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制主義統治下的臣民心理 · 五 鄭板橋的怪
揚州八怪之一鄭板橋，「康熙秀才，雍正舉人，乾隆進士」，自50歲起，做了12年七品縣官，61歲後落拓民間。以賣字賣畫度日。畫、詩、書是板橋的「三絕」。他作為多才多藝的文人的名氣遠遠蓋過了他的七品芝麻官，是中國文化史上不可多得的名人，是中國傳統文化一朵永開不敗的鮮花，他的名字與他的畫、詩、書一同流傳千古。
說鄭板橋怪，怪在何處？怪就怪在他狂。
自述：「板橋幼隨其父學，無他師也。幼時殊無異人處，少長，雖長大，貌寢陋，人咸易之，又好大言，自負太過，謾罵無擇。諸先輩皆側目，戒勿與往來。」這大概就是鄭板橋的狂狀吧。
「束狂入世猶嫌放，學拙論文尚厭奇。」後來涉世深了，力求自我控制，「不求發泄，不畏凋殘」。不管怎麼樣，骨子裡仍少不了狂。有時失控，那就狂得無可奈何了。有一次，他按捺不住狂勁，寫《沁園春》一首：
花亦無知，月亦無聊，酒亦無靈。把夭桃砍斷，煞他風景。鸚哥煮熟，佐我杯羹。焚硯燒書，椎琴裂畫，毀盡文章抹盡名。滎陽鄭，有慕歌家世，乞食風情。
單寒骨相難更，笑席帽青衫太瘦生。看蓬門秋草，年年破巷，疏窗細雨，夜夜孤燈。難道天公，還箝恨口，不許長吁一兩聲？顛狂甚，取烏絲百幅，細寫淒清。
鄭板橋平時告誡自己不要「發泄」，這次借寫這首詞痛痛快快地發泄了一通。「毀盡文章抹盡名」，真是「顛狂甚」。
這首詞的主題是「恨」。狂與恨是聯繫在一起的。有狂就有恨。恨是產生狂的根源。
「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這兩句話表達了鄭板橋一生的抱負。他50歲時當縣令，假如說這時「得志」的話，也得志得太遲了。在這之前家境貧寒，四歲喪母，30歲喪父，寒窗苦讀，科舉考試，略嘗人間艱苦。即使當了小縣令，也當得不是滋味。他曾寫道：
十年蓋破黃綢被，盡歷遍，官滋味。雨過槐廳天似水，正宜潑荒，正宜開釀，又是文書累。 坐曹一片吆呼碎，衙子催人裝傀儡，束吏平情然也未？酒闌燭跋，漏寒風起，多少雄心退！
當官把他當得心灰意懶，他早就想擲掉烏紗帽。後因為民請賑得罪了大吏而被罷官，於是他就自此以後放浪江湖，以湖光山色和畫、詩、字自娛，實際上心中很不平靜。
坎坷的經歷，使他產生了恨。
涉世之後，鄭板橋知道了要實現自己的「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的抱負是極艱難的。他說，現今的知識分子，「一捧書本，便想中舉，中進士，做官，如何攫取金錢、造大房子、置多田產、起手便錯走了路頭，後來越做越壞」。當然，「束修自好者」，也不乏其人，但是，「好人為壞人所累，遂令我輩開不得口，一開口，人便笑曰：汝輩書生，總是會說，他日居官，便不如此說了。所以忍氣吞聲，只得捱人笑罵」。鄭板橋任縣令12年，據載，「於民事則纖悉必周，訟事則右窶子而左富商。……無留牘，無冤民。在濰縣曾開倉捐廉以賑饑民，活人無算，故濰縣人民極為感戴」。「去官之日，百姓遮道挽留，家家畫像以祀。並為建生祠。」但是，實際上，事與願違，並未達到拯救貧民的目的。鄭板橋常為此而內疚。他曾這樣表達他的心情說：「喝道排衙懶不禁，芒鞋問俗入林深。一杯白水荒途進，慚愧村愚百姓心。」鄭板橋認為當官亦無法做到澤加於民，所以，他要決然離去。
概括起來，鄭板橋要棄官有以下幾點原因：
