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類釋 · 導言：周易批判
《周易》的價值在於它有古代社會史和思想史的寶貴史料。但《周易》原文是按占筮書的形式排列，分卦爻繫辭，頗為紛雜，辭義又頗難解，故有分類選辭以供研究古代社會史、思想史者參考之必要。《周易類釋》分生產鬥爭、社會鬥爭及思想意識三類，前二者為古代社會史史料，後者為古代思想史史料。在古代史研究上，這些史料很值得重視。其史料來源，多選自記錄奴隸社會政治社會的舊筮辭，其中還有更古遠的為文獻罕見的史跡遺存。作者注重思辨，總結經驗，分析問題，有一定的思想水平。他是我國哲學史上第一個思想家。
一、成書年代
《周易》是我國成書最早的著作。傳統的說法，文王演《易》，不確，因為所記之事有出於文王之後的，「箕子之明夷」是明顯的一例。今人據「康侯用錫馬蕃庶」，定為成於成王時代，也不確，因為錫馬雖始於康侯，但馬的「蕃庶」，必定一大群，這便不是短期間的事。還要注意，《易》例，異族列國之事才書名，周王室的事，例不記名，如殷周聯軍同伐鬼方，於殷出高宗之名，周則不記；「王用出征，有嘉折首」，「有嘉」是外國名，而周王則不知何王；「喪牛於易」、「喪羊於易」，「易」即狄，是太王時被狄人侵迫事，記易人不記太王。由此可見，事有出於康侯之後的，當不少，不能以康侯為斷限。但又有據《易》文有五爻有「中行」字樣，解為中行氏荀林父之事，說《易》著於春秋之後戰國時期。這又說得太晚了。「行」本義為道路，「中行」應解為半路或路中，不是中行氏。有「中行」字樣的五爻，均不能作中行氏解。《易》記重大事件，至多記兩次，如喪牛羊於易、「帝乙歸妹」之類，絕沒有一人而作五次記載的，何況中行氏為晉人，其事並不重要。《周易》記與周有關之人，中行氏與周室無關。尤其重要的，一時代有一時代的名物制度，名物已變，異代之人往往不得其義。如《易》說朋，是朋貝、貨幣，而春秋戰國則以朋為朋友；戰國人說黃金多少鎰，黃金是錢財，而《易》中的黃金則與金矢同義，是銅製箭頭。戰國決不會把黃金當金矢的。其例很多，可證《周易》不著於戰國。
我根據《周易》所載關於貴族內訌和階級鬥爭等事，考定它的著作年代在西周末年、東周之前。作者是掌占卜的王官，《周易》是意圖為挽救周室的危亡而作。
作者是占卜王官，可無疑義。《易》大部材料取自舊筮辭，春秋時用《易》占筮，只有王官才掌握這些占卜材料。古代極重占卜。占後記所占之事，年底作一次檢查，計算占中了多少，然後把它保藏起來。殷人龜卜，周人蓍筮，都是這樣。龜卜的甲骨，近幾十年發現了約十萬片。損毀的或還未發現的，不知有多少。《易》作者從眾多的舊筮辭選取一部分編為一書。這就是成因。但其中有一部分是新材料和作者總結經驗、發揮思想的話。舊筮辭可用來研究古代社會的情況，新材料可據以考見著作的政治社會背景和作者的思想。
《易》著作的政治社會背景，只略舉若干卦爻辭就可說明（詳見拙編《周易通論》「考年代」）。關於貴族內訌的，例如：
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益上九）
沒人幫助，只有橫行霸道的貴族當權派攻擊人（《易》例，「或」多指貴族）。因為這攻擊人的居心叵測，詭計多端，人都怕他，故沒人敢說話。
比之（是）匪人。（比六三）
阿比者都是政治壞蛋。「比」，阿比；營私結黨，狼狽為奸者。
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乾九三）
「乾乾」借為悁悁，驚懼之意。不少貴族，日夜懼怕，怕有大禍臨頭。甚至有投河自殺的，「或躍在淵」（乾九四）。這顯然是當權派在排擠人，迫害人。因而有不少王臣不想做官，要隱遁而去。遯卦寫隱遁，作者心情很矛盾。一方面他為國家設想，如果許多王臣都隱遁了去，國家便陷於危險的境地。剩下的是那些阿比匪人，政治漆黑一團，爭權奪利，非亡國不可。但他又見到人人危懼的情況，待也待不下去，綁也綁不住，早晚得走，所以他又同情那些隱遁者。他說：「王臣蹇蹇（處境困難），匪躬之故（不是他們自找煩惱）。」（蹇六二）言外之意，指有人排擠他們。對那投河自殺者加上按語「無咎」，猶言無辜的。死者無辜，就是迫死人的有罪。正如屈子自沉，人們同情屈原，而反對那些誤國的讒臣。《詩·白駒》是送別隱者的詩，表現出依依不捨之情，有挽留之意。《易》作者就是同一心情，同一政治背景，就是西周末年。這樣的政治和思想，難道是在成康盛世所能出現嗎？決不可能。故《周易》不著於周初，而在西周末，正是面臨王朝覆滅的前夕。
從社會說，《周易》所反映的階級矛盾尖銳激烈。奴隸社會瀕於沒落，雖則一時還未崩潰。例如：
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無眚。（訟九二）
不克訟，復即命渝。（訟九四）
改邑不改井，無喪無得。往來井井。（井）
《易》有辭同義異之例。這兩爻「不克訟」意思不同。訟九二是說，兩個貴族爭訟，那個敗訟者回到他的采邑時，邑人（包括農民和奴隸）趁他失勢，逃跑了。一跑跑了三百戶。邑主也沒辦法，沒敢對沒有跑的人怎麼樣。邑人包括農民和奴隸，是被統治被壓迫的生產勞動者，跑掉的當是大部分奴隸。這是集體逃亡，反抗統治者。在奴隸社會初、盛期，奴隸主操生殺之權，奴隸只是會說話的牲畜。要賣，要罰，要處死，奴隸主為所欲為。而到了奴隸社會沒落時期，邑主不敢輕舉妄動了。如果妄殺，就會釀成暴動。「無眚」，指邑主沒敢殺害人。這跟無妄六三說邑主失了一條牛，就帶來了「邑人之災」，兩個時期完全不同了。
