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生豪小言集 · 朱生豪的「小言」創作

范泉 一 《莎士比亞全集》的譯者朱生豪，從1936年開始譯莎，當時他才24歲。1937年「八一三」事變爆發，他的七種莎翁喜劇譯稿，被毀於侵略者的炮火。1939年9月，他進入《中美日報》社，投身於抗日洪流。在報社的兩年多時間裡，雖然還曾利用業餘時間，補譯那七種被毀的譯稿，但是他的主要精力，卻是在以「小言」為總題，寫作了多達1141篇，總字數為39萬6千餘字的新聞隨筆。這些短小精悍的新聞隨筆，都是他閱讀當天新聞後寫下的即興抒懷，思維敏銳，形式多樣，筆鋒犀利，諷刺與揶揄兼備，可以說是獨樹一幟的時政散文創作。 朱生豪把他寫的這些隨筆小品式的時政小評論，概括起來定名為「小言」，照他後來與我無拘束的談話中隨便解說，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從文字數量著眼，說明他有短、小、簡、輕這些特色。雖然少數幾篇的字數較多，那都是因為在特殊情況下有特殊的原因，一般則總是在三、四百字左右，少數僅僅一句話，不過一百字，個別只有數十字，如1940年12月15日的《不勝惶恐之至》一篇，只有37字。二是從讀者對象著眼，「小」是一種謙詞，表示它僅供尊敬的讀者們對某一特定事物在思維取向上的參照而已。 寫作「小言」，他說並不自在，不象一般的文藝創作那樣，可以任情推理虛構。它必須從實際出發，有所依據，才能結合客觀形勢相應發揮。這是紀實性的題材和當時當地社會環境的限制。其次是文體的限制。總編要求採用所謂「正規」的「社論腔」，板起面孔寫。第三，是立場的限制。「小言」不署名，就跟「社論」一樣，因此一望而知它是代表報社的，成為「社論」的補充。如1941年1月8日的《美國準備參戰》一篇，它的副標題《社論意有未盡，再論之》，明確說明它是社論的補充。社論是大塊文章，大題大做；「小言」則是隨筆小品，事無巨細，必須大題小做，或小題小做。因為「小言」作者的寫作立場，必須站在報社的立場上，而當時的《中美日報》是公開抗日暗中反共的國民黨蔣介石的立場，因此朱生豪在寫作「小言」的兩年多時間裡，精神上並不舒暢，有時不得不被迫在文章中說一些違心的話，有時不得不在總編授意下寫作，有時甚至在寫了以後交總編審閱時，被塗改得面目全非。面對這些不幸的遭遇，平時總是自得其樂不聲不響不善辭令的朱生豪，僅僅只是輕微地笑笑，概括起來說一聲「不自在」，算是向我吐露他內心的一絲苦澀味。 就我個人的印象，縱使受到這樣那樣的局限和束縛，朱生豪寫作的「小言」，還是深刻揭露了日偽以及德意法西斯的滔天罪行，熱情鼓舞了孤島乃至廣大淪陷區人民的團結戰鬥。從藝術方法看，有相當一部分仍然反映了作者深厚的文學功底，調動了他藝術創造的積極性，流露出他高超的思想境界，在「社論腔」的縫隙中迸發出令人感奮的藝術閃光。具體表現在以下六方面： 一是標題生動活潑。如《這一片片空白》（40/8/13）、《硬軟窮的三部曲》（40/10/14）、《撈不到魚的混水》（40/10/31）、《東勾西搭》（40/11/13）、《失敗三部曲》（40/12/7）、《奇境中的愛麗思》（41/3/27）、《追求·動搖·幻滅》（41/3/31）、《尋找耳朵的眼睛》（41/7/26）、《未完成的傑作》（41/9/29），等等。這種文藝化的標題，令人看來耳目一新，富有吸引力。 二是表述形式的多樣化。如1940年10月10日《太平洋上的插曲》用戲劇台詞的形式寫；1941年4月29日《雅典頌》用詩歌的形式寫；1941年9月30日《東西媲美的宣傳魔術》用對話的形式寫。