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論 · 譯者跋
恩格斯在《資本論》英譯本的序上，曾經說過，「《資本論》的英文本的刊行，無需有任何的辯白。反之，待我們說明的，寧可說是這個英文本，何以遲至今日方才刊行」。這兩句話，完完全全的，可移用來作為我們這個譯本的聲明。
在我國，一方面既有封建勢力的阻礙，另一方面又有帝國主義侵略勢力的摧殘，以致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不能在中國有正常的發展。所以中國現階段的資產階級性的民權革命，是以反封建反帝國主義為其主要任務。這一任務，從現階段世界革命運動意義上來說，又具有社會革命的性質，因此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和運動就在中國有了長足的進步，獲有廣大的擁護者，同時，反馬克思主義的運動也就跟著發生了。
但是，戰土們以及反對方面的異論者諸君啊，對於諸君，這個解剖資本主義生產，並從歷史方面指出資本主義生產的命運的經典，都是早就該有一個譯本了，早就該有一個完整的中文譯本了。
這個經典的翻譯，是一九二八年在一個寺院內開始的；在同年，我把第一卷譯完了。在一個寺院內著手翻譯這樣一部書，雖表示一個滑稽的對照，但到現在還是使我感到心悸的，倒不是這點，而是另外的一件事。在那時，我對於這個大理論所從以出發的古典派經濟學，且也為這個大理論的主要批判對象的古典經濟學，還是連初步的認識也沒有。但當時正在同一寺院中著手寫一部長篇小說，但後來曾與我合譯幾部經濟學古典著作，現在又為本書合譯者的王亞南，就是這時候和我認識的，並且以後不久，就成了最好的朋友。
理解古典經濟學，是理解馬克思經濟理論的必要預備。由於我的提議，我們決心系統地譯幾部古典經濟學的著作，用這種翻譯，作為一種細密研究的手段。我們選譯的第一部，是里嘉圖的《經濟學及賦稅之原理》；接著是亞當•斯密的《國富論》。那都是我和亞南合譯，且已在七年以前先後出版了。接著我又獨力譯了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和約翰•穆勒的《經濟學原理》，也先後出版了。此外我們還分別譯了若干經濟學上的重要著作，例如耶方斯（數理經濟學派的建立者）的《經濟學理論》，洛貝爾圖（德國的社會主義者，曾與馬克思爭發明權但曾經恩格斯嚴厲打擊過的人）的《生產過剩與恐慌》（《社會書簡》之一），和克萊士的《經濟學範圍與研究方法》（改名為《經濟學緒論》出版）等等。
但在這種預備階段中，我們幾乎把原來的目標遺忘了。假使不是一般社會對於這種缺少現實性和時代性的工作表示冷淡，說不定我們就會像流通中的貨幣一樣，愈流愈遠於出發點了。在這裡，又是阻礙促使人前進。因此，我們再向著我們的目標了。
第一卷原來的譯稿，早已在一•二八的炮火中消毀掉。當我們再開始幾年前已經開始的工作時，我們是不得不從開始的地方再開始了。我們當時雖沒有想到出版的問題，但在再開始二年之後，我們就得到了讀書生活出版社願為這個譯本負刊行責任的好意了。
我們的工作，雖曾因八一三的炮火而延遲，但是，讀書生活出版社負責人鄭易里、黃洛峰二先生促其早日付印的好意，終於把一切的困難克服了。
就第一卷說，序跋以及由第一篇至第四篇是我譯的；第五篇至第一卷終，是亞南譯的。就第二卷說，序和第一篇，是亞南譯的，第二篇第三篇是我譯的。但到第三卷，因為亞南擔任更重要的工作的原故，他只能譯極小的部分了（第六篇第三十七章至四十章）。其餘的部分就都歸到我肩上來了。我為使譯名統一，筆調近於一致起見，曾對全稿負起責任。但這決不是表示我應享有較優的權利，因為沒有亞南的合作，這個書的完成，決不能這樣迅速，甚至在我們應再開始的時候，也許根本就不會再開始。一個人對於一件事的貢獻，決不能單純由量來估計。
