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帝國史 · 第三十章　大清皇帝

從每個角度看來，滿族人奪取皇帝寶座的方式，都像是一次空手套白狼的花招。滿族的攝政大臣們，以一種對蠻族人來說非常驚人的聰慧，利用一個強盜篡位者與一名合法將軍的鬥爭，讓自己擠進了北京城；通過幫助將軍懲罰篡位者，他們贏得了保皇派與中原官僚階層的完全認可；接著，因為不存在積極有效的中央權力來挑戰他們，滿族人兵不血刃地讓自己成了這個古老帝國的主宰。這種和平接管，與13世紀蒙古征服時期長達二十年的屠殺與破壞形成了天壤之別。誠然，在華南，滿族人除掉最後幾位明朝覬覦者之前，不得不進行了七年戰爭，但這些戰役都局限於南方的邊遠省份，相比蒙古人征服同一地區的四十二年慘烈爭鬥，完全可以忽略不計。而且，那位代表其侄熟練地掌控政府的攝政王，注意到在這場任務中要重點任用漢人。歸順並支持清朝的前明貴族，因此得到了頭銜和津貼作為獎賞。為了充分利用這些漢人支持者，他在南方創建了三個大的封邑，並任命了三位漢人諸侯來治理它們；其中一位首領就是吳三桂。攝政王死後，小皇帝順治，儘管很年輕——他當時僅有十五歲——卻如同路易十四（Louis XIV），希望由自己出任首相，並對政府實施直接控制（1651年2月1日）。 這位年輕君主很快就證明了自己的智慧與才能。他對耶穌會神父湯若望表現出了一種顯著的尊重，1645年後者被任命為欽天監監正，到了1653年，順治授予他「通玄教師」的頭銜。1654年，湯若望呈上了一篇關於歐洲天文學的論文，次年被朝廷正式採納。而且，在為君主效力時，湯若望似乎有機會偶爾扮演一種更加親密的角色。 順治畫像 當皇帝只有十七八歲時，有一天，在一次宮廷慶典上，他注意到了美麗的董小宛——阿迪王一個重要官員的妻子，並立即刻骨銘心地愛上了她。董小宛的丈夫，獲悉了皇帝的感情之後，就憤然自殺。順治帝將這位年輕女性帶進宮中，因為自己已經成婚，就冊封她為皇貴妃。「幾年內，他一直很開心，他的愛越來越深。這位皇貴妃生下了一個兒子，皇帝的幸福也完整了。接著，母子二人患上了誰也不知道的病症，雙雙離開了人間，也許是被人毒害的。」皇帝的悲傷看起來讓人恐懼。「他處死了這位年輕女性的三十位僕從，並將他們埋在她的棺木腳下。他這麼做是為了給死者報仇，還是按照韃靼習俗，為了安排人給她在另一個世界做伴，沒有人能搞清楚。」順治帝甚至企圖自殺；他被及時制止後，湯若望神父（皇帝對他越來越友好）盡其最大努力鼓勵順治去恢復自控能力，但卻是白費心機。因為皇帝已經不再關心自己的健康了，隨後不久他就因生天花身亡（據說情況就是如此）。一個廣為傳播的謠言，說順治已經秘密退位，並在五台山聖地當了一名和尚。有人曾聲稱，在清朝優秀小說《紅樓夢》（由1763年去世的曹雪芹著）中，發現了這幕大劇的反射。但這種暗示，即使有的話，也會隱藏得很深。 順治帝一死，滿族親王們就將一位七歲的孩子扶上帝位，新皇的年號是康熙（1661—1722年在位）。 康熙帝的執政時間，幾乎與和他同時代的路易十四一般長。他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統治者之一。正如路易十四一樣，康熙帝的同時代人異口同聲地稱讚他的相貌，他的天然權威，以及他的鎮定自若。「他的個頭比普通人高，身材勻稱，他的眼睛充滿活力，比一般中國人睜得更開，他的前額很大，鼻子略帶鷹鉤，嘴巴寬大；他的儀態溫和親切，但又是那樣的莊重與威嚴，以至於在其眾多的朝臣之中，可以毫不困難地認出他來。」這就是那些很了解康熙的耶穌會士們，為他所畫的肖像。「他充滿魅力的外貌，」他們補充說，「預示出一顆高貴的心靈，使得他有控制激情的絕對能力，敏銳且有辨識能力的思維，健全並值得依賴的判斷力，以及什麼都不會遺漏的卓越記憶力。」其本能的聰慧，與對學習的喜愛結合起來，使得這位韃靼皇子，成了一個令儒家文士稱心的皇帝。然而，我們即將看到，不管變得多麼漢化，在處理基督教問題時，康熙帝依舊保持著對儒家傳統路線的足夠獨立性。處理對外政策問題，讓這位中國天子表現出了滿族首領的一面。或者更準確地說，其強大個性的兩個方面，在這些事情上實現了互補。毫無疑問，在上亞細亞，當康熙帝重啟——不僅是漢唐諸王朝，而且是蒙古大可汗們的——功業時，他的偉大眼光，歸功於其滿洲遺產。 康熙畫像 在康熙帝年幼之時，國家權力由四位輔助大臣來行使，在某些方面，他們與順治帝的政策背道而馳。例如，1665年1月4日，四人頒布了一道法令，禁止基督教傳播。