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紀的城市 · 第二章　9世紀的商業衰落

一般地說，我們沒有充分注意到穆斯林入侵對西部歐洲的這種巨大影響。 ① 事實上，入侵的後果是使西部歐洲處於有史以來從未有過的狀況。通過腓尼基人、希臘人，最後是羅馬人，西部歷來接受東部的文明。西部可以說是依靠地中海過活，現在第一次不得不自力更生。西部的重心以前一直在地中海沿岸，現在重心北移了，結果總的來看在西部僅起第二流歷史作用的法蘭克王國將要成為西部命運的主宰。穆斯林關閉地中海與加洛林王朝登上舞台這兩件事的同時發生，不可能僅僅是一種巧合。如果我們從總體上考慮這個問題，就會清楚地看到兩者之間的因果關係。法蘭克王國將要為中世紀歐洲奠基。但是它所完成的使命以推翻傳統的世界秩序作為基本的條件；如果不是歷史的發展改變了進程，也可以說，穆斯林的入侵使歷史的發展改變了常規，那麼加洛林王朝就不會起到它所起的作用。如果沒有伊斯蘭教，法蘭克王國或許是不會出現的；如果沒有穆罕默德，查理大帝也是不可想像的 ② 。 只要指出墨洛溫時代與加洛林時代的截然不同，就足以確證上述論斷。在墨洛溫時代地中海保持著千年以來它在歷史上的重要性，而在加洛林時代這種影響則不復存在。同樣的差別比比皆是，表現在宗教感情、政治、文學、制度、語言直到文字等各個方面。無論從何種觀點進行研究，9世紀的文明都表現出與以前文明的徹底決裂。矮子丕平的政變絕不是朝代的更迭，這標誌著歷史在此以前一直遵循的進程改朝一個新的方向。的確，查理大帝以羅馬皇帝和奧古斯都的稱號炫耀自己，以為恢復了古代的傳統。實際上，他打斷了古代的傳統。收縮到君士坦丁堡拜占庭皇帝的領地的古代帝國成為與西部新帝國並存而又無關的東部帝國。西部新帝國儘管徒有其名，實際上僅就天主教教會是羅馬的這一點而言，它才可以說是羅馬的。而且它的力量的因素主要存在於北部地區。它在宗教和文化方面的主要合作者不再像以往那樣是義大利人、阿基坦人、西班牙人，而是像聖博尼法斯或阿爾琴之類的盎格魯-撒克遜人，或者是像愛因哈德那樣的斯瓦本人。在這個從此以後切斷了與地中海的聯繫的國家裡，南方人只起次要的作用。由於南面被封鎖，帝國的活動範圍主要在歐洲北部，帝國的疆界推到易北河和波希米亞山脈，就在這個時候，日耳曼人的影響開始在帝國占據主要地位。 加洛林時代與墨洛溫時代在經濟方面的差異特別明顯。 ③ 在墨洛溫時代高盧還是一個航海的國家，由於海，高盧的貿易和交通得以維持。相反，查理大帝的帝國基本上是一個內陸國家，它對外再無交往，是一個封閉的國家，一個沒有出口的國家，生活在幾乎完全隔絕的狀態之中。 或許一個時代向另一個時代的過渡並不是突然實現和截然分開的。我們看到，7世紀中葉以後，隨著穆斯林在地中海的推進，馬賽的商業逐漸衰落。敘利亞於634至636年間被穆斯林征服，首先停止向馬賽派船舶和運商品。不久以後埃及又落入穆斯林的手中（640年），因此紙草不再被運到高盧。非常能夠說明問題的是，677年以後王國中書省停止使用紙草。 ④ 香料的進口還維持了一段時間，因為在716年科比修道院的修士認為最後一次要求批准他們免繳福斯商品通行稅的特權是有益的。 ⑤ 半個世紀以後馬賽港一片孤寂。養育它的海對它關上了大門，海通過它所哺育的內地的經濟活力最終消失了。到9世紀，以前是高盧最富庶的地區的普羅旺斯變成最貧困的地方。 ⑥ 而且穆斯林越來越加強了他們對海的控制。在9世紀時，他們奪取了科西嘉、撒丁和西西里。在非洲海岸他們建造了新的港口：凱魯萬（670年）、突尼西亞（698—703年），稍後在埃爾梅迪亞（在突尼西亞南面），再後在開羅（969年）。巴勒莫成為他們在第勒尼安海的主要基地，在該地有一個大型的兵工廠。他們的船隊在第勒尼安海航行，掌握著制海權：商船隊把西部的產品運往開羅，從那裡再運往巴格達；海盜船隊蹂躪普羅旺斯和義大利沿岸，他們搶劫城市，將居民掠走賣為奴隸，然後把城市付之一炬。889年一幫匪徒甚至占據了佛拉克西納頓（現瓦爾省的卡爾德-佛雷內特，距尼斯不遠），駐紮在該地的匪徒在將近一個世紀內不斷劫掠附近居民，威脅著從法國經阿爾卑斯山各山口去義大利的道路。 ⑦ 查理大帝和他的繼承者們保衛帝國抵禦薩拉森人侵略的努力，與他們力圖抗擊諾曼人侵略的努力一樣地無力。我們知道，在整個9世紀丹麥人和挪威人以怎樣的膽略，不僅從北海、英吉利海峽和加斯科涅灣，而且有時甚至從地中海來搶劫佛蘭西亞。所有的河流都有那些製作精巧的船隻溯流而上。最近發掘出來這類船隻的極好標本，現保存於奧斯陸（克里斯蒂亞尼亞）。萊茵河、默茲河、埃斯科河、塞納河、羅亞爾河、加龍河和羅訥河流域是周期性地遭到非常持久的有計劃搶劫的對象。 ⑧ 破壞是如此徹底，以致在許多地方連居民也消失了。法蘭克王國無力組織它的海岸防禦抵抗薩拉森人和諾曼人，這一點最能說明法蘭克王國基本是內陸國家的特點。因為，這種防禦要想有效的話，則應該是海上的防禦，而帝國並沒有艦隊，或者只有臨時組成的艦隊。 ⑨ 在這種情況下不可能存在具有真正重要性的商業。確實，9世紀的歷史文獻中有幾處提到商人（mercatores, negociatores） ⑩ ，但是不要對這些商人的意義產生錯覺。與當時保留下來的文獻的數量相比較，這些有關商人的記載實際上是微乎其微的。敕令匯編（它的規定涉及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中關於商業方面的內容是非常之少的。據此應該得出結論，商業僅僅起著微不足道的次要作用。 僅僅在高盧北部，在9世紀的前半期，商業還表現出幾分活力。康托維克港（位於加來海峽省的埃塔普勒附近，此地現已消失）和杜爾斯泰德港（在萊茵河畔、烏德勒支西南）在墨洛溫王朝時代與英格蘭以及丹麥通商，在遭到諾曼人摧毀（834—844年） ⑪ 以前一直是活動範圍相當大的航運中心。我們可以猜想，由於這兩個港口，弗里斯蘭人沿萊茵河、埃斯科河和默茲河的內河航運，在查理大帝及其繼承者們統治時期，享有其他地方所沒有的重要性。佛蘭德爾農民織的呢絨（在當時的文獻中稱之為弗里斯蘭羊毛斗篷）以及萊茵河德意志的酒為上述內河航運提供了似乎相當經常出口的商品。 ⑫ 此外，我們知道在杜爾斯泰德鑄造的硬幣德尼埃流傳很廣。這種貨幣成為瑞典和波蘭最古老的硬幣的原型 ⑬ ，這一點清楚地證明，德尼埃或許經過諾曼人的手從很早起就一直流傳到波羅的海。我們還可以指出努瓦爾穆蒂埃的食鹽是行銷較廣的商品，愛爾蘭的船隻到過努瓦爾穆蒂埃。 ⑭ 另一方面薩爾茨堡的鹽沿著多瑙河及其支流運往帝國的內地。 ⑮ 儘管君主們明令禁止，奴隸買賣仍在東部邊境進行，從對信奉異教的斯拉夫人進行的戰爭中擄獲的戰俘在那裡可以找到很多買主，買主們把奴隸運到拜占庭或庇里牛斯山那邊。 弗里斯蘭人的商業被諾曼人的入侵所毀滅，除了弗里斯蘭人以外再有的也只是猶太商人。他們仍然為數眾多，遍及佛蘭西亞各地。在高盧南部的猶太人與信奉同一宗教的穆斯林西班牙人有聯繫，他們被譴責向西班牙人販賣基督教兒童 ⑯ 。這些猶太人可能從西班牙或許也從威尼斯得到他們所經營的香料和貴重的織品。 ⑰ 然而，他們被迫讓自己的孩子接受洗禮，這種義務一定使得大量的猶太人很早就遷移到了庇里牛斯山那邊，他們在商業上的重要性在9世紀時不斷減小。至於敘利亞人在商業上的重要性，以前是那樣的巨大，可是在這個時期已不再值得一提了。 ⑱ 因此不得不做出這樣的結論：加洛林時代的商業縮減到非常小的程度。在康托維克和杜爾斯泰德消失以後，商業幾乎全部壟斷在外籍猶太人手中，只不過是運幾桶酒或鹽、進行犯禁的奴隸買賣以及販賣來自東部地區的奢侈品而已。 在地中海為穆斯林的入侵所關閉之後，再也找不到任何痕跡表明還有經常性的正規商業活動，還有經常性的有組織的商品流通，還有一個專業的商人階級，還有商人定居在城市，簡言之，還有構成一種名副其實的交換經濟的要素。有人指出9世紀時還有大量的市場（mercata, mercatus），這與上述論斷絲毫沒有矛盾。 ⑲ 實際上這僅是一些小型的地方集市，每周一次以零售的方式向居民供應鄉村的食物。