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論經今古文學問題 · （Ⅵ）
近儒之主張應該分析經今古文的，或認今文為真而古文為偽，或認古文為優而今文為劣，雖立論相反，然皆以為今文古文之不同在於經說，而文字之差異與篇卷之多少尚在其次。竊謂不然。我以為今文古文之不同，最重要的是篇卷之多少，次則文字之差異；至於經說，雖有種種異義，其實是不值得注意的。略述鄙見如次：
古文經中必須摒棄的是《笙詩》六篇，《逸書》十六篇，百篇《書序》，《逸禮》三十九篇，《周禮》，因為這是全屬偽造的。還有，《春秋左氏傳》，雖系取左丘《國語》改竄而成，並非全屬偽造，但既改原書之分國為編年，又加上什麼凡例書法及比年依經緣飾之語，則在「《國語》探源」之工作未完成以前，我們對於《左傳》亦只能視同偽書。其凡例等等固必須摒棄；即其敘事之部分，雖非全屬偽造，而偽造者亦必有之，故引用時必須審慎，與其過而存之也，寧過而廢之，如此，庶不至為劉歆所紿。
其文字之差異，固當以今文為正，但古文倒不是全無可取，也竟有應該用古文改今文的。因為今文雖真，卻不能說沒有傳寫之誤；古文後起，遇到今文不可通的地方，往往加以修改。改錯的固然不少，改對的也不能說沒有。試舉《春秋》為例：隱公二年之「紀子伯」，《左氏經》改為「紀子帛」，三年之「尹氏卒」，《左氏經》改為「君氏卒」，這是故意與《公羊經》立異，自不足信。但下舉兩事，實以改本為長：
（ㄅ）成公「六年，冬，晉欒書率師侵鄭」。《穀梁經》及《左氏經》皆改「侵」為「救」，是也。上文「五年，冬，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婁子、杞伯同盟於早牢。」「六年，秋，楚公子嬰齊率師伐鄭。」下文「七年，秋，楚公子嬰齊率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杞伯救鄭。」比事而觀，知此數年中鄭從晉，故楚伐之而晉救之。然則《谷》《左》所改者是也。
（ㄆ）昭公「二十有一年，冬，蔡侯朱出奔楚。」「二十有三年，夏，六月，蔡侯東國卒於楚。」《左氏經》與《公羊經》同。《穀梁經》改「朱」為「東」，謂即「東國」，是也。不但比事而觀，奔楚與卒於楚者可斷其必是一人。且《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明言魯昭公二十一年奔楚者為蔡悼侯東國，悼侯立三年，卒，適為魯昭公之二十三年。《管蔡世家》略同。是知「朱」實「東」之誤字，下又脫「國」字也。《穀梁經》改「朱」為「東」，固是。但他不知增「國」字，而強為之說曰：「東者，東國也。何為謂之『東』也？王父誘而殺焉，父執而用焉，奔而又奔之曰『東』，惡之而貶之也。」這又與解「紀子伯」同樣為可笑之論了。又，「奔而又奔之曰東」一語，文理不通！（又疑太史公所見之《公羊經》，「朱」字蓋作「東國」二字，為未誤之本，故《年表》與《世家》皆只有東國而無朱。其後偽造《穀梁傳》者所見之《公羊經》，脫「國」存「東」，故偽《穀梁經》作「東」，而造偽傳者即望文生訓，發此可笑之論。又其後偽造《左氏傳》者所見之《公羊經》，「東」又誤為「朱」，故偽《左氏經》作「朱」，而造偽傳者遂臆撰「楚費無極取貨於東國，而使蔡人出朱而立東國，朱訴於楚」之偽事。太史公所見原本左丘《國語》必無此記載，故《史記》與《左傳》不同。）
古文家改今文經的文字，除因有作用而故意竄改者外，大可與鄭玄、朱熹、王念孫、俞樾諸人之校改古書文字同樣看待。古書傳寫，闕誤必多，後人讀之而覺其不可通，循其前後文義而增刪移易其字句，此為校讀古書者所應有之事。古文家造作偽經，固當排斥，然其改正今文文字之闕誤，則不當一例排斥也。
