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今論 · 前言
《周易今論》，論今人研究《周易》的一些著作得失。
二千年來，解《周易》之書很多，但一句話，都錯了!除了很少的文字訓詁可供參考外，可說沒有符合卦爻辭的意義的。其所以錯誤的原因，主要有三點：一、封建社會的經師學者的立場觀點是為維護封建統治階級的利益服務的，他們是借用《周易》的語言宣傳封建禮教制度、等級倫理。二、《周易》的重要價值在於它反映了奴隸社會的歷史現實、生產鬥爭和階級鬥爭，其次是作者的相當進步的思想和歷史經驗的總結。但古代學者既不明較早的社會歷史，而讀書的目的在注意行為修養教訓。例如孔子雖然要找歷史文獻，但他讀《易》的目的在「可以無大過」。對《易》的有關行為修養的話，他可能吸收了一部分。不關行為修養而是生產鬥爭的，他也當作行為修養讀。在他當然可以得到好處，可是這不是《易》義。封建社會的一些《易》說是這樣讀的。三、《易》之為書，選自新舊筮辭，經作者匠心組織，有它一定體系，如多數卦按事類編排，有農業、商旅、戰爭、婚姻、家庭、政治及政治思想、行為修養等。有少數卦事類不一，則用形式聯繫。還有其他一些體例。這些體例，要從卦爻辭比較分析才能找到。過去不明《易》例，春秋講象，戰國講陰陽、剛柔，秦漢講爻位。這是前人所謂《易》例。但從卦爻辭說，這都不成為例。由於不明卦爻辭的組織體例，前人說《易》就多錯誤。
今人說《易》，多不採舊說，要從卦爻辭找《易》義。尤其用社會發展史觀來讀《易》者，所得較多。只有個別迷信舊說的，既掉在泥潭裡不能自拔，又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辭句加以附會，遂盡成謬論，比封建學者更加荒謬。
今人研究《周易》，最先是郭沫若。他試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方法，摘取他了解的卦爻辭，講古代社會，寫《周易的時代背景與精神生產》一文（收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講「《周易》的社會生活」，頗多精論。他的選材間有未當，有不少珍貴材料還不理解，未能選用，因而所得的結論說「《周易》的時代是由牧畜轉化到農業的時代，牧畜還是生活的基調。如農業，如工業，如商業，才僅僅見一些兒萌芽」，認為《周易》「當於野蠻時代之中上段」。這就很不確當了。《周易》中關於農業的材料很不少，專卦就有五個。周人早已以農業為生活基調，《易》有寶貴的農業經驗總結。關於商旅的更多，已進到以銅幣為貨幣，有旅館、商場。工業比不上殷人，但有宗廟、大屋等建築物，牖戶門庭等設備，交通有車子，有紡車織出黃裳及一些用品。《周易》不但反映了奴隸社會初期，而且到了崩潰的前夕，奴隸以集體逃亡反抗奴隸主。這是郭沫若自己已說到的，怎能定為野蠻時代中上期?野蠻時代是原始社會時代。
但郭沫若的主要貢獻，在於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研究《周易》，掃除封建時代的舊說，開闢研究的新途徑。可惜他分析的多，解釋的少，讀者還不大能理解。尤可惜的，他後來又寫《周易的製作時代》一文，把《周易》的著作時代定為戰國，把自己以前的說法否定了。戰國已由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轉變，這是他肯定了的，怎能反映奴隸社會生活?當然更不能反映原始社會生活。不過他雖然一直還堅持這個觀點，卻虛心地來信跟我討論這個問題。我答他一信，認為他所持的理由並不充足。他對我主張《周易》作於西周末年之說表示懷疑，我也作了解答。
相信《周易》著於戰國的有平心。他除了根據郭說外，又作了補充。也說有春秋的故事，不相信孔子曾學過《易》。但他的證據都不充足。他於1963年發表了兩篇文章：《周易史事索隱》、《關於周易的性質、歷史內容和製作時代》。因為他相信郭沫若的說法，認為《周易》有春秋故事，又根據顧頡剛的《周易卦爻辭中的故事》，認為《周易》是一部史書。由這一觀點，又去找了三幾件他的所謂歷史，補充郭、顧兩說。但因卦爻辭有許多話不好解，於是他推想《周易》是「用諧隱文體、占卜外形而作的史書」。他既去索歷史之隱，又去說明諧隱。所謂諧隱，就是他讀不懂的，就認為這一定像春秋戰國說的，既詼諧、詼詭而又隱約其文、隱蔽其事的話。他又根據所謂史書的觀點連結起來，於是作出這樣的判斷：文體是諧隱，外形是占卜，內容是史書，著作時代是戰國。《周易》成為「四不象」的怪物。他的思路，是由別人的「戰國時作品」和「有歷史故事」兩點，形成「史書」的論斷。因為有好些文句讀不通，就認為這一定是謎語。不是時人對《周易》有「謎書」之說嗎?別人認為難解的書，就形成了他的「諧隱」文體的概念，而戰國作品這一說，變成他的論證之一，因為如果按文王作《易》之說，或周初的說法，則「諧隱」體就不成立。但《周易》是筮書，他又無從否定，只好說是「占卜外形」。不知這「四不象」的論斷，根本是說不通的。如果細心一想，第一，「諧隱」文體跟「史書」就自相矛盾。史書是莊嚴而真實的，決不能用諧隱文體來寫，更何況又是占卜的外形。古今中外沒有這樣的笨伯，也絕對不可能寫成這樣的史書。因而文章中的論證盡成謬論。