如果有人提出在埃克斯-拉-夏佩勒的查理大帝的宮殿附近，或者某些大修道院（例如聖里基埃修道院）附近，有商人居住的街道（商人街） ⑳ ，以此作為加洛林時代商業活動的證明，那同樣是徒勞無益的。這裡所說的商人實際上不是專業的商人。他們負責供應宮廷或修士們，可以說是領主的供應人員。他們根本不是商人。 ㉑ 此外，關於西部歐洲不再屬於地中海共同體以後所出現的經濟衰退，還有一項物證。這就是由矮子丕平開始並由查理大帝完成的貨幣制度改革。我們知道，那次改革廢棄金硬幣代之以銀硬幣。根據羅馬的傳統，以前蘇是基本的貨幣單位，而現在它僅僅是記賬貨幣。從此以後惟一真正的硬幣是重約2克的銀德尼埃，銀德尼埃的金屬值與法郎相比大約為45分。 ㉒ 而墨洛溫時代金蘇的金屬值約為15法郎，這就可以估價那次改革的全部意義了。毋庸置疑，這只能解釋為是由於貿易和財富的大幅度減少的緣故。 如果承認，而且必須承認：由於佛羅倫薩的金幣弗羅林和威尼斯的金幣杜卡特的發行，在13世紀重新出現了金硬幣，這標誌著歐洲經濟的復興；那麼不容否認：在9世紀廢棄金硬幣則相反地證明了經濟的極度衰落。如果說丕平和查理大帝想要糾正墨洛溫時代後期貨幣的紊亂狀態，那是不足以說明問題的。事實上他們可以找到補救辦法而無需放棄鑄造金幣。毋庸置疑，他們放棄鑄造金幣僅僅是由於迫不得已，換句話說，是由於高盧的黃色金屬告罄。這種狀況是地中海商業中斷所造成的，除此別無其他原因。這一論斷是千真萬確的，與君士坦丁堡仍然保持聯繫的南義大利就和君士坦丁堡一樣保留著金硬幣，而加洛林的君主們卻不得不代之以銀硬幣。此外，他們的德尼埃的重量非常之輕，也證明他們的帝國在經濟上的孤立。如果他們的國家與金蘇繼續流通的地中海地區之間保持著最細微的聯繫，無法想像他們會將貨幣單位值減少到原來的三十分之一。 ㉓ 不僅如此，9世紀的貨幣改革非但符合當時普遍的貧困狀況，而且也符合貨幣的流通狀況，當時貨幣流通之緩慢和數量之不足同樣是驚人的。由於沒有一些具有足夠的力量吸引遠處貨幣的中心，可以說貨幣是不流通的。查理大帝和他的繼承者們徒勞地下令只許在王國鑄幣廠鑄造德尼埃。從虔誠的路易統治時期起，鑒於教堂無法弄到硬幣，因此必須批准一些教堂鑄造硬幣。從9世紀後半期起，凡是國王批准建立一個市場，幾乎總是隨之即批准在當地建立一個鑄幣廠。 ㉔ 因此，國家不能保持鑄幣壟斷權。鑄幣權越來越分散。這又清楚地表明經濟的衰退。因為歷史證明，商品的流通率愈高，貨幣制度愈是集中和簡化。在9世紀，時間愈是往後，貨幣制度愈是呈現出分散性、多樣性，總而言之，呈現出混亂狀態，因而這最能說明問題地完全證實了我們在這裡力圖得出的總的印象。 然而，有人企圖賦予查理大帝一套高瞻遠矚的經濟政策。這是強加於他的，無論我們認為他的天才是多麼地偉大，他也不可能具有這些思想。沒有人能夠拿出一點真實性的根據來支持下述的看法：查理大帝在793年開始連接雷德尼茨河和阿爾特米爾河，從而溝通萊茵河和多瑙河，這些工程不是為了運送部隊而是為了其他目的；發動對阿瓦人的戰爭，在於希望打開通向君士坦丁堡的商路。另外，關於鑄幣、度量衡、商品通行稅卡和市場的敕令的條款也不能說明這一點，這些條款與具有加洛林王朝立法典型特徵的管理和監督的總制度密切相連。為反對高利貸和禁止教士經商所採取的措施同樣如此。這些措施旨在與詐騙、無秩序和無紀律的現象作鬥爭並將基督教的道德觀念強加於人民。只有帶著先入為主的觀念才會認為這些措施旨在刺激帝國經濟的發展。 我們如此習慣於認為查理大帝統治的時代是一個復興的時代，以致我們無意識地認為這個時代在各個方面都是同樣進步的。遺憾的是，在文學藝術、宗教狀況、風尚、制度和政治方面是如此，而在交通和商業方面則並非如此。查理大帝完成的每一項偉大事業都是依靠他的軍事力量和與教會的聯盟。然而，教會和軍隊都不能左右法蘭克王國因之而喪失對外出口的那種環境。事實上，法蘭克王國必須適應不可抗拒地強加給它的形勢。歷史不得不承認，無論查理大帝時代在其他方面的成就看起來是多麼輝煌，從經濟觀點來看，它是一個倒退的時代。 法蘭克王國的財政組織可以使我們完全相信這一點。這種組織確實也是極不完備的。墨洛溫王朝模仿羅馬帝國而保留下來的人頭稅不復存在。