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帝國史 · 第二十一章　宋代及其改革問題

長久以來，中國人一直帶著景仰之心追憶大宋王朝。它並沒有再現漢唐對亞洲的征服，相反，它甚至無法將韃靼人從那些他們依然占據的中原領土上趕走。而且，在朝代後半期，它被迫放棄了中原北方的全部領土。不過，中國文士從來不曾將軍事威力與文化成就相提並論。他們的古典性情，以及對軍人或許抱有的一定階級嫉妒，導致這些人站在哲學立場上，系統化地蔑視一切尚武政策；當他們的反軍國主義理論導致了外敵入侵之時，文士們就用無力的抗爭與遲來的愛國主義來抵制戰勝方的軍隊。《資治通鑑》——這是一部通史，或許由宋代文人中最為優秀的代表所編纂——正是這種觀點的代表。而且，宋代因其對古典文化、哲學思考、學識、考古與業餘藝術愛好的推崇，也就不可避免地贏得了文士們的讚賞。 宋代沒有追隨漢唐的輝煌足跡，這並不是其創始人的過錯。大宋開國之君趙匡胤，是中國歷史上最具同情心的偉人之一。在當上皇帝之前，他是一位在前朝服役的將軍。皇帝剛剛去世，留下一個七歲孩子做其繼承人。與此同時，一場戰爭即將打響，對抗的正是令人畏懼的契丹。趙匡胤以非凡的勇氣指揮著這場戰爭。軍方認為，讓一位強人來掌權是必不可少的，於是強迫其統帥付諸行動。一天早上，剛剛拂曉，士兵們包圍了趙匡胤的營帳。後者從驚嚇中醒來，發現自己被其軍官所包圍。這些人提劍在手，宣稱要擁戴主將做皇帝。在趙匡胤還沒有來得及答覆之時，軍官們就給他披上了皇帝的黃袍，將他扛在肩膀上，並抬上戰馬。這些人把趙匡胤帶到軍隊中間，士兵們高聲叫嚷著歡呼他，並排成整齊的隊列，朝著都城方向前進。不過，在馬上待了幾分鐘之後，趙匡胤下令停下來，並向士兵宣講道：「汝等貪富貴立我，能從我命則可，不然，我不能為若主矣。」所有的軍官都翻身下馬，高喊說他們願意服從他。「既然這樣，」趙匡胤說，「那就聽好。太后、主上，我北面事者，不得驚犯；公卿，皆我比肩，不得侵凌；朝市府庫，不得侵掠。用命，有重賞；違，不汝貰也。」所有人均發誓遵守這些命令，軍隊也重新井然有序地向前行軍。第二天，他們抵達首都開封（汴州），在這裡，趙匡胤特別留意，不僅確保了小皇帝及太后的安全，還讓二人衣食無憂。隨後，他登上了皇位（960年2月）。 宋太祖趙匡胤畫像 趙匡胤隨後的統治，與開始並無區別。作為一位領導者，他宅心仁厚，且又才華橫溢，作風穩健，顧全大局。趙匡胤治癒了過去四分之三世紀留下的戰爭創傷，並幾乎重新統一了整個中原。在其統治的十五年間，趙匡胤一個接一個地征服了華南的各個地方政權（廣州在公元971年被占領，而南京則在公元975年被征服）。最不同凡響的是，儘管訴諸了武力，這些征服並沒有伴隨著對平民的暴力傷害。宋朝將軍們得到的命令是，一旦占領了某座城池，他們就要宣布大赦。至於那些其領土就這樣被併入帝國版圖的諸王，趙匡胤非但不會羞辱他們，還給這些人發放津貼，讓他們依附於朝廷。在對待南京的前統治者——此人抵抗時間最長——之時，皇帝不無幽默地將後者封為「違命侯」。 自從唐朝解體以來，歷朝歷代的締造者，均是通過軍事威望登上帝位的，趙匡胤與他們並無不同。可是，一旦掌握了權力，他就決心讓這種慣例不再發生。在一次親切友好的宴會上，趙匡胤召集了所有的軍隊首腦，即他從前在軍隊中的夥伴。皇帝僅僅通過勸說，並沒有威脅，就獲得了後者的保證：為了國家的利益，他們將放棄自己的軍事指揮權；作為交換條件，趙匡胤用土地和財富獎賞眾將。