可能毀掉全部：人們從沒有強迫過自己，試圖讓自己變成一個向著一個方向運轉的整體機器。不過，或許與這個方向相距不遠。要想這種發展得到允許，外界條件一定要是相同類型。對於外界條件中最重要的是哪一種，並不是一直保持不變的。在我們這個世界中，假如一個人擁有獨立自主的經濟能力，那他輕易就能退到自己的象牙塔中。假如另外一個人在經濟上無法獨立自主，只要他將自己的其他需要都降到最低，一樣可以擺脫這個世界。在准許自己將自身的名望和能力展現出來的環境中，一個人已經成熟了；不過，雖然另外一個人在最初的時候什麼也沒有，但因為他對外界條件的堅持不懈的利用，最後他一樣實現了相同的目的。 然而，無論這種「成功」的自信是如何被一種神經症傾向獲得的，對於精神分析治療進展來講，或多或少還是形成了一個極大障礙。首先，對於他而言，這種成功是意義重大的，所以，任何質疑都是他難以忍受的；其次，精神分析所努力的目標——讓自己和別人的友好關係協調發展——對這種人是毫無吸引力可言的，因為他們已經很難對這種吸引力做出反應了。 在最開始的時候，無論一般的破壞性意願是有關自己的，還是關於其他人的，它都形成了第三種對精神分析工作的限制力。應該著重指出，這種意願未必一定擁有殺傷力，比如，在自殺衝動的意義上。這種意願最常使用這些方式：或仇視，或輕視，或採用反對所有的態度。這些破壞性衝動是所有嚴重的神經症都可以形成的。在更加嚴重或者更加輕微的程度上，這些意願是所有神經症發展的根源，憑藉嚴重的衝突、對自己有利的要求以及對外界的幻想，這些意願得到了強化。所有嚴重的神經症都猶如全副武裝的盔甲那般，將他與別人的豐富多彩的、活力四射的生活阻擋起來。在面對生活的時候，必定會因為它而心存不滿，這種遭到排斥的嚴重不滿正如尼采曾經敘述過的「生存嫉妒」那般。因為種種緣由，或許會有著十分嚴重的仇視與輕視，無論是有關自己的還是有關其他人的，都會讓自己的精神徹底崩潰，為了進行報復，甚至表現出懇求的態度。面對生活所贈予的全部，統統給出「不」的答覆，自信便成為唯一剩下的東西。在就放棄因素進行探討的時候，我們曾經探討過，對於一種一般性的破壞別人和自己的意願，易卜生的《海達·高布爾》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 這種破壞的嚴重程度決定了它自身是如何受到自我發展的壓抑的。比如，假如在一個人看來，相比為自己的生活做任何具有建設意義的東西，更加要緊的是超越別人，那麼在精神分析過程中，他或許就很難獲得許多有利之處。假如他覺得快樂、幸福和愛或所有接近人們的行為都意味著懦弱和平庸，那他或者其他人或許就不太可能穿透他的堅硬盔甲。 由於第四種限制力是與「自我」這一很難讓人理解的概念有所牽涉的，所以它顯得更複雜，解釋起來也更難。我認為在這裡，與我所講的「自我」最相符的可能就是威廉·詹姆斯在區分物質的自我和社會的自我時所使用的「真我」概念。簡單來講，它牽涉我真正感知到的、真正需要的、真正堅信的以及真正決定的。在精神生活中，最活力四射的中心是或應當是真我。在精神分析工作中，恰恰是這個精神中心形成了一種吸引力。在所有神經症中，已經降低了真我的行動範圍和活力，並且誠摯的自重、天生的自尊、首創精神、負責自己生活的能力和促使自身發展的要素也在不停地遭受打擊。同時，由於對復原過去的能力來講，人們因為神經症傾向而成為一架遙控飛機，從而導致神經症傾向本身已經把許多真我活力給摧毀了。 