沒有文體知識，也沒有歷史常識。《易》有少數歷史故事，豐富的社會史料，但它是占書，不是史書。古代占卜，占後記所占之事，如甲骨卜辭，有史料價值，是很珍貴的古代社會史料。《易》是占書，大部分為記事和哲理散文，一部分是作者把舊筮辭作了藝術加工，成為韻文，但不是諧隱文體。其中有不少假借字，有幾個借代詞，卻不是諧隱。辭多假借，古書常見，這是讀古書的常識。借代詞則是修辭的一種方式。還有「辭同義異」、「省辭法」等，是《周易》的一些特殊的組織體例，為讀《易》者所應知。凡此種種，不能因為自己不懂就通通歸於諧隱，說不是諧隱就不可解。不可解只能怪自己無知，不能硬說作者用諧隱文體。作者據事直書，或發表理論。它是莊嚴而真實的，近於史家的直筆，哲學家的論文，文學家的藝術，絕不是諧隱。作者記錄了社會現實，揭露了貴族的醜惡，直斥君子的罪行，分析了問題，發揮自己的思想。他的目的固然在「興治」，「弼違」，而方法卻不是用諧隱。諧隱之說，於事、於理、於時、於文，均不可通。
《周易》的確是相當難解的古書。它反映的社會古遠，它寫作的時代最早，它的文辭簡約，組織特殊，又是占筮之書，人們不屑讀。先秦學者，很少談它。始皇焚書，經籍淪亡，它才為人重視，作了傳注。而作傳注者目的是為統治宣教，愈說愈遠離它的本義。前人既不是為了解釋它，給它蒙上重重煙霧，今人讀它，不免捕風捉影，難得其真。迷信古人的，既盲從《易》傳，又自作聰明，用馬列主義辭句妄加附會，給古人貼金，其說更為荒謬。注《易》的李景春是其代表，講哲學史的任繼愈也是這一類。擺脫舊說從事新解的，有文字訓詁家的高亨，專解文義。惜既不明古代社會史，也不明《周易》體例，又想從具體事物中鑽求出「抽象原理」來，因而又是一種附會。以「鉤稽社會史料為目的」的聞一多，方向比高亨為正，也精於訓詁，所注雖不多，所得頗有可觀。可惜只是尋章摘句的訓釋，未能從全卦全爻去理解；而所據以講社會史料的，還是資本主義社會學說，不懂得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故訓釋字義雖精，卻往往有誤解原文。治哲學史的馮友蘭，對《易》文不得其解。勉強一談哲學，就被《易傳》所俘虜。關鋒、林聿時，也未能對卦爻辭有什麼研究，僅據高亨《今注》。高注既誤，他們也跟著錯。他們的所謂《周易》哲學，只是臆造出來的。他們連馮友蘭在內，把《周易》的著作年代硬定為西周初年。周初相信天命，他們認為不會有什麼進步思想的。不知《周易》並不是著於周初，而是著於西周末年，時間已過了二百多年。《周易》作者頗善於思辨，分析問題，總結經驗，因而《易》中所表現的思想，有相當高水平的思維，不能與周初思想等量齊觀。作者雖未能超出神權時代，但他能接受當時的科學知識，有一定的科學精神，有打破迷信的意圖，對社會習俗有意改革。他特別重視思考，強調要周詳反覆地考慮，要看得廣大，反對愚昧和片面地看問題，又要按具體情況分別處理，有的事物是應該變，可以變的，有的卻是不應變，不能變的。由此可見作者的善於思辨。在總結經驗，分析問題上，表現出他的卓識。例如，他從農業生產總結出一個理論：「不利為寇，利禦寇。」就是反對侵略，主張防禦戰，非常正確。他又由這個觀點分析關於謙德問題，不贊成片面講謙，而要以明智、勤勞、撝奮為前提，應謙才謙，不應謙就不謙。對敵人，在抗戰時就不能謙，要抗擊敵人，要勤勞刻苦，要奮勇殺敵。這是他的新謙德論，明、勞、撝三者結合，合於辯證法的思想。總之，《易》作者有一些相當高水平的思想。可惜講哲學的對這些不了解，不從卦爻辭去理解，只是根據道聽途說講《周易》哲學，甚至用馬列主義辭句亂套，怎不錯謬。
我讀今人的《易》注及講《易》哲學之書，不禁發生感想：我國幾千年歷史，創造出偉大的文化，有許多珍貴的文化遺產。我們要作出批判的繼承，這是我們的任務，但是首先要有正確的觀點方法才能擔負起這個任務。沒有正確的理論做根據，絕不可能讀懂《周易》，無論怎樣精於訓詁也不成。今人高、聞兩家之注在文字訓詁上很有功力，但注《易》所得甚少。郭沫若雖只是初步作了分析，但他已有了一定的成績，因為方向、方法對了。
但是，絕不能用馬列主義的辭句往《周易》亂套，這是絕對不許可的。李景春的錯誤，還不在於他對古文字的無知，不明《周易》體例，而在於盲從《易傳》，又濫用馬列主義辭句來附會。任繼愈講《周易》哲學也是一樣。譬之一棟腐朽不堪、行將倒塌的房子，噴上油漆，加上彩繪，夸為美廈，豈不荒謬。至於馮友蘭、關鋒、林聿時之談《周易》哲學，則由於不能用心研究，誤信古人或今人之說，缺乏辨別的能力，成為道聽途說之談。他們是講馬列主義哲學的積學之士，不過不會運用這個武器進行研究，因而說《易》毫無所得。所以掌握了武器，亂用是大錯誤，不會運用也不成。
《周易今論》對時人著作多所指摘，並不是與時人為難，目的是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清理歷史上的珍貴文化遺產，剔除其封建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精華。但怎樣進行清理?既不能盲從古人，更不能用馬列主義的辭句亂套，要細心分析，研究工作一點不能偷懶。《今論》所說，不過是舉《周易》作為清理文化遺產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