如此一來，就終結了過往半個多世紀以來，令中原精疲力竭的頻發軍事政變。「文官帝國」最終得以建立。 直到最後，趙匡胤都表現出了同樣的智慧。當意識到死亡逼近，而自己的兒子過於年輕，無法承擔政府職責之時，他召來其弟，取下掛在龍床附近的戰斧傳給後者，作為權力的象徵，並忠告他做個好皇帝。隨後，趙匡胤就去世了（976年11月）。 新皇帝太宗（976—997年在位）將最後一個地方政權（在山西）重新納入帝國——儘管有契丹的干預（979年6月），經過長期圍攻之後，宋軍還是攻克了都城太原——這樣完成了其兄長未竟的偉業。隨後，他試圖從契丹那裡奪回後者在長城之內占據的那些領土，即大同和北京地區。公元979年7月，太宗發兵攻打北京並包圍了它，但在城市西北，他被契丹擊敗，被迫倉皇撤退。公元986年，他發動了另一起攻勢，但這一次，甚至連北京都沒有打到。在北京與保定之間，太宗的軍隊被擊潰了，追擊的契丹軍隊一直打到了河北南部。在太宗之子真宗統治期間（998—1022年），契丹人繼續著他們對中原領土的入侵，並抵達了黃河岸邊，對面就是帝都開封。朝臣們恐慌不已，建議真宗退到長江下游的南京，甚至是四川，但皇帝拒絕了。在北方，黃河對岸有一座中原小城澶州（澶淵），它已經設法擋住敵軍了，其抵抗阻止了契丹向都城的進軍。皇帝親自趕赴澶州，相當勇敢。他的堅定態度令守軍士氣大振，並使契丹震驚。在澶州，契丹人與大宋簽訂了一份和議，根據條約，他們同意撤出新近占領的河南南部領土，和過去一樣，滿足於掌控北京與大同（1004年）。與此同時，在與契丹人爭鬥的過程中，大宋帝國的困難，被一個吐蕃民族唐古特（党項）充分利用。在公元1000年前後，他們使自己成為了鄂爾多斯、阿拉善與甘肅的主宰者，在這片區域，唐古特人建立了獨立的西夏王國。 帝國軍隊兩次試圖從契丹手中收復北京的努力，均以失敗告終，加上西北邊境唐古特人新的蠻族王國之建立，使得大宋王朝對尚武政策不再喜歡。執政者滿足於阻止契丹的反擊，甘願讓後者擁有北京和大同的邊境地區，並將鄂爾多斯與甘肅讓給唐古特人。就北京而言，這個犧牲遠不如今天我們看起來的那麼重大。且不說它的偏遠位置，當時北京不過是一個非常次要的地方城鎮，在中國歷史上，它直到這個時期，也還沒有扮演過任何重要的角色。北京的重要性，正是從契丹在此建都時開始的。從11世紀中原人的觀點來看，一方面放棄北京與大同，另一方面放棄甘肅，都算不上多大的犧牲。除了這三個遙遠的邊陲之外，大宋王朝擁有全部歷史意義上的中原領土。在超過一百年的時間裡，他們放縱自己對文學、藝術與智力爭論的偏愛；宋代首先是一個意識形態大爭論的時期，而最為重要的論戰，就是「保守派」與「改革派」的紛爭。 不過，這場爭論並非僅僅是一起知識分子的消遣。導致了唐朝崩潰的經濟與社會危機，已經造成了農村人口的普遍受奴役；小土地所有者被迫出賣他們的地產，並轉變成佃農，或者是大地主莊園裡的僱傭勞力。這一時期的著名文學家蘇洵（1009—1066年）描述了這一情景： 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耕者之田資於富民，富民之家地大業廣，阡陌連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驅役，視以奴僕……而田之所入，己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於富強，耕者日食其半以至於窮餓而無告。 王禹偁的一首詩，描述了一幅饑荒年月農民窮困者的心酸場景。