許多事例都表明，重新得到和發展自我都具有充足的可能性，就算在最初的時候，這些可能性有著無法預知的力量。假如真我遭受了重創，那這個人就失去了自身力量的中心，從而受控於內部或者外界的其他力量。他或許會強迫自己變成一個機械化的人，以對自己周邊的環境進行適應。他或許會發覺，對於別人來說，自己生命的存在純粹是有益的，儘管自己內部缺少任何力量的中心，這必然會對他發揮能力造成阻礙，不過從社會價值的角度來講，他依然是能發揮作用的。對於內部的指揮官能，他或許已經徹底失去了；或四處飄蕩著，卻毫無目的；或徹底受控於神經症傾向；正如在探討過於「成功」的神經症傾向時所提及的那般。他已經慢慢創建的有關他本人的誇大形象或許徹底左右了他的情感、思想與行為：他並不是因為自己真正感覺到自己的形象，所以才懷有憐憫心，而是因為憐憫心僅僅是他形象的一部分。他的形象需要一些特別的「朋友」或者「興趣」，所以他將會具備這些。 對於我們要講的最後一種限制力，其形成原因是已經劇烈發展的繼發的防禦。假如所有神經症的支撐力，都是堅信每一件事情都是對的、有利的或不可動搖的信念，那就幾乎可以說絕不會有任何一種刺激可以讓他改變。 假如一個人竭力想要把自己從神經症限制中掙脫出來，那麼不管這個人是怎樣的人，他都會知道或者感覺到在他自身的這些局限因素中，有一部分正在發揮作用。上述那些限制力或許對不熟悉的精神分析治療具有一種抑制作用。不管怎麼樣，一定要牢記，在這些因素中，沒有任何一個因素是在純粹感覺中起抑制作用的。能夠毫無疑問地講，在現今世界，唯一有可能在戰爭中獲得勝利的就是飛機。直率地公開表示感覺無用或者傳播怨恨情緒能夠阻礙所有人進行自我分析，這是不明智的。對於他展開建設性自我精神分析的可行性，「我可以」與「我不可以」或者「我願意」與「我不願意」的較量發揮著決定性作用。在兩種類型的人中，存在的差別非常大：一種類型的人儘管只是漂泊著，毫無目標可言，而且感覺過著毫無意義的生活，卻隱約對什麼進行著探尋。另外一種類型的人已經因為苦痛以及最終的放棄態度丟棄了生活，如同海達·高布爾那般。就像下面這兩種類型的人：一種類型是極其放蕩不羈，輕視所有抱負，覺得抱負都是不真實的；另外一種類型的放蕩不羈也很明顯，但是對於向著真實的抱負努力的所有人，他的確是尊敬與喜歡的。或是如同這兩種類型的人：一種類型是情緒很容易激動，並且瞧不起其他人，不過在面對其他人的友善行為的時候，他不會毫無反應；另外一種類型是如同海達·高布爾那般，對朋友抱著敵視態度，並用相同的敵視態度對待對手，對於那些損害他本身中殘餘軟弱情感的人，他甚至特意注意。 對於經由精神分析而獲得自我發展，假如這個阻礙的確發揮了妨礙作用，那裡面的緣由就會是很多種要素的結合，而並非只是一種要素。比如，深刻的失望要想構成一個完全的阻礙，就必須要和一個強化的趨向、一個虛偽的盔甲或可能是一個充分的破壞性相結合。與自身徹底疏離，是難以發揮抑制作用的，除非還存在一些正在逐漸強化的傾向，如穩固建立的依附關係。即只有厲害和複雜的神經症中才存在真正的限制力，甚至在那裡，或許也依舊具有建設力量，唯一可以被發覺並得到運用的就是這些力量。 正如上面所述，存在種種對心理有威懾作用的力，或許會對自我精神分析的努力造成影響，假如這些力並沒有如此強大，以至於徹底對這一努力造成阻礙的話。