作為先皇的一位私人朋友，湯若望神父被逮捕並判處死刑；但因太皇太后的震怒，神父遂得到了釋放。這位老人因這場災禍而精神崩潰，不久之後就去世了（1666年8月15日）。根據1662年的一則詔令，輔政大臣們規定，從此之後，科舉考試將主要根據考生的文章寫作來評判。這類文體應當詳盡解釋朱熹學派的官方教義。在1905年之前，此種考試制度一直在發揮作用。 與此同時，康熙帝儘管年輕，卻急於結束輔臣們的監護。1667年8月25日，年僅十三歲時，他就將政府的控制權抓到了自己手中。兩年之後，他開始對輔政大臣們的施政進行嚴格調查。1669年6月14日，其中一人被捕，並被判處殺頭之死刑（稍後改為終身監禁），另一個則被降職。在他親政的喜慶日子裡，作為賜給華夏子民的一份禮物，康熙帝命令將所有被滿族人非法侵占的土地，全都歸還給昔日的所有者。儘管有這些慷慨的措施，不久之後，一場反對清政府的起義還是爆發了。 我們已經看到，滿族征服者為了以儘可能低的代價控制南方各省，並且確保民眾的支持，已經將華南政權託付給了三位重要的漢族封臣，他們享受著親王的爵位，其封邑事實上是自治的。這些王公中的一位經營著福建，另一位管理著廣東地區，第三位——他不是別人，正是名聲遐邇的吳三桂——控制著四川和雲南。讀者已經清楚，在1644年的悲喜劇中，吳三桂扮演決定性角色。這位忠誠的將軍，在拿起武器為合法王朝復仇之後，是如何發現自己不知不覺被滿洲入侵者玩弄於股掌之中的。被滿族人利用了之後，他為形勢所逼，已經變成他們的同夥，並得到了後者的豐厚回報，首先當上了陝西總督，隨後又成了西南的諸侯。在這裡，他不僅是獨立的，而且事實上是不會受到侵犯的，因為四川和雲南的高大山系保護著這兩個偏遠省份，似乎能夠抵擋住任何攻擊。滿族人並沒有忘記自己欠吳三桂的情（因為沒有他的合作，他們在1644年根本不可能占領北京），一直遷就他，幾乎平等地對待他；他們甚至將康熙帝的一個妹妹嫁給吳三桂的兒子。 新皇帝康熙，可不喜歡這些地方自治，看著吳三桂以一個獨立王國的領袖自居，他很是不安，就傳喚後者前來朝見。起初，吳三桂以自己年老為藉口抵制，但是後來，在收到進一步的更為急切的邀請之後，（1674）這個老人終於公開反叛，號召中國民眾加入他的隊伍，進行一場反對滿族的起義。他的行動，得到了南方其他兩個諸侯，即廣東和福建統治者的響應。與此同時，內蒙古最重要的蒙古部落——在河北北部放牧的察哈爾人，同樣起來反叛。這一部落的可汗布爾尼，是成吉思汗與忽必烈的一位直系後裔，他請求東蒙古人加入這場反對滿族宗主權的抗爭，但其他部落並未支持他，也導致了他的失敗和被殺。在南方，福建和廣東地區很快被兼併（1676—1677年）。吳三桂從四川撤退到雲南，在那裡，清軍認為追擊他是不明智的，但沒過多久，他就因年老而亡（1678年10月）。直到1681年，清軍才完全占領雲南，吳三桂一家全被處死。造反者的殘餘勢力被碾成粉末，飄散在風中。通過兼併台灣那個獨立政權，康熙獲得了圓滿的勝利。直到那時，華南原本還享受著特殊的寬大統治，如今也學會接受了軍事兼併的嚴酷。 察哈爾人的失敗，牢固地確立了康熙帝在內蒙古（察哈爾與鄂爾多斯）的宗主權；現在，他可以自由地將自己的注意力轉向外蒙古。 外蒙古被分割成了兩個部落聯盟：東蒙古或稱喀爾喀人，以及西蒙古或稱衛特拉人。喀爾喀又分別由五位可汗統治，他們全都是成吉思汗的子孫後代；五人占據著蒙古本部，從克魯倫河下游，直到科布多諸湖。衛特拉人將他們的牲畜趕到位於科布多與天山之間西部和西南部更遠的地區。此部落聯盟中，最為重要的是綽羅斯人，他們生活在塔爾巴台山系周邊，位於科布多與伊犁河之間。綽羅斯人中包含著一個名為準噶爾的部落。從1676到1697年，該部落由一位非同凡響的人物擔任首領，此人名叫噶爾丹，稱得上一個沒有成功的成吉思汗。他想重建古老的蒙古帝國，並置於他自己的西蒙古統治之下。年輕時，噶爾丹作為一個小沙彌生活在吐蕃，受達賴喇嘛（相當於喇嘛教的教皇）的指揮。他與這位喇嘛教「聖座」一直保持著親密關係，後者對上亞細亞喇嘛教的巨大政治影響力（當時，所有蒙古人幾乎都是喇嘛教徒），可以由他利用。噶爾丹既是西藏喇嘛教的保護人，同時也是喀什噶爾的伊斯蘭捍衛者，他推翻了那裡的可汗（成吉思汗後裔），並以和卓人的穆斯林神權國家代之。隨後，噶爾丹著手征服蒙古本部的喀爾喀人，經過兩年的戰爭（1688—1690年），這一地區——從科布多延伸到克魯倫河——被他成功地征服。 被驅逐的喀爾喀王公們逃到長城附近避難，並尋求康熙帝的援助。