排成長隊的農民，離開他們的故鄉家園，被迫盡其所能四處漂泊： 謫居歲雲暮，晨起廚無煙。 …… 門臨商於路，有客憇檐前。 老翁與病嫗，頭鬢皆皤然。 呱呱三兒泣，惸惸一夫鰥。 道糧無斗粟，路費無百錢。 聚頭未有食，顏色頗饑寒。 試問何許人，答雲家長安。 去年關輔旱，逐熟入穰川。 婦死埋異鄉，客貧思故園。 故園雖孔邇，秦嶺隔藍關。 山深號六里，路峻名七盤。 襁負且乞丐，凍餒復險艱。 惟愁大雨雪，僵死山谷間。 必須承認，這種情形並非僅限於宋代時期；在全部中國歷史上，饑荒歲月，連同其造成的苦難與不幸，總是周期性地爆發。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在這一時期，解決土地問題的方法還未發現之時，農民的悲慘處境似乎無法避免。除此之外，小地產的消失，完全顛覆了賦稅的評估，擾亂了國家財政——無論如何，一個世紀的政變與內戰，已經令其破產。 在經歷如此之多的內戰之後，似乎有希望看到傳統價值的一次全面恢復。大宋王朝從立國之初，就致力於為這種恢復提供一個確定的智力基礎。明智的太祖趙匡胤，在他剛剛登上帝位時，就依靠儒家文士。他和他的繼承者們，一直從後者之中招募其政府官員。為了保證新成員的充足供應，他們恢復並整頓了科舉考試制度，從這時起，科舉就有了其最終形式。仁宗皇帝（1023—1063年在位）通過在各主要城市創設府學，並在京城開辦翰林院，同時還重建了包括三門主要科目——經義、詞賦與策論——的考試大綱，完善了這些措施。最後，他將重要的公職，委託給了兩位當時最為有名的學者，即歐陽修（1007—1072年）與司馬光（1019—1086），二人都以歷史學家而聞名，前者還是著名詩人。 王安石變法影響深遠 不久之後，文人學士內部就開始出現分裂。兩派都訴諸於儒家正統，但對其解釋有所不同，就他們那個時代經濟與社會危機的合理解決方案，兩派也存在爭議。神宗皇帝（1068—1085年在位）統治期間，在赫赫有名的王安石領導之下，改革派掌握了政權。 事實上，在王安石之前很久，改革已經是大勢所趨。仁宗時期，1057年開辦了「廣惠倉」，向老人、孩子、貧困及患病者分發穀物。英宗皇帝（1064—1067年在位）儘管是一位傾向保守的統治者，卻向「常平倉」提供了一百萬緡的捐助。在收成過於飽和，谷價下跌的年份，這些官倉就以高於市價的價格購入穀物；在收成糟糕，因投機導致物價上升之時，他們就以較低價格將穀物投放市場。如此一來，這些官倉就為雙重目標服務：形成儲備以應對荒年，以及打擊投機來控制谷價。 不過，王安石很快就超越了這些溫和的舉措。 王安石（1021—1086年）是中國歷史上最為有趣的人物之一。很少有人在生前，能像他一樣遭到如此猛烈的抨擊。王安石飽受責難，是因為他教條主義的固執，他的不修邊幅及不潔淨的臉龐，一切都與其他文士形成了強烈反差。但是在現今時代，王安石又被捧到了天上，不僅被視作「國家社會主義者」，還被認為是民主主義者，以及孫中山的先驅者。事實上，他的改革，似乎首先是出於財政原因發起的。有必要幫助民眾生產更多，以便國家能夠從普遍繁榮中增加收入。正是出於這種雙重目的——在為國家增收的同時，改善百姓的收益——1069年，王安石創建了一個常設的改革委員會，由他本人領導。對經濟體系的重建很快就開始了。王安石制訂了一套財政收支的固定預算，這是不能以任何藉口超出的，支出因此減少了四成。 在當時，農業依舊是宋朝最主要的收入來源。為提高產量，王安石決心保護農民免於窮困，並擺脫債權人的掠奪。