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二千年史 · 敘　錄

之誠不學，少好讀史，鑽研既久，粗識端緒。謬主大學通史講席，越既有年，於通史編纂之法，懵無所知。茲事體大，世無司馬光之才。二千年之事，正史雜史，次及史事記載考證之書，浩如煙海，當如何糾集，而後不致貽誤來學？即以體例言，將欲從舊，則紀傳編年本末之體未必適於今時；將欲從新，則慮遺棄事實，統系不明。非教人通知古今之意，且史材如何採摭，文字如何紀述，皆有待於商榷，未易以一人一手之力成之。近來著述之才斐然，通史之作，非無鴻篇鉅制，而不刊之典，似猶有待。蓋率爾成書，不脫日本人窠臼，揆之於義，未免不衷。若體大思精，包羅貫串，則不免涉筆知難，廢然而止。在昔尚有《綱鑑》等書，流行坊肆，雖復疏舛，然使人童而習之，猶足以稍明本末。今則鄙此等書不讀，而又無以代之。昔人深痛于靖康之禍，每歸咎於崇寧禁止讀史。准斯以談，則金人入汴，卵翼齊楚，後世未嘗無此事。然而無人能避免其覆轍者何也？歷史循環之見，固為拘迂，而後先如出一轍之事，亦往往而有。故學者不泥古可也，不高唱復古可也，而不知往事覆轍則不可，廢棄史事不觀則尤不可。歷史進化為一事，因果定律別為一事，而歷史所以昭示吾人者，永永不可忘，則又為一事。姑以外患論之，二千年來，外患未嘗一日或息，軒黃胄裔，危而復安，弱而能存，滅而再興者，何莫非由群力群策得來，其艱難經歷，非史事何由征之？故欲知先民締造之跡，莫如讀史。誠欲讀史，莫如注重事實，先編通史。通史編纂，莫如由國家特開史局，妙選通才，商訂體裁、類例、史材、文字，然後分撰長編，務期以數年之力，刪削而成。使讀者無浩博難窮之嘆，亦無淺薄謬誤之譏，豈非嘉惠來學之盛事？雖然，此願何時可償，何人能償，以意度之，正恐非易事也。斯編之作，若遽目為通史，是亦僭妄之甚矣。然區區之經營，蓋已歷十六七年。當民國六年，國史館初改為國史編纂處，隸於教育部，以北京大學校長蔡孑民(元培)先生，兼為處長，禮聘屠敬山(寄)、劉申叔(師培)、葉浩吾(瀚)、童亦韓(學琦)、蒯耕崖(壽田)、孫季芃(詒械)諸先生，任通史纂輯。之誠年少無學，亦羼其列，與張蔚西(相文)先生，任民國史纂輯。蔡先生手訂條例，纂通史者綴輯正史名詞，先編詞典，次第始及通史。是後三年間，童、蒯、孫三先生，即從事綴輯史記及兩漢書。而屠先生則自著其蒙兀史，劉先生著南北史補志，葉先生著美術史。皆未成書。之誠默念編纂通史，曷若先定體例，再為長編，否則不如依本末之體，區分事實、制度、學術、文學、風俗等等，亦可為通史底簿。終以非其所職，未敢遽以語人。後於編纂民國史之餘，私撰南北朝風俗志。多讀乙部書，因以暇日裒錄，匯為一編。是即斯編經創之始。自後時作時輟，至民國十六年，專任北京大學史學課程，乃併力為之，以為教本。得友人孫君爽秋之助，又歷六七寒暑，始克粗就。計前後修改已不下六七次。今年復畀燕京大學重印，方在病中，未遑細為整比，只略刊敓。（史書魚豕最多。遼金元人名，一書之中，前後互異，皆一仍其舊，不敢妄改。）小有增省，初意以七八十萬言了之，不欲過多，多則恐人不易讀。及其成也，篇幅乃幾倍之，然已屢經刪削，棄余之稿，尚盈箱篋。嘗以史事最難於詳略取捨，不難於詳而難於略，不難於略而難於略得其當。斯編排比失次，取捨異宜，固自知之。諸生日以重印為請，遂亦不容終，然其據依，亦有可得而言者。 一曰體裁。略依紀事本末之例，先之以世系，著明年代，稍及統系，以存通之本義，兼使讀者得以與本書互參。次之以一代大事，尤重民族變遷。其無關得失，不必詳者則略之，非必事盡於此，以詳於此者自有諸史在。次之以制度。制度為一代典則，不僅觀其因革損益，及政治良窳，實欲藉以測其影響於社會者安在。尤重地理、官制者，讀史本以二者為基礎。述地理止於州郡，述官制止於台閣寺監者，特疏舉其要，以較詳者自有諸志在。