在中國大門口崛起一個新的蒙古帝國，是皇帝所不能容忍的。而且噶爾丹在著手追擊喀爾喀人之後，現在竟敢沿庫倫到張家口一帶向前，侵入內蒙古。康熙帝派出一支配備火炮的軍隊去攻打他——大炮是由傳教士在北京監製的。在9月2日爆發的戰役中，準噶爾人已經在一片沼澤地後面占據了有利地形，原本能夠抵擋帝國軍隊的進攻，但炮火似乎將他們給震懾住了。到了1690年後期，噶爾丹撤出了外蒙古的全部喀爾喀人領地。作為這次阻止準噶爾人的結果，皇帝確保了外蒙古的保護國體制；1691年5月，在多侖諾爾舉行的大會堂上，因康熙帝介入而從準噶爾人控制下得救的喀爾喀王公們，向皇帝表達了莊嚴的敬意。 當時所確立的外蒙古地位，一直持續到了1912年。喀爾喀王公們向清朝皇帝納貢，並從帝國得到頭銜和禮物作為回報。成吉思汗的後代與滿族皇帝之間，由此形成了一種個人忠誠的紐帶，而且，這種關係因為家族之間的多次通婚而得到鞏固。明代的永樂帝曾經設想過一種類似的體系，但作為一個漢人，他永遠無法令蒙古人接受它。康熙帝則毫不困難地成功了，因為他自己就是個韃靼人。事實上，蒙古新地位的基礎，是其可汗與滿族大可汗之間的遊牧民對遊牧民的關係。一旦清王朝解體，被中華民國代替，蒙古王公們就認為可以擺脫忠誠誓言，並擅自宣布他們的獨立。 1695年，當噶爾丹再度入侵外蒙古——喀爾喀國家——並直逼克魯倫河之時，這位準噶爾首領與大清帝國的戰爭就又一次爆發了。為了一勞永逸地處理掉這個威脅，康熙帝組織了一支龐大的遠征軍，由他本人親自指揮。1696年2月16日，他將其所有軍官召至皇宮，並親手給他們端上壯行酒。4月13日康熙帝啟程出發，耶穌會神父張誠（Gerbillon）一路陪伴著他，並留下了一份關於遠征的目擊記錄。在其中，他注意到了「保持得完美的秩序，皇上及其隨從的儉樸生活，以及他對其軍隊的關心；因為他總是堅持要看到士兵們紮營完畢，才回到他自己的大帳之中」「行軍穿過某個一直都很窮的國家，在當時更是被戰火所摧毀，這給軍隊帶來了可怕的困難。皇帝與將士們共同分擔這一切，當有官員懇求他不要風餐露宿時，他輕蔑地拒絕了這些請求。他的旺盛精力，給軍隊注入了新的勇氣」。在皇帝親自指揮下，軍隊向克魯倫河進軍，與此同時，他的副將費揚古也正開赴土倫河，目的是切斷噶爾丹的退路。1696年6月12日，在土倫河南岸，庫侖以南的昭莫多，費揚古與敵軍相遇，多虧了他的火槍和大炮，讓對方遭到了壓倒性的失敗。噶爾丹的妻子被殺死，他全部的輜重和牲畜落入帝國軍隊手中。在損失了一半軍隊之後，這位準噶爾首領朝著科布多方向潰逃，而康熙帝則凱旋。喀爾喀人再度因皇帝的干預而得救，他們永久地占有了自己的國家，北京朝廷對他們的保護從此再也沒有受到過挑戰。 這一偉大成就——救援、團結和綏靖喀爾喀人——是由康熙帝親自負責的。他全身心地投入這項任務，努力在他與蒙古王公之間建立持久的信任與友誼。而且，他對蒙古的一切都極為喜愛，每當置身於喀爾喀人或鄂爾多斯人的首領中間時，這位天子就變成了部落的真正領袖。他用一種對方能聽得懂的語言與後者對話，取悅他們「旗」的榮耀及軍事忠誠。他的感情，跟後者的心貼得很近。與這些人的接觸，似乎重新喚起了他遺傳的遊牧民本性，當遠離了紫禁城的奢華浮誇，能夠在蒙古封臣的陪同下獵取野兔與羚羊之時，他從來沒有如此快活過。「鄂爾多斯的野兔有一種特別的味道，」一次戰役中，他寫信給自己的兒子，「這裡的一切，都比北京能夠提供的最佳物品更具風味。」 康熙帝滿足於將準噶爾人驅逐出蒙古本部，並不力求追擊到他們的家鄉準噶爾——它由科布多、塔爾巴哈台及伊犁等地區構成。他們的首領噶爾丹，在1696年那場慘敗後不久就去世了；但他的侄子和繼承人策妄阿拉布坦，很快就重啟了其叔叔那些野心勃勃的計劃，這一次，他將矛頭指向西藏。1717年12月2日，一支準噶爾軍隊進入拉薩，屠殺了全部忠於朝廷的喇嘛，試圖永久地定居在這座聖城。（1718年）康熙帝立即派遣了一支遠征軍前往西藏，但軍隊卻被趕了回來。皇帝在等待時機，1720年秋天，一支龐大的帝國軍隊進入拉薩，驅逐了準噶爾人。一個屬於帝黨的達賴喇嘛被推上王位。朝廷同時任命了兩個清朝高級專員，其任務是指導喇嘛教會的對外政策。 在東北部，康熙帝與俄羅斯的擴張發生了衝突。自從16世紀後期以來，俄羅斯就成為西西伯利亞的主人，在向太平洋拓展的過程中，他們到達了黑龍江（阿穆爾河）兩岸。1651年，俄羅斯人在此地建立了雅克薩要塞。這一地區居住的是通古斯人部落，他們與滿族人關係緊密，並置於清朝的宗主權之下，盛產黑貂。