出於這一目的，國家貸款給農民，以收成作為擔保。在春季，這筆預付款發放給後者，到了秋天收穫之後，貸款與利息返還給前者。農民的另一項報怨，就是地方官員責令他們服勞役的專橫方式。王安石廢除了強制勞動，用一種年度稅取而代之，並用後者建立了一項支付公共工程的資金。這是一項極為重要的創新，因為此稅金是首次針對個人徵收的。與此同時，他將土地測量記錄更新到最近時期，九世紀的土地變化，令這項改革成為絕對必要。在古代中國，土地稅一直按農民的土地來徵收，而土地往往是村社的財產。九世紀時，小地產消失，被大莊園兼併，從此以後，就有必要找出另一些辦法。這正是王安石提出重建土地登記制度時，一直所考慮的事情——它並不像一些人所宣稱的那樣，是一種財富再分配製度。公元1073年，王安石以一平方里為單元，對全國耕地進行劃分，這將是評定一種新土地稅的基本單位。正如馬伯樂指出的那樣，這是一次純粹的財政改革，沒有任何「社會」特徵：「土地所有權保持不變，並與這些新的財政分割沒有任何關係。屬於幾個土地所有者的全部或者部分土地，如果位於同一個單元，個人就按自己在此區域中所占比例，繳納應付的部分稅金。」這種土地所有權制度，依舊是大莊園制（即便王安石這樣的改革家，也沒有考慮修正它），但大宋帝國卻得到了一份準確且方便的地籍勘查數據。 在此期間，國家的監控是成功的。公元1074年之後，每位土地所有者，都必須對自己擁有的一切財物進行申報，「包括家豬與母雞」。商業也受到了管制。官員們給所有日常商品定價，由他們強制性地限定市場價格變動。國家收購全部未出售的存貨。稅款可以用實物抵付。可以說，政府官員成了官方的倉庫保管，他們儲備這些產品，在播種期或匱乏時期重新分配它們，充當預付。「這些措施的目的，就是將物價維持在一個合理水平上，通過阻止任何非法漲價或者商品價格的一切過度下跌，來抵制投機。」但在這裡，終極目標又是一項財政行為。倉庫中的商品應徵收二成的年稅，這是以其自身及儲存貨物的建築物做抵押的。如果稅款未能及時繳付，年稅就會進一步上升兩個百分點。公元1071到1072年，伴隨收成抵押貸款一起，王安石以類似方式創設了財產抵押貸款，以鼓勵商業經營。更準確地說，這是「一個專門為市場中的貿易組織成立的法庭」（市易務），有權向以抵押品做擔保的商人發放貸款。 王安石是一個學者，但他認為，科舉考試科目更有可能培養出的是書呆子，而非管理人才。公元1071年，他中止了文風比理念更重要的文章創作，以及一切純文學意義上的科目。從此以後，科舉科目就只包含經義（依據這位改革家的新注釋）、策及論。評判考生的，更多是這些人的個人觀點及實務知識，而非他們文風的典雅。 正是這些文學上的變革，而不是其經濟創新，讓王安石受到了大部分官員的激烈反對。對保守的儒家學士來說，此人根據自己的理解對儒家經典做出的新解釋，就是一種悖理逆天的行為。王安石的所有改革措施都受到嘲笑，之後，關於這一時期的記錄，讀起來就像一則聲討他的長篇檄文。事實上，既然歷史是由那些戰勝王安石的反對派所書寫的，想得出公正見解相當困難。不過，王安石的土地改革，似乎確實降低了（農民的）生活成本。根據他的證言，只要其改革繼續發揮作用，「稻米將變得和水一樣廉價」。他的一首詩作（像那個時代所有的儒家文士一樣，王安石也是個詩人）真摯感人，並顯示出了一種深厚的人道主義情感，而正是這種情感激勵他採取多項經濟措施： 婚喪孰不供，貸錢免爾縈。 耕收孰不給，傾粟助之生。 物贏我收之，物窘出使營。 後世不務此，區區挫兼併。 然而，這些改革也許執行得過於嚴厲，導致了一種更為可怕的牴觸情緒，這是因為，反抗採取了消極方式。