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 · 評熊彼特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

（一） 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1883—1950年），美籍奧地利人，是當代資產階級經濟學界的一個重要代表人物。《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一書是熊彼特的主要代表作之一，它綜合地表述了熊彼特在哲學、政治學、經濟學等方面的思想觀點。 熊彼特於1883年出生於奧匈帝國摩拉維亞省（Moravia，今捷克境內）特利希鎮（Triesch）的一個織布廠主家庭。他幼年就學於維也納的一個貴族中學；1901—1906年肄業於維也納大學，攻讀法律和經濟，是龐巴維克（Eugen von Böhm-Bawerk）和維塞爾（Friedrich von Wieser）的及門弟子。當時他的同學好友中有後來成為奧地利社會民主黨領導人物的奧托·鮑威爾（Otto Bauer），以及後來成為德國社會民主黨人、第二國際首領之一的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等人。隨後兩年，熊彼特遊學倫敦，向新古典學派大師馬歇爾登門求教。他還推崇洛桑學派瓦爾拉等人。1909—1918年，他先後在奧匈帝國的捷爾諾維茲（Czernowitz）大學和格拉茲（Graz）大學任教授，中途曾以互換教授名義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短期講學，並獲得該校名譽博士學位。1918年，他以黨外「經濟專家」身份，任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社會化委員會」（Sozialisierungs-Kommission）的顧問，該委員會的領導人是考茨基、希法亭等。1919年2月，由於奧托·鮑威爾的推薦，熊彼特被任命為奧地利共和國的由社會民主黨和基督教社會黨組成的混合內閣的財政部長；是年10月，因親英、法並反對工業國有化等等，與社會民主黨人意見不合而去職。1921年他任維也納私營皮達曼銀行總經理，1924年銀行破產。1925—1932年，他又從官場仕途回到資產階級學術界，先應邀赴日本任客座教授，不久任德國波恩大學經濟學教授。1932年因受聘哈佛大學而遷居美國，從那時到1950年1月逝世，一直任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1937—1941年，他擔任「經濟計量學會」會長；1948年起任「美國經濟學會」會長。1949年，當代的一些資產階級學者籌設「國際經濟學會」，曾一致同意將來由熊彼特擔任第一屆會長。 作為當代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熊彼特在他的一生中撰寫了許多專著和論文。他的主要代表作，除本書外，還有三本大部頭專著：《經濟發展理論》，1912年以德文出版，1934年譯成英文，還譯成了意、法、日文和西班牙文；《商業循環：資本主義過程的理論的、歷史的和統計的分析》，1939年出版（兩卷）；《經濟分析史》，生前未完成，1954年由他的夫人伊麗莎白編輯出版。這三本書中，除《商業循環》至今尚無中譯本外，《經濟發展理論》和《經濟分析史》近年均已譯成中文，並於1987年和1988年分別由筆者作序，由商務印書館於1990年和1991年先後出版。 從熊彼特的出身、學歷、工作經歷和著作來看，我們可以明了，熊彼特一方面直接承襲了近代資產階級經濟學大師龐巴維克、瓦爾拉、馬歇爾等人的理論；另一方面又與早期社會黨人有過密切的關係。這些是我們了解熊彼特的哲學觀點、政治見解和經濟學說淵源的重要依據。前一方面的淵源，決定了熊彼特是資產階級經濟學的真傳嫡系，使他在當代資產階級經濟學界占有重要席位；後一方面的淵源，又使熊彼特的學說和主張帶有一些社會主義色彩，以致有人把他看做是「社會主義者」。 《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一書，於1942年在紐約和倫敦出版，是熊彼特生前發表的最後一部著作。