俄羅斯人剛一站穩腳跟，就與當地的獵人及中原皮草商展開了激烈競爭。1682年，當一個俄國總督被派往雅克薩時，北京政權終於發怒了。康熙帝決定行動，這多虧了耶穌會士高效的火炮，1685年6月，他派出一萬五千清軍，攜帶150桿火槍和五十門迫擊炮，前往雅克薩，俄軍很快投降。他們被責令離開，其工事被拆除。然而，在中國人撤走之後，哥薩克們又回到了雅克薩，並修建了新的要塞。很快，他們又被清軍包圍。最終，雙方在尼布楚進行談判，中國代表團中有兩個耶穌會士，其中一個正是張誠，協議能夠達成，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此人。1689年9月7日，《尼布楚條約》正式簽署；它是用拉丁文、滿文、漢文、蒙古文和俄羅斯文草擬的。俄羅斯人放棄了雅克薩的領地，他們在當地建立的要塞被夷為平地，但保留了尼布楚。兩個帝國之間，以石勒喀河與額爾古納河為邊界，整個黑龍江——包括北部支流——流域，都劃歸清朝。簡而言之，俄羅斯人被阻隔在遠離黑龍江兩岸的地區，在外興安嶺的那一邊；而清王朝的故鄉滿洲，則解除了一直懸在頭頂的危險。康熙帝對張誠神父表達了他的感激，這次外交勝利，此人居功至偉。 當康熙帝親政之時，1655年1月4日由攝政會議制訂的禁止基督教的法令依舊有效。不過，因為他們有科學知識，耶穌會士們已經變得不可或缺。在湯若望神父的同事當中，有一個比利時傳教士，韋爾比斯特神父——中文名字為南懷仁，1659年來到中國，因其數學和天文學知識淵博而聞名。1669年，康熙帝不顧儒家文士的勸告，以科學上的理由對南懷仁表示尊重，並採納了他的曆法改革措施；與此同時，還任命後者為欽天監監正。從南懷仁及其他傳教士所享受到的皇恩中，耶穌會士不可能不受益。很顯然，康熙帝一方面因為傳教士的知識而尊敬他們，並違反1655年詔令，讓這些人私下裡傳教；另一方面，卻依舊維護著1669及1671年的禁令：禁止勸誘中國人改變信仰。但是地方大員們了解到了耶穌會士在朝中所受到的恩寵，遂對基督教的傳播表現出了最大程度的容忍。1674年，在吳三桂叛亂期間，南懷仁神父的聲望得到了很大提升。當時，他監造了大批火炮，對帝國軍隊的獲勝做出了極其重要的貢獻。 1688年1月，在其榮耀的巔峰時期，南懷仁神父於北京去世，2月7日，來了一個繼承其事業的人：法國傳教士張誠。在3月21日面聖之時，張誠給康熙帝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皇帝遂安排人為他講授滿語，以便於和此人更加自由地談話。當他們能夠相互交流時，皇帝就經常與這位傳教士討論科學話題，並讓後者用滿語寫作歐幾里德的幾何學解釋。張誠作為《尼布楚條約》的中方談判代表所做的貢獻，上文已經提及，出於對他的感激，康熙帝頒布了兩道聖旨，容許對基督教的支持（1692年3月17日到19日）。第一道詔令宣布：「查得西洋人，仰慕聖化，由萬里航海而來。現今治理曆法，用兵之際，力造軍器、火炮，差往俄羅斯，誠心效力，克成其事，勞績甚多。各省居住西洋人，並無為惡亂行之處，又非左道惑眾，異端生事。喇嘛、僧等寺廟，尚容人燒香行走。西洋人並無違法之事，反行禁止，似屬不宜。相應將各處天主教堂俱照舊存留，凡進香供奉之人，仍許照常行走，不必禁止。」 如此一來，中國就打開了對基督教的大門。但那場不幸的「禮儀爭端」——在西方引起了過於強烈的轟動，甚至被完全誤解了——卻讓至此為止取得的所有成果毀於一旦。耶穌會士們已經承認，在原則上，儒家的「天」（天空，天神）之提法，可以相當於基督教的「上帝」概念，而且，無論是為紀念孔子而舉行的儀式，還是對祖先的尊崇，都可以被視為純粹的世俗禮儀，看作對先賢的單純尊敬或是普通的孝順行為。這樣，他們不用犧牲任何基督教信條，或者承認任何異教行為，就能避免與儒家文士的直接衝突。教皇亞歷山大七世已經認可了這種做法；在近代，教皇庇護十一世與庇護十二世也採取了同樣態度。反對「禮儀」的運動是由一些基督徒進行的。他們對其宗教信仰毫無疑問是熱情的，但相比耶穌會士，他們對中國了解得太少，因此也難以理解中國人觀念中的形上學及神學意義。1715年，「禮儀」受到了天主教會的譴責。康熙帝，作為一個相當有文化的人，對這一問題很有私人興趣。他不辭辛苦地讓別人相信，在獻給孔子牌位或者祖先靈位的崇敬之中，並不涉嫌偶像崇拜。「中國供神主，」他寫道，「乃是人子思念父母養育……聖人以五常百行之大道，君臣父子之大倫，垂教萬世……此至聖先師之所應尊應敬也。」當發現自己的解釋被人忽視時，他感到很受傷。