君主的經濟來源僅僅在於他的領地的收入、被征服民族繳納的貢物以及戰爭的繳獲。商品通行稅不再能夠對維持國庫的收入做出貢獻，這就證明了這個時代的經濟衰退。商品通行稅成為只是對經河流和公路運輸的少數商品以徵收實物的辦法進行的敲詐勒索和橫徵暴斂。 ㉕ 這點很少的收入本應用來維修橋樑、碼頭和道路，卻被收稅的官吏所侵吞。為了監督行政機關而設置的巡按使對於消除證明屬實的流弊無能為力，因為國家不能給官吏發薪，也就不能對他們加以管束。國家不得不從貴族中聘請官吏，只有他們由於社會地位的原因，能夠給國家提供免費的服務。但是這樣一來，國家由於缺錢，被迫只在一個集團的人們中選擇權力的工具，而這些人最明顯的興趣就是削弱國家的權力。從貴族中聘用官吏是法蘭克王國的基本缺點和查理大帝死後帝國瓦解如此迅速的主要原因。凡是一個國家的君主在理論上是無所不能的，而實際上是依賴不受他約束的官吏的忠心，這樣的國家肯定是最脆弱的。在這種矛盾的局勢中產生了封建制度的萌芽。只有像拜占庭帝國或哈里發帝國一樣，有徵稅的制度、財政的監督、稅收的集中，以及提供官吏的薪俸、公共工程的資金和陸海軍給養的國庫，加洛林帝國才可能存在下去。導致帝國衰落的財政上的軟弱無力，清楚地表明帝國不可能在一種不勝負擔的經濟基礎之上維持帝國的行政結構。 國家的這種經濟基礎如同社會的經濟基礎一樣從這時起是地產。加洛林帝國是一個沒有出口的內陸國家，而且基本上也是一個農業國家。在那裡還可以看到的商業痕跡是微不足道的。這個國家除了知道有地產以外，不知道還有其他財產；除了知道有農村勞動以外，不知道還有其他勞動。或許這種農業的優勢並不是一件新的東西，在羅馬時代就已經非常明顯，在墨洛溫時代繼續保持並且不斷加強。自從古典時代末期，整個西部歐洲到處都是屬於享有元老（Senatores）稱號的貴族的大片領地。小地產逐漸地消失，變成世襲租地，從前的自由農民本身也變成依附於封建領地的隸農。日耳曼人的入侵併未很明顯地改變這種狀況。我們明確地放棄認為日耳曼人中存在農民平均主義民主政治的看法。當他們侵入羅馬帝國時，他們之間的社會差別是非常之大的。他們之中富人是少數，窮人是多數。奴隸和半自由民（liti）的數目很大。 ㉖ 入侵者到了羅馬帝國的各省，並未因此引起混亂。新來者保持了原來的狀況，並且使自己去適應這種狀況。許多入侵者從國王那裡領受，或者通過暴力、婚姻或其他辦法取得大片領地，這使得他們可與元老們分庭抗禮。土地貴族遠非消失，相反增添了新的成分。自由的小土地所有者越來越快地繼續消失。從加洛林時代初期起很可能就只有為數極少的自由的小土地所有者尚存於高盧。查理大帝徒勞地採取一些措施保護留下的小土地所有者。 ㉗ 由於需要得到保護，他們必然大批地去投靠有權勢的人，把他們的人身和財產委諸這些人的庇護。 在入侵時期以後，大領地因而越來越大。國王們對於教會的恩寵更加促進了這種發展，貴族的宗教熱忱也起了同樣的作用。從7世紀起修道院的數目以驚人的速度增加，它們競相得到大量捐贈的土地。各地教會領地和世俗領地彼此混雜在一起，不僅把耕地，而且把森林、歐石南叢生地和荒地併入領地之中。 這些領地的組織在法蘭克高盧和在羅馬高盧的情況是一致的。也不可能想像它們是另外的樣子，因為日耳曼人無意也不能代之以另外的組織。這種組織主要是將全部土地分為兩類，屬於兩種截然不同的制度：其一，面積較小，由領主直接經營；其二，作為租地分給農民。因此構成一個領地的每一個莊園均由領主土地和租地所組成，租地分成若干耕作單位（份地mansus），由馬南（manentes）或維蘭（villani） ㉘ 所持有，有世襲權，繳納貢賦（現金或實物）和承擔勞役。 ㉙ 只要存在城市生活和商業，大領地就有出售它們的剩餘產品的市場。毋庸置疑，在整個墨洛溫時代，正是由於這些領地，城市居民得到供應，商人得到貨源。但是，當伊斯蘭控制了地中海，諾曼人控制了北方諸海，因而商品流通消失，商人階級和城市人口也隨之消失的時候，情況就不能不是另外一個樣子。大領地遭受到與法蘭克國家同樣的命運。它們同樣失去了自己的出路。