比如，因為這些力的影響，導致在進行精神分析時只付出少量的真誠，所以或許在毫無察覺的情況下，整個的精神分析就因為它們而遭到損害。在這種情形下，在精神分析的整個過程中，產生於每一次精神分析初期的偏見與牽涉非常廣泛的範圍的盲點，也始終是存在的，最應該做的事情並不是慢慢將精神分析工作的廣度與強度降低，而是持續展開精神分析工作。不在這些範圍之內的因素或許會獲得適當的對待，既然自身所涵蓋的領域不能與其他領域脫離，那在與整體構造分離之後，也就無法獲得真實的認識，甚至連這些被見到的因素也依然停留在淺薄的頓悟水平上。 儘管盧梭的《懺悔錄》與精神分析的相似之處非常少，卻依然可以當作這種可行性的例子。有這麼一種人存在於這本書中，在表面上，他想要在別人面前塑造一個非常真誠的形象，並且能夠把事情做到恰好。但縱觀整本書，他有著盲目自負的弱點，還沒有愛人的能力——只有兩個明顯的因素在這兒提到了——這都是一些非常明顯的因素，正如長相古怪的人那般，讓我們現在印象深刻。他坦誠，對於其他人的喜歡，自己是非常期待並想要接納的，不過卻將形成依賴的關係當作了「喜歡」。對於自己的缺點，他都予以承認，但卻將它總結為「感情脆弱」。他坦誠自己的不滿，卻總是想要證實自己是因為合理的原因才產生這些不滿的。他不否認自己的失敗，卻總想要其他人來承擔失敗的責任。 自然，盧梭的悔過不屬於自我精神分析的一種。不過，我近期又重新翻閱了這本書，那些不用費太大力氣就可以進行精神分析的朋友與患者浮現在我腦海中。的確，這當真是一本有用心研究價值的書。假如一個人正在努力進行自我精神分析，就算他已經十分成熟了，相似的結果依然是他難以避開的。假如一個人在心理學方面非常博學，那他也僅僅只能稍微高明地偽裝與掩飾自己的行為動機的意圖罷了。 無論如何，盧梭在他的性特點這一點上是非常坦白的。應該給予這種坦白一定的評價。他在性方面的坦白，可以協助他意識到自己其實是多麼不重視自己的其他問題。在盧梭那兒，我們還可以獲得一個經驗，這是有必要提及的一點。在我們生活過程中，因為性生活這個範疇是極為關鍵的，所以非常需要徹底坦白地對待它，就好像對待別的事情那樣。不過，非常片面地對弗洛伊德指出的性的要素進行著重提及，或許就會誘導很多人如同盧梭那般，讓這一因素比別的因素顯得更加突出。在性問題上必然是需要坦白的，不過如果坦白的只有這個方面，也是遠遠不夠的。 把現在的特殊障礙視為單純的少年時代活動的重複的趨向，屬於另外一個偏見。可以肯定，假如一個人想要對自身進行認識，最為關鍵的就是對在他自我發展過程中發揮影響力的那些力量進行認識。這是弗洛伊德所發現的非常重要的一點，也就是說，他已經意識到自己人格的產生受到了早期經歷的影響。如今的結構恰恰是這種早期經歷的總和所促成的。所以，對於現在的某種困難以及早年的某種影響之間的獨立的關聯，是一定存在解決辦法的。現在的特性或許僅僅被理解為有某種力影響著當前的個性，是這種力發揮的全部作用的表現。比如，在一定的程度上，克萊爾對男人的依賴性就受到了她與媽媽的關係中所產生的特殊發展的影響。不過，只有老形式與新形式之間的類似之處被克萊爾注意到了，因此對於強迫她一直維持這種形式的重要驅動力，她就搞不明白了。她或許已經意識到，自己對彼得的依賴就好像對媽媽的依賴那般；自己把彼得當作偉人崇敬著，就好像對媽媽的崇敬那般；在自己境遇悲慘的時候，她期待彼得可以保護並幫助她，就好像對媽媽的期待那般；她因為遭到彼得的拒絕而懷有不滿，就好像因為遭到媽媽的輕視而懷有不滿那樣。