因此作為報復，康熙帝在1717年5月17日頒發了一道詔書，禁止基督教的傳播。 詹森派信徒反對耶穌會士的戰役結出了成果。中國在為基督教打開大門之後，再一次將門關上了。 在海子公園打獵時，康熙帝染上風寒，於1722年12月20日去世，享年69歲。他將皇位傳給了四子，後者執政時的年號為雍正（1723—1735年在位）。 雍正帝登上皇位時已四十六歲，但他將自己的大部分兄弟關了起來，或者讓他們從世間消失。儘管開局很不幸，他是一位勤勉敬業的統治者，對公共利益非常關心；相比其父，雍正帝是一個蒼白的人物。前者所擁有的獨立思維，無疑要歸於滿族人的培養方式；與此相反，雍正帝在很大程度上，處於漢人官僚的影響之下。他自己經常表現出極端的心胸狹窄，特別是對基督教的態度。1724年，他下令驅逐所有傳教士，除了那些因其科學知識被許可留在朝廷中的人。在對外事務上，雍正帝重啟了與準噶爾人的戰爭。1731年，他派遣一支遠征軍到達了後者的地盤；清軍占領了科布多，但兩個月之後，他們遭到突然襲擊，全軍覆沒。1734年，另一支清軍開到了科布多地區，但在第二年，雍正帝就中止了敵對態度。 乾隆畫像 1735年10月7日，雍正帝去世，將皇位留給自己的四子，一個二十四歲的年輕人。這位新君的年號是乾隆（1736—1796年在位）。 像其祖父康熙帝一樣，乾隆帝連續統治了六十年。他是這個王朝最後一位偉大的君主，我們將看到，在蒙古和吐蕃，他是如何完成康熙帝未競大業的。征服並非由皇帝本人親自完成，因為，與祖父不同，乾隆帝不是一名軍人，而是一個外交家和管理者。 我們已經看到，雍正帝吞併準噶爾的努力失敗了。情形對乾隆帝變得更為有利。準噶爾人正被一場內戰苦苦折磨；1754年，當地一位王位覬覦者阿睦爾撒那來到中原避難。乾隆帝在熱河接見了他，派後者及其屬下為先鋒，攻打準噶爾。但阿睦爾撒那與其保護者翻臉了，並號召準噶爾人協助他進攻占領軍，這令清軍損失慘重。一位精力充沛的滿族將軍兆惠扭轉了戰局，（1757年）在葉密立河與塔爾巴哈台粉碎了叛軍，並占領了另一個抵抗中心固爾扎。阿睦爾撒那逃到西伯利亞，在那裡消失了。 這次失敗，是準噶爾作為一個國家的末日來臨。大致由科布多、塔爾巴哈台及伊犁河沿岸的固爾扎三個地區組成的準噶爾，被直接併入了大清帝國。準噶爾人被不加區別地斬草除根（六十萬人被屠殺）；乾隆帝讓整個帝國的移民重新入住這個國家，他們之中就有來自喀什噶爾及甘肅的穆斯林。1771年，他讓土爾扈特人（他們屬於西蒙古，是準噶爾人的同族）定居在固爾扎的南面和東面；這個部落在俄羅斯的阿斯特拉罕地區生活了相當長一段時間之後，又回到了他們的故鄉。 我們已經看到，在1680年，準噶爾人將其宗主權強加給了喀什噶爾，安插了和卓人的穆斯林神權國家充當他們的封臣。一旦占領了準噶爾，清軍元帥兆惠就侵入了喀什噶爾地區（1758年），經過兩場艱苦的圍攻戰之後，攻克了喀什噶爾和葉爾羌這兩座城市。（1759年）整個東突厥斯坦被併入了清帝國，並開始被稱為「新的邊境」，或者「新疆」。 乾隆帝征服喀什噶爾，標誌著一個歷時1800年的偉大計劃的完成，這一方案，追隨的是偉大的漢唐兩個朝代。 在吐蕃，乾隆帝同樣完成了其祖父的大業。儘管任命了兩個帝國高級專員在拉薩監視達賴喇嘛，但在這座聖城，依舊存在著一支親準噶爾、反中原的勢力。1750年，這股勢力煽動了一起暴亂，導致兩位清朝專員及其他中原定居者被殺害。（1751年）乾隆帝派遣一支軍隊到拉薩，毫不困難地恢復了秩序；接著，他不失時機，讓西藏的關係與帝國變得更加緊密。兩位清朝高級專員（辦事大臣）得到了全部政治權力，並且從此之後，掌握了提名新達賴喇嘛的決定性投票權。喇嘛教會因此被納於清朝的管理框架之內。為了對失去獨立性的達賴做出補償，乾隆帝提高其榮譽和尊嚴，正式賜予他西藏王的世俗頭銜。但是，出於一種額外的預防措施，皇帝又小心翼翼地相應提高了另一位西藏宗教領袖、扎什倫布寺住持的特權，讓後者成為日喀則的國王。1779年，這位高級僧侶覲見乾隆帝，後者在熱河及北京熱情接待了他。西藏一直緊密地隸屬於大清帝國，直到1912年。 乾隆帝作為西藏教會保護人的角色，導致他干預尼泊爾事務。1791年，尼泊爾的廓爾喀人突襲進入西藏搶劫；乾隆帝立即派出一支遠征軍，橫跨青藏高原，穿越喜馬拉雅山，進入到尼泊爾。（1792年9月）這支軍隊將廓爾喀人打得潰不成軍，並迫使他們成為清朝的諸侯。 在華南，依舊有森林覆蓋的山系以及貴州的石灰岩高原充當著苗族人的庇護之所。