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論經今古文學問題 · （Ⅳ）

打倒古文經的中心文章，自然是《漢書藝文志辨偽》。（《書序辨偽》、《漢書儒林傳辨偽》、《經典釋文糾謬》、《隋書經籍志糾謬》四篇，與《藝文志辨偽》或互相發明，或補所未備，均當參看。）這篇文章，證據詳備，駁辨明快，從大體上說，是很精核的；但疏略武斷之處亦頗不免。茲就管見所及，按經分述如下： （ㄅ）《詩經》 康氏之辨《毛詩》，議論最為透徹，吾無間然。他不相信徐整和陸璣說的兩種傳授源流；他不相信有《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這六篇「笙詩」；他不相信《商頌》是商代的詩；他不相信有毛亨和毛萇兩個「毛公」；他並且根本懷疑「毛公」之有無其人；他不相信河間獻王有得《毛詩》立博士這回事；他確認《毛詩序》為衛宏所作。這都是極精當的見解。我覺得他辨諸經的偽古文，以辨《毛詩》為最好。前乎他的魏源，雖也不信任毛詩，但見解遠不及他。惟宋之鄭樵、朱熹，清之牟庭、崔述，其攻擊《毛詩》，堪與康氏相伯仲。 （ㄆ）《尚書》 康氏之辨《古文尚書》，有極精核的議論，也有不徹底的見解，還有很錯誤的敘述，茲分述之： 《漢書·藝文志》云：「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而得《古文尚書》。……孔安國……悉得其書，……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康氏說共王薨於武帝初年，孔安國為武帝博士，也早卒，均不及至武帝末年，遭巫蠱事，年代差舛，故知為偽。又，《漢書·儒林傳》云：「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他說今考史遷載《堯典》諸篇說實皆今文，以為古文者，妄。（按：崔君遍考《史記》所載關於此五篇之說，可證其為今文與今文說者凡二十二條，無一從古文說者，足為康說之鐵證，詳《史記探源》。）他的《書序辨偽》篇中辨《今文尚書》止有二十八篇，《泰誓》確為後得。又說《書序》亦劉歆所偽作，《今文尚書》無序，力駁陳壽祺「今文有序」之說。這都是他極精核的議論。 《史記》載入之《書序》，決非司馬遷原文所有，實為妄人所竄入（未必就是劉歆）。有《史記》敘事與《書序》不合而不錄《書序》者，如《文侯之命》及《秦誓》等篇是也。有《史記》無其事而僅錄《書序》者，如《帝誥》、《女鳩》、《女房》、《典寶》、《夏社》等篇是也。（《書序》中之偽篇以《商書》為量多，故竄入《史記》者亦以《殷本紀》為最多。我們看商代最真實的史料甲骨刻辭中的文句和社會狀況，可以斷定那時絕對不會有《書序》所說的那一篇一篇的文章。商代歷史本極缺乏，故劉歆得以任意增竄也。）有《史記》敘事與《書序》不合而又錄《書序》，以致前後文自相矛盾者，如《盤庚》及《高宗肜日》諸篇是也。看第一例，可證《史記》與《書序》無關。看第二例，則增竄之跡顯然可見。看第三例，更可明其為不顧文義之妄人所竄入。關於此點，崔君的《史記探源》中考辨最為精詳。康氏雖知百篇《書序》為劉歆所偽造，然對於《史記》中的《書序》，尚謂「《史記》與《書序》同者，乃《書序》勦《史記》，非《史記》采《書序》」，其《書序條辨》中屢有「《史記》雲，因某事作某篇，即劉歆所本」這樣的話，他還是被騙了！這是他不徹底的見解。 劉歆偽造的《逸書》，凡十六篇；又把《九共》九篇分開，稱為二十四篇。其篇名、篇次及分合各點，列之如下（用「一、二……」記十六篇，用「1、2……」記二十四篇）： 《舜典》　一　1 《汩作》　二　2 《九共》（九篇）　三　3、4、5、6、7、8、9、10、11 《大禹謨》　四　12 《棄稷》　五　13 《五子之歌》　六　14 《胤征》　七　15 《湯誥》　八　16 《咸有一德》　九　17 《典寶》　十　18 《伊訓》　十一　19 《肆命》　十二　20 《原命》　十三　21 《武成》　十四　22 《旅獒》　十五　23 《冏命》　十六　24 康氏的《尚書篇目異同真偽表》第五欄「十六篇偽古文篇目」所列為—— 《舜典》、《汩作》、《九共》（九篇）、《大禹謨》、《胤征》、《湯誥》、《伊訓》、《武成》、《冏命》 之十七篇，而—— 《棄稷》、《五子之歌》、《典寶》、《咸有一德》、《肆命》、《原命》、《旅獒》 之七篇均未列入，這是絕無根據的。他的《漢書藝文志辨偽》中引劉逢祿《尚書今古文集解》語敘此十六篇與二十四篇，亦全同舊說並無駁辨之語，可知此表所敘，乃是一時的錯誤。他偶然誤把二十四篇的計算法來算十六篇（就是誤把《九共》分作九篇作為十六篇的計算法），於是覺得多出幾篇來了，就胡亂的把《棄稷》等七篇刪去，這實在太不應該了！而且就照他那麼辦，他所列的還不是十六篇，乃是十七篇。這是他很錯誤的敘述。 《漢書·藝文志》敘《今文尚書》的卷數是這樣： 《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 歐陽《經》三十二卷。 歐陽《章句》三十一卷。 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 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 案：伏生所傳《尚書》，本來只有二十八篇：「《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大小夏侯《經》皆增為二十九篇，其《章句》與《解故》亦皆二十九篇。獨歐陽《經》為三十二卷，而其《章句》則三十一卷，又與《經》異，頗難索解。康氏對此問題，擱起不談，但云「歐陽《經》及《章句》卷數難明」，又雲「並難引據」（《書序辨偽》）而已。王引之《經義述聞》以為，《經》與《章句》皆有誤字，皆當作三十三卷，蓋取二十九卷中之《盤庚》與《泰誓》各分為三，故為三十三卷。王氏此說，因為兩處都要改字，才能成立，所以別人都不以為然。陳壽祺《左海經辨》說： 伏生經文二十八篇，增《泰誓》三篇，止三十一卷，其一卷必百篇之《序》也。西漢經師不為序作訓，故歐陽《章句》仍止三十一卷矣。 陳氏此說，顯然錯誤。《今文尚書》無序，《書序》為劉歆所偽作，康、崔二君之所考明，已成定論。但陳氏之計算卷數，略有可采之處，故先把他這段話引在這兒。 我以為要說明歐陽《經》及《章句》的卷數，應該根據《漢石經》。但是說到《漢石經》，卻有一篇很別致的文章，不能不先說明它。原來《漢石經》中竟有《書序》。《漢石經》中有《書序》，不是適足為陳氏「今文有序」之說之顯證嗎？不然！不然！陳氏說今文有序，是與古文同樣的百篇《書序》，故臚舉今文家提到今文經所無而只見於百篇《書序》之篇目，以為今文有序之證。但《漢石經》中的《書序》，卻很別致，僅有今文經所有的二十九篇之序，此外七十一篇序一概沒有，這是計算它的行數字數而可以斷定的。這樣別致的《書序》，不但陳氏所未知，且西漢人及劉歆等亦從未道及。西漢今文家絕無言及《書序》者，也絕無稱引《書序》文句者。劉歆、楊雄、王充諸人皆據百篇《書序》以證《今文尚書》為不全，絕不據百篇《書序》以證二十九篇《書序》為不全。由此可知一定是東漢的今文家就古文的百篇《書序》，刪去今文所無的七十一篇，以成此二十九篇《書序》；決非西漢時本有今文的二十九篇《書序》，而被古文家加上七十一篇，以成百篇《書序》。漢代的今文經師，識見甚陋，他們反對古文家，絕夠不上說辨偽，只是怕人家來分他的地盤而已。只要地盤穩固了，那經的真偽問題，他們本不想研究，亦非他們的識見所能判斷；變更原來的面目以趨時尚，也毫不要緊，《易》增《說卦》以下三篇即其一例。所以古文既有《書序》，他們也不妨把它抄來，加在今文經中。但因當時有「《尚書》二十九篇，法北斗七宿」及「孔子更選二十九篇，二十九篇獨有法也」這些穿鑿不根的謬論（均見《論衡·正說篇》），若把百篇《書序》完全抄來，總覺得有些不合式，於是就單抄「有法」的二十九篇的序了。先師崔君《史記探源》卷一《序證》「《書序》」節中謂《洪範》與《君奭》兩序皆與《史記》不合，證明為劉歆之說。今《漢石經》的《書序》中《洪範序》存「以箕子」三字，《君奭序》存「周公作君」四字計其字數，知其上下文必與古文《書序》相同，這也是東漢今文家抄古文序的一個證據。所以得此二十九篇的《書序》，更可十分堅決的說西漢的《今文尚書》絕對無序！ 現在要說「歐陽《尚書》的卷數與《漢石經》」這個問題了。 漢石經所用的本子：《詩》魯，《禮》大戴，《易》京，《春秋》及《公羊傳》嚴，《論語》張侯，均由吾友馬叔平（衡）先生次第證明；惟《書》用何家之本，尚未考定。我從卷數上研究，竊謂是歐陽《經》也。其證有二： （ㄅ）《隸釋》所錄《石經尚書殘碑》中，有「建乃家般庚既遷」數字。「建乃家」是《盤庚》中篇的末句，「般庚既遷」是它下篇的首句，兩句之間空一個字，是《漢石經》的《盤庚》分上中下三篇也。 （ㄆ）最近所出《漢石經》的《書序》殘石，凡九行，茲依原石行款，錄之如下： 周 同甫公使以堪遂廣民 異刑作召箕飢與度 君公子● 首行存一「民」字，系《秦誓》篇末「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之「民」字。末行存「同異」二字，當是校記。把這首末兩行除外，其中七行是今文二十九篇《書序》。 此二十九篇《書序》中，有《泰誓序》（應在書序第三行），無《康王之誥序》（《顧命序》在第六行，其下應接《鮮誓序》，方與字數相合，故知無《康王之誥序》），則《今文尚書》二十九篇之一，陳壽祺等以《書序》當之，龔自珍等分《康王之誥》以當之，而均不數《泰誓》者，皆非也。舊說以為伏生本二十八篇，加後得之《泰誓》一篇，故為二十九篇，實在沒有錯。《漢志》敘大小夏侯《經》、《章句》及《解故》皆二十九卷，必是如此。《漢石經》分《盤庚》為三，則三十一；又加《書序》，則三十二。歐陽《經》的卷數適與《漢石經》相同，故疑《漢石經》所用的是歐陽經。至於歐陽《章句》三十一卷，則因不為《書序》作訓之故，陳壽祺之說是也。（其實是西漢經師作訓時尚未有《書序》耳。） 茲將歐陽大小夏侯及《漢石經》的分卷異同表列如下： 陳壽祺的「今文有序」十七證，康氏一一駁之，皆是也。但是他的第十三證，對於「歐陽《尚書》的卷數與《漢石經》」這個問題卻有用處。他說： 《後漢書·楊震傳》：曾孫彪議遷都曰：「般庚五遷，殷民胥怨。」 此引《商書·般庚》之序也。彪世傳歐陽《尚書》，所據乃其本經。今文有序，其證十三矣。 東漢習歐陽《尚書》者引《書序》，而《漢石經》有《書序》，這也可以作為漢《石經》用歐陽《經》的一個證據。 （ㄇ）《儀禮》 康氏主張《經》皆孔子所作之說（《孔子改制考》中有《六經皆孔子改制所作考》一篇），故認制禮者是孔子而非周公，謂《儀禮》十七篇悉為孔子所作，本書中已發其端，《孔子改制考》中乃大暢其旨。康氏此說，人多視為無徵之臆談；贊成而採用之者，惟皮錫瑞之《經學歷史》與《經學通論》耳。我以為孔子制禮之說雖未盡當，然亦非無徵之臆談，比周公制禮之說高明多矣。禮之中確有一部分為孔子所制，如「三年之喪」，看《論語·陽貨篇》，《孟子·縢文公篇》，《墨子》非儒、公孟、節葬諸篇，則此禮制自孔子，實有明徵。惟《儀禮》中如《聘禮》所言，與孔子之主張相背（崔述與姚際恆皆有此說），而升降揖讓之繁文縟節，自非孔子所定，且與孔子重禮之意亦未必吻合；其書蓋晚周為荀子之學者所作。《儀禮》為晚周之書，毛奇齡、顧棟高、袁枚、崔述、牟庭皆有此說。近見姚際恆之《儀禮通論》，亦謂《儀禮》為春秋後人所作。姚書尚未刊行，世所罕見（最近始由吾友顧頡剛先生向杭州舊家抄得），今錄其一二要語於此。其言曰： 《儀禮》是春秋以後儒者所作，如《聘禮》皆述《春秋》時事；又多用《左傳》事，尤可見。（卷前，《論旨》） 又曰： 《祝辭》多用《詩》語，便知《儀禮》為春秋後人所作。（卷一，《士冠禮》） 對於《聘禮》一篇，謂其—— 前後多規摹《鄉黨》之文，而有意別為簡練刻畫以異之。（卷八，《聘禮》） 看姚氏所論，可知《儀禮》的確作於晚周；《五經》之中，當以《儀禮》為最晚出之書。不信康氏之說者，多從舊說，以為周公所作。實則康氏以為作於孔子尚嫌太早；若作於周公之舊說，則離事實更遠，真是無徵之臆談矣。 康氏之辨《逸禮》，其說采自邵懿辰的《禮經通論》。邵氏根據《禮運》中「冠、昏、喪、祭、射、鄉、朝、聘」（今本「鄉」誤作「御」，邵氏始訂正之）之次，證今文《儀禮》十七篇為完書，當以大戴之次序為最合；又謂若取王應麟、吳澄二氏所舉《王居明堂禮》、《天子巡狩禮》、《奔喪》、《投壺》諸篇廁於十七篇之間，則不相比附：故知《逸禮》三十九篇為劉歆剽取雜書而偽造者。其說極為精當。（姚際恆亦以《逸禮》三十九篇為偽書，說見《儀禮通論》的《論旨》。） （ㄈ）《周禮》 康氏辨《周禮》之說曰：「《王莽傳》所謂『發得《周禮》以明因監』，故與莽所更法立制略同，蓋劉歆所偽撰也。歆欲附成莽業而為此書。其偽群經，乃以證周官者。」這幾句話，真所謂「一針見血」之論，《周禮》的原形給他識破了。他又取《漢書·王莽傳》中莽所措施與《周禮》相證，成《漢書王莽傳辨偽》一篇。凡所舉證，皆極精核。讀了他這篇文章，可無疑於劉歆為王莽更法立制而造為《周禮》，偽托於周公之說矣。現在除墨守古文家言者，對於鄭玄要「頭面禮足」者，以及認「一切古籍皆是真書」之淺人外，凡好學深思之士，對於《周禮》，皆不信其為周公之書。但又有以為系晚周人所作者，如錢穆與郭沫若二氏皆有此說。錢氏撰《周官著作時代考》（載《燕京學報》第十一期），謂以何休所云「《周官》乃六國陰謀之書」之說為近情。郭氏撰《周官質疑》（見其所作《金文叢考》中），謂「《周官》一書，蓋趙人荀卿子之弟子所為，襲其師『爵名從周』之意，纂集遺聞佚志，參以己見而成一家言。」我以為從制度上看，雲出於晚周，並無實據；雲劉歆所作，則《王莽傳》恰是極有力之憑證：故仍認康氏之論為最確。即使讓一步說，承認《周禮》出於晚周，然劉歆利用此書以佐王莽，總是無可否認的事實。既利用矣，則大加竄改以適合王莽更法立制之用，當時實有此必要。故今之《周禮》，無論是本有此書而遭劉歆之竄改，或本無此書而為劉歆所創作，總之只能認為劉歆的理想政制而不能認為晚周某一學者的理想政制。而若考周代之政制而引用《周禮》為史料，則尤為荒謬矣。 （ㄪ）《禮記》 康氏之辨《禮記》，有極精之語；但他還是被劉歆騙了，所以支離穿鑿之論也很多。 他說： 孔門相傳，無別為一書謂之《禮記》者。 這話極是。他又說： 既非孔子製作，亦無關朝廷功令。其篇數蓋不可考，但為禮家附記之類書。 這話也對。 但康氏終不免被劉歆所騙。《漢書·藝文志·禮家》： 《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 《明堂陰陽》三十三篇（古明堂之遺事）。 《王史氏》二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 又《樂家》： 《樂記》二十三篇。 又《論語家》： 《孔子三朝》七篇。 這五種都是《古文禮記》。《隋書·經籍志》： 漢初，河間獻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時亦無傳之者。至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敘之；而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 《經典釋文序錄》： 劉向《別錄》云：《古文記》二百四篇。 按：依《漢志》所列五種，其總數當為二百十五篇，而《隋志》謂為二百十四篇者，《記》一百三十一篇少了一篇故也。《隋志》謂劉向檢校時已少一篇，但《漢志》本於劉向（實應說劉歆）的《七略》與《別錄》，仍說是一百三十一篇，這事究竟如何，現在無從知道了。《釋文》引《別錄》比《隋志》又少了十篇，為二百〇四篇。我疑心或是傳寫誤脫「十」字，然它下文有「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之語，似不應兩處都脫「十」字，疑莫能明。但這二百十五篇，二百十四篇，二百〇四篇的參差問題，與本節所說沒有什麼關係，可以不論。我的意思，是要說明《漢志》所謂「一百三十一篇」，《隋志》所謂「二百十四篇」及《釋文》所謂「二百四篇」，都是指《古文禮記》而言，與今文無關，與今存之《大戴禮記》及《小戴禮記》亦非一物，決不可把它們牽合為一事，但康氏卻認「二百四篇」為《今文禮記》的篇數而被劉歆竄改為—— 《記》百三十一篇， 《明堂陰陽》三十三篇， 《王史氏》二十一篇， 《曲台後倉》九篇， 《中庸說》二篇， 《明堂陰陽說》五篇， 《周官傳》四篇。 共二百〇五篇（康雲二百〇六篇，今案七種合計只有二百〇五篇）。說二百〇四篇之《禮記》為這樣七種書的合計，是毫無根據而為康氏一人所臆造，決不可信。 他於是又異想天開，造出一段「《今文禮記》二百〇四篇」的賬來，他把《漢書·藝文志·儒家》中選出十九種書以當「《今文禮記》二百〇四篇」。我現在為使看的人一目了然計，特將《漢志儒家》在《高祖傳》以前之三十一種書名全抄於下，其康氏選作「《今文禮記》二百〇四篇」之十九種，外加括弧〔　〕以示別： 〔《晏子》八篇〕〔《子思》二十三篇〕 〔《曾子》十八篇〕　〔《漆雕子》十三篇〕 〔《宓子》十六篇〕　〔《景子》三篇〕 〔《世子》二十一篇〕〔《魏文侯》六篇〕 〔《李克》七篇〕〔《公孫尼子》二十八篇〕 〔《孟子》十一篇〕　〔《孫卿子》三十三篇〕 〔《芋子》十八篇〕　《內業》十五篇 《周史六弢》六篇《周政》六篇 《周法》九篇《河間周制》十八篇 《讕言》十篇《功議》四篇 〔《寗越》一篇〕〔《王孫子》一篇〕 〔《公孫固》一篇〕　《李氏春秋》二篇 〔《羊子》四篇〕〔《董子》一篇〕 〔《俟子》一篇〕《徐子》四十二篇 《魯仲連子》十四篇　《平原君》七篇 《虞氏春秋》十五篇 康氏所選的十九種書，合計二百十四篇，但他自己卻說「實二百四篇」。他接著又說： 是則二百四篇者，七十子後學記，原篇人所共知。歆欲攻後倉士禮之闕，又窺見《禮經》十七篇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無多，乃偽造典禮以為《明堂陰陽》《王史氏記》，謂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於是去取七十子後學及後倉記，而竄《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數十篇於其中，以實二百四篇之目，而痛抑今學為「推士禮而至於天子」。其作偽之術，情見乎辭。 其實劉歆並沒有「去取七十子後學及後倉記……以實二百四篇之目」，倒是康氏忽然去取《儒家》各書以實二百四篇之目了。康氏致誤之由實緣誤認《古文禮記》為《今文禮記》也。《今文禮記》本無此書，康氏已自言之矣（見上引）。今文禮家或有抄撮儒家諸子中關於論禮的文章；或有他們自己對於禮的講論，如《曲台》、《後倉》之類；又如《白虎通》中所引之「某某記」等，大多數當亦為今文家論禮之作；即今存之《二戴記》中，也許采了些今文家論禮之作。但這些都是零星散文，在西漢時並沒有像古文家那樣編成一部叢書式的《禮記》。所以主張今文的人決不該說「七十子後學記原有二百四篇」這樣一句話。 至於今存之《小戴禮記》四十九篇及《大戴禮記》三十九篇（本有八十五篇，今殘存此數），關於這兩部禮記的記載，最早的是鄭玄的《六藝論》，他說： 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記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 《經典釋文序錄》引晉陳邵的《周禮論序》說： 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刪《大戴禮》為四十九篇，是為《小戴禮》。 《隋書·經籍志》說： ……戴德刪其（指劉向所敘之《記》二百十四篇）煩重，合而記之，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 這三種記載，彼此有兩點不同： （ㄅ）《六藝論》說《二戴記》各有所受，彼此不相干，又沒有提到《二戴記》的來源。《周禮論序》與《隋志》則均謂《大戴記》是刪《古文記》而成的，而《小戴記》又是刪《大戴記》而成的。 （ㄆ）《六藝論》與《周禮論序》均謂《小戴記》原來就有四十九篇。《隋志》則謂《小戴記》原來只有四十六篇，馬融加入三篇，才成為四十九篇。 案：戴聖刪《大戴記》之說，陳壽祺和皮錫瑞都以為是不對的。戴德刪《古文記》之說，自來學者皆無異議。我以為單就這樣一句話論，是根本不能成立的。因為戴德是西漢的今文經師，當他的時候並無所謂《古文記》也。但這是駁這樣一句話。若論今之《大戴禮記》與《小戴禮記》這兩部書，據我的研究，決非戴德和戴聖這兩個人編成的；看它們的內容，雖不見得是刪《古文記》而成，但的確采了好些《古文記》，如《大戴記》中之《千乘》、《四代》、《虞戴德》、《誥志》、《小辨》、《用兵》、《少間》，采自《孔子三朝記》；《小戴記》中之《樂記》采自《樂記》（《古文記》中之《樂記》凡二十三篇，《小戴記》中之《樂記》采了它十一篇），《月令》與《明堂位》采自《明堂》、《陰陽》，皆有明證。