由於沒有買主，對外出售的可能性不復存在，因此除了生產生活在領地中的人們——領主和佃戶——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的生活用品之外，繼續生產更多的東西就成為無益的了。 交換經濟為消費經濟所取代。從此以後每個領地自成為一個小天地，而不是繼續與外界往來。每個領地自給自足，家長制度因襲不變。9世紀是我們稱之為閉門自守的家庭經濟、也可更準確地稱之為無銷路的經濟的黃金時代。 ㉚ 在這種經濟中，生產只是為了領地內人口的消費，因此與營利思想絕對無關。這種經濟不能被認為是一種自然的和自發的現象。大領主們並非心甘情願地放棄出售他們土地的產品的念頭，他們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別無他法。肯定地說，如果商業繼續經常地向他們提供對外出售產品的方便，他們不會不藉此謀利。他們不賣，是因為他們不能賣；他們不能賣，是因為他們沒有銷路。因而自9世紀起出現的那種領地組織是由外部環境所造成的，看不到有什麼內在的轉變因素。就是說這是一種不正常的現象。 試將加洛林歐洲所呈現的景象與同時期南俄羅斯的景象加以比較，就能夠非常明顯地證實這一點。 ㉛ 我們知道成幫結夥的瓦蘭吉亞族的諾曼人，即原籍瑞典的斯堪的納維亞人，在9世紀確立了對第聶伯河流域的斯拉夫人的統治。這些征服者（被征服者稱他們為俄羅斯人）自然不得不一群一群地聚居，以便身處為他們所降服的居民之中能夠保證安全。為此他們設置了一些築有防禦工事的圍子，斯拉夫語叫做Gorod（城鎮），他們就護擁著他們的王公和神像定居在那裡面。最老的俄羅斯城市起源於這些高壘深塹的營地。在斯摩棱斯克、蘇茲達爾和諾夫哥羅德有這樣的營地；最重要的是在基輔，那裡的王公地位高於所有其他的王公。 侵略者的生計是靠向土著居民徵收的貢物來保障的。因此俄羅斯人本來可以生活在原地，無需到國外去尋求額外的收入，國家已向他們提供了大量的收入。如果他們也像西部歐洲的同時代人一樣不能與外部交往的話，他們或許會生活在原地，滿足於享用臣民繳納的貢賦。但是他們所處的地位必定很快就使得他們去實行交換經濟。 南俄羅斯事實上位於兩個文明水平較高的地區之間。在東面，在裏海那邊是巴格達的哈里發的統治區；在南面，黑海浸潤著拜占庭帝國的海岸並且通向君士坦丁堡。蠻族人立即感到這兩個強大的輻射源的光芒。他們或許精力高度旺盛，富於進取精神和冒險精神，但是他們的這些天性只是促使他們去利用環境。當他們占領斯拉夫地區的時候，阿拉伯的、猶太的和拜占庭的商人已經常去那裡。這些商人向他們指出了應該走的道路。他們自己在利慾的刺激下毫不遲疑地走上了這條道路。利慾對於未開化的人和開化的人都是一種天性。他們占領的國家把特別適合於同生活講究的富裕帝國進行貿易的產品交給他們出售。 他們占領的國家中廣袤的森林為他們提供了大量的蜂蜜，在食糖尚不為人所知的時代，蜂蜜是很珍貴的；還為他們提供了毛皮，華麗的毛皮即使在南方地區也是為製作奢侈的衣著和家具所必需的。奴隸更加容易得到，而且由於穆斯林的閨閣和大坊即拜占庭作坊的需要，販賣奴隸既可靠又賺錢。因此，從9世紀起，當加洛林帝國在地中海關閉以後被封鎖在隔絕狀態之中的時候，南俄羅斯卻相反地向吸引著它的兩個大市場出售它的產品。第聶伯河流域的斯堪的納維亞人是非基督教徒，所以他們沒有那種阻止西方基督教徒與穆斯林交往的宗教顧慮。他們既不信奉基督也不皈依穆罕默德，所以他們一視同仁地與基督的門徒和穆罕默德的弟子做買賣，他們只求發財致富。 他們同穆斯林帝國的貿易和同希臘帝國的貿易具有同樣大的規模，這一點可因在俄羅斯發現的數量特別大的阿拉伯和拜占庭硬幣而得到證明，這些硬幣像一條金線標出了商業道路的走向。商業道路從基輔開始，沿第聶伯河向南，沿伏爾加河向東，沿德維納河和注入波士尼亞灣的一些湖泊向北。幸運的是猶太的或阿拉伯的旅行者以及拜占庭的作家提供的情況對考古發掘的文物做了增補。在這裡我們只要簡述一下君士坦丁·波菲羅格涅圖斯在10世紀的報道也就夠了。 ㉜ 他描述俄羅斯人每年在解凍之後把他們的船隻集合在基輔。