到此時為止，這些「生番」依舊保持著他們的自治權，中原定居者只滿足於清理一些河谷。1775年，乾隆帝試圖征服這些強健的山民。他們在懸崖峭壁上修建的隱藏之所，一個接一個地遭到狂攻，人員大批被屠殺。首領們被押解到北京，在那裡被酷刑折磨致死，他們被砍下的首級暴露在牢房裡。 對苗族的鎮壓，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結束。它完成了中國人對中國的征服，這是一項千秋大業，由巴比倫及迦勒底人的吾珥時代那些傳說中的王朝開始，於法國革命前夜結束。在同一時期，康熙帝和乾隆帝對蒙古、準噶爾及西藏的征服，使得自從公元初年開始（追隨那些西方式征服），中國在上亞細亞的擴張規劃產生了真實效果。1796年，在乾隆帝統治末期，正如漢唐的巔峰時期一樣，中華帝國再一次囊括了整個「封閉的大陸」，其邊緣為西伯利亞、阿爾泰、天山、帕米爾高原及喜馬拉雅山脈所環繞。 從經濟和社會角度來看，清王朝通過其對農業問題的處理，為中國人幫了大忙。明代期間發展出了一種免於勞役與賦稅的特權財產，其規模已經龐大到了非常危險的程度。這些為王公、朝臣及官員創設的大領地，由佃農和勞工所耕種，《大明律》沒有保護他們免受地主侵害。「《大明律》，」馬伯樂指出，「給予主人懲罰犯有違抗罪的奴隸或僱工之權力，即使處罰造成違法者的死亡，法律也不能要求主人賠償。」與此同時，皇室本身獲得了數量巨大的地產，當然也同樣地免於賦稅，而且，儘管官僚隊伍中有更為誠實的官員反對，皇室地產依舊在穩定地擴張。在這些莊園中從事耕作的農業人口，只能任由主管官員的一次次剝削。為了自身信譽，清王朝將屬於皇室的部分土地轉交給國家，富裕家庭的特權財產被沒收，其中一部分在農民中間分配，成了他們自己的財產。 清王朝並沒有就此停歇。據馬伯樂記載，它不斷地鼓勵小土地所有者的發展，保持著嚴厲的監督，目的是防止回到大莊園體制。地主們失去了強制權，這一權力方便他們藉助農奴和僱工來開發大莊園。嚴格執行的法律，規定一個因為虐待導致農奴或勞工死亡的地主，將被杖責三百，流放三年。更重要的一項規定是全家耕種同一塊土地達到數代的農民，最終將得到地表土地的合法所有權，地主則保有對底層土地的擁有權。這樣，農民就能夠買賣「表層」土地。 這些措施以及在實行它們時所體現出來的精神，導致了一場土地的普遍再分配。 相比明朝時期，農村居民的生活環境得到了極大改善，這種進步也促進了人口的快速增長。如果我們能夠相信中國的統計學家，那麼，人口就從1578年（晚明）的60692000，增加到1661年的104700000，以及1766年的182076000。到了1872年，這一數據已經達到了329560000。 下面轉向乾隆帝的宗教政策。我們發現他像其父一樣，任用了一些有才華的天主教傳教士。這樣，就發生了卡斯蒂廖內（Castiglione）修道士——在中國以郎世寧一名為人所知——的來華。他於1715到達北京，一直待在都城，直到1764年去世，成了皇帝的一名畫師。受乾隆帝之託，郎世寧為宮中的女性繪製肖像；他還創作了皇帝接受吉爾吉斯進貢的多匹駿馬，這幅畫在巴黎的吉美博物館中可以看到。在1760—1765年的某個時間，皇帝指示郎世寧及其他兩位耶穌會士——王致誠與艾啟蒙——連同奧古斯丁修士會修士安德義，繪製了一套表現征服準噶爾的場景畫卷；後來，這些畫作被送到法國，（1765—1774年）在皇家美術學院院士貝爾坦的指導下，進行雕刻。 不過，乾隆帝與某些耶穌會士畫家和數學家的私人友誼，並不妨礙他禁止自己的臣民皈依基督教（1736年4月24日的詔令）。與此同時，耶穌會士們也並沒有被其真實感情所蒙蔽；1769年，汪洪達神父以完全客觀的視角寫道：「皇帝是一位事必躬親的偉大統治者。他年齡越大，對歐洲人的態度就越讚賞。他及其貴族們都承認，我們的宗教是良善的。如果他們禁止我們公開傳教，並不允許傳教士進入其領地，這完全是出於政治原因，擔心我們以宗教為藉口，還隱藏著另一些計劃。他們已經大體上知道了歐洲人在印度的征服，因此擔心類似的事情在中國發生。」而且，歐洲本身似乎也決意阻止天主教傳教士的發展。1764年，路易十五的政府將耶穌會神父逐出了法國。接著，在凡爾賽和馬德里宮廷的壓力之下，聖座很不情願地暫時做出讓步，1773年，耶穌會不得不在歐洲和中國一起消失。巴黎的知識界為這一措施拍手叫好，絲毫沒有意識到，法國因為否定其最優秀的思想先驅正在遠東遭受著挫敗，其損失幾乎就和加拿大「幾畝雪地」的丟失一樣大。 康熙、雍正和乾隆帝時期以藝術復興而聞名，特別是在建築及陶瓷領域。 