訟九四的「不克訟」，是邑主鬥不過邑人。「復即命渝」，「渝」，變；國王命令他回去，照調動采邑的辦法做，也即井卦所說「改邑不改井」。《易》有「前簡後詳」之例，凡事件複雜的，要用專卦詳寫，而在前面的卦里用一條爻辭簡單一提，井之外還有漸、兌、震等幾個卦（詳拙編《周易釋例》）。井從國王給邑主調換一個同樣大小的邑敘起，邑改了，井田數沒改，對他沒有失也沒有得。他回去檢拾行李，灰溜溜地走了。邑人也沒有再難為他，打下他的威風，趕走他就算了。這就是邑主鬥不過邑人，邑人敢於起來鬥爭，獲得勝利了。下文追敘邑主怎樣壓迫邑人，使邑人喝沒喝的，吃沒吃的。這揭露邑主的罪行，也說明邑人所以起來趕逐邑主的原因。然後再寫新邑主來了之後，給邑人改善了生活條件。邑人又獲得勝利。《周易》寫階級矛盾的話雖不多，但他對於兩個階級的對立分得很清楚，往往對寫。對貴族有利的，對小人就不利，「小人吉」的，大人就「否亨」。他認識到時代已經改變，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樣壓迫統治了。作者在臨卦發揮他的政治思想，主張德治和人治，反對壓迫，說：「甘臨，無攸利。」「甘」借為拑，拑制統治，沒有好處。革卦談變與不變的道理。有的情況可變，但大人君子如果變臉發火，小人也會變臉反抗，打起仗來，一定失敗。這是他從社會分析得出來的認識。這種認識的時代背景，就是西周末年的社會，階級鬥爭尖銳化，人民的力量已擴大了，奴隸社會貴族統治就要垮台。被統治者的反抗，再進一步，就是春秋時代的列國多「盜」。「盜」就是農民起義運動。所以從社會發展說，可以考定《周易》著於西周末年，東周之前。
還有其他證據，不必深論，我以為這已經夠了。《周易》的著作年代，古今聚訟。我們從它的內證，可以這樣推定。《周易》之名，最早見於記載的是《左傳》莊公二十二年（公元前672年）「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此時距西周之亡約一世紀。《左傳》記載，相當可信。《周易》是占筮書，春秋到秦朝一直用它占筮，所以始皇焚書沒燒它。「周史」之「史」，職掌並不明確。《易》說「史巫」，傳書「卜史」連稱，可見史與巫術有關。周史可能是掌占筮之官。但這一類王官，地位低微，與高級貴族相差很遠。《周易》所譏評的都是高級貴族。《詩經》中一些抨擊時政和訴苦的詩，也是下級貴族所作。《詩》、《易》可以互相連讀參證，見到這一時代的政治社會的背景。
二、如何理解
《周易》雖著作最早，可是二千七百年來一直被埋沒著，無人理解。注釋的書很多，有目可知的在三千種以上。派別亦多，「象數」、「義理」、「圖書」而外，有講史實的，有排年曆的，有談災異的，有天文家、律歷家、兵家、堪輿家、祿命家、醫家、相家、占夢家、射覆家、丹灶家，還有神仙家等等，不下數十家（參全祖望《讀易別錄》）。但是這一切都是穿鑿附會之談。連儒家正宗在內，都是各說各的，而不是《周易》的本義。
除了一些五花八門種種異說外，自《易傳》以後的歷代《易》注，大概來說，都是封建社會士大夫階級講倫理禮教的道理的。說法雖有不同，要歸不出這個範圍。但《周易》是奴隸社會的著作，內容主要寫奴隸社會當時的生活和作者的思想。用封建社會的倫理來解釋它，自然不符原義。
今人研究《周易》的很少，而解釋則相當紛雜。大約分兩大派三家：
（一）不取舊說的為一派，有兩家：
1.社會史料鉤稽者：最早是郭沫若，他摘取若干卦爻辭講古代社會，認為《周易》所反映的社會生活，以牧畜為經濟生產基調，農業、商業、工業僅僅是萌芽。由於他對於《易》文還不大理解，故結論不確。但他試圖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分析《周易》，是開闢研究新途徑的首創者，雖則運用理論還不很純熟（見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可惜他後來著《周易的製作時代》，認為《周易》著於戰國，把他此前的立論完全推翻了。聞一多也是以鉤稽社會史料為目的。他精於訓詁，對文字解釋頗有創穫。但他據以講社會的是資本主義的社會學說，不如郭沫若的確當。所著《周易義證類纂》，只解九十條，不是卦爻辭全解，只是解片辭只句。他沒有討論《周易》著作年代，未說明是什麼社會的史料。
2.文字訓詁家：高亨著《周易古經今注》及《通說》，專解文字意義，不談社會，不言著作年代。他的訓詁，學清代樸學家治諸子古史，但往往擅改原文，說某字疑訛、疑衍或疑缺。他又喜歡從「具體事物」中臆造出「抽象原理」來。他是新義理派。治哲學史的馮友蘭、關鋒、林聿時，也力圖擺脫舊說，又都認為《周易》著於周初。他們有一個觀點，以為周初之書不會有什麼高深的哲學思想，故馮友蘭不大敢說《周易》哲學，當他勉強談及時，又墜入《易傳》的圈套。關、林是能擺脫舊說的，卻又盲從了高亨的臆說，認為高亨所說的「抽象原理」分析得很深刻，從而敷衍之。凡所解釋，都用高亨注。
（二）另一派（也即第三家）是盲從《易傳》的。這一派的特色是用《易傳》解《易》，而又套用馬列主義的辭句加以附會。這一派尤為惡劣。其方法就如把腐臭了的殭屍塗上金色，灑上香水，當做奇貨珍品賣。李景春的《周易哲學及其辯證法因素》是這種東西。任繼愈編的《中國哲學史》作為大學教科書，談《周易》哲學，雖不說是用《易傳》，實際與李景春的書同一路。
所以今人的《易》說，雖比舊注有較勝之處，而缺失亦多。
自有《周易》以來，可說一直被封閉住，被埋沒，沒人能了解它，給以適當的評價。漢儒給它吹捧，把它擺在群經的首位，實際是借用它的語言，宣傳倫理思想。歷代註解，都是同一目的。今人則認為它是「謎書」，不可理解，或者憑自己想法各自猜測，猜得對不對就不管了。平心著《關於周易的性質、歷史、內容和製作時代》一文說，《周易》是諧隱體史書。他宣稱《易》是謎書，他要揭出它的謎底就是一些歷史故事。他列舉了若干真真假假的歷史故事，證明《周易》是一部史書，而體裁卻是諧隱，即謎。按《易》所根據的材料本來是事實的記錄，但不是史書而是史料，更不是諧隱體的史書。史書記實，決不能用諧隱體來寫，讓人去猜。別人說《易》是謎書，只是說它難解而已，平心卻真認為是謎書了。他襲用郭沫若解「中行」為中行氏之說，又加上一二他自以為是的歷史故事，如說「震用伐鬼方」的「震用」是殷先王王亥和上甲微，說「康侯用錫馬蕃庶」是康叔故事，徵用狄馬，組織騎隊，蕃庶是蕃人（他另有《周易史事索引》一文）。古代用車戰，說周初就有馬隊，缺乏歷史知識。著作年代，沿用郭沫若著於戰國之說。平心是猜謎專家，解《詩經》也用猜謎法。戴上黑色眼鏡，處處都是黑色的了。
然則如何理解《周易》呢?