據他在第一版序言中宣稱，這部著作「是把幾乎40年來我對社會主義這個主題的大量思考、觀察和研究寫成一本易讀讀物的努力的結果」。全書分為五篇：《馬克思的學說》，《資本主義能存在下去嗎？》，《社會主義行得通嗎？》，《社會主義與民主》，《各社會主義政黨史略》。1947年的第二版增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後果》一章；1950年的第三版又增加了著者逝世前不久（1949年12月）在美國經濟學會年會上提出的一篇演講論文：《大步進入社會主義》。此書出版後，曾受到資產階級經濟學界的熱烈讚揚，但同時也遭到有些資產階級學者的反對。幾乎和著者的另一代表作《經濟發展理論》一樣，被譯成多種文字，1946年譯成了德文和西班牙文出版，著者逝世後又譯成了法、意、日文出版。正由於此書適應著當代資產階級的需要，所以在資產階級經濟學界曾廣為流行。現在，將這本書翻譯成中文出版，供我國學術界研究評論之用，是有其現實意義的。 （二） 本書第一篇，熊彼特以「馬克思的學說」為標題，分為四章，連續撰述了「先知馬克思」、「社會學家馬克思」、「經濟學家馬克思」、「導師馬克思」。在文中，儘管熊彼特在不少地方對馬克思的學說表示了不贊成或反對，但總的說來，他對馬克思及其學說是非常推崇的。他在本篇開頭的「前言」里寫道：「大多數智力或想像力的創作，經過短的不過飯後一小時，長的達到一個世紀的時間，就永遠消失了。但有一些創作卻不這樣。它們遭受幾度隱沒，復又重現，它們不是作為文化遺產中不可辨認的成分而重現，而是穿著自己的服裝，帶著人們能看到的、摸到的自己的瘢痕而重現。這些創作，我們完全可以稱之為偉大的創作——這個把偉大與生命力聯結一起的稱謂不會不恰當。從這個意義上說，無疑這偉大一詞適合馬克思的理論」。這裡，熊彼特顯然稱頌馬克思的學說是偉大的。 本篇「馬克思的學說」，後來收入熊彼特的遺作《從馬克思到凱恩斯十大經濟學家》一書中。該書由熊彼特夫人（伊麗莎白·熊彼特，亦為經濟學家）於1951年，根據作者生前從1910到1950年1月所寫的傳記和評論文章，加以編輯或從德文轉譯而成，1952年以英文出版。中譯本已於1965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為此，本文對這一部分不擬詳加評述，而只就其經濟理論方面稍予討論。 熊彼特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一書中，以「創新理論」為根據，提出了「資本主義將活不下去」，並且將自動進入「社會主義」的「過渡」理論。 熊彼特一方面大力推崇馬克思是學識淵博、智慧超越、鑽研精深的經濟理論家，另一方面又反對從李嘉圖到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熊彼特提出兩條反對「勞動價值論」的理由：「首先，在完全競爭以外的情況下，它完全不起作用。其次，即使在完全競爭的情況下，除非勞動是生產的唯一要素和所有勞動都是同一性質 ，否則它絕不會順利地 起作用」。基於這種理由，熊彼特認為「邊際效用價值論」在許多方面要「優越於」勞動價值論，因為邊際效用價值「一方面適用於壟斷和不完全競爭的情況，另一方面也同樣適用於存在其他要素和存在許多不同種類、不同性質勞動的情況」。我們認為，熊彼特在這裡提出的論點是值得商榷的。因為首先，他所提出的反對勞動價值論的「兩點理由」並不能成立；因為如果把「假設條件與實際情況之間存在重大矛盾」這一點作為反對理由，那這也同樣適用於「邊際效用價值論」。其次，更加重要的關鍵的一點倒是在於：所謂「邊際效用價值論」只是一種以主觀評價作為基礎的主觀價值論；而「邊際效用」作為一種生活現象雖然存在，但各個消費者千差萬別，變動無常，要把它作為最終形成價值和衡量價值的客觀依據，不論是「基數」效用論，還是「序數」效用論，那都是不可能的。 以上是就價值論而言的。就分配論來說，這裡值得提到的是在利息學說上熊彼特和他的恩師龐巴維克的有名的爭論。我們知道，龐巴維克是奧地利學派的代表人物，他和他的弟子們在價值論上都是信奉邊際效用論的；但在分配論上師徒之間並不一致。當年龐巴維克以倡導「時差利息論」而名聞經濟學界。他認為人們對「現在財貨」的評價通常大於對「未來財貨」的評價，這種由於對「現在」和對「未來」評價之不同而帶來的價值上差異，就是「時差」。