我們已經看到，1409到1424年間，明朝的永樂帝建立了「紫禁城」的總體規劃，它位於現代北京的中心。這一無與倫比的建築群，於1644年明朝滅亡之時被焚為平地。在上述三位皇帝治下，它得到了恢復和完善。事實上，三人都非常理解明代建築師的抱負，因此完全可以說，他們正是紫禁城的第二代奠基者。而且，只有通過三人的恢復，我們才能對永樂帝的工作做出判斷。 眾所周知，紫禁城的建築不僅符合美學的規則，而且滿足一系列的幾何及天文學要求，這兩者在中國古代宗教中扮演了一種核心角色。迴廊、樓梯、露台、宮室及正殿的全部排列，都是坐北朝南，但論重要程度，又是從南到北遞增的，是「與宇宙秩序的一致」。它同時也與人類的秩序相和諧，因為一切都導向皇帝的寶座，後者是世界的中心。從午門——皇帝過去常常在此接見凱旋的軍隊——踏入紫禁城，遊客要穿過金水河，這是一條裝飾性的小溪，在大理石橋之間蜿蜒流淌。接著穿過太和門，來到一個舉行儀式的大庭院，它為大理石露台所環繞，每座露台上都建有宮殿。在庭院正中，有一個鑲金頂的皇家大殿，即太和殿，這座宮殿是用來舉行某些莊嚴儀式的，例如新年祭祀。事實上，它就是「皇帝陛下的儀式生活中心」——帝國的宗教中心。在這座大殿後面，屬於同一組建築群的，是同等重要的其他兩座皇宮大殿，中和殿與保和殿。前者是春耕儀式開始之前，皇帝檢查農業器具的地方，後者是他接見諸侯王公之場所。再稍向北，依然在中軸線上，坐落著乾清宮，這是皇室開會的大殿，皇帝在這裡處理國家事務。還是位於中軸線，但在紫禁城的北牆之外，矗立著煤山，更準確的叫法是景山，它有五座山丘，上面都分別有一座亭閣。 在紫禁城西邊，幾乎挨著它的是西苑三海，這是一片延伸的水域，被一座橋及一條狹地兩次分割。在將北海與中海分隔開來的石橋正北方，一個小島上有座假山，上面矗立起了一座白色佛塔，下令修建者是順治帝。 從白塔到煤山的路上，遊客將會經過大高殿。這是一座覆蓋著琉璃瓦的寺廟，修建於明朝嘉靖年間（1522—1566年），在清代的雍正及乾隆執政時期得到了裝飾。乾旱時節，皇帝會到這裡來求雨。 在北京的南區，距外牆不遠，有一個龐大的公園，種植著刺槐、松樹和柏樹，這就是天壇。事實上，它由不少於五座祭壇與廟宇所組成，是明代永樂帝於1420年修建的，並由乾隆帝重修。每一年，皇帝都以其三千年宗教大祭司的角色，將在三次莊重的場合來到那裡：在冬至，他來到圜丘壇——這是一座圓形大理石祭壇，由三個重疊的同心平台組成——向上天傳達自己的指令；在正月的上辛日，他回到這裡，上天將其指令授權給皇帝，讓他這一年裡實施治理；在春分，他來到這裡向上天祈禱，求得風調雨順，收成良好。在兩排大理石柱廊之外，矗立著皇穹宇，這是一座由八根柱子支撐著一間圓形屋頂的環狀建築。在其西邊有先農壇，建於明代，在乾隆帝時期重建。 康熙、雍正與乾隆三帝，都不滿足於修復和完善明代已有的建築。在北京的西北郊區，他們修建了被稱為「夏宮」的建築群，頗有中國凡爾賽宮的味道。它們由兩組建築群構成：康熙帝使用的長春宮，以及雍正帝最喜歡造訪的圓明園。乾隆帝將這兩組建築結合在了一起，在這項工作中，他任用了郎世寧和王致誠。他們能夠獲選，是出於其畫家的技巧。王致誠為我們留下了關於這一景點讓人愉悅的描述： 高度為二十到六十英尺的小山丘已經建起，形成了無數小河谷。清澈的河渠灌溉著這些河谷，水源來自這一地區的高山上。河谷分開之後，又在一些地方交匯起來，形成了盆地、池塘和所謂的「海」。山峰與丘陵的斜坡上，種植著在中國很常見的開花樹林。溝渠並沒有修成直線型，砌在河道邊上的粗糙石塊，放置得如此藝術，人們可以說它們是大自然的傑作，因為這些水道一會兒加寬，一會兒變窄，並以最為自然的方式迂迴曲折。河道的兩岸，密布著在山岩中長出來的花卉，每一季節都有其不同品種。 這位著名的耶穌會士筆下之描述，可能構成了18世紀中期中國造園藝術最好的研究成果之一——這一藝術明顯基於明清繪畫的經典。王致誠繼續寫道： 在到達一條山谷時，你會觀察到一些建築物。整個表面均由立柱與窗戶構成。木質構件被鑲金、塗彩或者刷漆。牆壁由灰磚所砌成，砌得很標準，打磨得很光滑；屋頂覆蓋著紅、黃、藍及紫色琉璃瓦，通過其混合與排列，造就了一種令人愉悅的多樣性圖案。每條河谷都有其亭閣，相比周邊環境是小，但大到足以使我們最偉大的貴族及其隨從落腳。其中幾間屋子由雪松木建成，它是從五百里之外的地方運送來的；在這一巨大圍場中，有可能數出二百多間豪宅，更不消說太監們居住的陋室了。 