又如《大戴記》中之《盛德》記明堂之事，《朝事》與《周禮》相合，當亦采自《古文記》中。這兩部書一定是東漢人編成的，所以其中今古雜糅，不易辨析。今《大戴禮記》已多殘缺脫誤，所存之三十九篇中，有與《小戴記》相同者，是否與鄭玄、陳邵諸人所見者相合，無從審知；又其來源，除鄭玄、陳邵及《隋志》所記，亦無其他異說，只可闕而不論。單說《小戴記》。《隋志》謂《小戴記》原來只有四十六篇，馬融加入三篇，才成為四十九篇。前人信此說者，據我現在記憶所及，似乎只有姚際恆的《禮記通論》。康氏亦深信此說。我則以為這三篇的古文色彩特別濃厚，說是馬融加入，固甚可信；但此外四十六篇又何嘗是戴聖所編？《隋志》之說雖略勝於鄭玄與陳邵，但尚遠不及陸德明之說尤與情事相合。陸氏《經典釋文序錄》於引陳邵之說之下，接著就有他自己一段極精核之論，他說： 後漢馬融、盧植考諸家同異，附戴聖篇章，去其繁重及所敘略，而行於世，即今之《禮記》是也。鄭玄亦依盧、馬之本而注焉。 這明明說今之《禮記》為盧植、馬融所編定，鄭玄所注者即是盧、馬編定之本。然則無論戴聖曾否編有《禮記》，即使有之，而今鄭注之《禮記》四十九篇，則決非戴聖之本也。故《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固為馬融所編入，即其他四十六篇中，盧、馬二人編入之篇亦必不少。可惜這樣幾句極重要的話，自來都把它忽略過了；康氏也不加深察，反謂「此古學家虛造之說，不可信」，豈非誤歟！ 總之《二戴記》都是東漢人編成的，那時古文雖未立於學官，但民間的學者尊信它的很多，它的勢力很不小，即立於學官的今文也不免要被它竄亂，《白虎通》中有古文說，《漢石經》中有《書序》，都是極好的例。《二戴記》產生於這樣的環境中，即使是今文經師所編，恐怕也不免要鬧到今古雜糅，何況《小戴記》的編者是盧、馬這兩位古文經師呢？《大戴記》的來源，雖以前的記述沒有像《釋文》和《隋志》那樣詳明，但就內容看來，其雜亂無紀之狀態，實與《小戴記》無異。還有一層，時代愈晚，偽書愈多，偽史也愈多，偽說也愈多。漢代的學者，除了一位極特別的王充外，都是最缺乏懷疑的精神的。（古文家和今文家是一丘之貉，今文家攻擊古文經是吃醋，如師丹、范升是，古文家攻擊今文經是陰謀，如劉歆是，都夠不上說懷疑。）他們對於一切真偽的古書，是持「買菜求益」的態度，認為多多益善的。所以《二戴記》這兩部叢書所采各篇的來源，除上文所舉《古文記》以外，尚有采自《荀子》（《三年問》、《禮三本》、《勸學》、《哀公問五義》），《呂氏春秋》（《月令》），《賈誼新書》（《保傅》），《逸禮》（《奔喪》、《投壺》、《諸侯遷廟》、《諸侯釁廟》）及其他秦漢以來偽造的古書（《五帝德》、《帝系姓》、《誥志》、《公冠》、《祭法》、《仲尼燕居》、《孔子間居》、《表記》、《中庸》、《大學》等）。姚際恆之評《小戴記》（見其所作之《禮記通論》，此書載入杭世駿的《續禮記集說》中，無單行本），龔自珍之評《大戴記》（見張祖廉的《定庵先生年譜外紀》），皆有極精之論。龔氏說： 二戴之記，皆七十子以後逮乎炎漢之儒所為，源遠而流分，故多支離猥陋之詞，或庸淺無味，敷衍成篇。蓋雜家喜依託黃帝，而儒家喜依託孔子，周末漢初人習尚類然。 合兩戴所記淘之澄之，孔子之言亦必居什之四，究賢於雜家之託三皇也。 又說： 衰周及漢代多至庸極陋之書，而善依託，《周書》中之《太子晉解》，《大小戴記》之《五帝德》、《坊記》、《表記》、《緇衣》等篇，其尤者也。 揚雄《法言》，王通《中說》，是其嫡傳。 這兩段話，很精核，很公允。 （ㄉ）《樂記》 「樂本無經」之說，亦發於邵氏《禮經通論》。那位十三歲就瞎了眼（《漢志》顏注引桓譚《新論》）而能活到二百五六十歲的竇老頭子來獻什麼「《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這件奇事，當然是造謊，不值得一駁。但古文家不但不以此事為可疑，且有更進一步，認「《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為即「《樂經》」者。吾友黃季剛（侃）先生說： 樂本有經，蓋即《周官》大司樂「二十職」。或謂《樂經》至秦燔失，或謂樂本無經，殆皆不然也。（《六藝略說》） 黃氏極端崇信古文，崇信劉歆，但此奇論，實劉歆所未言，《七略》所不載。其然，豈其然乎！《漢志》又說： 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其內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 禹，成帝時為謁者，數言其義，獻二十四卷。 又要搬出河間獻王和《周官》來了，而且又來了一位毛老先生！是毛亨？是毛萇？還是另有一位姓毛的？何毛氏之多才也！ （ㄊ）《周易》 康氏書中，以辨《易》的部分為最壞，十之八九都是錯誤的。因為他主張《經》皆孔子所作，故非說孔子作《卦辭》、《爻辭》不可。其實《五經》之中，惟《春秋》為孔子所作；其他四經，有成於孔子以前的，有成於孔子以後的；內中如《尚書》，大部分的《周書》及《商書》之《盤庚》當成於孔子以前，而《虞夏書》及《周書》之《洪範》等當出於孔子以後：皆非孔子所作也。《易經》明明是一部卜筮之書。朱熹說： 竊疑卦爻之辭，本為卜筮者斷吉凶而因以訓戒。……其可通處，極有本甚平易淺近，而今傳注誤為高深微妙之說者：如「利用祭祀」，「利用享祀」，只是卜祭則吉；「田獲三狐」，「田獲三品」，只是卜田則吉；「公用享於天子」，只是卜朝覲則吉；「利建侯」，只是卜立君則吉；「利用為依遷國」，只是卜遷國則吉；「利用侵伐」，只是卜侵伐則吉之類。（《答呂伯恭書》） 這話極精。《易經》所寫的生活是漁獵和牧畜時代的生活（看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中《周易時代的社會生活》）；所引的史事是商及周初之際的史事（看顧頡剛的《周易卦爻辭中的故事》，載《古史辨》第三冊）：可以證明它是作於西周的卜筮之官。但未必是西周的卜筮之官預先創作了這樣一部完完全全整整齊齊的《易經》，而到卜筮之時檢用的；似乎是卜筮之時撰成的繇辭，所以有好些句子都好像指一件事實而言，雖然我們現在無法知道它是怎麼一回事。後來有一個人搜集了這許多彼此不相干的繇辭編纂為此書，又自己特撰了一部分。所以有些卦的六爻之意是一貫的，有些卦是各爻之意彼此沒有關係的。大概前者是編此書的人所特撰的，後者是他將舊繇卦雜湊而成的。李鏡池氏的《周易筮辭考》（亦載《古史辨》第三冊）發揮此意最為精詳，今引其第四節的三個結論： （1）《卦爻辭》中有兩種體制不同的文字——散體的筮辭與韻文的詩歌——可以看出《周易》是編纂而成的。 （2）《卦爻辭》之編纂，有大部分是編錄舊有的筮辭，有小部分是編者的著作。 （3）《卦爻辭》的編纂年代，當在西周初葉。 其第五節起首說： 《周易》中有故事，《周易》中有詩歌，《周易》中還有格言。 其篇末的結論凡八條，今引其三條： （一）從《卦爻辭》中筮占貞問等字，可以證明《易》是卦筮之書，由卜筮而成，為卜筮而作。 （二）從《卦爻辭》的著作體例及其中的格言及詩歌式的句子，可以看出《周易》是編纂而成的。 （三）從《易》辭中所表現的時代性及所敘的歷史故事，可以看出《周易》的編纂年代是在西周初葉。 郭沫若氏的《周易時代的社會生活》中說： 《易經》是古代卜筮的底本，就跟我們現代的各種神祠佛寺的靈簽符咒一樣。它的作者不必是一個人，作的時期也不必是一個時代。 他的《金文所無考》（見《金文叢考》中）中說： 基本二卦之「乾」「坤」二字亦為金文所絕無。金文無與「天」對立之「地」字；天地對立之觀念，事當後起，則乾坤對立之觀念亦當後起矣。且《易》之為書雖詭譎悖謬，然其本身亦有其固有之系統，乃於著述意識之下所構成之作品，與古代自然發生之書史不類。其經部之成或在春秋以後，即孔子亦未必及見。 《卦爻辭》為卜筮之用，《易經》為編纂而成之書，李、郭二氏之說彼此相同。惟對於編纂之時代，李氏謂在西周初葉，郭氏謂當在孔子以後，我以為郭說近是。 至康氏以《易經》為孔子所作，則大謬不然。孔子時代的生活斷不是那樣簡單，孔子自己的思想決不會那樣野蠻。說孔子作《卦爻辭》，未免太看低他老人家了。以此尊孔，翩其反矣！（「作」與「編」不同，「作」是發表自己的思想，「編」是集合過去的材料。若雲孔子編《易》，還可以說得通；但康氏系堅主「《六經》皆孔子改制所作」之論者，照他所說，則《易經》里那種野蠻思想一定是孔子的「大義微言」了。）康氏既以《卦爻辭》為孔子所作，又不肯把《彖傳》、《象傳》送給七十子後學者，於是皮錫瑞就造出「孔子作《卦辭》、《爻辭》又作《彖》、《象》、《文言》，是自作而自解」的妙論，還要說與楊雄作《太玄》同例了。（皮說見《經學通論》。康氏《偽經考》中辨偽的精核之論，皮氏皆不能——實在是不敢——乾脆採用，獨此萬不可通之「孔子作《易》」說，皮氏反深信不疑，且從而為之推波助瀾，殊可異也。） 康氏不但認《卦辭》、《爻辭》及《彖傳》、《象傳》為孔子一人所作，且反認鄭玄、王弼以來合《彖》、《象》、《文言傳》於《經》之改編本為今文《易》之本來面目，於是力斥《漢志》「《易經》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之語為劉歆所偽托，可謂憑臆武斷。惟其雲《說卦傳》為焦京之徒所附入，卻是特見。我於一九二九年（民國十八年）撰《讀漢石經周易殘字而論及今文易的篇數問題》一文（亦載《古史辨》第三冊），有討論康氏辨《易》一段，現將彼文節錄於後： 《漢書·藝文志》：「《易經》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這句話，清中葉諸經師，除戴震以外，是沒有人對它懷疑的。但《論衡·正說篇》云： 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後《易》、《禮》、《尚書》各益一篇。 又《隋書·經籍志》云： 及秦焚書，《周易》獨以卜筮得存，唯失《說卦》三篇，後河內女子得之。 案：《論衡》所云河內女子所得之逸經，惟《逸禮》為何篇，至今尚未考明；《逸書》，則東漢末之房宏（《尚書正義》卷一引），《隋書·經籍志》、《經典釋文序錄》皆雲是《泰誓》。《泰誓》之確為後得，非伏勝傳《書》時所有，今已成為定案。