第一，《周易》大量地選用舊筮辭編成。這些舊筮辭是占卜後事實的記錄，反映了古代社會生活。我們要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方法來進行分析，但不能套用馬列主義辭句，穿鑿附會。我們的祖國跟世界其他文明古國一樣，經歷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等各個時期。考古學家從地下發現了豐富的文物遺存，增加了我們對古史的知識，使我們認識到我們祖先艱苦地與自然鬥爭，發展了文明。這激發了我們艱苦奮鬥的精神、熱愛祖國的精神。在文字上，有甲骨卜辭、銅器銘文，記載了一些關於奴隸社會的生活和文化，現在還在繼續研究中。它擴大了我們的歷史文化知識，也可與古書印證。古書記載古代文化的發展，材料既少，又往往出於後人追記，雜有後人的思想。或只是一些傳說，不能視為信史，例如《尚書》中的虞、夏書以至商書的大部分就多不可靠。傳說箕子著《洪範》，那是假託。在這裡，《周易》有相當豐富而且可靠的古代社會史料，但被秦漢以後的人曲解了，排除在古代文化史範圍之外。其實《周易》是我國奴隸社會的可貴史料，有的在別的文獻上是找不到的。我們有了歷史唯物主義理論武器，才能打開這個久被封閉了的寶庫，給我們增添了有關古代社會史和古代思想史的寶貴史料。我們深深感到，只有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方法，才能理解《周易》，給以歷史的科學的評價。
第二，《周易》的原始材料，當與卜辭相同，散亂而分立，但經作者編集成書，成為有組織體系的著作。我們要理解它，就得找出它的組織體系來。《易傳》的剛柔陰陽說、卦象卦德說、爻位說，牽強附會地解釋卦爻辭，好像他們已找到《周易》組織的奧秘。其實他們的目的在宣傳封建禮教，並不是從卦爻辭分析綜合得出來的組織體系。今人拋棄舊說，這是對的。但不知《易》是有組織體系的書，孤立地解釋卦爻辭，甚至單辭只句，一條辭割裂開來，不管上下文，這是最大的缺點。《周易》的組織體例有種種（詳拙編《周易釋例》），其主要的一種，是按事類組卦，一卦講一類事物。如農業、商旅、戰爭、婚姻、家庭、政治等，各有專卦。事類較複雜的則用形式聯繫，或用標題連貫，或表現一個觀點。組織法雖然不同，但總有它的組織。按它的組織解釋，才得到原文真義。摘引單辭只句，不看全卦全爻，看似可通，實則不確。如臨卦講臨民之術，發揮作者政治思想，前半講德治，反對拑制壓迫；下半講人治，「至臨」說工作，要躬親政治；「知臨」說思想，要有智慧聰明；「敦臨」說品質，要誠厚樸實。「大君之宜」，包括這三「臨」。聞一多則訓「臨」為瀶雨，對前半的「咸臨」解不通便不解。至、知、敦三「臨」，均解為暴雨。但「大君之宜」呢?連不起來，只好割掉。震卦講雷電，作者先分析四種人對雷電的不同看法：第一種聽聞雷聲就害怕，是迷信的；第二種聞雷不怕，談笑自如，是商人。因為他只擔心貨物受損失；第三種態度很鎮定，是天文家；第四種起先害怕，後來不怕了，是由於在經驗中提高了認識。下文對每種人分別描寫，中間插寫雷電的自然現象。「震來虩虩」是第一種人，「笑言啞啞」是第二種人。高亨不明卦義總寫雷電，也不明先總敘後分寫的組織，便說寫第一、二種人的八個字是衍文，因初九爻辭而衍的，不知初九爻辭即第四種人，兩句之中多了一個「後」字，即先怕「後」不怕的轉變。頭兩句是不同的兩種人的對寫，初九是第四種人的前後轉變，並非衍文。當然他不明白對四種人的分寫，對雷電的自然現象也解錯了，把電說為人。高亨雖注釋全書，但由於不明《易》的組織，對封爻辭只作條別的解釋，並不連貫；只訓詁文字意義，又臆造什麼「抽象原理」，因而所注多誤。
對今人說《易》的得失，拙編《周易今論》有評論。關於如何理解，詳拙編《周易通論》「究詁訓」章。
三、社會發展及社會分析
《周易》的價值主要有二：一是有相當豐富的材料反映了奴隸社會的情況及其發展變化；二是作者有比較高的思想水平。前者是寶貴的古代社會史料，後者是在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反映於意識形態上的成果。《周易》的作者是我國第一個思想家。
先說社會史料，再說作者思想。
我國奴隸社會的文獻不算多，《周易》給我們提供了大量的材料。學術界關於我國封建社會的起源問題爭論得很熱鬧，似乎還沒解決。不少人主張周初已進到封建社會，范文瀾是這一派的代表。他的《中國歷史簡編》是這樣編的。王玉哲的《中國古代史》同一主張。在討論這個問題時，很少人引用到《周易》。因為傳統的說法認為《周易》是文王所著，但主要原因還在於對卦爻辭並不了解。
假如我們所說《周易》著於西周末年可以成立，而《周易》又有大量奴隸社會史料，就不會說封建社會始於周初。據我們研究，《周易》所反映的是奴隸社會由極盛漸趨於沒落的時期。那些被烙額、割鼻和斷了一條腿還逃亡的，是奴隸；手腳帶上刑枷，驅使去開荒墾植才鬆開刑枷的「刑人」，是奴隸；從戰爭捉到的俘虜，用「維心」術使他降服的，是奴隸；因飲食犯了小過而受到大刑的，是奴隸；因還不起高利貸而賣妻鬻子的，就變成奴隸；商人販來的「童僕」，又乘機逃跑的，是奴隸；趕牛車運輸的，在地里生產的主要勞動力，是奴隸。奴隸多著呢，這不是奴隸社會是什麼?在貴族采邑中的邑人，有農民，有奴隸。起先邑主可以任意殺死邑人，後來邑人集體逃亡來反抗了；甚至邑人敢於面對面跟邑主鬥爭，把邑主趕走，國王也沒了辦法，只好把邑主調到另一個地方。這就是被統治的人民力量大了，統治者貴族失勢了，也就是奴隸社會漸趨沒落了。
《周易》中的社會史料，不必詳述。作者對於史料有時用社會發展或社會分析的觀點來編排，我們就從這兩點舉些例子：
大壯卦，先說狩獵。「有孚」，俘獲，指獲獸。「小人用壯，君子用罔」，「壯」，壯力，徒手捕捉；「罔」，網，網獸。用壯，用網，捉活的。捉活的可以飼養。下文說養羊，可以推知上面說狩獵是捕捉野羊，把野羊馴養為家畜，即由狩獵時代進到牧畜。野羊一時還不能使之馴服，尤其是公羊，老是用角牴觸藩籬，有時把角觸壞，有時把籬笆觸翻。跑到路上，見了車子也觸，被車子碾傷。有時羊角卡在籬笆上，進退不得。這是馴養的過程，舉羊為例。「喪羊於易」，插敘周人一件歷史大事，即太王時為狄人侵迫，舉族遷徙，逃到岐山去，喪失了許多牛羊（另見旅卦，也用連類插敘大事法）。同時說明周人飼養了很多羊，牧畜業很發達。末了說，「艱則吉」，「艱」從 ，旱的古字。占旱是農業事。這樣，從狩獵到牧畜，到農業。生產鬥爭、社會生活，一步步發展。