次之以學術、文學、藝術。期以著學術之淵源，思想之變遷，亦以見時代遞變遞進之跡。(學術、文學、藝術，亦但舉可以代表當時者。即如佛老見於釋道藏者何限，書畫自有專書，盡入通史，勢不能容，故遂從略。他皆仿此。）終之以生計，以為讀史意義，根本在此。民族興亡，無不關乎生計之盈絀。今後經濟關係，或牽於外，或變於內，必更繁複，故欲參證史實，以一較其得失。自信斯編頗重事實，特所重者非一人之事，瑣細之事，以為制度文章，莫非事也。其事有一代分述，或數代合述者，純為紀述之便，非有微意存於其間，亦非體例不純。其所以造端於秦者，以秦以前六經即史。至說經偏於考據，聚訟紛紜，莫衷一是。若論遠古，則楊朱所謂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明若暗，經傳所傳，宋人尚有故意翻案者，求證於金石甲骨，所得既渺，毋寧付之闕如。馬端臨不有言乎？乖異傳疑者不錄。故遂決然不作，庶幾竊比司馬光不作通鑑前紀之意。至秦以後，制度文化一貫。約而分之，則秦漢三國為一時代，兩晉南北朝為一時代，隋唐五代為一時代，宋遼金夏元為一時代，明清為一時代，共厘為五卷，粗本於所見所聞所傳聞之義云爾。 二曰取材。斯編取材，首重正史，次及政書，次始及於雜史，再次始及於其他。近人著述，耳目所接，未遑甄錄。排比之法，皆撮錄原文，以類相次，明著所本。蘇軾謂天地間事物散於六經諸史，惟恃一物以攝之。此物維何？即意是也。蓋謂當善於識別。今人重視野史，斯編乃多取正史者，非謂正史以外無史，亦非輕信前人所信，誠以自來史職甚尊，斷代之書，所以累代不廢，即由無以相易。自唐修晉書，李延壽修南北史，多取瑣聞小記。宋人宋歐之於新唐，司馬之於通鑑，採摭雜史，多至數百餘種。此後私家撰述益富，然野史多尊所聞。沈括身在朝列，所紀宋事不實，遂為洪邁糾摘。明季野史，果一按其時地與人，則互相違迕，莫可究詰。故顧炎武以野史為謬悠之談，而萬斯同獨重實錄。正史為體例所限，往往不詳，且成於後人，自不能盡得當時真相。野史佳者，多足以補史闕。然正史據官書，其出入微；野史據所聞，其出入大。正史諱尊親，野史挾恩怨。諱尊親不過有書有不書，挾恩怨則無所不至矣。故取材野史，務須審慎。否則必至以偽為真，甚者以真為偽，之誠亦嘗欲紀民國以來事，二十年間禍亂相尋，皆身親目擊，或且預知隱秘。然屬筆而後，以質正於當事者，則曲折盡異，且其所言，人各不同，然後信紀載之難。當時報章所紀載者，若函電，若宣言，若命令，非不實也，果細究之，不唯事情曲折，無此單簡，甚且有與事實相反者。異代之後，謂之為信史不可也，謂之為非信史亦不可也。雜史所載，委曲詳盡，正如報章紀事。然報章有聞必錄，尚有許人更正之例，雜史傳之異代，則並此而無之。若學識不充，不能別擇，妄加援引，誣衊古人，其事尚小，貽誤後學，其罪實大。張孟劬先生謂史書紀事，固貴直筆，然正史具存其跡，使有識者自能尋求微意，以昭實事。故之誠以為讀史修史，皆貴有識，史貴求真，正不當獨取野史而忽略正史也。又今人治史，多重金石。金石足貴，此亦誠然。特其所以足貴者，亦只官階、地理、姓名、世系、年月，或足以補證史闕而已。至於行實，則蔡邕作碑，唯郭林宗不愧。韓愈不免諛墓，南朝禁止立碑，亦正厭其虛美。人情所向，子孫萬無丑其尊親之理。況史家搜羅舊事，譜諜志狀，未嘗屏棄不觀，今之所貴，未必非昔之所賤。故以金石為旁證可也。閏位代嫡，謂金石以外無史，竊以為稍過矣。故斯編所取金石文字甚少。又今人喜臚前人實物，寶為重要史料。實物較金石，種類尤多，且關於製作，其足以發千古之，正未有艾。特凡此種種，不過證史而已。史若可廢，考證奚施。且實物發現較之史書所紀，固已多少不侔矣。斯編為求前後一貫，竊亦未取，非敢苟為異同也。時賢著書，兼綜博採，既偏重新發現，復矜尚孤本秘籍。采山之銅，豈不可貴。若之誠不敏，妄欲寢饋取求於二十四史之中，則所謂廢銅耳。