在這些關聯引起她的注意的時候，她或許以為只對強迫形式的結果有所理解，就已經與自己的真實問題接近了。然而事實上，她之所以會依賴彼得，並不是因為她想讓自己心中的媽媽形象再次出現，而是因為經由她的強迫的謙遜、壓抑的高傲以及理想，讓她不再擁有尊嚴，並且幾乎不再擁有自己的人格。因此，她怯弱、壓抑、毫不防備以及孤立，在這種情況下，她必定想要經由自己強迫的謙遜以及受到壓抑的高傲與奢念來尋求保護。為了讓自己復原而嘗試種種辦法，而這些辦法都必然是沒有成功的可能性的，同時，讓她被更嚴重的壓抑和擔憂籠罩著。對於因為小時候的悲慘遭遇而遺留下來的問題，假如她想要讓自己從中掙脫出來，就不得不對這些原動力進行了解。 另外一種偏見是不斷地絮叨「不利的」方面，或那些被以為是這種方面的傾向。在這個時候，理解能夠由悔過與譴責替代。這種行為的其中一部分是在一種敵意的自我譴責情緒中進行的，此外，還帶著一種隱秘的覺得單獨悔過就能得到回報的信念。 自然，不管是不是存在上述限制力，在自我精神分析的努力中都有發覺這些盲點與偏見的可能性。限制力的產生原因在某種程度上或許就是對精神分析先入為主的觀點，這種觀點是不正確的。假如的確如此，假如一個人對心理作用有著更加深刻的認識，那麼就可以制止這些限制力。不過，我想要在這兒著重提出一點，那就是，這些限制力也或許會使用迴避本質問題的手段。假如的確如此，那麼最後對前進的抗力就是這些限制力的起因，假如這是一些極其強大的抗力——假如它們的強大程度如同我所講過的限制力那般——在精神分析過程中，成功的某些障礙或許就是它們。 自我精神分析工作會因為上面所講過的這些阻礙的力量而遭受挫折與失敗，並提前結束。在這兒，我想把一些例證列舉出來，精神分析在這些例子中發展到了多少明確的、有益的目標，卻沒有發展到這個目標以外，因為這個人不願與自己心裡的那些阻止他奔向更遠目標的要素進行抗爭。這或許出現在他已經把大多數因素打敗，而且不再覺得一定要接受自我精神分析之後，就算需要解決的阻礙依然很多，並且都很複雜。假如他過著非常順遂的生活，還沒有遭遇任何挑釁和鬥爭，使用這種方式會產生非常大的誘惑力，以致他懈怠了自我精神分析。當然，我們在這種情形下都不會熱衷於完成自我精神分析。我們怎樣評價對於促進我們向著更深的方面延伸和發展的積極的自我不滿，這屬於我們人生哲學的基礎內容。無論如何，我們必須認識或逐漸認識到自身價值的確切所在，而且憑藉這一點開展活動。假如儘管我們有意識地維持發展的念頭，而事實上，卻對為實現目標而做出的努力有所鬆懈，甚至讓揚揚得意的自我滿足淹沒了這些努力，就會出現不忠於自己的情況。 不過，因為一種截然相反的理由，一個人或許就會中斷自我精神分析的努力：在許多方面，他已經有能力洞悉自己的阻礙，不過一切都沒有任何改變，而且因為能夠感覺到的效果非常小，導致他變得灰心喪氣。事實上，正如上面所講的，這種灰心喪氣本身就是一種問題的起因，這種解決方式是正確的。不過，假如是因為嚴重的神經混亂造成了這些灰心喪氣，比如，在上面所講的失望中形成的放棄態度，這個人絕對無法獨自攻克它。這並不代表他的努力都是白費的。對於他可以達到的水平來講，無論有著多少強大的限制因素，他總是可以成功消除自己精神障礙中的一個個嚴重表現。 