至於經說，則古文家與今文家正是一丘之貉耳。兩家言作《詩》本義，言古代史實，言典禮制度，同為無據之臆測，無甚優劣可言。因為兩家都是要利用孔子以獻媚漢帝，希冀得到高官厚祿者，故都喜歡說孔子為漢製法，都喜歡談圖讖緯候。古文家之異於今文家者，僅在孔子以前又加了一個周公。這是因為古文家的始祖劉歆欲獻媚新帝王莽，因周公攝位之傳說最適宜於作王莽篡漢時利用的工具，故古文經說到處要抬出周公來，且特造《周禮》一書，凡莽所更法立制，悉在其中；如此，則周公為新製法比孔子為漢製法更為親切有用，治古文經者當然可以得到新室之高官厚祿矣。經說愈多，則立學之機會亦愈多。西漢之世，今文《五經》博士已逐漸增至十四家。及劉歆偽造古文經，於是《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又得立於學官矣。新室雖不久即亡，而古文經與古文經說則並不隨之而皆亡。那時治古文經者方自欣其得此與今文諸家相異之經說，可以獲得立學之機會，故東漢之初希望立學者甚多。范升對光武之言曰：
近有司請置京氏《易》博士，群下執事莫能據正。京氏既立，費氏怨望；左氏《春秋》復以比類，亦希置立。京、費已行，次復高氏。《春秋》之家，又有騶、夾。如今左氏、費氏得置博士，高氏、騶、夾，五經奇異，並復求立，各有所執，乖戾分爭。（《後漢書·范升傳》）
這幾句話，把當時那些治古文經者（騶、夾之《春秋》亦系劉歆所偽造者）希望立學的情狀說得很明白。為什麼希望立學？因為立了學則可以得到高官厚祿也。故古文經說之異於今文經說，劉歆之目的為媚莽，東漢古文家之目的為立學。劉歆既有媚莽之目的，特造《周禮》，又偽群經以證《周禮》，其經說尚可謂有一貫之主張。至於以立學為目的之東漢古文家，則其經說只在求異於今文家：或與今文說相反，或與今文說微異，或與今文說貌異而實同，或今文本有歧說而取其一以為古文說，如是而已。其與今文經說，並非截然兩派，各有系統，絕不可合，如廖平之《今古學考》所云云也。（西漢的今文家，本就是用了這種手段來爭到立學的，如《書》之大夏侯與歐陽立異，小夏侯又與大夏侯立異，《易》之孟京與施、梁丘立異，所以《五經》博士可以分到十四家之多。）
近人或謂今文家言「微言大義」，古文家言「訓故名物」這是兩家最不同之點。此實大謬不然。今文家何嘗不言訓故名物？《漢書·藝文志》於《詩》有《魯故》、《齊後氏故》、《齊孫氏故》、《韓故》諸書，於《書》有《大小夏侯》、《解故》諸書，都是言訓故名物的。（漢師說經，「解故」以外，尚有「章句」。《書》之歐陽、大小夏侯，《易》之施、孟、梁丘，《春秋公羊傳》，《藝文志》皆著錄有章句之書。章句雖非專言訓故名物，然亦非絕不言訓故名物也。）至於「微言」「大義」，本是兩詞，近人合為一詞，謂凡今文經說，專務發揮微言大義，而近代今文家亦多以發揮微言大義之責自承。其實此兩詞絕不見於西漢今文家的書中。最早用此兩詞的是古文家的始祖劉歆。他的《讓太常博士書》中有云：「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又，《漢書·藝文志》為劉歆《七略》之要刪，其篇首即云：「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是當以此兩詞歸之古文家，方為適當耳。若雲微言大義即指《公羊傳》所言「《春秋》之義」，則《孟子》、《公羊傳》、《史記》、《春秋繁露》中言及《春秋》之義，皆無微言大義之稱。且古文家之劉歆亦曾造有偽《左》的「《春秋》之義」，即所謂「五十凡」等等是也。古文家何嘗不言微言大義乎？微言大義兩詞既為古文家所創，則稱「五十凡」等等為微言大義，更為切合，大概劉歆亦正指此耳。
或又謂古文家言「《六經》皆史」，今文家言「《六經》皆孔子所作」。此則尤與事實不合。按此兩說，漢之今文家與古文家皆無之。對於經的來源及其與孔子的關係，《史記·孔子世家》及《儒林傳》所言為今文說，《漢書·藝文志》及《儒林傳》所言為古文說。兩說固不甚相同，然亦不甚相遠，而皆與「《六經》皆史」及「《六經》皆孔子所作」之說不同。考「《六經》皆史」之說，始於宋之陳傅良（徐得之《左氏國紀序》），其後明之王守仁（《傳習錄》），清之袁枚（《史學例議序》），章學誠（《文史通義》），龔自珍（《古史鉤沉論二》），及章太炎師（《國故論衡》的《原經》）皆主此說。陳、王、袁、章四氏，不但非古文家，且非經學家；龔氏則為今文家；惟章君為古文家耳。然則雲「《六經》皆史」之說為古文家言者，非也。至於「《六經》皆孔子所作」之說，始於廖平（《知聖篇》），而康有為（《孔子改制考》的《六經皆孔子改制所作考》）、皮錫瑞（《經學歷史》與《經學通論》）皆從之，三氏固為近代之今文家（廖氏議論數變，實不能稱為今文家，惟作《古學考》及《知聖篇》之時代尚可歸入今文家耳），但前於三氏之今文家龔自珍即主「《六經》皆史」之說，後於三氏之崔觶甫師又反對康氏之說（《五經釋要》的《孔子述作五經之大綱》）。然則雲「六經皆孔子所作」之說為今文家言者，又非也。