那麼，《逸易》是《說卦》以下三篇（說詳下），亦經《隋志》證明，亦當確定為後得，非田何傳《易》時所有了。「河內女子發老屋」，與「魯共王壞孔子宅」雖同樣是不根之談，然亦同樣可作為漢人造作偽經之證，故所謂「《逸易》、《禮》、《尚書》各一篇」者，實均為西漢人所偽作，無疑也。 首疑《說卦》以下三篇者為戴震。（宋人雖有疑之者，但其立場與此下所說者不同，故不舉及。）其《周易補註目錄後語》云： 武帝時博士之業，《易》雖已十二篇，然昔儒相傳，《說卦》三篇與今文《泰誓》同後出，《說卦》分之為《序卦》、《雜卦》，故三篇詞指不類孔子之言。或經師所記孔門餘論，或別有所傳述，博士集而讀之，遂一歸孔子，謂之「十翼」矣。 這明明說《說卦》三篇是後出之文，不與《彖》、《象》、《繫辭》、《文言》同時了。 及康有為撰《新學偽經考》，則云： 至《說卦》、《序卦》、《雜卦》三篇，《隋志》以為後得，蓋本《論衡·正說篇》河內後得《逸易》之事。《法言·問神篇》，「《易》損其一也，雖蠢知闕焉」，則西漢前《易》無《說卦》可知。楊雄、王充嘗見西漢博士舊本，故知之。《說卦》與孟京《卦氣圖》合，其出漢時偽托無疑。《序卦》膚淺，《雜卦》則言訓詁，此則歆所偽竄，並非河內所出。（卷三上） 康氏又辨《史記·孔子世家》「序彖系象說卦文言」一句中「說卦」二字為劉歆所竄入，云： 《隋志》之說出於《論衡》，此必王充曾見武宣前本也。《說卦》，「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又曰：「《震》，東方也；《離》也者，南方之卦也；《兌》，正秋也；《坎》者，正北方之卦也。」與焦京《卦氣圖》合。蓋宣帝時說《易》者附之入經，田何、丁寬之傳無之也。史遷不知焦京，必無之，此二字不知何時竄入。至《序卦》、《雜卦》，所出尤後，《史記》不著，蓋出劉歆之所偽，故其辭閃爍隱約，於《藝文志》著《序卦》，於《儒林傳》不著而以「十篇」二字總括其間。要之三篇非孔子經文。（卷二，又卷五，卷十，卷十一，及《孔子改制考》卷十，亦有關於此問題之駁辨，與此二條大意相同。） 案：康氏直斷《說卦》為焦京之徒所偽作，宣帝時說《易》者附之入經，可謂巨眼卓識。至以《序卦》和《雜卦》為劉歆所偽作，則未必然。我以為《論衡》所云「《逸易》一篇」和《隋志》所云「《說卦》三篇」，其內容實相同，蓋《說卦》與《序卦》、《雜卦》本合為一篇，故《隋志》雖雲三篇，亦但舉《說卦》以賅《序卦》和《雜卦》也。戴震雲，「《說卦》分之為《序卦》、《雜卦》」；嚴可均雲，「漢宣帝時，河內女子得《說卦》一篇，不數《序卦》、《雜卦》者，統於《說卦》」（《唐石經校文》卷一）；其說甚是。故韓康伯注本，《序卦》和《雜卦》均附《說卦》卷內，直至《唐石經》還是這樣。康氏謂「《序卦》膚淺」，誠哉其膚淺也；然意義膚淺，不能作為劉歆偽造之證。劉歆造了許多偽經，固是事實，然其學實不膚淺；膚淺之評，惟彼焦京之徒適足以當之耳。 《雜卦》仍是說明卦義，與《說卦》、《序卦》性質相同，與訓詁之方法根本有異；說它「言訓詁」，實在不對。即使言訓詁，亦不能即斷為劉歆所作。劉歆以前言訓詁者多矣：《詩》之《魯故》、《齊後氏故》、《韓故》，《書》之《大小夏侯解故》等等，都是言訓詁的；《春秋公羊傳》中言訓詁處亦甚多。 據上面所說，則《漢志》謂施、孟、梁丘三家之《易》為十二篇之說就發生了問題。蓋《說卦》三篇既是西漢人所偽作，則三家之《易》似不應有十二篇，因為三家同出於田何，田何所沒有的，似乎三家也不應該有。於是康氏以為田何所傳之《易》但有《經》上下二篇，而《彖》、和《象》都在《經》內，其言云： 此志（《漢書·藝文志》）敘周王孫、服光、楊何、蔡公、韓嬰、王同諸《易》先師《傳》，皆二篇；《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然則《易》之《卦辭》、《爻辭》、《彖辭》、《象辭》皆合。以其簡帙繁重，分為上下二篇。（《新學偽經考》卷三上） 又云： 《彖》、《象》與《卦辭》、《爻辭》相屬，分為上下二篇，乃孔子所作原本。（同上，卷十；又見《孔子改制考》卷十。） 至於《繫辭》，康氏則云： 蓋《繫辭》有「子曰」，則非出孔子手筆，但為孔門弟子所作，商瞿之徒所傳授，故太史談不以為經而以為傳也。（《新學偽經考》卷三上；又卷十與《孔子改制考》卷十略同。） 《文言》，則《康氏》沒有提到它。我想，今本《周易》把《彖傳》、《象傳》、《文言傳》都合在上下《經》之內，康氏既以《彖傳》和《象傳》合在上下《經》之內為原本《周易》之面目，想來他把《文言傳》也算在裡面了。那麼，康氏意中之三家《易》大概是這樣的：經，上下二篇（其內容與今本相同）；傳，《繫辭》（或是一篇，或如今本那樣，分為上下二篇）。或如《崔君》所說，他沒有把《繫辭傳》算在內（見下）。 康氏所說的三家《易》，其內容的排列和篇數的多少，均與《漢志》絕不相同。如果三家《易》的面目誠如康氏所言，則《漢志》決不能這樣的瞎造謠言。《漢志》本於劉歆《七略》，不可信的地方固然很多，但他造了好幾部偽古文經，說「這是你們沒有見過的古本」，那樣說法，是可以矇得過人的；他又利用一部晚出的《春秋穀梁傳》，來與《春秋公羊傳》對抗，那也不會出什麼岔子，因為那時立於學官的《春秋公羊傳》，與他利用的《穀梁傳》都沒有「今文」之稱，他只說，「你們讀的《公羊傳》之外，還有你們沒有見過的《穀梁傳》，與《公羊傳》或同或異。」但是他只能在立於學官的書以外去造假書，決不能把立於學官，大家都看得見的書來瞎造謠言，改變內容，增加篇數。假使他竟那樣辦，他的作偽不是立刻就敗露了嗎？劉歆不至於那麼的蠢吧。即使他真那麼蠢，竟想以一手掩盡天下人之目，瞎造那樣與事實全不相符的謠言，難道東漢的四家《易》博士（施，孟，梁丘，京），人人都是頭等傻子，會齊心協力的遵守劉歆「《易經》十二篇」那樣一句謠言，反將遠有師承的「《易經》上下二篇」這樣一件實事拋棄了嗎？這不是情理上萬不會有的事嗎？還有，《卦辭》、《爻辭》是術數，《彖傳》、《象傳》是玄理，兩者的思想和文章全不相同，而認為一個人所作，這也是極講不通的。 所以，先師崔觶甫（適）先生起而駁之云： 《彖傳》解說《卦辭》，謂與《卦辭》共篇，猶似可通。《大象》與《卦辭》自明一義，已當分篇。《小象》全體用韻，原本必不與《爻辭》共篇。……是則《大小象》皆當各自為篇，則《彖辭》可知，而《易經》無從合為二篇矣。康氏又以《繫辭》……為孔門弟子所作，……此說誠是也。但《繫辭》縱非孔子手筆，猶是弟子述孔子之言。……若《卦辭》、《爻辭》、《彖辭》、《象辭》為孔子作，而《繫辭傳》二篇既不得入「《易經》二篇」之內，又不得與周王孫以下六家皆有《易傳》二篇，丁寬《易傳》八篇，同列《班志》之內，此亦事理所必不然者也。惟《文言》亦有「子曰」，則亦孔門弟子所作，亦當為傳，康氏不言，此由遺漏，姑不待辨。然則《繫辭》、《文言》必當在十篇之內，《易經》不止二篇又明矣。（《五經釋要》卷四） 看了崔君這一段話，則康說之謬自顯然了。 我以為劉歆偽造古文各經，他是有偏重的。特撰《周禮》，特改《國語》為《春秋左氏傳》，這是他認為最重要的。《尚書》和《儀禮》，都偽造逸篇，又偽造百篇《書序》和《古文禮記》二百十五篇（這二百十五篇，自然不能說全是劉歆偽造的，如《月令》采自《呂氏春秋》，即其一例，但劉歆偽造了以作《周禮》之證者亦必不少），這也是他很注意的。此外則《詩》之毛氏，《易》之費氏，《春秋》之穀梁氏，竊疑或在劉歆以前本有此一家，（《書》之張霸，《易》之京房，皆西漢晚出之家派，有心立異，冀分博士之地盤，蓋祿利之路然也。《毛詩》、《費易》、《穀梁春秋》，殆亦此類。）劉歆但利用之而加以竄改，以抗當時立於學官之今文家而已。至於《論語》和《孝經》，本為《六藝》之附庸，故僅言壁中有古文本，與今文相較，只是篇章有分合，文字有異同罷了，這是他本不看重的。故今文施、孟、梁丘三家之《易》凡十二篇，古文費氏之《易》亦十二篇，所謂不同者，就只在什麼今文「或脫去『無咎』『悔亡』」這一點。《周易》篇數的變遷，我看是如此的： 漢元帝世京氏立學官以前　《上下經》及《彖》、《象》、《繫辭》、《文言傳》。 漢元帝世京氏立學官以後　《上下經》及《彖》、《象》、《繫辭》、《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傳》。這七篇傳分成十篇，後來稱為「《十翼》」；經傳合計，凡十二篇。《劉略》、《班志》之今文孟、施、梁丘與古文費氏皆據此本；《漢石經》亦即據此本，最近發見的《漢石經》、《周易》殘字，《下系》、《文言》、《說卦》三篇相聯接，是其證。但「《十翼》」之中，《繫辭》以上如何分法，卻還待考。《孔疏》： ……但數《十翼》，亦有多家。既文王《易經》本分為上下二篇，則區域各別；彖象釋卦，亦當隨經而分。故一家數《十翼》雲；《上彖》一，《下彖》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系》五，《下系》六，《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鄭學之徒並同此說。 可見「十翼」的分法自來並不一致。今文施、孟、梁丘、京四家是否與《孔疏》所引者相同，今不可知。將來若再發現《漢石經》、《周易》殘字，或有解決此問題之希望。 鄭玄、王弼以後　合《彖》、《象》、《文言傳》於《經》中，遂成今之通行本。惟朱熹之《周易本義》復《孔疏》所引十二篇之舊。 又，《易傳》亦非孔子所作。《說卦》以下不用再說了。《繫辭》與《文言》非孔子所作，為歐陽修與葉適所考明。《象傳》非孔子所作，為崔述所考明。姚際恆《古今偽書考》首列《易傳》，說： 陳直齋振孫《書錄解題》曰：「趙汝談《南塘易說》三卷，專辨《十翼》非夫子作。」今此書無傳。予別有《易傳通論》六卷，茲亦不詳。 據此，可知趙、姚二氏皆謂《十翼》全非孔子所作，較歐陽氏、葉氏、崔氏更徹底。趙書固不傳，姚書今亦未見；但近十年來，我們已經得到姚氏的《儀禮通論》與《春秋通論》，則此《易傳通論》將來或亦有發見之可能也。今人如錢穆、馮友蘭、顧頡剛諸氏，對於《易傳》都有非孔子所作之說，而以李鏡池氏的《易傳探源》最為詳審精密（李文載《古史辨》第三冊中）。至《論語》之「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一語，其中「易」字明明是古文家所改，《經典釋文》雲，「魯讀『易』為『亦』，今從古」，是其鐵證。康氏亦認《論語》改「亦」為「易」是古文家所為。但他以為《易》是孔子所作，故《論語》中不應有「學《易》」之文；我則以為《易》與孔子無關，故《論語》中不會有「學《易》」的話。