他充分運用了為人們所喜愛的各種文學樣式。 三是短小、簡潔而有力。在寫法上力求突破一點，不及其餘。如41年3月27日《令人感慨的對照》，僅僅只有兩句話： 南斯拉夫人民反對加入軸心的悲憤，和阿比西尼亞軍民的歡迎阿皇復國，是一個令人感慨系之的對照。 有的國家脫離了羈絆，有的國家鑽進了圈套，然而對於「新秩序」的深惡痛絕，卻是人同此心。 這裡，頭一句（段）是事實現象，第二句（段）是作者感想，從國外而引申到國內的日本侵略者推銷的「新秩序」，可以說是一針見血。 再如41年1月6日《給鴕鳥主義者以教訓》： 南愛爾蘭苦心保持的中立美夢，終於被德國無情轟炸所驚破，這很可教訓那班獨善其身的鴕鳥主義者，使他們知道扯起一面中立旗子，並不能避免自身的被攻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固然是正確的態度，但「我不犯人，人不犯我」卻是過於樂觀的希冀。 全文總共兩句，由事實而引發感想--說明一個真理，簡潔明暢，犀利有力。 四是對日偽的嘲諷，淋漓盡致。如1941年1月12日的《人皆掩鼻而過之》一篇，說的是日本訪問荷印經濟代表團團長芳澤，哀嘆荷屬東印對於東京「不表歡迎」，海軍大將大角，甚至氣憤地說：「吾人愈向南洋土人表示善意，此輩愈益惴惴不安。」文章接著說： 日本到處和人談親善，而到處被人嫌惡，這一件事實已使日人不能不十分傷心地承認。可是他們始終沒有明白：別人的「不表歡迎」與「惴惴不安」，不是因為受第三者的煽動，也不是因為誤解日本的「真正目的」，而是因為對於日本的「真正目的」了解得太清楚了。 再如同年1月3日的《名人名言》，用德日法西斯頭子自己的話來反擊他們自己： 希特勒云：「此等窮兵黷武之國家，數十年來，造成世界之大亂，屢陷人民於戰爭慘禍中，必須加以毀滅。」 松岡云：「貪得無厭之國統制開拓，被壓迫之國家，除武力反抗外，絕無生路。」 誠然是斷章取義，卻不失為「名人名言」。 這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嘲諷。這類「小言」，作者往往總是在最後一句，畫龍點睛地揭示出這篇文章的主旨，令人讀來覺得豁然開朗，痛快淋漓，而且掩報靜思，回味無窮。 五是措詞運典，豐富貼切。作者善於在不同的事件和語言環境裡，運用關鍵詞語典故。如1941年2月16日《急驚風與慢郎中》一文，說日本急盼與蘇聯改善邦交，締結邊界協定，以便放手南進，但蘇聯卻遲遲不談判，可能還要等半年或一年。如果真是如此，則「我們深恐松岡（日外相）之流將喟然長嘆曰：『君其索吾於枯魚之肆矣！』」。貼切的典故，使文章的主旨立刻凸顯出來。再如1941年6月29日《工錢三萬萬元》一文，說汪精衛去東京向主子匯報，實則是要錢。而主子「既物色不到比他更忠心更聽話的□（奴）才，也只好叫他繼續幹下去，於是一紙續訂的賣身契約，便以皇皇然的二衛宣言的形式出現，而三萬萬日圓的巨額工錢，也欣欣然橐載而歸。」這「欣欣然橐載而歸」一句，把汪精衛向主子那裡取得一大筆工錢後的那種受寵若驚的奴才相，刻畫得微妙微肖。這類關鍵詞語，如用別的文句表達，都不可能達到這樣的藝術效果。其他一些詞語如「告朔餼羊」（39/12/12）、「日薄崦嵫」（40/3/21）、「逐臭附膻」（41/2/26）、「降尊紆貴」（41/2/2）、「左輔右弼」（41/6/29）、「申申而詈」（41/7/18）等等，都可以說明在一定的語言環境裡，運用個別文言詞語或典故，能使表述淨化，文字精練，形象凸顯，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六是把富有哲理色彩的題材編織在引人入勝的文學載體裡。