漢之今文家言與古文家言，或墨守師說，或苟立異說，既無系統，又無見解，現在看來，可取者殊少。近代之今文家如莊述祖、劉逢祿、龔自珍、魏源、康有為諸人，古文家之章太炎師（從鄭玄以後至章君以前，沒有一個古文家，或目鄭學者與惠、戴、段、王諸氏為古文家，則大誤），雖或宗今文，或宗古文，實則他們並非僅述舊說，很多自創的新解，其精神與唐之啖助、趙匡至清之姚際恆、崔述諸氏相類；所異者，啖、趙至姚、崔諸氏不宗一家，實事求是，其見解較之莊、劉諸氏及章君更進步耳。
我以為我們今後對於過去的一切箋、注、解、疏，不管它是今文說或古文說，漢儒說或宋儒說或清儒說，正注或雜說，都可以資我們的參考及採取。例如《詩》說，不但漢劉歆之偽毛公《詩傳》可以採取，即明豐坊之偽子貢《詩傳》與偽申培《詩說》也可以採取。又如《書》說，伏生之《大傳》，王肅之偽孔安國《傳》，蔡沈之《書集傳》，孫星衍之《尚書今古文註疏》，魏源之《書古微》等等都可採取，不必存歧視之見。近代經學大師俞曲園先生，說經依高郵王氏（念孫及其子引之）律令。王為戴震弟子。章君謂「凡戴學數家，分析條理，皆縝密嚴瑮，上溯古義而斷以己之律令」，故能「研精故訓而不支，博考事實而不亂；文理密察，發前修所未見；每下一義，泰山不移。」（章君評俞氏及黃以周、孫詒讓語）然俞氏以前諸師，引據舊說，範圍甚嚴，以唐為斷；自宋以後，則認為不通古訓，不合古義，概從摒棄。故創穫最多者，僅在「依古音之通轉而發明文字之假借」一端。此外則既不敢創漢唐所無之新說，尤不敢大膽疑經。而俞氏獨不然，他是能夠決破這個網羅的。章君所作《俞先生傳》云：「為學無常師，左右採獲，深嫉守家法違實錄者。」此語最能道出俞氏治學的精神。今舉其解經五事為例：
（ㄅ）他對於「《周易》的《上經》三十卦與《下經》三十四卦」的說明，采清吳隆元的《易宮》之說（《經課續編》與《九九銷夏錄》）。因其立論允當而采之，不以其說原於宋戴師愈偽造的《麻衣正易心法》而摒棄之。
（ㄆ）他對於《尚書》的「曰若稽古」一語，謂鄭玄訓「稽古」為「同天」，偽孔訓「若稽古」為「順考古道」，兩說都不對；惟蔡沈訓「稽古帝堯」為「考古之帝堯」，最是。（《達齋書說》）
（ㄇ）他說《論語·泰伯篇》「有婦人焉」之婦人，非太姒，亦非邑姜，當為戎胥軒之妻酈山女，事見《史記·秦本紀》。（《經課續編》）
（ㄈ）他解《禮記·曲禮》「醫不三世，不服其藥」一語，引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所載之李生菜小兒藥鋪、丑婆婆藥鋪，吳自牧《夢梁錄》所載之修義坊三不欺藥鋪，陳元靚《歲時廣記》所載之蘇州賣藥朱家，謂「如此等類，皆累世相傳，人所共信，其藥可服無疑」，以證明《記》義。（《茶香室經說》）
（ㄪ）他說：「《中庸》蓋秦書也。……吾意秦並六國之後，或孔氏之徒傳述緒言而為此書。」又說：「《周禮》一書乃周衰有志之士所為，……非周公之書，亦非周制也。」又說：「《左傳》所載當時君大夫言語，皆左氏所撰，非其本文，故歷年二百，國非一國，人非一人，而辭氣之間如出一口。」（均見《湖樓筆談》）又說：「《王制》者，孔氏之遺書，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王者孰謂？謂素王也。孔子生衰周，不得位，乃托魯史成《春秋》，立素王之法，垂示後世。」（《達齋叢說》）又說：「古書但有篇名。……惟《孝經》有《開宗明義章》、《天子章》、《諸侯章》等名，則是每章各有章名，他經所無。故學者疑《孝經》為偽書，不為無見。」（《九九銷夏錄》）——看這幾條，可以知道他很能大膽疑經，與姚際恆、崔述諸氏相同。
俞氏這種解經的態度，實在是我們的好榜樣。總而言之，我們今後解經，應該以「實事求是」為鵠的，而絕對破除「師說」「家法」這些分門別戶，是丹非素，出主入奴的陋見！
公曆一九三一年（民國二十年）十一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