第一，他在工作中碰了壁，抱負不得施展。他回顧自己官場上的遭遇時寫道：「半生圖利圖名，閒中細算，十件常輸九。」為什麼老輸呢？因為自己書生氣十足，不會圓通，不會逢迎，不會攀高，而且絕對不學那一套，「盡把黃金通顯要，惟余白眼到清貧」；「此二竿者可以為簫，可以為笛，必須鑿出孔竅；然世間之物，與其有孔竅，不若沒孔竅之為妙也」。他寧可做赤條條竹竿，也不要「孔竅」。沒有「孔竅」，直傻傻，總是被人耍弄，這就叫作：「跳盡猢猻妝盡戲，總被他家哄誘。」
第二，看透了官場的腐敗。在他看來，官場上幾乎沒有一個乾淨的人。他寫道：「貪者三其租，廉者五其息，即此悟官箴，恬退亦多得。」他要潔身自好，只得早早離去。
第三，無功無德，徒居官位，養尊處優，愧對天下貧民。他說：「妻孥綺縠，童僕鼎羹。何功何德，以安以榮？若不速去，禍患叢生。」
第四，看破紅塵，視名利如糞土。他寫《道情十首》的目的是：「若遇爭名多利之場，正好覺人覺世。」道情中有這樣的句子：「豐碑是處成荒冢，華表千尋臥碧苔，墳前石馬磨刀壞。倒不如閒錢沽酒，醉醺醺山徑歸來。」結尾他寫道：「風流家世元和老，舊曲翻新調。扯碎狀元袍，脫卻烏紗帽，俺唱這道情兒，歸山去了。」寄形骸于山水，過落拓生活：「乞食山僧廟，縫衣歌妓家。年年江上客，只是為看花。」
第五，性格不宜做官。他認為，陳後主、隋煬帝「有幸而為才人，不幸而有天位」，於是他吟出了：「風流不是君王派」這樣的警句。實際上，他也將自己的經歷和個性心理糅合進去了。他太剛直了。傳說：「粵中有蛇，好與人比較長短，勝則齧人，不勝則自死，然必面令人見，不暗比也。山行見者，以傘具上沖，蛇不勝而死。」鄭板橋以《比蛇》為題目詩曰：「好向人間較短長，截岡要路出林塘。縱然身死猶遺直，不是偷從背後量。」他稱讚比蛇「不是偷從背後量」的性格，實際上也表露了他自己「屈強不馴」的秉性。又寫有著名的《竹石》詩：「咬定青山不放鬆，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更是他的自我寫照。他反覆對家人說，待人要寬容厚道，乃至達到善惡不分的地步。他說：「平生最不喜籠中養鳥，我圖娛悅，彼在囚牢，何情何理，而必屈物之性以適吾性乎！……夫天地生物，化育勳勞，一蟻一蟲，皆本陰陽五行之氣，氤氳而出，上帝亦心心愛念，而萬物之性人為貴，吾輩竟不能體天之心以為心，萬物將何所把命乎？」又說：「蛇蚖蜈蚣豺狼虎豹，蟲之最毒者也，然天既生之，我何得而殺之？若必欲盡殺，天地又何必生？」至於對惡人，更在他的寬容之內了，他曾寫道：「夫彰善癉惡者，人道也；善惡無所不容納者，天道也。」他是奉信比「人道」更高的「天道」，他太清高了。鄭板橋活到73歲，畫了40多年的竹，這最能寄託他的清高和情趣。
十笏茅齋，一方天井，修竹數竿，石筍數尺，其地無多，其費亦無多也。而風中雨中有聲，日中月中有影，詩中酒中有情，閒中悶中有伴，非唯我愛竹石，即竹石亦愛我也。彼千金萬金造園亭，或遊宦四方，終其身不能歸享。而吾輩欲游名山大川，又一時不得既往，何如一室小景，有情有味，歷久彌新乎！茅屋一間，新篁數竿，雪白紙窗，微浸綠色。此時獨坐其中，一柱芽莊香，一盞雨前茶，一方端硯石，一張宣州紙，幾筆折枝花，朋友來至，風聲竹響，愈喧愈靜；家僮掃地，侍女焚香，往來竹陰中，清光映於畫，絕可憐愛。何必十二金釵，梨園萬輩，須置身於清風靜響中也。
鄭板橋畫竹最多，題竹也最多。在眾多的題詞中，出現多的詞是：
清癯——其吾之清癯雅脫乎；
清瘦——寫取一枝清瘦竹；
清光——清光留此照攤書；
清風——一般落落有清風；
綠茵——一片綠茵如洗；
青翠——一團青翠影離離；
青綠——滿林青綠翠雲灣；
堅韌——千磨萬擊還堅韌；
拂塵——栽竹拂枝，拂塵灑露。
詩云：「四十年來畫竹枝，日間揮寫夜間思。冗繁削盡留清瘦，畫到生時是熟時。」鄭板橋別無他求，只需留下「清瘦」，苦樂都在其中。如此等等，怎不足以表達他的清貧的一生呢？
有所恨，必有所愛。