坎卦，寫與坎穴有關的各事，實際是講社會的發展變化。頭三爻寫下水打魚的艱險。「求小得」，打魚（「大得」是狩獵）。坎是水塘。水塘，坎中又有坎，下去打魚很危險，有滅頂之災。這當是最早的捕魚法。後來用箭射，不下水了。打魚，代表漁獵時代。第四爻寫用酒飯款待俘虜，使之歸服為奴隸（俘虜關在地穴里，是一種坎），為的是取得生產勞動力。第五爻寫填平一些坎（捕獸的陷阱），又儘量鋤平所有的丘陵地，即開荒墾植。有勞動力，開荒。這是農業時代。末了寫把俘虜放在地牢里（承上說，當然也用酒飯款待的），等待他歸順為奴隸。可是「三歲不得」，俘虜始終不肯投降順服。這是說，奴隸缺乏，故奴隸主長期耐心地等待。並非仁慈，而是需要。奴隸缺乏，就是奴隸社會到了快要完結的時候。由漁獵到農業到缺少生產勞動力的奴隸社會崩潰的前夕，作者是這樣敘述社會發展的。
周人政治的發展，有時作者也是這樣敘述的。益卦，開始說「利用為大作」。「大作」，大興土木建築之意。這是總寫太王遷於岐山之後，鑒於被狄人侵略的經驗教訓，馬上建城以資防禦，又築室、作廟。文王遷於豐，也建豐邑。周公東征後，營建洛邑。遷了許多殷遺民和東征所獲得的俘虜在洛邑耕種，得到大量收成。周公自己留在洛邑，鎮守東方。這些都是「大作」。以下，「十朋之龜」，即文王的大寶龜；「王用亨於帝」，武王克商；「凶事」，武王逝世；「有孚，中行告公用圭」，周公東征；「利用為依遷國」，遷殷（依即殷）遺民；「有孚，惠心勿問」，處理所有俘虜。以上就是周人的發展過程，到了周公東征之後達到強盛的頂峰。末了忽然說：「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說的是貴族內訌，鬥爭激烈，即西周末年危亡的局勢，也就是由初興說到極盛，然後危亡，這樣的發展變化的過程。這個政治史與社會史是一樣的，由興而盛而滅。這也即作者的對立轉變思想的政治社會背景，現實基礎在意識形態上反映出來。作者從歷史經驗發展理性認識，根據認識編排一些卦，敘述一些歷史事實。當然他所根據的多是舊筮辭、舊材料，不可能按他所想的來編排。如益卦初爻是綜述，多數是據舊筮綜合的。二至五爻是舊筮。但上爻是眼前現象，當是他添上的。所有寫貴族內訌的，當都是新添的。又如他編排各卦，大多數按事類組織的，一卦一類事，但有的卦事類不一，材料散雜，他只好用別的方法組織了。
再談作者對社會現象作的分析。
例如，當時有許多奴隸，這麼多的奴隸是怎樣來的呢?這在隨卦有線索。前四爻寫商人販賣奴隸，這是奴隸的一個來源。他還寫了兩個情況，一是這些販來的奴隸，有大人，有小孩。當有機可乘時，不管大奴隸、小奴隸，都會逃跑的。商人顧得大人，小孩跑掉，顧得小孩，大人跑掉。二是商人販賣奴隸，都為了賺錢，每個商人都想賺錢，商人本性是這樣的。但這樣，商人一同出門做買賣，有時就發生利益衝突。這時各懷鬼胎，很危險。只好大家協商，訂立契約，照章辦事，才把問題解決。後二爻寫一次大戰，捉到許多俘虜。用「維心」術，戰俘都做了奴隸。這是奴隸的另一個來源，戰爭的俘虜。古代大多數奴隸都是從戰爭來的。
兩個階級的對立，更是當時社會的現象。作者常常提到階級對立。對一個階級有利，對另一個階級便不利：「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師上六），戰爭勝利，賞功封邑，只有貴族長官。小人賣命，賞功沒他們的份兒。「勿用」，不利。「公用亨於天子。小人弗克」（大有九三），農業豐收，天子和公大排筵席慶祝，小人沒這個福分。「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否六二），「包」借為庖，「承」借為脀，肉。庖中有肉，對沒肉吃的小人是好事，對腦滿腸肥的大人貴族並不好，吃得肉多會生病。這裡作者有反對貴族剝削之意，像孟子說的「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詩·伐檀》農民大罵君子不勞動，搶了他們大量的野獸和糧食。「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剝上九），農民被徵調去給貴族造車子，農民要離開家。造了車子，只有君子坐，農民不能坐。正如農民種的果實，農民吃不到。《伐檀》詩說的也是被徵調造車子事。《七月》詩寫農民為君子打獵，婦女為君子做衣裳，還被侮辱。農民忙過農活，就得到貴族家裡工作，而自己卻沒衣服，難以過冬。階級對立，《詩》寫得較詳，《易》寫得較廣。
婚姻家庭方面，《詩》有不少描寫男女戀愛自由的詩，《易》則除了原始社會對偶婚和姊妹共夫婚制的遺風以外，便是奴隸社會父權家長制的家庭。
「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屯六二），「匪寇，婚媾」，不是劫奪女子，而是對偶婚。劫奪婚與對偶婚，同起源於原始社會中期階段。《易》也有記載。對偶婚，《易》凡三次說到，均用「匪寇，婚媾」說明。這裡寫求婚，睽上九寫訂婚，賁全卦寫親迎。這種婚俗，別的文獻已難找到，史料價值非常寶貴。「字」，妊娠。奴隸社會婦女不生育便被離棄。雖則作者同情婦女，但這裡反映婚姻家庭。「利幽人之貞」（歸妹九二）、「歸妹以（與）須，反歸以娣」（歸妹六三），姊妹共夫，也是原始社會的遺風。春秋時列國之間諸侯娶妻仍流行，史家叫「媵」制，但風俗已經變了。這裡說，姊妹同嫁（須借為嬃，即娣），而姊被休時妹也同時離棄。在原始社會當不是這樣，沒有休棄事。又妹的嫁妝比姊的好，也是奴隸社會的變質，注重財產了。尤其是以「幽人」一詞寫婦女，可見這時婦女被幽禁在家庭里，像囚犯一樣，剝奪了自由，不見外人。家便是婦女的牢獄，「家」象豕在房子裡，當是借來形容家庭婦女的。《詩·關雎》用「窈窕淑女」讚美婦女的幽嫻貞靜，實則「窈窕」從穴，指婦女住在最深僻的地方。幽靜雖有之，嫻貞則是男性統治社會用來禁閉婦女的枷鎖。家長制家庭，夫婦雖是一家人，而階級卻是對立的：男性，統治者；婦女，被統治者。《易》寫夫婦，與兩個階級一樣，吉凶不同：「貞婦人吉，夫子凶。」（恆六五）夫婦不同階級，「閒有家，悔亡」（家人初九）、「無攸遂，在中饋。貞吉」（家人六二），兩爻對寫，男子閒於家，不做事；婦女忙忙碌碌，家務幹得很好。
