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 · 導論

熊彼特此書，如他本人所說，是他對社會主義這個主題幾乎40年思考與研究的成果。正如他在最早的序文中表達本書主旨時指出：「社會主義形式的社會將不可避免地從同樣不可避免的資本主義社會的解體中出現」，但後來在增入本書第三版的題為《大步進入社會主義》的一篇論文中，熊彼特對這個直率預言作了一些修改。他以十分明確的語調否認他試圖預言未來，聲明他的研究是對「觀察得到的趨勢」的分析，這些趨勢將依據不同的抵抗和相反趨勢的力量，有可能產生形形色色的結果，而抗拒與相反趨勢的力量是很難甚至不可能預見的。這次他的結論是，「資本主義秩序傾向於毀滅自己，而中央集權的社會主義是……一個很可能的繼承人」。 自從熊彼特進行他的研究迄今，幾乎又有40年過去了，他對那些「觀察得到的趨勢」的分析顯得有多少道理呢？首先，資本主義以什麼方式傾向於毀滅它本身？根據熊彼特的見解不是因為資本主義產生不能解決的經濟問題。本書寫於20世紀30年代經濟大蕭條接近結束之際，他直率地反對普遍認為即將出現資本主義經濟崩潰的觀點。特別是，他強烈地反對他稱之為「投資機會消失的理論」，這個理論認定，資本主義有一種經濟停滯的長期趨勢，那是利潤率下降和缺乏新的有利投資與有利經營企業機會的結果。在熊彼特的心目中，資本主義將被它的經濟成功而不是被它的經濟失敗殺死，因為這些成功造成一種不利的社會與政治氣候，或者如他所說，造成一種「幾乎普遍地仇恨它自己的社會秩序的氣氛」。 在產生這種反資本主義看法中有三個過程是重要的。第一，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本身破壞熊彼特認為是資本主義基本特徵的創業或創新的機能，因為大企業的技術進步和官僚式經營往往使創新成為日常例行的事情，並以專家委員會和專家小組的活動代替個人的創造性。第二，資本主義毀壞從先前社會形式存活下來的保護層——士紳、小工商業者、農民和其他階層——並削弱個人所有權來支持現代公司中那種較分散的所有制，從而侵蝕了它自己的制度基礎。第三，資本主義鼓勵一種理性的和批判的心態，它最終反過來反對自己的社會制度，它造就巨大的知識分子階層，由此大大支持了這個過程，據熊彼特看來，知識分子「在社會動亂中有既定利益」。 20世紀30年代末以後時期所發生的事件，為熊彼特的論點提供了一些支持。毫無疑問是戰爭使資本主義有可能從衰退中開始恢復，但在它戰後的發展中，並沒有什麼停滯或迫在眉睫的崩潰的跡象。即使70年代中期的衰退，現在也開始表明只是暫時性的挫折，整個戰後時期，經濟增長速度特別快。這種增長在50年代和60年代是如此明顯，當時「富裕社會」的理論日漸普及，以至於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激進批評往往從經濟分析移向文化批評，這樣的轉變，在馬庫塞的著作中和在60年代後期激進運動的思想中表現得最為鮮明。就在這段時間，「文化革命」和「反文化」的理論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在當時激進運動中知識分子發揮的很大一部分作用可以認為與熊彼特所說的資本主義衰落過程中的一個重要因素正好一致。 但還有某些重要的差異。以往10年里的許多激進批評，並未使資產階級理性主義反對資本主義社會制度，而是更傾向於向任何形式的高度有組織的工業社會（不管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中科學和技術思想所體現的理性主義觀點的思想意識優勢地位挑戰。這個行動並未擴散開來形成普遍反對資本主義，而往往把從事文化批評的知識分子階層和大部分主要關心經濟增長因而關心進一步發展和使用科學技術的大部分人區分開。從這個方面說，可以這樣認為，普遍敵視資本主義的思想並沒像熊彼特想像的那樣增長和擴展，而是主要被較快經濟發展所遏制，也就是說，被新的經濟「成功」所遏制。 