因為另外一種方式所引發的自我精神分析，內部的局限因素或許很早就會終止其作用：這個人或許會使用調節自己的生活的方式對還沒有消失的神經症進行適應，以達到一種不真實的解決。生活本身可能為這種處理方式的出現提供了幫助。有一種情境可以提供與機能需要相匹配的宣洩方式，他或許就深陷這種情境中，任憑曖昧的生活與沒有必要對自身權利進行維護的依附關係發展。結婚或許可滿足他的依附需求，因此他必須抓住這個希望。抑或是在人際交往方面，他或多或少可能會有意識地解決自己的困擾——他已經對其中的一部分有所了解並理解——他因此疲憊不堪，為了讓自己的生活歸於平靜或讓自己的創造力得以保留，僅有的辦法就是從其他方面退出。因為這個原因，他或許會儘量降低自己對人對物的需求，在這種情況下，可以竭力過能夠過得去的生活。自然，這並不是一些非常完美的處理方式，不過能夠到達的心理均衡必然會更高於以往。在一些非常混亂的情況下，這種虛假的解決可能是所能達到的最理想水平。 通常來講，就算是在專業精神分析過程中，都存在這些對積極工作的限制，自我精神分析過程就更加不用說了。實際上，就像之前已經講過的那般，假如是十分強烈的阻攔力量，就會導致患者徹底放棄精神分析。就算沒有放棄它——假如在自己沒有能力進行精神分析的重壓之下，這個人吃盡了苦頭，最終他採用了精神分析治療方法——精神分析師並不是巫師，沒有能力使用咒語把受到抑制的力量召喚回來。但是可以肯定，總體來講，更加強大的限制力存在於自我精神分析中。在很多實際事例中，在一個精神分析師的引導下，患者可以與具體問題的解決離得很近，徹底釋放建設力。反之，假如患者獨自一個人進行精神分析，而且模糊地感覺自己被無形的、明顯無法解決的糾紛纏繞著，他就絕不會徹底打起精神，抵抗自己的問題。並且，在這位患者接受治療的過程中，其自身的種種心理力量的相對強度是會發生變化的，因為這些力量是經過多次添加的。在一切手段的指導下，他與自己的真我靠近，與其他呈現他極少徹底失去希望與極少孤單的方面靠近，進而讓他包含自我發展興趣在內的生命活力得到強化。所以，在和一位精神分析師共事一段時間以後，有時候在必要的情況下，就連患有嚴重神經障礙的患者都可以將他們的自我保持下去。 但總體來講，相比專業的精神分析師，對於繁雜、凌亂的纏繞糾結的干涉，不管是在什麼時間，最強大的都是後者，不過它具備相當的局限性這一點也是應該關注的。拿自我精神分析以及它自身難以避免的缺點對比理想中的分析治療，這是絲毫不具有合理性的。我對這種類型的人有所認識，他們公開進行過精神分析治療，不過之後，自己又和非常嚴重的問題進行鬥爭，並且獲得了成功。我們會非常慎重地對待兩種方式，對於在缺少專家幫助的情形下可以做的工作，我們既不抬高，也不貶低。 這讓我們再次回到一開始所講的那個問題上面，有關一個人可以在特別情況下進行自我精神分析。假如他已經展開了一些精神分析治療，假如過程中沒有遇到任何阻礙，我堅信他有希望可以單獨持續獲得比較大的成效，正如我在這本書中一直著重提及的那般。克萊爾的事例，以及沒有在這裡提及的別的例子明確地證實了，對於更加複雜、困難的問題，獨自一個人使用過去的經驗去解決，這是可行的，而且這種努力還要展開更多。這也就期望精神分析師慢慢調整衡量準則，讓他們能判斷自己什麼時候可以理智地鼓舞患者，使患者獨自持續進行他的分析工作。 在這兒，我打算重點提及一個有必要進行思考的問題，不過它和自我精神分析並無直接關聯。