一般來說，《周易》作者是相當同情婦女的。漸卦認為，幸福的家庭，婦女不孕也無人欺凌，具有打破陋俗的卓識。恩格斯說：「母權制的顛覆，乃是女性的具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失敗。男子掌握了家中的管理權，而婦女失掉了榮譽地位，降為賤役，變成男子淫慾的奴婢，變成生孩子的簡單工具了。」「如此確立的男性獨裁制的第一個結果，便在此時發生的家長制家庭這中間形式上表現出來。」「這種組織底首長，乃是妻、子及若干奴隸的領主，在羅馬人的父權制下，他對他們握有生死之權。」[1] 《易》所記載，雖沒有像羅馬那麼醜惡，但婦女的確降為賤役，形同奴隸。家人上九：「有孚威如，終吉。」即戰俘變為奴隸，也是家庭的成員。婦女成為奴隸，她也會像奴隸一樣要乘機逃亡的。「困於石，據於蒺藜。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困六三），男子受刑入獄，到他釋放回家時，妻子不見了，就是跑了。家是婦女的牢獄。一旦男子入獄，她也就乘機越獄，逃出這個家庭牢獄。困，講刑獄之卦。這裡，作者有意而隱約地寫兩種牢獄和囚人，有貴族用來鎮壓人民的強制機器，又有男性統治的家。婦女也是幽人。這兩種幽人同樣要越獄。她並不「幽嫻貞靜」。
作者又分析兩種對立的家庭：「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家人九三），「嗃嗃」同於嗷嗷，啼飢號寒的家；「嘻嘻」，驕笑逸樂，富貴之家。階級社會從來就有貧富懸殊的兩種家庭。但作者從現實又得出對立轉變的理論，貧窮之家雖然艱苦但會變快樂，而富貴之家終歸倒霉。
作者給我們提供了大量社會史料，而且對社會發展、社會階級也有分析，用對立轉變觀點看問題，而且有同情被壓迫者的思想，有打破舊俗精神。他有深刻的觀察力和分析力，也有相當進步的思想。
四、思想水平
《周易》作者的思想，有進步的一面，也有落後的一面。先說前者，再說後者。當然，事物是統一的，兩者不能截然劃分。只就主要方面說，古今人對於《周易》思想不理解。前人是帝王的奴才，本身也是統治階級。只知宣揚禮教，當然不會理解。今人先有一個思想障礙，認為《周易》是周初作品，不可能有什麼有價值的思想；又不懂得《易》的組織，無從去理解。我們客觀地分析，摸索到它的規律，就比較能了解它的內容，雖則我們所了解的不一定全對。
先尋究作者的思想根源。
（一）他善於總結經驗。毛主席說，認識來源於社會實踐，又可以間接從古人外人的直接經驗得到知識（《實踐論》）。《易》作者就他所掌握的很多記載前人事跡的筮辭總結出一些經驗。例如，他不參加農業生產，但在幾個農業卦，他總結了一些寶貴經驗：「不利為寇，利禦寇」（蒙上九），農業生產最怕敵人搶掠。敵人搶掠，必定抵抗，保護莊稼。在農業卦都提到抗敵或提防敵人的事。因而得出結論：不要侵略，但要防禦。這成為作者的一貫主張，不少地方表現他的這種思想，而且還運用到道德理論上。「無交害!匪咎；艱則無咎」（大有初九），農業生產，有水旱問題。水旱是自然災害。作者總結經驗，提出一個主張：人與人之間不要互相侵害!不侵害，可以豐收（「大有」）的，即使天旱也沒問題。不侵害，如水澇不以鄰為壑，天旱不截人上流。「艱」即旱，艱從 ，古旱字。卜辭作「貞 」，《易》作「艱貞」。「則」通亦。這頗有人定勝天的思想。「觀頤，自求口實」（頤），要研究糧食問題，要自己謀求解決。頤卦談解決糧食問題，這是從經驗得出來的理論，有自力更生意味。卦內主張用開荒增產的辦法解決糧食問題，同時要防備有搶掠的敵人，兩方面都要注意。
又如他不是帶兵的軍官，但有幾個關於戰爭的卦，其中有精闢的軍事理論。如「師出以律，否臧，凶」（師初六），行軍要有紀律，紀律不好的軍隊就打敗仗。尤其是晉卦，談到戰術、士氣、戰略各方面，仿佛是一篇軍事論文。如「晉如摧如，罔孚裕」（晉初六），進攻要摧毀敵人的力量，不在搶掠物資。「晉如鼫鼠，貞厲」（晉九四），士兵膽小如鼠，必然失敗。「晉其角，維用伐邑」（晉上九），進攻之前必須較量敵我的情況，力量優劣，考慮要不要打，有沒有勝利把握。這些都是經驗總結。
（二）關心政治，挽救危亡。作者深切地關心政治問題。眼見當時的貴族內訌，政治黑暗，很為王室的危亡擔心。問題存在，情勢急逼，他不能不為此而謀求挽救的方案。關於政治和修養的理論，多是針對當時的貴族而發。他認為癥結所在是當權派的營私結黨，狼狽為奸。貴族們自私自利，腐化墮落，置國家於腦後。救亡政策，主要在改革政治，大家起來打倒這些政治匪人。作者提出他的政治標準和行為規範的理論。另一方面，他寄希望於列國，要求他們政治開明的國家能互相聯結而擁護王室。但過去盟誓過屏藩周室的子弟功臣的諸侯各國，已離心離德有互相併吞之勢，他這個期望很渺茫，改革內政更是妄想，不過在理論上有它一定的意義。
（三）善於思考，善於學習。作者很重視思考。豫卦反對猶豫不決，主張深思熟慮。觀卦批評那些君子思想愚昧和眼光短小。臨卦認為理想的君王要有智慧聰明。怎樣思考?「考祥（詳）其旋」（履上九），周詳而反覆的考慮。「夬履，貞厲」（履九五），急躁莽撞者很危險，把事情搞壞。急躁和猶豫者都是不會思想，一則盲動，一則什麼都幹不成。由於他重視思考，故能分析問題，謀求解決。他善於學習，從他引用民歌如中孚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又明夷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而又仿效起興式民歌創作如漸卦六爻的「鴻漸於干」等可見。另外，他不是科學家，《易》卻有兩個卦講科學知識。震講天文，艮談醫學，均深得科學精神。占筮是迷信的巫術，而作者卻有科學思想，這是他虛心學習的成果。
我們就從他的科學知識說起。