我們根據的版本，是馬恩研究院校正過的德文本。我們所加的若干附註，大都是根據這個版本實行的。雖然這個版本也有若干排印上的錯誤，但它要算是最新的了。此外，我們還參照了兩種英文譯本和兩種日文譯本，不過當中只有一種英譯本和一種日譯本是完全的。在格式方面，我們儘量保持原版的特色。在行文方面，我們儘量使其流暢，但當然，每一個地方，我們都顧慮到了，要使它的文句，不致於弄差它的意義。我們努力了，但這個努力的結果的估價，不是我們的事。
關於譯名，有幾點要聲明。我們在譯名上所采的原則是：使其精確但使其有望文生義的效力。譯音的方法，除了少數必要的場合，我們是擯棄的。而在我國經濟通用語中，我們的選擇的標準是：如有適當的通用語，我們是儘量採取，所以在本書，我們可以見到「成本」，「貼現」，「折舊」，「匯票」這一類的商場用語。但一切欠缺科學嚴密性的通用名辭，我們是擯而不用的。所以，我們不叫「金融資本」，「金融市場」但叫「貨幣經營資本」，「貨幣市場」。我們不叫「鈔票」，而叫「銀行券」。我們不叫「農民」，而分別叫他們為「自耕農民」和「租地農業家」，以及其他等等。
名辭的本身，不是我們研究的目標。但沒有嚴密的名辭，決難獲得正確的理解。不過，一個大著作家在使用名辭時，往往也假定他的讀者，有水準以上的識別力。所以，馬克思對於他們使用的名辭，並不是每一個都下界說的。他還偶然有少數地方，把一個名辭，用在兩種意義上。馬克思自己也是承認這點的。例如，對於「必要勞動」這個名辭，他就曾在一個註裡面（見第一卷），聲明那有兩重意義。「剩餘生產物」這個名辭，有時是指代表剩餘價值的生產物部分，有時是指代表平均利潤的生產物部分，有時是指代表剩餘利潤的生產物部分（見第三卷第四十一章），又如「流通」這個名辭，有時是用在「通貨」的意義上。甚至第一卷本文開頭第一句內「生產方法」（Produktionsweise）這個名辭，也是這樣。它本來應和Produktionsmethoden相區別的。前一個是指社會生產關係的格式，後一個是指生產的技術的方法。但它們是有時被混同了。例如在第三卷第三十八章的一段內。因為「方法」這個語義在中文上本來是多方面的，所以我們一律把它譯成「生產方法」了。讀者在這裡，只要稍為留意，就可以判別它們的區別含義了。又「Industrie」這個字，有時包括農業和工業，有時又單指工業，以與農業相區別。對於這個字，我們就其意義，分別譯為「產業」或「工業」。
至若像可變資本與流動資本的區別，不變資本與固定資本的區別，流動資本與流通資本的區別，貨幣資本與貨幣經營資本的區別；像流通與通流的區別，勞動與勞動力的區別；累積與集中的區別；還有，像生產價格與價值的區別，那都是原著者已經嚴密區分過的。當然，我們在翻譯時，曾假定讀者已經由別的經濟學著作，知道了某一些名辭的含義，而對於某一些名辭的含義，也能從本文的理解，得到理解。但我們還想編一本說明的辭典，專門用來說明這些名辭。但這隻好等待到日後了。
這裡，不是我解說任何一種學說的地方。對於這一部已有全世界各種主要文字翻譯的，並且具有劃時代和創造時代意義的著作，也用不著多費辭句來介紹。我只希望無論贊成它的人還是反對它的人，都應先對它研究，不要撿拾到一句兩句話，就覺得滿足。我們很願意接受批評家的批評，但若有錯誤，那要由譯者負責，不能歸咎到原著者身上去的。
最後，我們應當感謝的，是鄭易里先生，他不僅是這個譯本的出版的促成者和實行者，且曾細密為這個譯本擔任校正的工作。黃洛峰，艾思奇，漢夫諸先生也都有很大的幫助。蔡元培先生曾為本書題字一幅，深為感謝，但因在戰時遺失了，沒有刊印出來。還有許多對這個譯本關心的友好們，我們是只能廣泛地表示謝意了。
郭大力
1938年8月13日在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