政府實施的產品儲備，要求一個清廉的管理團隊，但看起來，實際上管理機構遠非沒有腐敗。即使播種季節貸給農民的款項，所產生的後果也違背了立法者的意願。得到貸款的農民往往無法償還，因此就會發現，他們自己的財產被當局沒收了。保守派領袖、歷史學家司馬光，有了很好的機會，以這些理由來批評整個改革體系：「理論上，堂皇美妙，卻華而不實；實踐上，危害國家，無過於此。借穀物予百姓，他們遂消費之，再借穀物，他們遂賣之。因此他們不再有主動性，變得懶惰。」就這一點，王安石答覆說：」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眾為善。」 針對王安石改革，最為嚴厲的抨擊是：國家以二成利息發放青苗錢，相比私人貸款者五成的利率來說，無疑是相當溫和的，但事實卻是，農民由此背負了極為沉重的債務。如果收成根本就很糟糕，或者，根據司馬光的預言，他們輕率地揮霍掉了貸給自己的款項，那麼，到了償付期，農民僅有的選擇是：要麼被沒收家產，要麼流亡他鄉。危機越來越重。當窮人無法抗拒一筆資金突然降臨的誘惑，地方官員則發現，讓前者屈服是符合自己利益的，因為青苗錢的二成利益，構成了地方收入最豐厚的來源之一。如此一來，就促使行政當局動用一切可能的壓力，來勸說農民背上債務。儘管王安石動機良好，青苗錢卻採用了可憎的形式，成為向頭腦簡單或一貧如洗之農民強求的附加稅。而改革派政府，也扮演起了大級別高利貸者的角色。根本上說，王安石被懸在了中間，一邊是他的仁慈，以及渴望幫助人民的良好願望，另一邊，則是恢復國家財政的必要性。作為其對手的保守派，則不乏技巧地將王安石的青苗錢體系，與更溫和但更可靠的「常平倉」制度做比較（我們已經解釋過後者）。 公元1085年，神宗皇帝去世，其十五歲的兒子繼位，由高太后攝政。這導致了改革派的失寵，權力回到了以司馬光為首的保守派手中。此後不久，（1086年）王安石去世，很快司馬光也告別了人間。在保守派之中，司馬光之後最為傑出的人物，就是詩人蘇軾（1037—1101年），通常被稱為蘇東坡。他的影響力似乎一直是讓人愉悅的。蘇東坡非常了解普羅大眾，也明白卑微小民的立場與真實渴望。他試圖減少將君主與其臣民隔開的障礙，並打破朝廷危險的隔離狀態。「善政時期，」他說，「最卑微的屬民，應當自由地讓皇帝明白自己的不幸。」不過，蘇軾的率真很快就讓他失寵。公元1093年，當攝政太后（她青睞保守派）去世時，哲宗皇帝重新起用了改革派。下一位統治者是徽宗（1100—1125年在位），我們很快就將討論他的戲劇性命運。公元1106年，徽宗皇帝首先召回了保守派，接著在公元1112年，又再次對改革派予以信任。但從這時候開始，改革運動的命運或許已經成為次要問題，更重要的是兩派政治家之間的個人衝突。無論如何，儘管有不少衝突，大宋王朝帶給中原的和平，還是產生了若干有益的結果。公元845年的普查，顯示有三千萬左右的人口。而公元1083年的統計，表明人口已經接近九千萬。這可能並不是因為中國北方——舊的中原——的任何大規模增長，它的人口已經相當稠密了；而是因為帝國南部——新的中原——開始達到了一個相當規模的人口密度。自從漢代以來，南方一直就得到了系統的開發。 而且，幸運的是，南方的拓殖在這時已經完成。徽宗皇帝的政策，引發了蠻族大規模入侵北方各省，將要讓南方再度成為漢人獨立的一個庇護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