1.科學知識：我國科學最早發達的是天文、醫學，因為跟人們的生產生活有密切關係。殷人用陰陽合曆，必然經過長期的觀察與實驗。春秋各國用夏、殷、周各種曆法，則西周末年曆法的發達可以肯定。孟子和《楚語》引傅說的話，說要用猛藥治劇疾，可以相信是真的。春秋有些很有名的醫生。醫術高超，必有所繼承，可以推知西周末年也一定很好。《易》關於天文、醫學知識，是作者從一些科學家學來的。震寫雷電的自然現象，更重在分析人們對雷電的不同看法。作者尊信科學，更可貴的是能運用科學知識，破除迷信。他批判了聞雷害怕，以為有雷公打死有罪的人的迷信（可笑生在九百年後的王弼說，雷是為警覺懶惰的人而響的，還是以為雷是有意志的，一樣迷信）。他又認為人的認識可以從實際經驗提高，由迷信變為不迷信，由怕變不怕。他又描寫了商人因為擔心貨物受損失，在雷雨時往山上爬去，不怕艱險。寫商人愛錢如命的本質，實際是譏諷那些貴族，周商人就是貴族們幹這一行。他們貪利，什麼都幹得出來，成為政治匪人。艮，講注意保護身體的衛生之道。首先說要有整體觀，不要光顧局部。這是祖國傳統醫學要義。其次說注意身體各部，從腳到頭；同時說生理對心理的影響，尤重要的注意這張嘴，說話要有倫有序。這是說不光要身體好，思想也要好，因為說話是表現思想的。這可能是指那些貴族說的。他們只知保養身體，而思想很壞。所以這兩卦有科學性，又有政治思想性。
2.政治思想：作者痛恨那些營私結黨的政治匪人，號召大家起來打倒他們。他自己的政治理論可以從以下幾個卦看：「臨」，治民之術，主張德治和人治。德治，要用寬和政策和感化政策，反對拑制壓迫。人治，人君要躬親政事，要有智慧聰明，要誠樸篤實。「觀」，政治觀察。不能愚昧，眼光不能短小。對內施政要根據親族的意見決策，對外要與有開明政治的國家聯結而擁護王室。既要看到親族，也要看到疏族，就是要看得廣大，不要獨斷獨行（不過這所謂親疏，指部族首領，有很大的局限性）。「比」，要上下親比，國內外親比，但不要阿比，營私結黨。他用作上下相親的例子，一是戰俘歸順，二是邑人見國王經過並不驚怕。可見這個社會階級對立極嚴，他只是盼望能接近一些，就是用寬和政策治民，不要壓迫。對外則國際聯結。他痛斥那些阿比者為匪人，說他們沒好下場。否卦專對這些匪人說，一方面勸貴族不要做匪人，淪為匪人的要改過自新；一方面號召大家推翻匪人政權，這是革新內政。兌卦談邦交問題，首先提出「和兌」（和平共悅）作為國際聯盟的宗旨。他指出有兩種國家破壞邦交：一是「孚兌」，以俘人為悅者（近於現在說侵略主義）；一是「來兌」，強人來悅己者（近於威懾主義）。他斷言，這種野心家雖或一時得意，而終歸失敗（「吉，悔亡」）。由於野心家的破壞，國際聯盟會議達不成協議。他還用襯托語「介疾有喜」，小病易好，指出野心家有大病（意為好戰的本性）難醫，醫不好的。聯盟不成，發生戰爭，但侵略者被打敗了。打敗侵略者，於是引導各國聯盟和悅。作者對國際問題有深刻的分析。他要各國聯結，實現他擁護王室的期望。國際和平共悅的理論與反對侵略是進步的思想。
3.行為修養論：針對腐朽的貴族，結合危險的局勢，作者談到行為修養的問題。所說的都有其對象，也都為政治目的服務。
「無妄」，誡人不要為非作歹，胡思亂想。「其匪正，有眚」，行為思想不正當就有災殃。他舉一件統治者的暴行作為妄行之誡：邑主丟了一頭牛，冤枉邑人，給邑人造成災禍。「不耕，獲；不菑，畬」是妄想。當是有的貴族不遵守公約，想霸占土地。
「節」，批評那些不守節度和不知節約的人。節度是社會規範，社會傳習的安定力量，不容破壞。節約不但是個人生活問題，也是社會問題。他認為能安心過節約生活的好，以節約為快樂的更好。如以節約為苦的驕奢淫逸，導致作奸犯科，無所不為，就危害國家社會。作者用最壞的貞兆詞「貞凶，悔亡」作批判。不難想像，這暗指那些貪利的君子貴族。
小過的大部分講批評的態度和方法。「過」，責謫，同於批評；「遇」，禮待，近於讚揚。作者提倡批評，同時指出那些有意攻擊人的，即橫行霸道的當權派。他說，無論位尊如家中的祖和國中的君，有錯就可批評；地位低微的妣和臣，有好處則應表揚。有時錯誤不大，還不到批評時候，也要防止錯誤的發展。不要放任自流，放縱適足以害了人。批評的原則是有錯才批，沒錯的不但不批，還要表揚；但是並不是說現在沒錯以後也不會錯，往後有犯錯誤危險的苗頭，還必須給以警告。至於沒錯的不但不表揚，反而亂加責備，這是方法錯誤，態度惡劣。好比對空中飛鳥不用箭射而用網來網一樣不對頭，而且還有更壞的結果，造成災禍——這所謂災禍，便是專攻擊人的當權派所造成的國家的危機。聯繫到關於貴族內訌的情況，這「是謂災眚」，無疑指周室淪亡（《周易》著於東遷之前，周室未亡。如這話是實指，可能是後來添的。但似是作者的預見，當時的有識之士都有這種預見）。
最可以表現作者道德論精闢思想的是謙卦。作者先引當時貴族們的所謂謙德立論，然後提出他的新謙德觀，最後用防禦戰作論證。當時貴族以為謙而又謙就是君子。君子有謙德就有成就，就有好結果。這是空洞的、無條件的，也是片面的謙德論。這種謙德觀會導致錯誤。持這種謙德論的君子，其實質不過為他們醜惡的行為用來做遮羞布。當他們腐化享樂做事無能，會裝成「謙謙君子」的樣子。當他們排除異己，攻擊他人，爭權奪利，營私結黨時，就兇猛而不謙了。當他們壓迫人民，剝削人民，濫施刑獄，誣陷邑人時，便威勢洶洶而不謙了。
作者看透了這些偽君子的醜惡面目，提出他的新謙德論，就是「鳴謙」、「勞謙」、「撝謙」三結合，以明、勞、撝為前提為基礎的新謙德論。鳴借為明，明智；先要明智辨別是非，應謙才謙，不應謙就不謙。不明而謙是糊塗蟲。勞，勤勞；能勤勞刻苦幹工作才能說謙。不勞而謙是懶漢。撝，揮奮（撝、揮通）；能揮奮勇於工作才能說謙。不揮而謙是懦夫。糊塗蟲、懶漢、懦夫，決不能說謙德，這是可笑可恥的。用明、勞、撝與謙相結合，有這新謙德的人才有成就。（在「勞謙」下「君子有終」句，有兩個《易》例：（1）辭同義異，與卦辭的不同。卦辭那是別人的說法，這裡則是新謙德的君子。（2）凡三條爻辭性質相類的中間一爻下的一句，包括三爻，即這「君子有終」指明、勞、撝三者。這些《易》例，古今說者均不明，這三爻也無解者。說詳拙編《周易通義》）。這新謙德論，作者舉防禦戰論證，尤為精確。「不富（福）以（與）其鄰。利用侵伐。」上句節引泰六四爻，意為敵人侵略（《易》例引用前文，用節引法，原文上下句還有「翩翩」、「不戒以孚」，因有人說了大話，失了警惕戒備，敵人襲擊，遇了災殃。引來用被敵襲擊之意），怎樣辦呢？抗擊！ 打敗侵略者。侵伐，抗擊之意（古人用辭沒現在明確，攻擊是侵伐，抗擊也是侵伐，正如《易》說抓俘虜是孚，被俘也是孚。古字「受」有授與和接受二義，沒有主動被動之分。但《象傳》不明詁訓，把抗擊理解為侵略，則大謬）。「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這「鳴謙」又是節引法，節引本卦上文「鳴謙」、「勞謙」、「撝謙」三者。三者結合是不可分的，引用其一，即三者在內。這種節引，以前的說《易》者均不明，故完全解錯了。這「利用行師征邑國」，是說不但抗擊，還要追擊，完全徹底乾淨消滅侵略者，即毛主席說的「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之意。這是用防禦戰論證新謙德觀。其意是，被敵人侵略，先明辨了是非，敵人是侵略者，我們是被侵略者。敵非，我是，故必須抵抗。對敵人講謙便是投降主義者，亡國滅種，犯絕大的錯誤。故謙先要明智。謙是有條件的，在被侵略時，對敵人決不能謙讓。其次，對敵抗戰，是有困難艱苦的。必須不怕苦，克勝困難，才能得到勝利。如果怕苦，對敵妥協，不能抗戰到底，便是失敗主義者，便是賣國。所以必須「勞謙」。再其次，抗擊敵人，必須鬥志昂揚，奮勇殺敵，決不能畏縮不前，做怕死鬼。剩下一個人，也要打下去。這是抗戰哲學，足以大破空洞的片面的謙德論。