因為我與康氏的觀點不同，所以結論恰恰相反。 （ㄋ）《左傳》 「左氏不傳《春秋》」之說，劉逢祿發揮得最為精核。他的《左氏春秋考證》，考明《左傳》的凡例書法及比年依經緣飾之語為劉歆所增竄，非原書固有，其原書體例當與《國語》相似，系取《晉乘》、《楚檮杌》等書編成，與《春秋》沒有關係。他這部《左氏春秋考證》之辨偽的價值，實與閻若璩的《尚書古文疏證》相埒。閻書出而偽《古文尚書》之案大白，劉書出而偽《春秋左氏傳》之案亦大白。康氏之辨偽《左》，亦本於劉氏。惟劉氏尚未達一間，他雖已確知「左氏不傳《春秋》」，而尚被《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中「魯君子左丘明……成《左氏春秋》」這句增竄的偽文所騙，說左氏之書原名「《左氏春秋》」，不名「《春秋左氏傳》」。其實「《左氏春秋》」這個名稱，與「《毛詩》」、「《歐陽尚書》」、「《費氏易》」、「《魯論》」一樣，不得謂其意義不同於「《春秋左氏傳》」這個名稱也。康氏於此更進一步，謂《史記》中「《左氏春秋》」之名亦劉歆所增竄，《左傳》原書實為《國語》之一部分。（見《史記經說足徵偽經考》。此意康氏僅發其端，崔君《史記探源》詳加考辨，證明《史記》此語確係為劉歆之學者所竄入。）《漢志》所謂 《新國語》五十四篇（原註：劉向分《國語》） 者，乃左丘明《國語》之原本；而《漢志》所謂 《左氏傳》三十卷（原註：左丘明，魯太史） 《國語》二十一篇（原註：左丘明著） 這兩部書乃劉歆取《國語》原本瓜分之而成者也。他說： 《國語》僅一書，而《志》以為二種，可異一也。其一，「二十一篇」，即今傳本也；其一，劉向所分之「《新國語》五十四篇」。同一《國語》，何篇數相去數倍？可異二也。劉向之書皆傳於後漢，而五十四篇之《新國語》，後漢人無及之者，可異三也。蓋五十四篇者，左丘明之原本也。歆既分其大半，凡三十篇，以為《春秋傳》；於是留其殘剩，掇拾雜書，加以附益，而為今本之《國語》，故僅得二十一篇也。 這真是他的巨眼卓識！這個秘密，自來學者都沒有注意，現在經康氏一語道破了。我覺得他下的斷語，實在是至確不易之論。 《左傳》與今本《國語》既證明為原本《國語》所瓜分，則瓜分之跡必有可考見者。此事當然須有專書考證，我現在姑且舉出一點漏洞來： （1）《左傳》記周事頗略，故《周語》所存春秋時代的周事尚詳（但同於《左傳》的已有好幾條）。 （2）《左傳》記魯事最詳，而殘餘之《魯語》所記多半是瑣事；薄薄的兩卷中，關於公父文伯的記載竟有八條之多。 （3）《左傳》記齊桓公霸業最略，所謂「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的政跡竟全無記載，而《齊語》則專記此事。 （4）《晉語》中同於《左傳》者最多，而關於霸業之犖犖大端，記載甚略，《左傳》則甚詳。 （5）《鄭語》皆《春秋》以前事。 （6）《楚語》同於《左傳》者亦多，關於大端的記載亦甚略。 （7）《吳語》專記夫差伐越而卒致亡國事《左傳》對於此事的記載又是異常簡略，與齊桓霸業相同。 （8）《越語》專記越滅吳的經過，《左傳》全無。 你看，《左傳》與今本《國語》二書，此詳則彼略，彼詳則此略，這不是將一書瓜分為二的顯證嗎？至於彼此同記一事者，往往大體相同，而文辭則《國語》中有許多瑣屑的記載和支蔓的議論，《左傳》大都沒有，這更露出刪改的痕跡來了。 近來瑞典人高本漢氏（Bernh rd Karlgren）著《左傳真偽考》一書，由吾友陸侃如先生譯為漢文。高氏從文法上研究，證明《左傳》的文法不是「魯語」（高氏假定《論語》、《孟子》的語言為「魯語」），所以《史記》中「魯君子左丘明」這個稱謂是不對的。他的總結論是： 在周秦和漢初書內，沒有一種有和《左傳》完全相同的文法組織的。最接近的是《國語》。此外便沒有第二部書在文法上和《左傳》這麼相近的了。 這也是《左傳》和《國語》本是一部書的一個很強有力的證據，左丘明決不是魯人，決不與孔子同時；他是戰國時代的魏人，這是在《左傳》中有許多材料可以證明的（參用鄭樵與姚鼐二人之說）。 （ㄌ）《穀梁》 《漢書·藝文志》論《春秋》，有「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之語，又其記錄《春秋》今文經、雲「《經》十一卷——公羊、穀梁二家」，故自來言《春秋》今文者，必兼舉《公》、《谷》二家。雖以康氏之精思卓識，而其對此述義不同之《公》、《谷》二傳，亦毫不懷疑，且從而彌縫之曰：「《公》、《谷》以義附經文，有同經同義，同經異義，異經同義；而舍經文，傳大義，則其口說皆同。」（見所著《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的發凡）這話實在是講不通的。要是《公》、《谷》「同經異義」的還可以說二家大義相同，則雖謂《公》、《谷》、《左》三家大義相同，亦何不可？因《公》、《谷》、《左》之彼此各異，也不過是「同經異義」罷了。劉逢祿雖作《穀梁廢疾申何》，但意在為何休作干城，並非辨《穀梁》之真偽，所以這書的價值遠不及他的《左氏春秋考證》。首疑《穀梁》者為先師崔君。他著《春秋復始》，其首卷《序證》中有「穀梁氏亦古文學」一節，辨《漢書·儒林傳》敘述《穀梁》傳授及廢興一段為非事實，疏證極精。崔君後又編《五經釋要》，較《春秋復始》所言又稍加詳。今將《五經釋要》中辨《穀梁》之語全錄如下： 《漢書·梅福傳》： 推跡古文，以《左氏》、《穀梁》、《世本》、《禮記》相明。 《後漢書·章帝紀》： 令群儒受學《左氏》、《穀梁》、《古文尚書》、《毛詩》。 此於《穀梁》，一則明言古文，一則與三古文並列，其為古文明矣。 《漢書·儒林傳》述《古文尚書》曰： 孔安國授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胡常，以明《穀梁春秋》，為部刺史。 案：西漢儒者無一人兼授今古文者。胡常所傳《尚書》《左氏》皆古文，則《穀梁》亦古文明矣。 《傳》又述《穀梁》學曰： 始江博士授胡常；常授梁蕭秉，王莽時為講學大夫。 正與胡常以《古文尚書》授徐敖，敖授王璜、塗惲，王莽時諸學皆立，劉歆為國師，璜、惲等皆貴顯（亦見《儒林傳》），其事相類。案：王莽時所立，皆古文學也。璜、惲以《古文尚書》貴顯，則蕭秉以《穀梁》貴顯，《穀梁》為古文又明矣。 古文為劉歆所造，則武宣之世安得有《穀梁》？劉歆、班固皆有《漢書》，後人雜之，遂成今之《漢書》（說詳《史記探源》卷一《序證》「要略」節注），故其言多矛盾。以全書互證之，洞見癥結矣。 《儒林傳》曰： 瑕丘江公授《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案上文，「申公卒以《詩》《春秋》授，而瑕丘江公盡能傳之」，則此「授」字當作「受」。然西漢人單稱《春秋》，專謂《公羊》；且八家經師無一人兼傳二經者，申公既授《魯詩》，未必復授《春秋》。若江公盡傳《春秋》及《詩》，何以《穀梁春秋》傳子孫，《詩》不傳子孫耶？誤矣。）傳子至孫，為博士。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通《五經》，能持論，善屬文；江公吶於口，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為《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於是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太子復弘問《穀梁》而善之。其後浸微，唯魯榮廣、皓星公二人受焉。廣與《公羊》大師眭孟等論，數困之，故好學者頗復受《穀梁》。沛蔡千秋，梁周慶，丁姓皆從廣受；千秋又事皓星公。宣帝聞衛太子好《穀梁》，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侍中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乃齊學也，宜興《穀梁》。汝南尹更始本自事千秋，會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為博士；劉向以故諫大夫待詔受穀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復死，乃徵周慶、丁姓待詔保宮。甘露元年，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侍郎申挽，伊推，宋顯，《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並論，望之等十一人（案，以上止有九人）各以經誼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大盛。 案：此傳宗旨與《六藝略》同，亦劉歆所作也。歆造《左氏傳》以篡《春秋》之統，又造《穀梁傳》為《左氏》驅除；故兼論《三傳》則申《左》，並論《公》《谷》則右《谷》。謂江之屈於董也以吶，而董又藉公孫丞相之助，以見《谷》之非不如《公》；其後榮廣論困眭孟，以見《公》之不如《谷》；謂《穀梁》魯學，則其新炙七十子之徒，自廣於《公羊》齊學矣。 但如此大議，豈不視傅太后稱尊事重要相若？彼時媚說太后者為董宏，而彈劾董宏者師丹、傅喜、孔光、王莽也，四人傳中皆言之。《後漢書》，光武帝建武二年，韓歆欲立《左氏》博士，范升、陳元互相爭辯，二人傳中皆言之，《儒林李育傳》又引之，何以廷議《穀梁》，屈江公，申董生，《仲舒、公孫傳》中並不言；對宣帝問，《韋賢》、《夏侯勝》、《蕭望之》、《劉向傳》中亦不言也？ 江公之《穀梁》學既為公孫丞相所不用，武帝因尊《公羊》而詔衛太子受《公羊》，則衛太子復安所問《穀梁》？且公孫丞相薨於元狩二年，嘗逐仲舒膠西，則用董生又在其前。董生用則江公罷，太子果問《穀梁》，當在江公未罷以前，即使同在一年，是時太子甫八歲，未聞天縱如周晉，安能辨《公》《谷》之孰善？宣帝尊武帝為世宗，諡衛太子曰戾，抑揚之意可知；獨於經學則違世宗而從戾園，亦情理所不合者也。 謂賢、勝、望之皆右《穀梁》，更始、向且為《穀梁》學家。乃考其言，賢子玄成，少修父業者也，玄成為丞相，與諫大夫尹更始《陳罷郡國廟議》曰： 毀廟之主，臧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 蕭望之《雨雹對》曰： 季氏專權，卒逐昭公。 《伐匈奴對》曰： 大士匄不伐喪。 