然廢銅不為人所重也久矣，若能給冶鑄之用，未始不與采山之銅等，否則亦終愈於非銅。區區之意，以為金石之學，古器物之學，日新月異，將來必臻廣大，蔚為專科。特易見之書，若正史之類，果能不畏煩難而細讀之，亦未始非求新之一助也。 三曰文字。今後編述史事，宜用何等文字，將盡改白話乎？抑宜先引原文再加翻譯乎？夫史學貴真貴簡，故劉子玄不廢口語，而未嘗謂史不必有文；孫樵竟致譏俚言，謂非史法。夫史書文飾未必皆真，特出於後來追述。而乃以今時之文，紀古時之事，其不中程，亦猶之乎以古時之文，紀今時之事也。前人追紀古事，唯字句略有異同者，司馬遷之於六經，班固之於史記是也。加以修改，自出機杼，則宋祁之於舊唐書是也。略去重複之詞，則李延壽之於八書，司馬光之於諸史是也。通鑑文字，首尾一律，最為難及。誠以史貴求真，苟文字改易，將必去真愈遠。況白話文言，差違已甚，何能對譯？苟以繁易簡，必失之支蔓。平情而論，白話可紀今事，似未盡能述古。至若翻譯外史，自不拘此。故紀載今後之事，用白話文，正可存實；若追述古事，用意雖在使眾人易曉，而求真之義不磨，則原文似不當改。若夫制度，更難以今時文字釋之。孫樵謂史家紀職官、山川、地理、禮樂、衣服，亦宜直書一時制度，使後人知某時如此，某時如彼，不當以禿屑淺俗，則取前代名品，以就簡編。故斯編之作，全錄原書，一字不易，荀悅所謂省約易習，無妨本書者是也。亦以大學諸生，沉酣典籍，不必再假通俗之文。而斯編職在排比，與撰述殊科，直錄舊文，體則然耳。 所據依者如此。語其缺失，尚有二端。其一考證。近來考證之風盛行，一事一物，必窮究原委，網羅眾籍。斯編獨略而不備者，意本提示綱要，俾學者循類以求，多讀原書，姑以此為勸誘之資云爾。史學本貴考證，惟通史則有間，所重在乎系統沿革，所要在乎事實綱領。若有待於考證，則研讀專史者，固優為之。且史之為用，豈僅僅在此。斯編於異同取捨，亦間有考訂，而不欲明著之，明著之則篇幅愈侈，與省約易習之義，蓋相違矣。其二論斷。在中國史學，本有史評一派，積久流為空疏，遂不為人所重。誠以見解隨時而異，隨地而異，今日之所見，已異於昔日，則來日之所見，未必不異於今日，況往古之人與事多矣。論人當觀其一生，論事當究其終結，而得也失也未必盡當。蓋書缺有間者多矣，其涉疑似之間者，未能一一論定。故斯編各標題目，略分片段，誠不欲輕下斷語，徒滋空論，致貽他日悔恨。亦以排比之責已盡，任讀者隨時隨事，自能以其見解解之。蓋讀史若能比較綜合而觀，則事理詳晰，因果分明。斯編排比，頗事綜合，自不必費詞解說，而後微意乃見。然斯編也，於民族消長、生計盈絀，二者紀之獨詳。以為今後立國立人所關至大，讀者不容忽視，則於歷史效用，未嘗不致其最後之希望也。草創既竟，每持以就教通人。燕都舊為學術淵藪，談史學者尤眾，幸不蒙其所薄，凡有糾彈，無不虛受。編後附以通檢，即承洪煨蓮先生之教。尤受張孟劬先生過分獎許，謂取捨排比，足當一絜字。然得失自知，始終不敢滿假，或待後來補苴。若海內魁碩，能出其專門名家之學，以詔一世，則不獨區區之至願而已。民國二十二年八月十二日，鄧之誠。 此書原名《中國通史講義》，期於糾集史材，稍具系統而已。昔年先後在北京各大學講授通史，即以之供諸生參考，後由商務印書館印行，更名《中華二千年史》，非本志也。二十年來，久已絕版，今日史學大昌，名著如林，不意采及陋劣，謂取材皆有出處，或可省翻檢之勞，乃由中華書局就原版重印。凡屬顯然錯誤，略皆改正。其明清史部分，亦正整理舊稿，即將繼此付印，俾成完本。壯年經始，晚幸觀成，不可言勞，歷時則甚久矣。此書缺點，自序已詳言之。老病侵尋，精力日減，不及照覆，尚多疏漏。明知之而不能彌補其闕失，固由學力有限，而史學甚難，實不勝望洋之嘆雲。 一九五四年五月，鄧之誠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