如1941年4月26日電：「英軍昨晚十時退出雅典，人民夾道歡呼，謂『不久可與君等再會』」。作者根據這一電訊，用詩歌的形式熱情歌頌了英勇的希臘人民不可侮的精神，歌頌他們即將為了保衛民主自由而流血鬥爭，決不臣服，直到「用熱血洗淨被踐踏的祖國的恥辱」。全詩16行，分四段： 黑雲堆壓在雅典城上， 侵略者的炮火震撼大地； 悲憤的緊張充滿著雅典人的心， 但他們有的是永不消滅的勇氣。 愛自由的希臘永不會沉淪， 他們抵抗，他們失敗，但決不臣服； 有一天，不遠的一天，他們將用熱血 洗淨被踐踏的祖國的恥辱。 --「再會吧，英國的友人！ 到處都是保衛民主的廣大戰場； 我們不用哀泣，我們用歡笑 送你們在星月里趕上前方。」 也許在明天，也許在下一點鐘， 這美好的古城將套上鎖鏈； 但這是一個永不失去勇氣的民族， 他們說，「同志，我們不久將再相見！」 歌頌希臘人民的決不屈服，實質上是在歌頌我們處身於「孤島」的上海人民敢於與日偽鬥爭到底直到勝利的英雄氣概。作者把異國的題材，完美地編織在四四組合二四押韻琅琅上口的「詩歌」這一文學載體裡，令人讀來既悲憤又感奮，既鼓舞了鬥志，又樹立起抗戰必勝的信念。 以上六個方面，構成了朱生豪撰寫「小言」的創作思想和藝術風格的特色。總起來說，從標題、取材、情緒舒展、措詞運典、多種文學載體的熟練運用、內容和形式的完美結合，直到他那能夠在任何複雜的語言環境裡駕馭自如的洗鍊文筆，在在都足以證明他不僅有新文學的高超素養，而且還有古典文學的深厚造詣。特別是在處理一些特殊題材方面，他善於運用新文學的外殼和古典文學的表述。如1940年12月7日的《失敗三部曲》： 第一部：外交攻勢 附驥尾結歡德意 捋虎鬚觸怒美英 建川聯蘇難圓好夢 野村使美莫展良籌 第二部：政治攻勢 誘和平難搖漢志 議調整承認家奴 華盛頓重貸新借款 莫斯科不變舊方針 第三部：軍事攻勢 盤踞經年師退鎮南隘 死傷累萬血濺大洪山 疾風吹落葉不知明日 枯鱉守敝瓮且看來年 這種套在新穎的「三部曲」框子裡的楹聯式工整對仗，讀來象在看章回小說的引題，令人趣味盎然，但仔細辨識，卻完全取材於現實時政。作者從外交、政治和軍事三個方面，數落日寇已至窮途末路，抗日戰爭的勝利，指日可待。 在與日偽的短兵相接中，朱生豪的辯駁和剖析能力十分犀利尖刻，有些諷刺的詞語，往往使敵人看來哭笑不得，無法招架。比如1941年7月9日的《正義永垂宇宙》一篇，是駁斥日方《新申報》的一篇「妙文」的。如果正面指出這篇「妙文」的論點，那又未免太抬舉了它的身份，因此作者用卑視的口吻，一開始就說：「我們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會提起興致來翻閱日方的《新申報》，因此一定有不少天地間妙文被埋沒了。而應該屬於此種被埋沒的妙文之列的，昨天該報及其日文版《大陸新報》關於本報的記載，無疑地亦為其中之一。」在引出敵人的論點予以批駁之前，這無異是首先給對方劈頭蓋臉地澆了一盆冷水。而對於這類「妙文」，作者還在文末說：「在艱苦抗建（戰）期中的中國人民，固然絕無閱讀此類報紙的心情，但抗建成功以後，大家鬆了一口氣，如果需要一點消遣的話，那麼他們一定會以欣賞戲台上白鼻子小花臉的心理，欣賞該《新申報》的種種妙文。」形象而尖刻的嘲諷，簡直叫人拍案叫絕。 應該指出：在日本侵略者不斷升級的壓迫下，租界當局對報刊文字的干預也日益嚴厲。「抗戰」二字不能用，被迫改用「抗建」；「偽」字不能用，只得用「魏」字；「傀儡」不能用，就用「寶貝」來代替。1940年9月15日租界當局明令通知：不准在報上出現「偽、魏、寶貝、傀儡」等字樣，於是不得不起用「僭」字，如把「汪偽」稱為「僭方」、把「偽組織」稱為「僭組織」。