新謙德論，合於辯證法思想。作者一貫主張防禦戰，反對侵略，更應用到道德範疇，發揮新謙德論。在二千七百多年前有這高水平的理論，真是寶貴。歷代談謙德的，似乎還沒有這樣精闢的理論認識。《彖傳》給「謙」大唱讚歌，說天地人鬼都喜歡謙，實際還是空洞的說法，對《易》文根本不了解。《象傳》更把文義說反了。今之治哲學史者，或沿用《易》傳，或毫不理解，以偽亂真，《易》的珍貴思想終被埋沒。
4.對立轉變觀和具體處理法：《易》有對立轉變思想。今人只知引「無平不陂，無往不復」（泰九三），而不知這種思想產生的時代背景，故仿佛天外飛來，偶然出現，這就仍然沒有真正了解《易》義。
第一，這種變化思想的歷史根源是從周初的天不可靠的天命觀而發展了的。周初人從夏變商、商變周的朝代變遷得出天命已改的宿命論、天命論。但《易》這一思想是有自然觀察和社會生活作為論據的，它已超出於神秘思想了。這是思想的時代進步。第二，這是時代思潮。《詩·十月之交》也說「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也即「無平不陂」的物理根據，並非《易》作者的偶然感想。尤其重要的，詩人的話是針對政治黑暗而說，歷數當官的一個個是壞蛋，為周室的危機提出控訴和警告。這也是《易》作者的用意。他不是憑空感想，而是為王室唱輓歌，斥責貴族：王室要滅亡了!打倒你們這班反動派!我們在這裡聽到他的呼聲。這是有他的政治背景和意義的。第三，對立轉變觀點，不只這樣兩句。他用這個觀點觀察許多事物，組織其他一些卦。不看到這些，還不能認識作者的一個重要思想。家人卦，貧窮之家與富貴之家並提，而它們會轉變；兌卦，「孚兌」與「和兌」對立，而侵略者終於失敗。《易》常用吉兇相反的貞兆詞說明對立轉變之理。泰卦的「小往大來」、否卦的「大往小來」、蹇卦的「往蹇來譽」，都用「往……來……」句式表明對立轉變。《易》有三對組卦：泰、否；損、益；既濟、未濟。列舉了大大小小一些事，有的很瑣碎，實際是用來表現對立和對立轉變之理。不過這只是樸素的辯證法思想，帶有濃厚的循環論色彩。
《易》還有一種合於辯證法的思想：具體情況，具體處理。理論語見於損卦：「酌損之」、「弗損，益之」、「弗損益之」，有時按情況要酌量減損；有時不能減損而要增益；有時不損不益。兩個「弗損益之」，辭同義異，我們加上標點符號就清楚了。另如「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周人用人牲祭，因為捉來的俘虜被打傷了頭部，頭青臉腫，故臨時取消了人牲。祭祀在古代是大事，但也可改變，「巳（祀）日乃革之」（革六二）。革卦說的是可變不可變的事理。打仗，占得凶兆，不打；但捉到俘虜，了解敵情就馬上改變命令，打。指揮官發火變臉（「大人虎變」、「君子豹變」），士兵也變臉反抗（「小人革面」），打了敗仗。這樣的變卻不利。「謙」是平時對自己人應有的態度，但對敵抗戰，就不能謙。如此之類，事物有各種情況，又會發展變化的，一定要按具體情況分別處理。作者認識這個道理，發揮這個道理。
五、時代和階級局限性
西周末，還是神權時代，宗教迷信籠罩著整個社會。而作者是占卜官，他本身就是以巫術為職業的。《周易》是一部占書，是迷信的東西。作者當是下級貴族。當時的王官，非貴族不能做。他的職業和他的知識，可肯定是一個貴族，自然有階級的烙印。
（一）宗教迷信：人類的童年思想蒙昧，以為冥冥之中是有無數神靈的。人有靈魂，死了也到冥界去，故崇拜自然，崇拜祖先。他們以為這些精靈與人有密切關係，對人常給以指示。人的行為有好壞，神靈就用種種「象」兆告訴人趨吉避凶，於是有種種數術推測神靈的意旨（我給這些數術一個總名叫做「象占」），人也可用種種工具求得神的指示。殷人用龜卜，周人用蓍筮，這是有名的兩種。他們對於神的啟示的推測和人用工具占卜往往合起來互相參驗以定吉凶。卜辭和《周易》，都有「象占」與卜筮一同記錄的話。這一切就是宗教迷信。《周易》充滿了宗教迷信的思想，沒有離開神權範圍。自然崇拜，有上帝卻沒說地，有山卻不說水。祭祖先為多。祭牲常說用俘虜，保留原始的野蠻性。而且捉俘虜容易引起戰爭。作者雖反對侵略，革卦說「巳（祀）日乃孚」，不隨便捉，為了祭祀才捉，似有改革之意，但仍然贊成用人牲。宗教最頑固，傳統思想最難改革，作者思想仍停留在用人牲上。殷人雖也用人牲，但卜辭所載，大量用的是牲畜。《易》說用俘虜的多，用牲畜的少，而且說「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既濟九五）。西鄰是周，東鄰是殷。這是周克商，勝利者的口吻。仿佛是說，你殷人用牛祭不如我周人用人牲（「孚乃利用禴」，禴用人牲）得神的福佑。雖則這爻辭的重點在說對立轉變之理（應連上伐鬼方事合看，殷由強大變衰滅，周由弱小變強大。這是對立組卦），但周用人牲乃其特點。直到春秋，人們反對，才逐漸不用人牲。禮俗和思想的發展，是按歷史前進的。
「象占」的迷信，又是《易》的特點。「象占」辭構成筮辭三類辭的一類（其他兩類是貞事和貞兆）。《易》記「蔑貞」（剝初、二爻），「蔑貞」即夢占，夢、蔑，一聲之轉，相通。是《易》自說象占之證。《易》有天文占、五行占、夢占等，是與卜筮並行而互相參驗的數術（《易》有不少象占辭，古今說者均不得其解）。作者雖從天文家學到一點科學知識，進而破除迷信，是他進步的一面，可是他仍相信象占。科學的發展是從宗教迷信鬥爭出來的。古代的天文學往往還帶有星占的色彩，看《史記》的《天官書》可知。後代史書講天文也還是這樣。作者相信象占還有一個原因，即企圖利用象占，對統治者提出警告，糾正和防止其罪惡行為。漢代《易》學有一派災變派，與《易傳》這一派講倫理禮教奉承君主的奴才思想不同，其遺說在《漢書·五行志》保存了一部分。《易》學大師京房的《易傳》是講災變的。因為對統治者不利，被排斥於《易傳》正統派之外。這一種迷信是「天人感應」思想。《春秋經》記了不少災異，是這種思想的反映。漢代儒學大師董仲舒治《公羊》學，所著《春秋繁露》，就發揮這種思想。