溝渠上橫跨著各式各樣的小橋，有些橋的欄杆由白色大理石製成，製作精巧，上面飾有浮雕。在大湖中央的一塊岩石上，有一座小宮殿，建築師將其修築於中心位置，因此從這裡便能縱覽園中的一切美景。你可以乘坐華麗的船隻，沿著最大的水道，來回航行。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康熙、雍正與乾隆時期藝術表現的趨向。如果說繪畫和雕塑已經墮入衰敗的話，那麼建築，特別是城市建築師及造園藝術家的的技藝，已經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正是在這一時期，中國瓷器最後的傑作得以生產出來。 康熙年間，江西景德鎮的官窯被重建（1680年），陶瓷藝術在諸如牛血紅、桃紅和寶石藍這一類明亮的單色上達到了頂峰，特別是像「五彩釉」（綠色為賞心悅目的排列及多彩釉形成了一種背景）、粉末藍或者是極為罕見的「黑地彩」一類帶有彩繪裝飾的瓷器。雍正年間，出現了極為精緻並帶有彩繪裝飾的物件，我們稱其為「粉彩」。乾隆年間，另外生產了一種被稱為「乳花」的漂亮裝飾。但幾乎緊接著這一時期，當中國陶工開始為歐洲出口而生產時，衰敗就隨之開始了；歐洲需求「中國藝術風格」，後者就相應地為之供應。 這一藝術上的退步，是清王朝衰敗的一個徵兆，這種衰落可以追溯到8世紀——回溯至「理性時代」的哲學家們，為中國的教化歌功頌德之時。華夏歷史的模式正是：在造就兩三代有能力的執政者之後，政權就陷入衰敗。古老的帝國被王朝奠基人重建，隨後再一次分崩離析。1644年得到皇位的滿族部落，依然沒有逃脫這一定律。從第五代統治者嘉慶帝（1796—1820年）開始，衰落變得日益顯著。不幸的是，這個王朝的油盡燈枯，與世界上其他地方在科技影響之下的興旺繁榮，正好處於同一時期。在17世紀後半期，中國依舊可以同歐洲平起平坐，把荷蘭人驅逐出台灣，將俄羅斯挫敗於雅克薩，就顯示了這一點。而在1820到1850年間，中國突然發現，她已經落後世界好幾個世紀了。與正在擴張的歐洲相比，此時的中國只是一塊蠻荒大陸，不過，因為福音傳播與商業開發，這塊土地存在著無限的可能。 歐洲對抗中國的第一場戰爭，是大英帝國於1840年發動的。它主要是因為中國官方不願意接受一種最方便地維持貿易平衡的商品（鴉片）而激起的，因而被稱為「鴉片戰爭」。十年之後，太平天國運動爆發。在大約十五年時間裡，這場內戰肆虐了華中，幾乎標誌了大清帝國的末日降臨。太平天國革命的失敗，似乎主要歸結於三個原因：首先，領導者的腐化墮落，導致了內部不和，並未能實施變革；其次，文士階層們敵視一個反儒教意識形態的的軍事政體（太平天國的「天王」曾受基督教教義鼓舞，並自稱是耶穌基督的兄弟）；最後，英國和法國在占領北京，並獲得事實上廢除了中國自主權的媾和條款之後，就對清政府鎮壓叛亂的行動施以援手。 從1860年開始，直到1912年最終退位，這個王朝只是作為一個破產並緩慢解體的帝國之名義而存續，並被入侵與反叛交替威脅。入侵的危險隨著西方列強工業化的加速而增加，但同樣因它們之間的相互競爭而減弱。反叛的危險，主要在於衰落時期地方自治的習慣性發展；但在接近世紀之交時，同樣發展出了一波相當可觀的改革情緒。這個王朝拒絕接受「西化」，相反，卻鼓勵所謂的「拳民」（義和拳，義和團）之流反叛。它被一支外國軍事力量鎮壓，緊隨其後的，是已經拖延太久的改革措施出台。1912年，清帝國遜位，讓位給了一個名義上的民國政府，它處於地方軍閥的控制之下。與此同時，整個東北（滿洲）聽任俄羅斯與日本相互爭奪，而在這個國家的不同地區，其他列強也有各自的「勢力範圍」。 西方國家瓜分近代中國的漫畫 宣告退位時的末代皇帝溥儀與其父載灃 如果中國依舊與世隔絕，那麼一位才華出眾的將軍很可能會建立一個新政權來取代清朝；但西方力量及西方主張，已經漸漸破壞了傳統的政治觀念。史無前例的物質與意識形態因素進入了這場權力角逐，帝制的大廈最終土崩瓦解。 事實上，這位貴妃與董小宛是兩位不同的女性。董小婉是一位相貌美麗、多才多藝的歌女，她成了一位中國學者的小妾，很年輕就去世了。碰巧的是，當皇帝大到足以欣賞其女性魅力之時，她已不在人間。貴妃則是一位滿族將軍之女，其家族姓為「董鄂」，與董小婉的董是同一個寫法，這足以令一些作家相信，那位浪漫的歌女，事實上就是這位多情的貴妃。 沒有記錄顯示，貴妃的隨從們都被屠殺，但他們選擇了自殺，以後也有一些類似的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