1940年8月起，租界當局還派員駐社檢查。雖然在文字表述上越來越受到局限和束縛，但是運筆自如的朱生豪，卻完全擺脫了這種干擾，把「小言」越寫越活，越寫越多越膾炙人口，寫出了與眾不同的鮮明特色和嫉惡如仇的精神風貌。 從1939年10月11日撰寫第一篇「小言」，到1941年12月8日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日軍衝進租界，封閉報社為止，除了因幾次勒令停刊中止撰寫外，朱生豪總共寫了「小言」767天，1141篇，39萬6千餘字。把這些「小言」順序編刊，可以看出我國抗日戰爭前期的某些戰役的戰況、在中國人民視角下的當時國際形勢、以及淪為「孤島」的上海人民與日偽搏鬥的英雄氣概。朱生豪從一些側面，為馳騁在敵後第一線抗日反汪的「孤島」新聞工作者譜寫了一曲壯麗的頌歌。 二 我和朱生豪是在1939年秋冬之交，同時進入中美日報社工作的。 1939年8月，《中美日報》的教育版發表了一篇《上海教育界總清算》的文章，把當時在「孤島」內投敵的一批落水學校及其負責人名單，毫不隱晦地揭露出來。這使汪偽大為震驚，怒不可遏。他們通過日本侵略者，壓迫租界當局，以「鼓勵恐怖行為」為罪名，勒令該報停刊一星期，以儆效尤。中美日報社社長吳任滄便利用「停刊」這一喘息的時機，調整和充實編輯力量。他聘請了世界書局編譯所所長詹文滸代替查修任總編輯；原為交通大學圖書館主任的查修，調離總編職務，改任《中美周刊》主編。另請復旦大學推薦幾名新聞系應屆畢業生，擔任國內、國際和本市版的新聞編輯。我就是和另外兩位同學，經復旦大學推薦，進入中美日報社工作的。為了麻痹敵人，保存自己，詹文滸把我的名字改為「徐文韋」，把朱生豪的名字改為「朱文森」。朱生豪是在詹文滸上任時一起來到編輯部的。 《中美日報》是掛著洋商招牌的C C系（陳果夫、陳立夫）的報紙。1937年11月，國軍西撤，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淪為「孤島」後，日本侵略者逐漸向租界滲透，強占了國民黨中宣部設在租界的上海新聞檢查所，並在12月13日發出通知，指令在租界出版的各報報社，從14日起，必須將稿件的鉛排「小樣」送審，否則不准刊載。當時，有30多家報刊相繼停業，有4家通訊社自動關閉，接受新聞檢查的僅《時報》、《新聞報》、《大晚報》等幾家。 不久，為了抵制新聞檢查，一批愛國報人想方設法，利用租界這個特殊環境，用高薪延聘英美等國外籍人員，擔任發行人，領取開業執照，創辦洋商報紙，以達到掩護抗日宣傳的目的。於是《華美晨報》、《大美報》、《每日譯報》、《文匯報》、《國際夜報》、《導報》、《通報》、《大英夜報》、《循環報》等相繼問世。《新聞報》也改由英商發行，不再送審。《申報》掛了美商招牌，在1938年10月從漢口遷回上海出版。同年11月1日，聘請美籍商人施高德為發行人的《中美日報》，也在上海創刊。 《中美日報》的創辦人吳任滄，是國民黨陳果夫的親信吳澤滄的胞弟。吳任滄早年出國留學，費用由國民黨黨部資助，就是因為憑藉了這種關係。上海淪為「孤島」時，吳任滄任江蘇省農民銀行上海分行經理。1939年夏，國民黨中央派遣中組部副部長吳開先來上海，成立「統一委員會」，統一領導國民黨在上海的地下工作，並設立「中宣部駐滬宣傳專員」，由已經在上海創辦了大型日報《中美日報》的吳任滄兼任。因此《中美日報》事實上是國民黨宣傳口在「孤島」出版的一份直屬報紙。當時正值國共合作時期，國民黨蔣介石對中國共產黨雖然表面聯合，共同抗日，實際上卻是用圍堵擠壓乃至暗中擊滅的手段來對付。