《易》的乾卦講星占。龍為龍星，「乾」借為斡，北斗星。乾六爻有四爻寫星占，一半利，一半不利。三、四爻則寫人事，貴族內訌，鬥爭激烈。作者之意，這是政治壞現象，反映到天，必顯示凶的象示，警告貴族。這個微旨，舊說無人了解。解「或」為龍，誤。聞一多很聰明，知龍為星，卻仍從舊說，以「或」為龍，不知《易》的「或」，多用作君子的代詞。不說君子而說「或」，蓋有所諱飾。因為「或」所乾的都是醜事，說得太露骨了，有丟腦袋的危險，雖則他可以辯解：我這是占筮，但權臣是不容你辯解的。故讀《易》要明體例。坤寫大地的生產，寫人們對大地的認識，又說「或從王事，無成，有終」，貴族無能，作戰失敗，應該終止。「龍戰於野，其血玄黃」，龍戰蛇斗，五行占；這也指貴族內訌。《左傳》記鄭國蛇斗，也說龍斗。一次指鄭君爭位，一次指水災。龍戰血流滿地，也指貴族鬥爭激烈。小過：「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鳥占，五行占；對上級（貴族）不利，對下級（庶民）有利。象占在古代非常流行，星占、鳥占、夢占等都各有專書，見於《漢書·藝文志》「數術略」和《隋書·經籍志》的很不少。古人科學還不發達，在與自然鬥爭中感到自己力量的不足。後來人與人之間的鬥爭日益激烈，階級壓迫剝削嚴酷，信象占的，遍及於社會各階級各階層。直到現在，仍有許多迷信的殘餘。《易》作者處於神權時代，故迷信思想遍及全書。見不到這一點，不能了解古代社會，但又不必因為這一點認為《周易》完全是迷信的東西。正確的態度，要會辨別其迷信的東西。毛主席教導我們說：「學習我們的歷史遺產，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給以批判的總結，是我們學習的另一任務。我們這個民族有數千年的歷史，有它的特點，有它的許多珍貴品。對於這些，我們還是小學生。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這對於指導當前的偉大的運動，是有重要的幫助的。」[2] 又說：「中國的長期封建社會中，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發展過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是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但是決不能無批判地兼收並蓄。必須將古代封建統治階級的一切腐朽的東西和古代優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帶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東西區別開來。中國現時的新政治新經濟是從古代的舊政治舊經濟發展而來的，中國現時的新文化也是從古代的舊文化發展而來，因此，我們必須尊重自己的歷史，決不能割斷歷史。但是這種尊重，是給歷史以一定的科學的地位，是尊重歷史的辯證法的發展，而不是頌古非今，不是讚揚任何封建的毒素。」[3] 對於《周易》也是這樣，決不能無批判地兼收並蓄。
（二）階級的局限：從作者身份說，他是貴族階級中的下級階層。他所反對的是貴族當權派，反對壓迫統治，比較接近人民。但他仍帶有階級偏見，決不能成為階級叛逆者。在說明事理、談政治問題時，就顯出他的階級思想。
蒙卦以蒙標題，蒙有二義。他說明蒙的一義說：「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易》例，「我」是貴族自稱，童是奴隸。這以奴隸為矇昧無知者，站在貴族立場說：貴族對蒙昧的奴隸沒有需求，只有奴隸有求於貴族。這既極端輕視奴隸，也暴露統治者面目。貴族對奴隸不是「求」，而是任意奴役，下文寫驅使「刑人」即奴隸開荒墾植，就是事實。究竟是誰需求誰?沒有奴隸，貴族就活不了。在談觀察方法時說：「童觀，小人無咎，君子吝。」（觀初六）用愚昧的眼光看問題，在「小人」（包括農民和奴隸）沒問題，貴族卻不成。這裡用奴隸代表愚昧，認為貴族統治者要有智慧，人民可以無知無識。又說：「闚觀，利女貞。」（觀六二）用短淺眼光看問題，在被禁閉在家庭里的婦女是好的，貴族卻不成（承上文，用省辭法，省「君子吝」）。當時婦女幽禁在家裡，成為「幽人」。這裡用婦女代表眼光短淺者。他雖意在批評貴族的無知，說明觀察法要看得廣大，但階級思想是錯誤的。
他主張觀察要看得廣大，有智慧，可是他仍局限在統治者的範圍內。他說：「觀我生進退」，「觀我生，君子無咎」，「觀其生，君子無咎」（觀六三、九五、上九）。「生」同於姓，古代貴族有姓，被統治者無姓。這「我生」是貴族的親族，是部族的首領，「其生」是他族、遠族的首領。無論怎樣廣大，只限於統治者的一些人，人民被排除在外。這時，原始的民主制、人民議會，早已消失了。作者只看到統治階級的一群，認為統治者能從自己看到親族首領，君子就可以沒問題，更從親族推廣到遠族其他首領，就更是「君子無咎」了。觀察範圍就只限於統治階級內的一小撮。
他寫階級鬥爭，揭露邑主壓迫邑人的罪行，對邑人鬥爭的勝利是同情的。這是他進步的一面。但他說：「王明，並受其福。」（井九三）歌頌國王的明智，調換采邑，既袒護邑主，又是階級調和論的觀點。這是他的統治階級的思想，並非完全站在人民一面。
* * *
[1]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第52、53頁。
[2] 毛澤東：《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
[3]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