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
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
小小的一首詩，對貧苦人民寄託無限深情，這就是鄭板橋的愛。他當官，時時刻刻惦記著人民，他看破紅塵寄形骸于山水之間，也不忘掉人民，他曾說：「凡吾畫蘭畫竹畫石，用以慰天下之勞人，非以供天下之安享人也。」即是凡畫一蘭一竹一石，無不關情於人民。鄭板橋的《逃荒行》，寫逃荒人餓得皮焦骨折：「不堪充虎餓，虎亦棄不取。」《還家行》寫改嫁婦女歸故夫的悲慘的情景。「其妻聞夫至，且喜且彷徨。大義歸故夫，新夫非不良。摘去乳下兒，抽刀割我腸。其兒知永絕，抱頸索阿娘。」《思歸行》寫他自己當官無補於民要歸去的心情：
山東遇荒歲，牛馬先受殃。人食之十三，畜食何可量。
殺畜食其肉，畜盡人亦亡。帝心軫念之，布德回穹蒼。
東轉遼海粟，西截湘漢糧。雲帆下天津，朦艟竭太倉。
金錢數百萬，便宜為賑方。何以未賑前，不能為周防？
何以既賑後，不能使安康？何以方賑時，冒濫兼遺忘？
臣也實不材，吾君非不良。臣幼讀書史，散漫無主張。
如收敗貫錢，如撐斷港航。所以遇煩劇，束手徒周章。
臣家江淮間，蝦螺魚藕鄉。破書猶在架，破氈猶在床。
待罪已十年，素餐何久長。秋雲雁為伴，春雨鶴謀梁。
去去好藏拙，滿湖蓴菜香。
鄭板橋的愛、恨、狂，是一個有序的整體。有了愛，才有恨；有愛與恨的撞擊，則有狂。鄭板橋的愛，恨，狂，與整個社會不協調，故稱之為：「怪。」怪，是鄭板橋愛和恨的表現形式，是鄭板橋個性心理表現形式。
魯迅說：「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這寫照了魯迅自己，也概括了中國優良傳統。可以說，那些堪稱中華民族脊樑的人，都有這麼點「怪」。源遠流長，幾千年一脈相承。今天仍要發揚它。
鄭板橋的怪，固然與他的家庭出身、個人經歷分不開。我覺得還有一點值得注意，就是因為他的治學方法、治學態度和知識結構與眾不同。
鄭板橋不僅酷愛讀書，而且有異乎尋常的鑽研精神。鄭板橋自己說：「讀書能自刻苦，自憤激，自豎立，不苟同俗，深自屈曲委蛇，由淺入深，由卑及高，由邇達遠，以赴古人之奧區，以自暢其性情才力之所不盡。」他愛讀書不受書的約束，而是求得自己「性情才力」的舒展。這樣，「雖無帝王師相之權，而進退百王，屏當千古，是亦足以豪而樂矣」。鄭板橋將書作為客體，自我作為主體，以主體去理解客體，駕馭客體，征服客體，延伸自我，他瞧不起那些沒有主體意識的讀書人，說他們：「不知書中有書，書外有書」，「為古人所束縛」而「無主張」，「為後世小儒所顛倒迷惑」。鄭板橋讀書追求的是「特識」。他說：「總是讀書要有特識，依樣葫蘆，無有是處。」鄭板橋的情與理也來自書本，更主要是社會和他個人的經歷賦予他的判斷力。他曾寫詩云：
英雄何必讀書史，直攄血性為文章。
不仙不佛不賢聖，筆墨之外有主張。
鄭板橋尤其是不受當時占統治地位的儒家學說的束縛，他說：「平生不治經學，愛讀書史以及詩文詞集，傳奇說簿之類，靡不賢究，有時說經，亦愛其斑駁陸離，五色炫爛。以文章之法論經，非六經本根也。」
鄭板橋的治學方法、治學態度是奇特的，知識結構也是奇特的。他的知識有書本的，有社會實際的，更主要是社會實際的。就他的書本知識而言，尤其與一般知識分子不同，「不治經學」，不以「六經」為「本根」。可以說鄭板橋的知識是非正統的，因此，他的思想行為必然與社會正統相悖異。這不能不說是鄭板橋之所以怪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