這使《中美日報》成為一張公開抗日、暗中反共的報紙。 我和朱生豪都是20多歲的青年（我23歲，他27歲），無黨無派，思想單純，不知道《中美日報》的背景，只知道抗日反汪，要為已經淪為「孤島」的上海人民伸張民族正氣。在進入報社以後的具體工作中，才慢慢體會到：國民黨對共產黨表面上說的是合作的一套，心底里卻看作洪水猛獸一般。這在我主編副刊《堡壘》時，因為編髮了中共地下黨員錫金等的文章，而以「共黨嫌疑」的罪名將我撤職一事上，看得特別清楚。當時朱生豪對我非常同情，說了很多安慰我的話，還說到他寫「小言」時的遭遇--不得不寫了很多違心的話。 朱生豪在《中美日報》社的職務，始終沒有明確宣布。在總編室門外的一張雙人寫字檯上工作，經常接受總編詹文滸交給他審閱的文稿。只見他在文稿上埋頭認真閱讀，有時用紅筆修改，然後送進總編室。出來時又帶了第二篇文稿，繼續埋頭審閱，推敲修改。他不是社論委員，不寫社論。我估計他是在幫助詹文滸審改社論一類的文章。後來又增加任務，安排他寫「小言」。因為他沉默寡言，一直埋頭工作，與編輯部其他同事雖共處一室，卻很少交談。從工作現象看，他似乎是詹文滸的秘書，做著「總編助理」一類的工作。過去，他的夫人宋清如在信中問我時，我回想到他經常向國內版編輯鮑維翰查看電訊稿的事，憑我個人推測，他的工作可能是國內新聞版編輯。此後我看到袁義勤寫的一份史料，在《中美日報》編輯部名單中沒有他的名字，又聯繫到他與詹文滸的特殊關係，這才使我肯定：他是實際上做了沒有名義的詹文滸秘書或「總編助理」的工作。 朱生豪和詹文滸是世界書局的同事。三十年代初，詹是嘉興秀州中學英文教員，經杭州之江大學教務長黃式金的推薦，來到上海世界書局，負責一部具有求解、作文、文法、辨義四大功能的《英漢四用辭典》主編。1933年7月，由於胡山源的邀請，在之江大學剛剛畢業的朱生豪，也到世界書局任英文編輯，參加《英漢四用辭典》的編篡工作，併兼任《世界少年文庫》的編譯。在多年的合作共事中，詹非常賞識朱生豪的中英文造詣以及酷愛新舊詩歌的創作，因此在他升任書局編譯所所長後，建議朱生豪翻譯莎士比亞的全部劇本。1935年初，朱生豪終於與世界書局簽定了《莎士比亞戲劇全集》的出版合同，計件付酬。這就是朱生豪與詹文滸的特殊關係。 詹文滸的古典文學造詣不深，中文寫作一般，在他接任《中美日報》總編職務時，當然會想到朱生豪的一支「筆」，可以作為他在主持報社輿論建設方面的得力助手。因此朱生豪在報社的職務，實際上是詹文滸的秘書。 我進《中美日報》社，初任本市新聞版編輯。從1940年2月起，改任《堡壘》副刊主編。這是因為詹文滸從他光華大學的同事姚璋教授那裡，知道我在1937年曾經主編過《作品》半月刊，並且看了我發表在刊物上的文章後作出決定的。從這時候開始，隨著我職務的改變，我工作的辦公桌也改變了，我坐在朱生豪坐的一張雙人寫字檯的對面，開始和朱生豪交談了。 朱生豪非常平易近人，見面時總是笑笑，點點頭，好象怕羞的女孩子，靦腆地埋頭工作，很少說話。和他接觸的時間久了，我才逐漸認識到他是我們編輯部里唯一的一個「老好人」，與世無爭，自得其樂，絕不參與編輯同事們對熱門話題的爭論，更不會對某一具體問題表示一點點褒貶的意見。即使在半夜一起吃稀飯點心的時候，他還是對人天真地笑笑，算是跟大家打招呼，什麼也不說。但是第二天，我讀到報上他寫的「小言」，卻是愛憎分明，語言流暢而潑辣，很難相信這些文章都是出於他的手筆。 跟朱生豪正式交談，由少而多，由一般而逐漸深入到某一專題，甚至後來我還和他一起出去逛書店看電影，那是從我住在報社過夜、第二天下午在報社編輯部從事日文翻譯的時候開始的。我當時先後翻譯的是日本川端康成的《文章》和小田岳夫的《魯迅傳》。