時差的存在，要求未來財貨所有者必須對現在財貨所有者支付「補償」或「貼水」，這就是「利息」。按照此說，利息來源於時差，與勞動無關。 熊彼特則不贊成老師的「時差利息論」，而提出獨樹一幟的「創新利潤、利息論」。關於「利息」的形成，熊彼特早年就在其成名之作《經濟發展理論》中提出了三大要點： (1) 第一，利息實質上來自「剩餘價值」或「餘額價值」（the surplus values）。在正常的經濟生活里，除了上述「餘額」或「剩餘」，如前所述，乃來自「創新」引起的「經濟發展」。因此，在「循環流轉」的情況下，也就是在沒有「經濟發展的」情況下，就不會有利息。第二，「發展」帶來的「餘額」或「剩餘」價值，一般分為兩類：一類是企業家利潤；一類是同「發展」本身相聯繫的結果。顯然，利息不能來自後者，因此，利息只有來自也必須來自企業家利潤。利息便是從這種報酬中支付的，如同對利潤的一種「課稅」。第三，在一種通行「交換經濟」也就是「商品經濟」的社會裡，利息不是暫時的，而是一種永久現象。 從這一有名爭論中，我們可以認識到兩點：其一，龐巴維克認為利息來源於「時差」，與勞動無關，更與對勞動的剝削無關。熊彼特認為利息來自利潤，最終來自「創新」。兩人都不贊成馬克思的利息學說，認為正常的利息不是剝削收入。其二，熊彼特在利息學說方面，和乃師龐巴維克爭辯達十數年之久，最後仍然是各執己見，並不服從對方。這種師徒之間相互尊重、平等待人的爭論精神，是值得今天我們學術界大為提倡的。 （三） 從本書第二篇到第四篇，熊彼特提出了並且回答和解釋了三個命題： 第一，「資本主義能存在下去嗎？」熊彼特回答說：「不，我不認為它能存在下去」。 第二，「社會主義能行得通嗎？」熊彼特回答說：「當然行得通」。 第三，「社會主義與民主的關係如何？」熊彼特回答說：「在我們所界說的社會主義和我們所界說的民主之間並沒有必然的聯繫：兩者之中任何一個都能夠沒有另一個而存在」。 現在我們就來簡要地剖析一番，看看熊彼特對這三個命題的答案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第一個命題：關於「資本主義能不能存在下去」的問題。 熊彼特說「資本主義不能存在下去」。他所說的「資本主義」究竟是什麼呢？這種「資本主義」又為什麼「不能活下去」呢？ 熊彼特認為，「資本主義本質上是一種經濟變動的形式或方法，它不僅從來不是、而且也永遠不可能是靜止的」。他說：「開動和保持資本主義發動機運動的根本推動力，來自資本主義企業創造的新消費品、新生產方法或運輸方法、新市場、新產業組織的新形式」。他借用生物學上的術語，把那種所謂「不斷地從內部 使這個經濟結構革命化，不斷地破壞舊結構，不斷地創造新結構」的這種過程，稱作「產業突變」（Industrial Mutation）；並說「這個創造性破壞 的過程（Process of Creative Destruction），就是資本主義的本質性的事實」。他還比喻說，在建立理論體系時，如果忽視了資本主義的這種本質要素，也會「像沒有丹麥王子的《哈姆雷特》」。很清楚，熊彼特所說的「資本主義」，乃是生產力變革或技術變革的一種形式或方法，他所謂的作為資本主義的「本質因素」的「創造性的破壞」過程或「產業突變」，也只是生產技術的變革過程。在熊彼特的分析里，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完全看不到了，資本對僱傭勞動的剝削實質也完全被掩蓋了。如果要用上述比喻的話，這些被他掩蓋起來的東西，倒真正是莎士比亞的名劇《哈姆雷特》中的丹麥王子。 關於「資本主義之所以活不下去」，熊彼特認為這是由於企業家的「創新職能」日弱，「投資機會」日漸消失所致。他說，像前面所提到的「企業家」的「這種社會職能的重要性正在喪失，……其重要性必定還會加速喪失……革新本身已降為日常事務了」。「經濟進步日趨於與個人無關和自動化。機關和委員會的工作日漸取代個人的活動」。「此時將出現或多或少的靜止的狀態。本質上屬於一個進化過程的資本主義就會萎縮衰退。此時，企業家將無事可做。……利潤以及與利潤亦步亦趨的利率都會趨向於零。靠利潤和利息為生的資產者階層將趨於消失。……一種非常清醒型的社會主義將幾乎自動地出現」。最後熊彼特歸結說：「如果資本主義的進化——『進步』——停止了，或者變得完全自動化了，那麼，產業資產階級的經濟基礎，……最後將降為付給日常行政工作的工資。