劉向《上封事》曰： 周大夫祭伯出奔於魯，而《春秋》為諱，不言「來奔」。（《公羊傳》曰：「何以不稱使？奔也。」《穀梁氏》亦曰，「奔也。」《公》《谷》文同，未見其出於《穀梁》也。張晏注引《穀梁》而不及《公羊》，遍矣。）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惟下引「衛侯朔召不往」，文出《穀梁》而意同《公羊》。凡《公》《谷》意同，多由《穀梁》拾襲《公羊》，則向之言仍未見其不出於《公羊》也。） （玄同案：隱公元年，「冬，十有二月，祭伯來。」《公羊》曰「奔也。」《穀梁》曰：「來朝也。」劉向用《公羊》義，與《穀梁》大異。張晏注誤，劉攽已駁之矣。崔君以為《公》《谷》文同，仍沿張晏之誤。） 所引皆《公羊傳》文，而無引《穀梁》者。惟勝言於《公》《谷》皆無所引。若韋、尹、蕭、劉明引《公羊》尚不足為《公羊》學證，豈不引《穀梁》轉足為《穀梁》學之證乎？ 然則《儒林傳》謂《公》《谷》二家爭論於武宣之世者，直如捕風系影而已矣。 至成帝綏和元年，立二王后，采梅福所上書，引—— 《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 是為引《穀梁氏》之始，去河平三年劉歆校書時十八年矣，歆所造偽書已出故也。 《史記·儒林傳》末有「瑕丘江生為《穀梁春秋》」一節，崔君《史記探源》中謂亦劉歆所竄入，其說極是。傳首敘漢初傳經之八師中，傳《春秋》者止有胡母生和董仲舒二人，都是公羊家，何以篇末忽然添出一個穀梁家的江生來？又，此節自「仲舒弟子遂者」以下都是敘公羊家董仲舒的傳授，把這些話記在江生節下，亦覺不倫。 最近吾友張西堂先生著《穀梁真偽考》，大闡崔君之說，謂《穀梁》之義例自相乖戾，文詞前後重累，暗襲《公羊》、《左氏》，雜取《周禮》、《毛詩》，詳於瑣節，略於大義，證明它出於《公羊》之後。張氏援引該博，辨析精詳。《穀梁》為漢人所作之偽傳，得崔、張兩君之考證，殆可成為定讞了。 我一向覺得《穀梁》釋經，不通可笑的話觸處皆是，現在隨手舉它幾條： 隱公元年，夏，五月，鄭伯克段於鄢。 （《公》）克之者何？殺之也。 （《谷》）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也。 案：《公羊》解為「鄭伯殺段於鄢」，這是通的。《穀梁》欲與《公羊》立異，知「克」又有「能」義，加了一種訓詁，於是變為「鄭伯能段於鄢」，文理實在太不通了！若訓「能」為「能殺」，則又成了「增字解經」的辦法。 隱公二年，冬，十月，紀子伯莒子盟於密。 （《公》）紀子伯者何？無聞焉爾。 （《谷》）或曰：紀子伯莒子而與之盟。或曰：年同，爵同，故紀子以伯先也。 案：「紀子伯」三字，或與「伯於陽」同例，文有脫誤，《公羊》未知其審，故云「無聞焉爾」。這是闕疑的謹慎態度。《穀梁》異想天開，竟將「伯」字解作動詞，穿鑿可笑！試問《春秋》他條有這樣的文例嗎？ 桓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谷》）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其曰無王（案，此四字不通！），何也？桓弟弒兄，臣弒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為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 桓公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谷》）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與夷之卒也。 桓公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 （《谷》）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終生之卒也。 案：桓公十八年中今本《三傳》之《經》於元、二、十、十八年皆書「王」，其餘之十四年皆不書「王」。這本來有些古怪。《公羊》無說。《穀梁》遂望文生訓，憑臆鑿說，甚可閔笑！且依其於二年與十年所說之義推之，則「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也該書「王」才對。何以不書「王」？難道鮑之卒就不必正嗎？十八年無傳，大概這位穀梁子想不出理由來了，所以只好不說了。何休作《公羊解詁》時，卻想出一個理由來，他說：「十八年有『王』者，桓公之終也。」這種見解，與穀梁子真是「半斤八兩」，不幸何休之生也晚，其說不及為穀梁子所見。惜哉！（何休對於元、二、十年之書「王」，也說出理由來，而與穀梁子不同，其穿鑿可笑則一也。）這桓公十八年中有十四年不書「王」，據我的猜想，大概早一點的《春秋》本子並不如此，所以《公羊》無說。質言之，即《公羊春秋》此十四年本有「王」字，傳寫脫去耳。若本無「王」字，《公羊》烏得無說？假使不解，也應該來一句「無聞焉爾」，如「紀子伯」、「夏五」、「宋子哀」之例。若知其為脫誤，也應該如「伯於陽」之例，加以說明。今乃無說，是《公羊傳》著作之時，此十四年皆有「王」字也。至董仲舒時，已脫「王」字，故《春秋繁露·玉英篇》有「桓之志無王，故不書王」之說。我相信《公羊傳》的話，最能得《春秋》筆削之旨（但亦只能說大部分如此，不能說絕無後人羼入之語）；而董仲舒、何休的話，則可信者甚少，不能與《公羊傳》同等看待。今之《公羊春秋》，凡文句有些古怪而無傳者，恐多數都是後來的脫誤。如桓四年與七年之無「秋」「冬」，昭十年與定十四年之無「冬」，桓十二年之兩書「丙戌」，莊廿二年之「夏五月」，《公羊傳》皆無說，我以為這都是後來的脫誤。或疑：如系脫誤，何以三家皆同？這是極容易說明的。《春秋經》本來只有《公羊》一個本子，《谷》、《左》均系漢代的偽經；偽經本依真經而造，真經有脫誤，偽經自然也跟著脫誤了。劉歆偽造《古文尚書》，把漢人偽造了而加入《今文尚書》之《泰誓》，也依樣畫葫蘆的造了一篇壁中本的，這是很好的旁證。 我疑心《穀梁傳》乃是武、宣以後陋儒所作，取《公羊》而顛倒之，如取《公羊》隱公三年「癸未，葬宋繆公」下「大居正」之義，改繫於隱公元年「春王正月」之下；取隱公六年「秋七月」下「《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為年」之文，改繫於桓公元年「冬十月」之下。諸如此類，不一而足。此外或刪削《公羊》大義，或故意與《公羊》相反，或明駁《公羊》之說，或陰襲《公羊》之義而變其文。作偽者殆見當時《公羊》勢力大盛，未免眼饞，因取《公羊》而加以點竄塗改，希冀得立博士，與焦京之《易》相類。劉歆要建立《左氏》，打倒《公羊》，於是就利用它來與《公羊》為難耳。 還有，「《公羊傳》」這個書名和「穀梁」這個姓，都是極可疑的。董仲舒以前稱《公羊傳》即謂之《春秋》，董仲舒始稱為《春秋傳》，從劉歆《七略》起乃改稱為《公羊傳》（詳崔君《春秋復始》的序證）。其實只是傳中兩引「子公羊子曰」而已，如何可以就說是一位公羊子做的呢？至於公羊氏之名曰高，及公羊高、公羊平、公羊地、公羊敢、公羊壽，這五代傳經的世系，那更是東漢人所臆造，劉歆《七略》尚無之，與徐整、陸璣二人所言《毛詩》傳授源流同樣是無稽之談，決不足信。「穀梁」這個姓更古怪，「谷」與「公」是群紐雙聲而韻部又是屋鍾對轉，「梁」與「羊」是陽部疊韻而聲紐又是來定同阻，照我假定的古音讀法，「公羊」是〔guŋdʌŋ〕，「穀梁」是〔ŋuklʌŋ〕。我頗疑心「穀梁」這個姓就是從「公羊」兩字之音幻化出來的。 （ㄍ）《論語》 劉歆偽造的《古論語》，沒有多出什麼逸篇來，只是分《魯論》之二十篇為二十一篇而已。但又分得不甚高明，只把末了的一篇《堯曰》分成《堯曰》和《子張》兩篇；魯論的《堯曰》篇篇幅最少，本就只有「堯曰」和「子張」兩章，《古論》把「堯曰」一章就算一篇，又在「子張」章後加「不知命」一章（康氏《論語注》以「不知命」章為出於《齊論》，無確證），把這兩章算成《子張》篇，沒有想到篇名又與第十九篇之《子張》篇重複，蓋草率為之，聊以立異罷了。至於內容的增竄，自必有之。康氏舉「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之語謂為劉歆偽造，我看是極對的，左丘明決不能與孔子同時，況照《論語》所記，竟似此公還是孔子的老前輩，那更說不通了。「五十以學《易》」，《魯論》本是「亦」字，《古論》改為「易」，《經典釋文》有明證。此外如「鳳鳥不至」一語，顧頡剛先生疑心也是劉歆所竄入的，因其與《左氏》昭公十七年「郯子來朝」傳中「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之語相契合，《左傳》中此類傳文必是劉歆所增竄，故《論語》此語亦大可疑。諸如此類，大概還有。康氏《論語注》中所懷疑之各章，其辨證之語亦可供參考。 《論語》之出，後於《五經》，至漢宣帝世始有魯、齊二家之傳授。《魯論》只有二十篇，《齊論》則有二十二篇；而《齊論》之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見何晏《論語序》）。蓋此書最初是曾子門人弟子所述孔子之言行，歷戰國以至秦漢，諸儒各記所聞，時有增益。其來源不一，故醇駁雜陳；本無一定之篇章，故寫定時齊多於魯。康氏謂「曾子垂教於魯，其傳當以魯為宗」（《論語注序》）。這是很對的。但《魯論》中亦有不可靠的部分。崔述《論語余說》云： 《論語》後五篇，惟《子張》篇專記門弟子之言，無可疑者。至於《季氏》、《陽貨》、《微子》、《堯曰》四篇中，可疑者甚多；而前十五篇之末，亦間有一二章不類者。 又，他的《洙泗考信錄》中，說《論語》之文有自相復者，有復而有詳略者，有復而有異同者，又有語相似而人地異者，未必果為兩事，或所傳聞小異。案，崔氏所論，皆甚精核。 （ㄎ）《孝經》 《孝經》是漢代教學童之書，用現在的話來說，是一部「小學修身教科書」。姚際恆《古今偽書考》及楊椿《讀孝經》（見《孟粼堂文鈔》卷六）皆謂是漢人所作，諒矣。俞曲園先生的《九九銷夏錄》卷五有「古書有篇名無章名」一則，他說： 古書但有篇名，如《書》之《堯典》、《舜典》，《詩》之《關睢》、《葛覃》，皆篇名也；《禮記·樂記》一篇分十一篇，亦是篇名。惟《孝經》有《開宗明義章》、《天子章》、《諸侯章》等名，則是每章各有章名，他經所無。故學者疑《孝經》為偽書，不為無見。 按，俞氏所疑固有道理，然尚未盡也。