朱生豪坐在我的對面，他正補譯在「八一三」事變中被毀的那幾個莎翁喜劇劇本。我們既然面對面工作，而且在空無一人的編輯部偌大的房間裡，也就很自然地交談起來，甚至還談到他和總編詹文滸在世界書局的同事關係，談到詹文滸的為人。 詹文滸究竟是怎樣一個人？ 在上海解放時，他是《新聞報》的總經理。他不去台灣，等待解放，將新聞報社的全部資產（包括印製設備）點交給上海市軍管會。人民政府給他自由。但是後來，不知為了什麼，他又企圖搭乘火車，轉道香港前往台灣，而終於在他上車時被逮捕。當時在報上宣布他是「國民黨特務」，後來判處無期徒刑，押送青海勞改。他在勞改農場悉心研究中醫學，為勞改犯治病，居然一舉成名，他解改後，被接到西寧市，專為全省勞改系統的病人治病。大約在1978年前後病歿。 在擔任世界書局編譯所所長轉至《中美日報》總編輯這段時間，詹文滸肯定已加入國民黨，但是他從來沒有要求過我和朱生豪加入國民黨。當時我們看他還是學者風度，非常愛才，能關心我們的工作和生活。他不僅介紹朱生豪與世界書局簽訂了譯莎的出版合同，將寫作「小言」的重任基本上放手交給朱生豪去大膽嘗試，還在我因副刊文章得罪三青團而被陰謀暗殺時設法解救我，在我因「共黨嫌疑」而被撤消副刊主編後，他為我證明為無黨無派，並在後來又聘請我任另一副刊《集納》的主編（因原主編被汪偽特務綁架），從當時的這些情況看，我們確實看不出他是國民黨特務。朱生豪甚至還對我說：「他可能還沒有加入國民黨。「 1941年12月8日報社被封后，我們都各自東西，互不往來。直到解放後我才知道，詹文滸去了重慶，在報社和高校工作過，還曾當過國民黨中宣部普教處處長。1945年日本投降後不久，他以「中宣部駐滬特派員」名義，乘飛機來到上海，當了「接受大員」。初來乍到，他曾找到我家裡來看我，說要成立辦事處，希望我參加，並告訴我朱生豪已經病逝。我因早已在資本家的企業永祥印書館擔任編輯部負責人，任務繁重，無法分身，也就婉言謝絕。此後他成立了辦事處，僅僅只有兩個人：他請世界書局同事施瑛當了他的秘書，另有一位負責接發電報與重慶聯繫的，姓盛，是中共地下黨員（解放後才知道）。三個月後撤消了辦事處，詹文滸轉任《新聞報》總經理，施瑛也轉往新聞報社工作，直到解放。 解放後的施瑛，是上海文化出版社的編輯，曾經為該社撰寫並出版過幾種通俗文藝讀物。有一次我在路上遇見他，談起詹文滸。他說他也不知道詹是特務，也許是在重慶時加入了特務組織吧。他還說，在和詹文滸共事時期，常聽到他念念不忘朱生豪的才華，說朱生豪只要能夠活著，肯定還會在我國翻譯界作出一些前無古人的驚世創舉。 我對朱生豪離開報社直到病逝前的譯莎和生活情況，是在我看了他的夫人宋清如寫的《朱生豪和莎士比亞》一文後才知道。這篇文章是在朱生豪1944年12月26日逝世後一周年時撰寫，由當時在《新聞報》任總經理的詹文滸轉給我。我懷著非常沉重的心情，讀完了這篇情深意切的文章，立即隻字不易地把它編在《文藝春秋》月刊1946年1月15日出版的第2卷第2期上發表。進入八十年代以後，宋清如還曾和我通過幾次信，並在1996年8月28日親筆簽贈我朱生豪的書信集《寄在信封里的靈魂》。她希望我寫一些有關朱生豪與我相處時的回憶錄。我表示同意，準備在看望她一次，交換一些當時情況以後再寫。但是因為我忙於編纂《中國近代文學大系》，一直抽不出時間去嘉興看望她。在接到她的哲嗣朱尚剛寄來的訃告，驚悉她不幸已於1997年6月27日病逝以後，我才不勝內疚，後悔我沒有及時抓緊時機去看望她。 我趕緊搜集並研究有關朱生豪的資料。 身處抗日戰爭時期的淪陷區，物質條件極差，高度腦力勞動的朱生豪，得不到最起碼的營養，以至英年早逝。