而且戰後的趨勢、尤其是近些年的趨勢，對熊彼特的分析提出某些其他懷疑。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繼續存在依靠創新和擴展，可以這樣說，在為了保護自然資源必須限制經濟增長率的條件下（包括限制人口增長和使用能源等），這樣的擴展很可能越來越困難。在這些考慮之外，還可以加上對繼續以過去幾十年獲得的速度進行技術創新的可能性，和出現過去由鐵路隨後由汽車發展所提供的那種規模新投資機會的可能性的疑問。熊彼特論述了一些這樣的問題，但與現在發生的狀況十分不同，他對資本主義經濟前景的看法，甚至他對他關心的大約40年的中期未來前景的看法，可能顯得過分樂觀了。 無論如何，資本主義的衰落（不管如何發生）並不招致社會主義社會的出現，而熊彼特認為社會主義是「很可能的繼承人」的觀點是以這樣的論點為根據的，大意是經濟過程傾向於使本身社會化。他進行分析的現代社會發展體系有三個階段，我們可以稱之為進取的資本主義、有組織的或官僚結構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從一個階段到下一個階段的過渡是作為經濟變化的後果來到的，在這些變化中最重要的是那些創建以現代科學和合理管理為基礎的大實業公司的那些變化。應該注意，熊彼特為社會主義下的定義只是作為一種經濟制度，「一種由中央當局控制生產手段和生產本身的制度模式……或者說，原則上社會經濟事務屬於公有範疇不屬於私有範疇」。他在論述中把社會主義的文化目標擱置一旁，以帶幾分騎士的風度談到他稱之為「社會主義文化不確定性」的東西。結果是，在他的分析中從不思考社會主義是一場階級運動，它要求消滅和縮小階級差別，從而獲得更大的社會平等，把人民群眾從統治階級強加的抑制中解放出來。熊彼特只關心社會的經濟改革，而當他查究社會主義能否發揮良好作用時：他的意思是指社會主義在經濟上是否有效率和能否增加生產。 這樣看待社會主義運動是非常狹隘的觀點，也是誇大社會主義文化多樣性的觀點。現代社會主義儘管形式多樣，可以肯定的是，它們集中關心的是與社會平等和個人自主與自決有關的問題。另一方面，社會主義者中很少有人把社會主義等同於中央集權的公有制和計劃經濟，或者更廣泛地說，把社會主義只想像為一種生產模式。如果一定要用一句話說出社會主義的特性，較適當的是指出它是一場人類解放的運動，在這場運動中，經濟制度改造只是一個要素，它本身使建設不同類型的社會制度有多種多樣的選擇。 熊彼特關於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民主的論述也有點兒狹隘。在用經濟術語為社會主義下定義同時，他為民主下了個經濟性質的定義，把它想像為類似市場的制度安排。在那樣的民主中，不同的集團和個人——相當於企業和企業家——爭取選舉人，即政治「消費者」的選票。熊彼特特彆強調經濟與政治組織之間的這種相似性，為了說明這點，他援引一位政界人士的話，大意是「生意人不懂的東西恰恰就是他們做石油生意而我做選票生意」。這個僅僅是選舉政治領導人的方法 的民主理論（馬克斯·韋伯在他後期政治著作中已經表示過這個想法）是作為替代熊彼特反對的「經典理論」的理論提出來的，根據經典理論，民主包括關於公民參與政治生活和關於政治領袖與人民之間關係的性質的特定政治理想。 熊彼特並非總是十分嚴格地堅持他自己的概念，這一點是確實的，他在論述資本主義形成和現代民主出現之間的歷史性聯繫甚至偶然關連時，他介紹的理性行動、個人責任心、自我約束、容忍等等思想，看來更確切地是屬於經典理論。可是，把民主看做爭取政治領導權，看做是對任何社會或政治目標沒有明確實質的一種形式的觀念依然處於中心地位；這種情況使熊彼特不考慮民主是一種歷史現象，這個現象可以出現發展和擴大的趨勢，也會出現停滯和衰退的傾向。熊彼特提到民主時，只把它作為一種機械，指出它「可行」或「不可行」，它的機能較好或較壞；在他的思想體系中，似乎沒有辦法檢驗一個社會的民主是較多還是較少的問題。 但正是這個民主擴大問題是整個上一世紀社會主義運動理論和實踐發展中的根本要素，並在近些年來的「分享民主制」思想中找到新的表達。