《開宗明義》等章名，始見於鄭玄注本，邢昺、嚴可均、皮錫瑞皆如此說，故章名非西漢時所固有。但西漢時雖無章名，而實分為十八章，《漢書·藝文志》可證。不滿二千字的《孝經》而分為十八章，正與不滿二千字的《急就篇》而分為三十一章相同。《孝經》是一整篇文章而切斷為十八章，亦與《急就篇》是一整篇文章而切斷為三十一章相同；此不但與《樂記》分篇之性質不同，亦與《論語》分章之性質不同也。這樣短短的一章一章，各章字數的多少大致差不多，正是適合於教科之用的體裁。 今人呂思勉氏不信姚際恆之說，其《經子解題》中說： 《孝經》一書，無甚精義。姚際恆以為偽書。然其書在漢時實有傳授，且《呂覽》即已引之，則姚說未當。此書雖無其精義，而漢儒顧頗重之者，漢時社會，宗法尚嚴，視孝甚重，此書文簡義淺，人人可通，故用以教不能深造之人，如後漢令期門羽林之士通《孝經》章句是也。 黃雲眉氏《古今偽書考補證》駁之，說： 後漢荀慈明對策，有「漢制，使天下誦《孝經》」之語（《後漢書》本傳），而漢代諸帝又始以「孝」為諡，可知《孝經》之產生必與漢代最有關。思勉既知漢代之重視《孝經》，而猶以《呂覽》有《孝經》語（《孝行覽》言孝，與《孝經》有相同處。又《先識覽》《察微篇》引《孝經》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信為先秦之書，未免不充其類。（黃震亦以《呂覽》有引，信《孝經》為古書。汪中《經義知新記》同。） 《呂覽》亦不可全靠；且高誘注《孝行覽》，亦引《孝經》語，則《察微篇》所引《孝經》，安知非高誘之注而誤入正文耶？ 案：黃氏此論甚精。至呂氏所云「其書在漢時實有傳授」，則更不足據信。《漢書·藝文志》及《儒林傳》等所記傳授，十有八九皆不可靠也。 這樣一部漢人所作而偽托於曾子問與孔子答之書，居然也有什麼孔壁古文之本，則孔壁古文經之為偽造，又添了一個好證據了。 《孝經》全書不滿二千字，今文分為十八章，每章的字數已經很少了。古文還要把它再多分四章，成為二十二章，也不過聊以立異而已。這書自身既是偽書，而偽中又有偽，偽本最多，過於他經。第一次偽古文本出於漢之劉歆，第二次偽古文本出於隋之劉炫（唐劉知幾所議行及宋司馬光作《指解》的，皆即此偽本），第三次偽古文本出於日本之太宰純（刻入《知不足齋叢書》第一集中）。鄭玄注《孝經》，用的是今文本，因唐玄宗新注出而漸微，至宋初已亡，於是又有偽鄭注，出於日本之岡田挺之（刻入《知不足齋叢書》第二十一集中）。又宋真宗時，日本僧奝然（奝音ㄉㄧㄠ）以鄭注《孝經》來獻，此本不傳，是真是偽，今不可知。 （ㄫ）《爾雅》 康氏因漢平帝時征通知《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等等者詣京師（詳下），其中有「《爾雅》」一項，又《爾雅》有與《毛詩》、《周禮》相合者，謂《爾雅》亦劉歆所偽作。我以為據此兩點，可證《爾雅》之中必有劉歆們增益的部分；但康氏謂其書全為劉歆所作，則未必然。竊疑此書當是秦漢時人編的一部「名物雜記」。清《四庫提要》說： 今觀其文，大抵采諸書訓詁名物之同異以廣見聞，實自為一書，不附經義。 此論最確。據我看來，《釋親》至《釋畜》十六篇，或是原書所固有（也許有劉歆們竄入的字句）；而《釋詁》、《釋言》、《釋訓》三篇，就大體上看，可稱為「《毛詩》訓詁雜抄」，這是劉歆們所增益的。 （ㄏ）《小學》 康氏之辨《小學》，甚多特見。他說： 蓋秦篆文字出於《史籀篇》。《史籀》為周之文而為漢今文之祖。 案：王國維氏以大篆為秦文，說： 《史籀》一書殆出……春秋戰國之間，秦人作之以教學童。（《史籀篇敘錄》） 其說甚確。他又說： 班固謂《倉頡》、《爰歷》、《博學》三篇文字多取諸《史籀篇》。許慎亦謂其「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或」之者，疑之；「頗」之者，少之也。《史籀》十五篇，文成數千，而《說文》僅出二百二十餘字；其不出者，必與篆文同者也。考戰國時秦之文字，如傳世《秦大良造鞅銅量》乃孝公十六年作，其文字全同篆文；《詛楚文》摹刻本，文字亦多同篆文，而「重論經今古文學問題 ，奓，?，意」四字則同籀文。篆文固取諸籀文，則李斯以前秦之文字，謂之用篆文可也，謂之用籀文亦可也。（同上） 看王氏這一段話，足證小篆即是大篆，但有一小部分字筆畫稍有省變，自戰國時已然。及秦並六國，以小篆統一文字，頒行天下；因文字之用日廣，於是不知不覺自然而然的再把小篆的筆畫漸漸省變，以趨約易，即所謂西漢之「隸書」是也。故秦漢文字有大篆、小篆、隸書之異體，實與現行文字有楷書、行書、草書之異體相同。康氏謂「《史籀篇》為漢今文之祖」，這是很對的。 康氏又說： 《史籀》十五篇，建武已亡其六。《倉頡》五十五章，每章六十字，然則西漢《倉頡篇》三千三百字。相如《凡將》，史游《急就》，李長《元尚》，皆《倉頡》正字；唯《凡將》頗有出，當不多，兼有復字：蓋漢時《倉頡篇》，本合《倉頡》、《爰歷》、《博學》之書為之，故有復字；李斯、趙、胡各自著書，本不相謀，則復字當必多，是並無三千三百字之數矣。西漢《六藝》群書當備集矣。此為周秦相傳之正字也。而楊雄、班固所增凡一百三章（案，當雲一百二章），以六十字一章計之，共六千一百八十字（案，當雲六千一百二十字），驟增兩倍之數。《倉頡》本皆今字，歆復使杜林作《訓故》，竄以古字古訓，於是《倉頡》亦有亂於古學者矣；故云「《倉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蓋以歆授意杜林竄入古學之本為正也。許慎紹賈逵之傳，主張古學。《說文敘》雲，「九千三百五十三文」，殆兼《倉頡篇》五十五章，三千三百字，楊雄、班固所續一百章六千一百八十字：共九千餘字而成之。（案，此語有誤，辨三章，見下。）於是真偽之字，淄澠混合，不可復辨。……今唯據《急就篇》，擇籀文及西漢今文經之逸文匯存之，而以西漢前金石文字輔證之，或可存周漢經藝正字之大概焉。 康氏這段話分別今文經的真字與古文經的偽字，大體不錯。但尚嫌疏略，今再申言之。大篆、小篆、隸書是一種文字，故《史籀》、《倉頡》、《凡將》、《急就》、《元尚》這五部書一線相承，這裡面的文字，是秦漢時通行的文字，也就是今文經中所用的字，但今文經中之字未必全備於其中。及劉歆造古文經，雜取六國訛別簡率之異形文字（詳下）寫之，偽稱「古文」，以與當時通行的文字立異。《漢書·平帝紀》： （元始五年），征天下通知逸經、古記、天文、歷算、鐘律、小學史篇、方術、本草，及以《五經》、《論語》、《孝經》、《爾雅》教授者，在所為駕一封軺傳，遣詣京師。至者數千人。 又《王莽傳》： （元始四年），征天下通一藝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鐘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綱羅天下異能之士。至者前後，千數，皆令記說廷中，將令正乖謬，壹異說雲。 這兩段記載是一件事（紀與傳相差一年，當有一誤）。這是劉歆偽造「古文經」及「古文字」的重要史料。但對於「古文字」之造成和發表的經過沒有說明，當以《漢書·藝文志》及《說文解字序》補之。《漢書·藝文志》： 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楊雄取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倉頡》，又易《倉頡》中重複之字，凡八十九章；臣（班固自稱）復續楊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無復字。《六藝》群書所載略備矣。《倉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征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為作訓故。 《說文解字序》： 孝宣皇帝時，召通《倉頡》讀者，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皇帝時，征禮等百餘人，令說文字未央廷中，以禮為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楊雄采以作《訓纂篇》，凡《倉頡》已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群書所載，略存之矣。 看班、許所記，知劉歆之偽「古文字」是在平帝時由爰禮發表的，後由楊雄記錄的，而班固又增補楊雄之書。班書凡六千一百二十字，較《倉頡篇》增加了二千八百二十字。此增加字中，當以劉歆之偽古文字為主，其今文經中所有而為《倉頡篇》等書所未收者，及《六藝》以外之「群書」所載，又漢代通行之文字，亦必收了許多。及許慎作《說文解字》，凡九千三百五十三字，較班書又增三千餘字。康氏謂許之九千餘字系合《倉頡篇》之三千餘字及班固書之六千餘字而成，誤也；因班書之六千餘字中，已將《倉頡篇》之三千餘字合計在內，故許書實較班書又增三千餘字。此許書所增之三千餘字，固亦必有采自今文經，群書，鼎彝，漢律，又漢代通行之文字，但采自偽古文經者亦必不少；因楊、班所錄，必未完備，許氏以「《五經》無雙」之古文大師，所搜集之偽古文字必遠過於楊、班二氏也。（今看《魏三體石經》殘字，知許氏所錄仍不完備，但必多於楊、班無疑。） 至於《說文序》所云「孝宣皇帝時，召通《倉頡》讀者」，及《漢志》所云「《倉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征齊人能正讀者」，這一件事，必是劉歆所偽托，其不可信之點有四： （1）我們知道《倉頡篇》是西漢時閭里書師所編以教學童之書，用現在的話來說，是一部「小學國文教科書」。其中所錄，都是漢代通行的文字。這種學童必識之字，何以竟至無人能懂，而必特別徵求這位「無名氏」的齊人來解決？ （2）《倉頡篇》一書，武帝時的司馬相如既據之以作《凡將篇》，元帝時的史游又據之以作《急就篇》，成帝時的李長又據之以作《元尚篇》。可見終西漢之世，大家都把它看做一部極平凡的書，人人可以利用它的字來改編新本。何以單單在武帝後與元帝前之宣帝時，它忽然變成艱深古奧之書，只有這位「無名氏」的齊人能夠了解？ （3）《倉頡篇》是西漢的書，其時只有今文經，其訓詁必與今文經相合而與古文經無關。這位「無名氏」的齊人既是宣帝時人，亦必僅知今文經而不知有所謂古文經。