在面對患者的時候，假如精神分析師不呈現出一副專家的樣子，最初就明白這是一個精神分析師和患者共同完成的工作，二者一同向著相同的目標積極努力，那患者或許就會將自己的才智發揮在更高的水平上。那種或多或少讓他感覺沒有任何希望的灰心情緒也會被他消除掉，精神分析師一定要獨自肩負責任，而且意識到在面對的時候要使用積極主動的精神與謀略。總結下來就是，在患者和精神分析師都被動的情況下，精神分析治療已經得以發展了。首先，精神分析師所擁有的積極性更大了，最終兩個參加者所發揮的積極效用就會是相同的。擁有最後這種態度的前提下，可以最快地取得成功。在這兒，我之所以會將這一事實講出來，並非是想要說有可能縮短分析治療的時間——儘管那是理想的與關鍵的——而是想要說對於自我精神分析的可能性來講，這種協作的態度可以貢獻什麼。 假如那些自我分析的患者事先並未接受過分析治療，在面對與自我分析有所牽涉的可能性問題時，就更加無法給出確切答覆了。假如並非全部事情，那麼大部分則是由精神失調的嚴重程度決定。我堅信不疑，嚴重的神經症應當處於專家掌控中：在進行自我精神分析以前，所有身患嚴重失調的患者都應該去接受專業精神分析師的治療。不過，在估測自我精神分析的可行性的時候，重點考慮的並不是嚴重的神經症。可以肯定，相比嚴重的神經症，輕微的神經症要占大多數。在最開始的時候，特殊的情境障礙才是種種神經症的起因。在大多數情況下，精神分析師並不能看到人們患有這些不嚴重的精神失調，不過不應當敷衍地對待他們的障礙。因為患者遭受阻礙，人類應有的最高才能水平他卻無法達到。所以他們的病不但引發了痛苦與障礙，並且還白白耗費了寶貴精力。 我覺得，有關這些障礙，在「偶然的自我精神分析」一章中所匯報的這些經驗是讓人振奮的。在那兒所講過的幾個例子中，受到牽涉的人簡直都沒有精神分析治療的經歷，當然，在檢查自己的努力中，他們必然會失敗。使用更廣泛、全面的與神經症特性相關的知識以及應付它們的方式可以更深地發展這種努力，對於這一點，似乎沒有任何合適的理由來進行質疑——不停地對自己說，這是一種不屬於壓抑性的嚴重的神經症。相比在嚴重的神經症里，在輕微的神經症中的人格結構反而更加牢固，就算並沒有做出足夠的努力，也可能依然有著非常大的幫助。在每一種消除的結果尚未實現以前，在嚴重的神經症里常常需要展開很多的分析工作。在輕微的精神失調中，就連一次揭示一個無意識的糾纏都有可能會變成轉折點，導致向更隨意自主的方向發展。 就算我們假設，可以進行有益的自我分析的人有很多，他們可以堅持到底嗎？是不是不存在未被解決，甚至是未被觸及的問題？對於如此徹底的精神分析，我覺得是不存在的。這種觀點並非形成於放棄的態度。自然，透明度顯然更高。我們越隨意自主就越對自身有利。不過，在我看來，假如一個思想實現了人類訴求，那麼它不但會呈現出自以為是的情緒，甚至會缺少所有強烈的要求。生命就是奮鬥與競爭，發展與成長——精神分析是能夠發揮協助作用的方法之一。毫無疑問，它有著非常顯著的實際成就，並且努力本身擁有實用價值。就像歌德在《浮士德》所講的： 每一種堅持不懈， 都是在自我救贖。 [1] 在《公意下的民主》一書的第四章「認識你自己」中，作者H.D.萊斯威爾分析了天馬行空的想像在認識自我方面具有的價值，但是並沒有具體地就自我分析進行討論，因為這本書的主題志不在此。——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