這個世紀的全部階級鬥爭和民族解放運動均以這種或那種方式旨在建立一個更民主的社會，在這樣的社會裡，大部分人（尤其是迄今被排斥的人）將在以各種規模作出影響他們生活的決定中發揮更加直接和更為有效的作用，不管在工作單位、家庭和當地社區，或者在全國和國際範圍都是一樣。要這樣擴大民主的困難現在已非常明顯，那些社會主義社會的困難也一樣多，在那裡，經濟落後、專制統治的傳統、缺少先前的自由民主形式和單一政黨的統治全都反對建立在社會生活各方面保證由人民真正自治的制度。 情況也可能是這樣，如熊彼特提出的——後來許多批評社會主義的人追隨使用他這個論據——中央集權的經濟計劃實際上有害於民主參與，往往產生權力完全集中在政治領導人和計劃制訂者手中，不管這些人選擇任何手段。但這裡，熊彼特在市場經濟和中央集權社會主義之間（用近期作家的話說是市場經濟和指令經濟之間）所劃的界線太刻板了。完全不允許有任何選擇或替代。因為在大體上由中央計劃的經濟可能在決策中依然有相當程度的權力分散。此種權力分散的一個特色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出現，所以許多領域的經濟生活的決定可能是由許多不同的活動中心作出的，而不是一律由上級布置的。在最近10年里，對於社會主義國家中的此類發展以及遵循這個方向的某些實際經濟改革，已經有過許多討論。 權力分散的另一方面，熊彼特在簡短評論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國社會化委員會時幾乎隻字不提，它就是社會主義經濟中個人企業的生產組織問題。這裡也有各種不同的選擇，包括由上級或多或少全盤的獨裁控制到南斯拉夫模式的自治管理制度。儘管南斯拉夫制度遇到了各種問題，在我看來，它構成公有企業可以存在的有前途的形式，代表20世紀為擴大民主參與社會生活最有意義的貢獻之一。自治管理的思想近些年來影響越來越大，不論在社會主義國家還是在資本主義國家的勞工運動中都是這樣，看來有可能，關於社會主義與民主或社會主義民主的爭論將逐漸以這些條件以及關於現在已經可行的工人自我管理生產的歷史經驗為準則。 考慮到它的所有局限性，熊彼特把民主視作選擇政治領導人方法的觀念中還有任何巨大價值的東西嗎？也許它最重要的特色（雖然這點不為熊彼特重視）是包含在其中的異議和反對的思想。競選政治領導權使那些對他們在社會中所處地位不滿或對社會政策總方向不滿的集團有可能表達他們的批評意見和對那些眼下的政治領導人施加某種影響。但這仍舊不是保證社會可以接受批評和改革以及政策的決定不是用獨斷方式作出或不是為特殊利益集團服務的唯一重要手段。對於一個完全民主社會有效運作來說，至少有另外兩件事是極端重要的：第一，要有儘可能多的公民參與決策，也就是說，他們應該有機會和經驗在各種領域為他們生活的某部分行使政治領導權；第二，應當有各種各樣的相對自治社團（包括國有工商企業），在這些社團里可以實行這種自治管理辦法，它們為對社會安排的持久而不受阻止的批評與改革提供基礎。 熊彼特此書剛問世時獲得的成功和它對讀者持久的吸引力，我想可以用如下事實來解釋：它對當代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偉大社會過渡時期進行了認真和全面的檢驗（並把有啟發性的對馬克思理論的批判性讚揚放在全書開端，作為對值得注意的過渡時間的唯一社會主義分析），而不是因為書中對這個社會改革過程所作的那種性質的評價。熊彼特完全不歡迎社會主義的到來，他似乎和馬克斯·韋伯一樣，以同樣陰鬱的憂慮心情對這個問題作過沉思。但這個態度並不阻止他儘可能仔細和平心靜氣地分析那些使社會主義可能出現的趨勢，而這種分析可能加強了他對某些形式社會主義出現的困難和危險的認識，社會主義思想家本身在經過多次受騙之後現在能夠更容易地意識到這些困難和危險。 湯姆·博托默爾 布賴頓，197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