但是經他傳於張敞，敞又傳於其外孫杜業，業又傳於其子杜林，林為傳「漆書《古文尚書》」之人，是一個純粹的古文經師，他所作《倉頡訓纂》和《倉頡故》，必是古文說而非今文說。試問古文說與這位齊人有何淵源？ （4）《倉頡篇》只有三千三百字，乃經這位「無名氏」的齊人數傳而至爰禮，忽然增加許多古文字，被楊雄收入《訓纂篇》。試問這些古文字從何而來？如說是這位齊人所傳，則宣帝之世只有今文經，何以會有古文字？如就是爰禮所增加的，則與這位齊人何涉？ 所以這位「無名氏」的齊人，也與「毛公」一樣，無是公而已，烏有先生而已。劉歆要說《倉頡篇》中有古文字，有古文訓詁，宣帝時就有這位齊人能通之，正與說「司馬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一樣，其實並無那麼一回事。 康氏對於「程邈作隸書，施之於徒隸」之說也不信，他說： 蓋皆劉歆偽撰古文，欲黜今學，故以徒隸之書比之，以重辱之。其實古無「籀」「篆」「隸」之名，但謂之「文」耳。 他又說： 文字之流變，皆因自然，非有人造之也。南北地隔則音殊，古今時隔則音亦殊，蓋無時不變，無地不變，此天理也。然當其時地相接，則轉變之漸可考焉。文字亦然。 這兩段話，真是顛撲不破之名論。王國維氏疑「史籀」非人名，說： 昔人作字書者，其首句蓋雲「太史籀書」，以目下文；後人因取句中「史籀」二字以名其篇。「太史籀書」猶言「太史讀書」。漢人不審，乃以「史籀」為著此書者之人，其官為太史，其生當宣王之世。（《史籀篇敘錄》） 王氏此說，極為有見，可以作康氏「古無『籀』名」的說明。「篆」字《說文》訓為「引書」，《段注》，「引書者，引筆而著於竹帛也」，那麼，「篆」字之義就是「寫字」；竊謂「大篆」、「小篆」，猶今言「大寫」、「小寫」耳。康氏文中又列舉從「石鼓」到「魏碑」，就是從大篆到楷書，都是自然漸變，證明它們決非一人改造，實足以摧破二千年來「某人作某書」種種不根之談。 但康氏對於文字，又有極錯誤之論。他認古文經中的「古文」是劉歆所偽造，這話固然極對；可是他又認尊彝也是劉歆所偽造，那就完全錯了。劉歆偽造的古文，今尚可竊見一斑，《魏三體石經》中之「古文」一體是也。《說文》中明說為「古文」者，必有大多數的字出於古文經，即《說文》之「正篆」中亦必有許多古文經中之字。此外如《汗簡》、《古文四聲韻》、《隸古定尚書》（存《禹貢》、《甘誓》、《五子之歌》、《胤征》、《盤庚》上中下、《說合》上中下、《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泰誓》上中下、《牧誓》、《武成》、《洪範》、《旅獒》、《金縢》、《大誥》、《微子之命》、《顧命》諸篇，羅振玉均有影印本），《書古文訓》，這些書中也保存劉歆的古文字不少。拿它們來和尊彝銘文相較，大不相同：實因尊彝銘文是周代的真古字，而古文經中所用的字則是劉歆的偽古字。我以為要打倒劉歆的偽古字，尊彝銘文實在是最有效的武器。豈可反認尊彝銘文為偽字，而拿它來與劉歆的偽古字混為一談！至於康氏所舉的楊慎偽撰的《峋嶁》之碑，夢英偽作的《垂露》諸體，「吉日癸巳」之刻，《比干銅盤》之銘，這些固然都是偽器，但那上面的文字哪裡有絲毫像真的尊彝銘文呢？ 劉歆寫古文經所用的「古文」，王氏曾考明其來源，極為精確。他說： ……近世所出，如六國兵器，數幾逾百；其餘若貨幣，若璽印，若陶器，其數乃以千計；而《魏石經》及《說文解字》所出之壁中古文，亦為當時齊魯間書：此數種文字皆自相似，然並訛別簡率，上不合殷周古文，下不合小篆，不能以六書求之。而同時秦之文字則頗與之異。傳世秦器作於此時者，若「大良造鞅銅量」（秦孝公十八作），若「大良造鞅戟」，若「新郪虎符」（秦昭王五十四年以後所作），若「相邦呂不韋戈」（秦始皇五年作），石刻若《詛楚文》（宋王厚之考為秦惠王后十二年作），皆秦未並天下時所作。其文字之什九與篆文同，其什一與籀文同；其去殷周古文，較之六國文字為近。（《桐鄉徐氏印譜序》） 又說： 其上不合殷周古文，下不合秦篆者，時不同也；中不合秦文者，地不同也。其訛別草率，亦如北朝文字上與魏晉，下與隋唐，中與江左不同。其中璽印，陶器，可比北朝碑喝；兵器，貨幣，則幾於魏齊小銅造像之鑿款矣。（同上） 又說： 余謂欲治壁中古文，不當繩以殷周古文，而當於同時之兵器、陶器、璽印、貨幣求之。惜此數種文字，世尚未有專攻之者。以余之不敏，又所見實物譜錄至為狹陋，然就所見者言之，已足知此四種文字自為一系，又與昔人所傳之壁中書為一系。（同上） 王氏這幾段話，明明白白告訴我們三件重要的事實： （1）壁中古文經的文字，與殷周秦的文字都不相合。 （2）這種文字，與六國的兵器、陶器、璽印、貨幣四種文字為一系。 （3）這種文字的字體訛別簡率，不能以六書求之。 根據這三件事實，更可證實「孔子用古文寫《六經》」之說之確為偽造，足為康氏考辨偽經加一重要證據。蓋劉歆偽造古經，當然要用古字來寫。但他那時甲骨固未發見，尊彝也極少極少；而六國的兵器、陶器、璽印、貨幣，時代既近，當時必尚有存者。 這些東西上面的文字，則自秦始皇「書同文字」以來悉被廢除，常人必多不識，雖本是六國異體，大可冒充為「倉頡古文」；更妙在字體訛別簡率，奇詭難識，拿它來寫偽古文經，是很合式的。所以壁中古文經就拿這種「古文」來寫了。康氏對於偽經，舉凡來歷之離奇，傳授之臆測，年代之差舛諸端，無不知之明而辨之精。但美猶有憾，即康氏對於文字之學太不講求，並無心得，故雖明知「古文」為劉歆所偽造，而不能知其來源，竟誤認為與尊彝文字為一系，因此而反疑尊彝亦是劉歆所偽造，實為千慮之一失。王氏最精於古代文字，以其研究所得證明壁中古文經為用六國時訛別簡率之字體所寫，適足以補康氏之闕；且得此重要證據，更足以見康氏考辨偽經之精確。但王氏識雖甚高，膽實太小，他是決不敢「疑古」、「惑經」的，所以有那麼明確的好證據，他還要說「世人……疑《魏石經》、《說文》所出之壁中古文為漢人偽作，此則惑之甚者也」這樣一句話，這實在太可惜了！這實在太可惜了！ 或曰：壁中古文經既是用六國文字寫的，則經雖可目為劉歆之偽經，然字卻不可目為劉歆之偽字。曰：不然。劉歆的「古文」雖源出於六國的兵器、陶器、璽印、貨幣上的文字，但那些東西上的文字，為數一定很少，拿來寫經，是決不夠用的。用近代同樣的一件事作比例，便可以明白了。清吳大澂用尊彝文字寫《論語》與《孝經》二書，並且也兼采兵器、陶器、璽印、貨幣上的文字。吳氏所見古字材料之多，過於劉歆當不止十倍；而吳氏僅寫《論語》、《孝經》二書，劉歆則要寫《尚書》、《儀禮》、《禮記》、《春秋》、《論語》、《孝經》這許多書，還要寫《左傳》（《說文序》謂左丘明用古文寫《左傳》，又謂張蒼所獻《左傳》中的字與壁中古文相似），是劉歆需用的字，應該多於吳氏者當在百倍以上。可是吳氏用那樣豐富的材料寫那麼簡少的書，還是要多多的拼合偏旁，造許多假古字，又加上許多《說文》中的篆字，才勉強寫成；則劉歆用那樣貧乏的材料寫那麼繁多的書，豈能不拼合偏旁，造極多量的假古字呢？後來晉之《隸古定尚書》，宋之《書古文訓》，其中十有八九都是拼合偏旁的假古字，這些假古字源出於《魏三體石經》之古文，而《魏三體石經》之古文則源出於劉歆之壁中古文。我們看《魏三體石經》、《隸古定尚書》、《書古文訓》，以及《汗簡古文四聲韻》這些書中的「古文」，便可測知壁中古文之大概。據此看來，說劉歆的古文源出於六國文字，不過考明它有來歷罷了。實際上壁中經的字用真六國文字寫的，不知有沒有百分之一，而拼合偏旁的假古字一定占了最大多數，這是無疑的。所以說劉歆的古文源出於六國文字是對的；若說它就是六國文字，那可大錯了。然則目壁中古文為劉歆之偽字，不但可以，而且是應該的。 康氏辨《漢志》的《小學家》，還有一點也是錯的，他說： 《六藝》之末而附以《小學》，……此劉歆提倡訓詁，抑亂聖道，偽作古文之深意也。 這卻冤枉劉歆了。《六藝》與《論語》、《孝經》、《小學》是漢代學校誦習的科目，故七略中把它們專列為一略，與今古文問題並無關係；即使今文家來編書目，也要這樣排列的。這一點也是王國維氏所發見的，他說： 劉向父子作《七略》，《六藝》一百三家，於《易》、《書》、《詩》、《禮》、《樂》、《春秋》之後，附以《論語》、《孝經》（《爾雅》附）、《小學》三目。《六藝》與此三者，皆漢時學校誦習之書。以後世之制明之，《小學》諸書者，漢小學之科目；《論語》、《孝經》者，漢中學之科目，而《六藝》，則大學之科目也。……漢時教初學之所名曰「書館」，其師名曰「書師」，其書用《倉頡》、《凡將》、《急就》、《元尚》諸篇，其旨在使學童識字習字。《論衡·自紀篇》：「充八歲，出於書館。書館小僮百人以上，皆以過失袒謫，或以書丑得鞭。充書日進，又無過換。」《後漢書·皇后紀》：「鄭皇后六歲，能史書；十二，通《詩》、《論語》。梁皇后少善女工，好史書；九歲，能誦《論語》。」是漢人就學，首學書法，其業成者，得試為吏，此一級也。其進則授《爾雅》、《孝經》、《論語》，有以一師專授者，亦有由經師兼授者。（《漢魏傳士考》） 案：王氏此論，發前人所未發，前人研究《漢書·藝文志》最有心得者為宋之鄭樵及清之章學誠，皆未見到此點。我以為王氏所見，極為精核，惟文中提及《爾雅》，則我不以為然。我雖不主張康氏的「《爾雅》為劉歆所偽作」之說，但認為其書廁於《六藝》之林，則實始於劉歆，且其中亦實有劉歆增竄之部分（說見前），在劉歆以前，並非學校誦習之書也。吾友余季豫（嘉錫）先生亦極以王氏所論為是，但又有匡正之處，他於一九三一年（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有信給我，說： 王靜安先生論《六藝略》語，援據精博。惟其以今世學制相譬況，以為《小學》者漢小學之科目，《論語》、《孝經》者中學科目，《六藝》則大學科目。鄙意於此尚有所疑。蓋大學，小學，為漢世所固有，不必以今制相況；而中學，則遍考群書，當時並無名目。大抵漢人讀書，《小學》與《孝經》同治，為普通之平民教育；至《論語》則在小學似隨意科，在大學似預科，無意升學者，此書可不讀，故有從閭里書師即已讀《論語》者，有從當代經師先讀《論語》後習專經者。此為弟所考與靜安先生不同之處，證據亦甚多。最強有力者，莫如崔寔《四民月令》（見《齊民要術》及《玉燭寶典》），明以《孝經》、《論語》、《篇章》（原註：六甲，九九，《急就》，《三蒼》）同為幼童入小學所讀之書。故竊以王先生說為未安。 案：余氏此論更精。觀此，可知《小學》在漢代學校中實為人人必修之科目，就教育上說，其重要尚遠過於專經也。 我所見到的《新學偽經考》中精當的和錯誤的部分，現在都說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