船隊沿第聶伯河緩緩而下，該河瀑布很多，造成障礙，必須沿岸拉縴繞過瀑布。一到達海口，他們就沿著海岸駛向君士坦丁堡——漫長而艱險的旅程的最終目標。在那裡俄羅斯商人有一個專門的地區並且有商約規定他們與該首都居民的關係，最早的商約可追溯到9世紀。他們當中許多人受到君士坦丁堡的誘惑，就定居在那裡，並且在帝國警衛隊服役，正如以前日耳曼人在羅馬軍團中服役一樣。皇帝之城（Tsarograd）對俄羅斯人具有魅力，這種魅力的影響持續數世紀之久。從這裡他們接受了基督教（957—1015年），從這裡他們借鑑而產生了自己的藝術、文字、貨幣和大部分的行政組織。僅此即足以證明拜占庭商業在俄羅斯社會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拜占庭商業在俄羅斯社會生活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以致如果沒有它，俄羅斯文明就無法解釋。或許，拜占庭商業所表現的形式是很原始的，但重要的不是它的形式而是它的作用。 我們可以說拜占庭商業確實決定了中世紀早期俄羅斯人的社會組織。對俄羅斯人來說，不僅地產的重要性不為他們所知，而且就連地產的觀念也沒有，這與加洛林歐洲的他們同時代人的情況形成鮮明的對照。他們的財富觀念只包括動產，其中最貴重的是奴隸。只是在通過控制土地而能占有土地的產品的情況下，他們才對土地感興趣。雖然這種觀念是征服者武士階級的觀念，但是毋庸置疑，這種觀念之所以保持的時間如此之久，那是因為這些武士同時又是商人。補充說一句，俄羅斯人集中在城鎮開始是出於軍事的需要，而這也正好非常符合於商業的需要。因而蠻族人旨在奴役被征服居民而建立的組織，非常適合於他們被拜占庭和巴格達的經濟吸引之後所改過的那種生活。他們的例子表明，一個社會在致力於商業之前並非一定要經過農業階段。在這裡商業看來是原始的現象。之所以如此，在於俄羅斯人不是像西部歐洲的居民那樣與世隔絕，相反他們從一開始就被推向或者更確切地說被拉向與外界的往來。因此，將他們的社會狀況與加洛林帝國的社會狀況做一比較，就可以看出強烈的對比：不是領地貴族，而是商業貴族；不是依附於封建領地的農奴，而是當作勞動工具的奴隸；不是生活在鄉村的居民，而是聚集在城市的居民；最後，不是簡單的消費經濟，而是交換經濟和經常持久的商業活動。 歷史異常清楚地證明：這些如此鮮明的對照是環境造成的，環境向俄羅斯提供了出路，而剝奪了加洛林帝國的出路。事實上，俄羅斯的商業，只有在通向君士坦丁堡和巴格達的道路依然朝它開放的時候，才能維持下去。而且它也不可能經受住佩切涅格人在11世紀給它造成的危機。這些蠻族人入侵裏海和黑海海岸，帶來了與8世紀時伊斯蘭教入侵地中海給西部歐洲所造成的同樣的後果。 正如伊斯蘭教入侵切斷了高盧和東部地區之間的交通一樣，佩切涅格人入侵切斷了俄羅斯人和它的國外市場之間的交通。對兩者來說，交通斷絕的後果是非常一致的。在俄羅斯如同在高盧一樣，由於不再有貨物的轉口，所以城市人口減少；由於居民不得不就地尋求謀生的辦法，所以農業經濟時期取代了商業經濟時期。儘管細節不同，兩者都是同樣的情景。遭到蠻族人毀壞和騷擾的南部地區落後於北部地區。基輔如同過去馬賽一樣陷入衰落之境；俄羅斯國家的中心移到莫斯科，正如過去法蘭克國家的中心隨著加洛林王朝一起移到萊茵河流域。下述結果進一步說明了兩者的相似性：我們看到，在俄羅斯如同在高盧一樣，土地貴族形成了，領地制度建立起來了，在這種制度下，由於不可能出口或出售，生產不得不限於滿足領主和他的農民的需要。因此，在這兩個地方，同樣的原因產生了同樣的結果。但是這種因果不是在同一個時期發生的。在加洛林帝國只有領地制度的時候，俄羅斯人靠貿易為生；在西部歐洲由於找到新的出路因而與領地制度決裂的時候，俄羅斯人建立起領地制度。我們還要進一步考察這種決裂是怎樣實現的。現在已用俄羅斯的例子證明了下述觀點也就夠了：加洛林時代的經濟不是內部發展的結果，而必須首先歸因於伊斯蘭教關閉地中海。 注釋 ① 　H. 皮雷納：《穆罕默德和查理大帝》（《比利時文獻和歷史雜誌》，第1卷，第86頁）。 ② 　有人或許會提出這樣的反對意見：查理大帝在義大利征服了倫巴德人的王國，在西班牙征服了庇里牛斯山和埃布羅河之間地區。但是他的南進絕非由於希望控制地中海海岸。遠征倫巴德人是由於政治原因，特別是由於同羅馬教廷的聯盟。占領西班牙北部的目的僅在於建立抵禦穆斯林的堅固邊疆。 ③ 　H. 皮雷納：《經濟對比：墨洛溫王朝和加洛林王朝》（《比利時文獻和歷史雜誌》，第2卷，第233頁）。 ④ 　不過紙草的進口這時尚未完全停止。就我們所知，最後提到在高盧使用紙草的時間是787年（M. 普魯：《古文字學教程》，第4版，第9頁）。在義大利紙草繼續使用到11世紀（吉里：《古文書學教程》，第494頁）。那裡的紙草或者從埃及或者更可能從西西里進口。通過半島南部拜占庭城市的貿易或者通過威尼斯的貿易，阿拉伯人將紙草的加工方法傳到了西西里。這一點將在第四章中討論。——在墨洛溫時代尚廣泛食用的東方水果（見本書第11頁，注4），從加洛林時代起完全消失，這一點也是能夠說明問題的。如果查閱規定出巡官員膳食的御賜出巡證書，就可以看到加洛林王朝巡按使的膳食縮減到只不過是農民飯桌上的東西：肉、蛋和黃油。見G. 魏茨：《政治制度史》，第2卷之二，第296頁。 ⑤ 　見本書第11頁。在斯塔弗洛存在同樣的現象，該地修士不再要求核准西熱貝爾三世給予他們的免繳渡過羅亞爾河即去馬賽的路上的商品通行稅的特權（阿爾坎和羅蘭：《斯塔弗洛-馬爾梅迪修道院文件集》，第1卷，第10頁）。 ⑥ 　F. 基內：《普羅旺斯政治制度史》，第31頁。9世紀時，越過阿爾卑斯山去馬賽的路不再經常有人來往，這一點是能夠說明問題的。熱內弗爾山的路廢棄不用，只有朝北的山口還有人來往：瑟尼山、大小聖伯納德山、瑟普蒂梅山。見P. A. 舍費爾：《阿爾卑斯山交通史》（柏林，1908—1914年）。 ⑦ 　A. 許爾特：《中世紀德國西部和義大利間商業和交通史》，第2卷，第59頁（萊比錫，1900年）。 ⑧ 　W. 福格爾：《諾曼人和法蘭克王國》（海德爾堡，1906年）。 ⑨ 　Ch. 德·拉龍西埃爾：《查理大帝和九世紀的沿海文明》〔《中世紀》，第10卷（1897年），第201頁〕。 ⑩ 　A. 多普施：《加洛林時代的經濟發展》（第2卷，第180頁以下）旁徵博引地指出有大量的商人存在。然而必須看到，其中許多人屬於墨洛溫時代，而另外許多人遠遠沒有作者賦予他們的含義。還見J. W. 湯普森：《九世紀的法蘭西的商業》〔《政治經濟日報》，第23卷（1915年），第857頁〕。 ⑪ 　康托維克毀於842和844年的入侵。杜爾斯泰德在834和835年遭到破壞。W. 福格爾：《諾曼人和法蘭克王國》，第66、88頁；參閱J. 德·弗里斯：《北歐海盜在沿海低地》（哈萊姆，1923年）。 ⑫ 　H. 皮雷納：《弗里斯蘭的呢絨還是佛蘭德爾的呢絨？》〔《社會和經濟史季刊》，第7卷（1909年），第308頁〕。 ⑬ 　M. 普魯：《巴黎國家圖書館墨洛溫王朝貨幣目錄》，第10頁。 ⑭ 　W. 福格爾：《諾曼人和法蘭克王國》，第62頁。 ⑮ 　《法蘭克王國敕令匯編》，波雷提烏斯校注，第2卷，第250頁。 ⑯ 　見本書第12頁注2所引用之《阿戈巴爾的書信》。如果想要了解全部文獻資料，可參閱阿羅尼烏斯：《1273年以前法蘭克和日耳曼諸國猶太人編年史》（柏林，1902年）。 ⑰ 　與基督教徒不同，西班牙的猶太人由於穆斯林的航運一直與東部保持著聯繫。見C. 桑切·阿爾沃爾諾：《十世紀萊昂生活圖景》（第17頁以下，載《皇家歷史學院學術演說集》，馬德里，1926年）中有關於西班牙的猶太人從事希臘和東部織品貿易的有意義的文獻資料。 ⑱ 　J. W. 湯普森在《九世紀的法蘭西商業》一書中為了證明事實與此相反所做的巧妙論證，在語史學方面說不過去，因此令人無法接受。他的立論的根據是說Cappi一詞源出於希臘文，這種說法是不能接受的。 ⑲ 　K. 拉特根：《德國市場的產生》，第9頁（達姆斯塔特，1881年）。 ⑳ 　安巴爾·德·拉圖爾：《七至九世紀授予教堂的商業特免權》（《獻給加布里埃爾·莫諾的中世紀歷史研究》，第71頁，巴黎，1896年）。 ㉑ 　乍看起來人們可能想把828年的一份稅則（《馬庫爾菲的稅則》，措伊默爾校注，第314頁）所提到的宮廷商人看作大商人。但是這些商人必須向皇帝匯報他們的事務，並且他們受設在宮廷內的專門法庭的審判，看到這一點就只會把他們看作宮廷的供應人員。專業的商人變得非常的稀少，他們的情況與猶太人差不多。此外，許多修道院自己派出僕役到產地採購必需的食品（酒、鹽，在荒年還有黑麥和小麥），這一事實證明不存在通過商業途徑的正常供應。如果想要否定這一點，就必須證明墨洛溫時代城市中的商人區9世紀時還存在。——我還要補充一點，比較研究墨洛溫時代和加洛林時代的商品通行稅證明9世紀時商業的極度衰落，這一點我打算在別處予以證明。 ㉒ 　M. 普魯：《巴黎國家圖書館加洛林王朝貨幣目錄》，第45頁。 ㉓ 　金幣的消失是加洛林時代經濟衰落的結果，這一事實從以下情況得到確證：在弗里斯蘭和於澤，確切地說在帝國中一方面由於康托維克和杜爾斯泰德，另一方面由於西班牙的猶太人因而還保持著一些商業的地區，繼續存在著一種小金幣。關於這種小金幣，見M. 普魯：《巴黎國家圖書館加洛林王朝貨幣目錄》，第31頁。 ㉔ 　G. 魏茨：《德國政治制度史》，第2版，第4卷（1885年），第112頁；F. 洛：《法蘭克時代的一個大領地·普瓦圖的阿爾丹》，參加為紀念高等研究學院成立五十周年所進行的稅收研究，載歷史和文獻學室出版的合集，第109頁（巴黎，1921年）。 ㉕ 　G. 魏茨：《德國政治制度史》，第54頁。參閱本書第87頁。在828和831年，除了康托維克、杜爾斯泰德和瑟尼山（克呂薩）的商品通行稅卡以外，不復存在直接屬於皇帝的商品通行稅卡。 ㉖ 　W. 維蒂希：《德國西北部的領主統治》（萊比錫，1896年）；H. 皮雷納：《九至十二世紀佛蘭德爾的自由和地產》（《比利時皇家學院通報·文科類》，1906年）；H. 范·韋弗克：《七和八世紀佛蘭德爾的大領主》〔《比利時文獻和歷史雜誌》，第2卷（1923年），第321頁〕。 ㉗ 　《法蘭克王國敕令匯編》，波雷提烏斯校注，第1卷，第125頁。 ㉘ 　「馬南」與「維蘭」為中世紀農村平民或農民的音譯。——譯者 ㉙ 　《修道院院長伊爾米農的土地農奴清冊》是了解這種組織的主要原始資料。蓋拉爾1844年校注該書所寫的序還值得一讀。關於這個問題還可以查閱著名的《莊園敕令》。K. 加賴斯對該文獻做了一個很好的評述：《查理大帝的土地制度》（柏林，1895年）。最近關於《莊園敕令》的意義和日期的論戰，見M. 布洛赫：《莊園敕令的由來和日期》〔《歷史雜誌》，第143卷（1923年），第40頁〕。 ㉚ 　有些作者認為可以承認領地產品是用來出售的。例如，見F. 科伊特根：《公會和行會》，第58頁（耶拿，1903年）。不可否認在例外的情況下，如在饑饉的年代，有出賣領地產品的。但是一般來說，肯定無人出售。用來證明相反情況的文獻資料數量過於少而且內容過於模稜兩可，不能令人信服。顯然，中世紀初期領地制度的整個經濟與營利思想是明顯對立的。只有在例外的情況下方才出售，例如一個特別好的年景使一個地區的領地有了剩餘產品，吸引遭受饑荒地區的人去到那裡。這是完全不同於正常貿易的純粹偶然性的貿易。 ㉛ 　下文所述，查閱N. 羅斯托夫采夫：《在南俄羅斯的伊朗人和希臘人》（牛津，1922年）和《第聶伯河流域的俄羅斯國的起源》（《美國歷史協會1920年年度報告》，第163頁，華盛頓，1925年）；W. 湯姆森：《古代俄羅斯和俄羅斯國起源之間的關係》（牛津，1877年；德文版：《俄羅斯國的起源》，戈塔，1879年）；B. 克柳切夫斯基：《俄國史教程》，第1卷，第180頁（莫斯科，1916年）；J. M. 庫利舍爾：《俄羅斯商業史》，第5頁（彼得格勒，1923年）。 ㉜ 　《論帝國之管理》（寫於950年左右）。關於這份文獻資料應該查閱W. 湯姆森前引書所做的非常好的評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