因為資本主義企業由於它本身的成就使它的進步自動化，我們可以由此得出結論：它傾向於使自己變得多餘——它會被自己的成就壓得粉碎。……而且到最後它還會攆走企業家，剝奪作為一個階級的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真正開路人不是宣揚社會主義的知識分子和煽動家，而是范德比爾特、卡內基和洛克菲勒這類人」。 這就是熊彼特關於「資本主義不能活下去」的分析和說明。他的這種論點，是以他在1912年出版的《經濟發展理論》一書，特別是其中的「創新學說」，為其理論基礎的。他的「資本主義」和「企業家」，是以不斷「革新生產技術」、不斷進行「創造性的破壞」為其本質特徵和基本職能的。按照他的說法，一旦「經濟進步」使一切都「自動化」了，無需「人的作用」了，「投資機會」也就沒有了，「企業家」也就用不著了，「資本主義」也就活不下去，而將「自動地」進入「社會主義」。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他的筆下，當代壟斷資產階級集團如范德比爾特、卡內基、洛克菲勒等人居然成了「社會主義的真正開路人」，因為照熊彼特看來，正是他們這些「企業家」，「不斷革新技術」，「創造了資本主義的成就和自動化」，以致不得不使「資本主義自動進入社會主義」。他把這些壟斷資本家，說成既是「資本主義的功臣」，又是「社會主義的先驅」，顯然是太言過其實了。 （四） 第二個命題：關於「社會主義能否行得通」的問題。 熊彼特認為，社會主義社會是指一種制度模式，在這個社會中，對生產資料和生產本身的控制權是授予一個中央當局的，社會的經濟事務原則上屬於公眾，而不屬於私人範圍。在1950年補充到本書里的《大步進入社會主義》一文中，熊彼特又給社會主義下了一個定義。他說：「我把（中央集權的）社會主義的定義規定為：不是由私人占有和經營企業，而是由國家當局控制生產資料、決定怎樣生產、生產什麼以及誰該得到什麼的那種社會組織」。我們要判斷熊彼特的「社會主義」是什麼內容，關鍵問題是要看他所說的「中央政權」或「公共政權」究竟是什麼性質。從以上可以看出，熊彼特所說的「中央當局」或「公共權力機關」，仍然是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權；因而他所說的作為社會主義標誌的「公有」和「公營」，實際上仍然是資產階級國家的國有化和國營，根本沒有改變或觸動資本主義的私人占有制。熊彼特的這種以「公有化」和「公營」為特點的「社會主義」，既然沒有觸動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制，它在實質上就只能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 熊彼特認為，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可以分為三種形式：1．成熟狀態下的社會主義化，2．不成熟狀態下的社會主義化，3．變法前的社會主義政策。「成熟狀態下的社會主義化」，表明「所遇到的困難，不僅不是不可克服的，甚至也不是很嚴重的」。「成熟意味著遇到的抵抗將是微弱的，即將出現所有 階級中大部分人的合作——其徵兆之一就是通過憲法修正案的確切可能性，也就是修正案能以和平的不破壞法律連續性的方式通過」。「不成熟狀態下的社會主義化」，表明這時「在物質與精神上都尚無這樣的準備」。「那時局勢的一個徵兆將是必須使用暴力來反對一些集團和一些階級（而不是反對一些孤立的個人）的必要性，另一個徵兆是不可能修改憲法，即不破壞法律連續性來通過社會主義原則：新秩序必須通過革命，尤其是通過可能是血腥的革命來建立」。關於「變法前的社會主義政策」，熊彼特以英國實行銀行、保險、運輸、採礦、電力、鋼鐵、建築等業的國有化為例，作為採行「社會主義」政策、向「社會主義」過渡的說明。 在三種形式中，熊彼特極力讚揚並主張所謂「成熟狀態下」的和平過渡，也贊同在變法前採行實質上是資產階級國有化的所謂「社會主義政策」，而竭力反對所謂「不成熟狀態下」的革命轉變，把它描述為「極端恐怖的」。他說：成熟狀態下和平過渡的社會主義，將「及時實現它的藍圖中所固有的一切卓越成就的可能性是順理成章的」，而國有化的「社會主義政策」，亦可免於各種束縛以及財政上或其他方面的負擔。