在朱生豪短短32年的一生中，除了將37個莎士比亞劇本嘔心瀝血地翻譯出31個半以外，只有他夫人宋清如把他寫的書信編成一集出版，再沒有其它重要的整部著作留下。我想到了和他共事時期他不署名寫的大量時政隨筆，應該匯集成書。發掘這些以「小言」為總題的散文創作，主要是因為這些作品不僅反映了作者的愛國思想和深厚的文學造詣，更重要的是他在不經意中創造了一種形式獨特、愛憎分明、諷刺和幽默揮灑自如而戰鬥力又非常強勁的新聞文學文體，他冒著被暗殺和綁架的危險，為我國文學界和新聞界留下了一份永不褪色耐人學習的寶貴遺產。 我為有這樣的戰友能夠創作出這樣的精品而感到自豪！ 三 朱生豪創作的「小言」的內容，概括起來可以歸納為四類：一是與日本侵略者及其傀儡汪精衛一夥的殊死搏鬥；二是對日本的軸心盟國德意法西斯的刻骨嘲諷；三是向美英和蘇聯友邦提出建設性的意見或忠告；四是為一些屬於人民內部矛盾的事件表態，如《所望於上海言論界者》（39/10/21）、《怠工事件平議》（39/12/3）、《工部局管理物價辦法》（40/4/17）《注意囤積者》（40/5/5），等等。 編選出版朱生豪在60年前上海淪為「孤島」時期創作的「小言」，主要是為了讓今天的讀者能夠看到他如何在敵後第一線曾經冒著生命的危險，與敵偽以及敵人的法西斯盟國展開搏鬥；欣賞他如何運用諷刺和幽默揮灑自如而又強勁得象利刃一般的筆，瞄準敵人的要害，予以致命的一擊，使兇殘的敵人猝不及防，措手不及，難以招架的新聞文學文體。為此，凡是涉及第四類內容的「小言」，以及明顯不是（或不完全是）出於他本人觀點的作品，都沒有編入本書。這樣，編選在這裡的，僅存20萬字左右，約合他「小言」創作全部字數的一半。 欣賞朱生豪寫於1939年冬到1941年12月8日的「小言」，從宏觀看，可以看到貪得無厭的日本侵略者，如何因為結束不了「中國事件」而著急，而想方設法：利用汪偽組織、與德意結盟、簽訂蘇日協定、去美國無休止地「和平」談判，採取種種不可告人的措施，掩蓋它偷偷南進，最終達到在1941年12月8日偷襲珍珠港，對美不宣而戰的目的。而在歐洲，可以清楚地看到：希特勒的閃電戰在炫耀一時以後，一旦轉向蘇聯，曾幾何時，就陷入了難以自拔的泥坑，顯示出德意法西斯那種夕陽西照，即將沒落的晚景。 欣賞朱生豪的「小言」，從微觀看，則需要細心地揣摩和品味。以1939年11月3日的《日本與「中國新政權」》一文為例。作者在談到日本對汪精衛政權的政策中所說的什麼「尊重中國主權」啦、「避免干涉中國內政」啦等等這一大套胡謅時，明確指出，「這種話的價值，不會高過於寫著它們的紙」。作者用紙的重量來比喻說話的價值，多麼實在而又絕妙的形象！再如那篇發表在1941年10月13日的文章《狗咬人的新聞》，作者索性把傀儡政權「滿洲國」說成是一隻咬人的狗。文章先表白一個前提：「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才是新聞，然而有時卻也不能一概而論」。緊接著擺出一個事實：「例如軸心國承認僭（偽）組織不是新聞，『滿洲國』不承認波蘭政府才是新聞，然而那新聞卻是應該歸入狗咬人中去的」。僅僅用了兩個「然而」，寥寥數語，卻毫不費力地勾畫出了一副仰人鼻息，與狗崽無異的奴才相，多麼生動而又自然！類似這樣的「小言」，需要我們細心揣摩和品味：作者是通過多麼敏銳的視角，從當天接觸到的新聞中擷取題材，用最最精練的文字，最最形象的比喻，迅捷運筆成文，在傳遞信息的同時，給人以奇妙而驚喜的藝術震撼！ 這正是朱生豪「小言」的獨特之處，這也是朱生豪創作的「小言」能夠衝破時間的界限，長期存留在世的生命力所在。 1999年3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