總之，熊彼特認為，「在資本主義體系內 的逐步社會主義化，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最明顯可以期望的事情」。 （五） 第三個命題：關於社會主義與民主的關係問題。 首先，熊彼特認為：「民主是一種政治方法 ，即，為了達到政治——立法與行政的——決定而作出的某種形式的制度安排」。他接著解釋說：「如果把『決策』和『統治』等同起來，那麼我們才可能得出民主的定義是民治 」。他在另一個地方又給「民主」下定義說：「民主的方法」就是「某些人通過爭取人民選票取得作決定的權力」的方法。他還解釋說，「民主政治的原則因此僅僅意味著，政府的執政權應交給那些比任何競選的個人或集團獲得更多支持的人」。這裡，熊彼特的所謂「由人民作出決定」或「由人民來統治」的民主，當然只能是資產階級國家的民主。 其次，熊彼特認為當時在蘇聯所實行的社會主義是「不民主的」。他說「現存的社會主義可能是民主的真正理想。但社會主義者在實現社會主義時，並不總是那麼講究方法。革命 和專政 這些字眼出現在聖書中使我們感到刺目」。他又說：「一俟我們檢查各社會主義政黨的記錄時，對它們所說的它們一貫擁護民主信條這句話的真實性就難免要有所懷疑了」。 最後，關於社會主義與民主的關係，熊彼特得出的結論是：「在我們所界說的社會主義和我們所界說的民主之間並沒有必然的聯繫：兩者之中任何一個都能夠沒有另一個而存在。同時，兩者也不是互不相容的：在適當的社會環境狀況下，社會主義發動機可以按照民主原則運行」。從熊彼特在本書中所作的分析，我們知道他所界說的社會主義有三種過渡形式，實際上他是指兩種社會主義：一種是當時已在蘇聯實行的社會主義，即他所謂的「在不成熟的狀態下」用暴力革命實現的社會主義；另一種是在資產階級國家憲法允許的範圍內逐步加以改良的「社會主義」，即他所謂的「在成熟的狀態下」通過修改憲法而和平過渡的「社會主義」，或通過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有化政策而和平過渡的「社會主義」。熊彼特竭力反對前一種社會主義；而極力主張和讚揚後一種「社會主義」，即實質上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 行文至此，我們還要知道，在當代資產階級經濟學界，熊彼特向來是以「不成學派的大師」著稱的。當代資產階級經濟學者哈伯勒（Gottfried Haberler）曾經大力推崇熊彼特在解釋「熊彼特學派」為什麼沒有形成時說：「熊彼特的博學、虛懷，以及他的體系的複雜性，使得難於形成一個熊彼特學派」。 (2) 但是我們知道，這個「不成學派的大師」卻是屬於當代資產階級經濟學界的一大學派，而且是它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事實上，熊彼特無論在理論上或方法上，對當代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影響都是很大的。特別是美國和日本資產階級經濟學界的許多頭面人物，比如「後凱恩斯主流經濟學派」（又稱「新古典綜合派」）的保羅·薩繆爾森，被認為對馬克思主義有所研究的美國進步經濟學家保羅·斯威齊（Paul M．Sweezy），以及當前位居日本資產階級經濟學界前列的中山伊智郎、東畑精一、都留重人等，莫不出自熊彼特的門下，受過他的薰陶，並在不同程度上一直傳播和宣揚熊彼特的學說和學風。凡是曾經受業於熊彼特的人都認為：熊彼特在講學和討論中有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兼收並蓄」，從不把自己的觀點強加於人。但也正因為這樣，他通過潛移默化，對他接觸過的青年學子的影響就更大。 張 培 剛 1964年7月原稿 1978年11月修改 1996年6月再次修訂 ———————————————————— (1) 參閱熊彼特，《經濟發展理論》，英文本，哈佛大學出版社1936年版．第5章「資本的利息」，第173—175頁。中譯本，商務印書館1990年版。第175—177頁。 (2) 哈伯勒，《約瑟夫·阿羅斯·熊彼特，1883—1950年》，美國《經濟學季刊》1950年第3期，第30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