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帝國史 · 第十九章　偉大的時代

玄宗皇帝繼位時僅有二十八歲。他積極、勇敢，對自己的責任，家族的偉大，以及唐朝在亞洲的霸主天命，都有著真實的感受。玄宗在位年間（712—756年），是最偉大的統治時期之一，從許多方面來看，他的時代都是中國歷史上的「偉大盛世」。很少有如此之多的天才一起湧現。玄宗本人就是一位有才華的學者、詩人和音樂家。他是文學藝術的保護人，圍繞在其身邊的詩人燦若群星。其中兩位最傑出的抒情詩人，李白（701—762年）和杜甫（712—770年），正是生活在他的統治時期。 李白 杜甫 儘管中國詩歌基本上都要依賴文學典故，因此經常為我們所忽略，但唐代抒情詩，理解起來似乎更為直接，因為它們喚起的感情，是人類普遍經驗的一部分。這種特質，也許是因為唐詩所吸取的源頭是多重的。如果分析其成分，我們既能夠發現古代道教偉大的宇宙幻想（由一種對崇高的狂熱激情所導致），也可以看到佛教的憂思（由塵世萬物的普遍無常所喚起）。這種雙重靈感，在李白一些更為恢宏博大的詩句里，表現得非常明顯： 黃河走東溟，白日落西海。 逝川與流光，飄忽不相待。 春容舍我去，秋發已衰改。 人生非寒松，年貌豈長在？ 吾當乘雲螭，吸景駐光彩。 有時候，李白的一句詩，就能單獨地表達佛教萬物無常的全部精神： 長波寫萬古。 有時，語氣變得越來越苦澀和無助，正以以下這首詩，它以一種「虛空中的虛空」般的音調結尾： 日月終銷毀，天地同枯槁。 …… 爾非千歲翁，多恨去世早。 還有： 生者為過客，死者為歸人。 天地一逆旅，同悲萬古塵。 …… 前後更嘆息，浮榮何足珍。 以下仍是類似的浪漫主題： 海客乘天風，將船遠行役。 譬如雲中鳥，一去無蹤跡。 李白的其他一些詩篇，則純粹是受道教的啟示： 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 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 至於大鵬的古老神話，就這種明顯象徵意義的不凡飛行而言，李白甚至比道教本身走得更遠： 大鵬一日同風起，摶搖直上九萬里。 假令風歇時下來，猶能簸卻滄溟水。 當他們不能上升到如此高度時，唐朝詩人們就會滿足於青山綠水、海闊天空的美好景色，這就是對風景的創造。以下是王勃（649—676年）一個著名的對句： 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 王維（他也是一位著名畫家）下面的這句詩，本身就是一幅畫： 積雨空林煙火遲。 在李白的詩中，也有許多這樣的空間想像，以一種最有穿透力的印象主義風格表示出來。以下就是一幅洞庭湖的圖畫： 清晨登巴陵，周覽無不極。 明湖映天光，徹底見秋色。 秋色何蒼然，際海俱澄鮮。 山青滅遠樹，水綠無寒煙。 來帆出江中，去鳥向日邊。 風清長沙浦，山空雲夢田。 以下是山景： 翠影紅霞映朝日，鳥飛不到吳天長。 登高壯觀天地間，大江茫茫去不還。 黃雲萬里動風聲，白波九道流雪山。 一幅黃昏景象： 暮從碧山下，山月隨人歸。 卻顧所來徑，蒼蒼橫翠微。 一幅夜景圖：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 在拜訪修道場所的古典主題中（詩歌與圖畫均如此），人們容易發現佛教或者道教的靈感： 蜀僧抱綠綺，西下峨眉峰。 為我一揮手，如聽萬壑松。 客心洗流水，餘響入霜鍾。 不覺碧山暮，秋雲暗幾重。 接下來是拜訪一位道教隱士： 犬吠水聲中，桃花帶露濃。 樹深時見鹿，溪午不聞鍾。 野竹分青靄，飛泉掛碧峰。 無人知所去，愁倚兩三松。 當談到李白之時，如果不提及另一位偉大的唐朝詩人、李白的朋友及對手杜甫，那將是不公平的。正如在以下這幅秋景中所顯示的，杜甫同樣是一位風景詩人： 清秋望不及，迢遞起層陰。 遠水兼天淨，孤城隱霧深。 葉稀風更落，山迥日初沉。 獨鶴歸何晚，昏鴉已滿林。 李白和杜甫不僅是偉大的抒情詩人，因為玄宗皇帝與他們的友誼，二人還得到了宮廷詩人的地位。他們描寫了長安宮廷無與倫比的生活，還描繪了皇帝寵妃，即美麗的楊貴妃之魅力。這位女性，因她的智慧與美貌而聞名，她既是中國的蓬巴杜夫人（Madame de Pompadour），也是漢人中的瑪麗·安托瓦內特（Marie Antoinette）。楊貴妃起初是玄宗一位皇子的妃子，但皇帝卻傾心於她。玄宗將她從兒子那裡帶走，並使她成為自己的最愛。正是楊貴妃，被李白譽為著名的漢朝美人「飛燕」： 選妓隨雕輦，征歌出洞房。 宮中誰第一，飛燕在昭陽。 李白進一步表達了這種微妙的敬意： 只愁歌舞散，化作彩雲飛。 李白的另一首詩，創作於皇帝的宴請之時，其中提到了這位寵妃： 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 杜甫同樣吟道： 中堂有神仙，煙霧蒙玉質。 以下，是杜甫描繪的一次有皇家氣派的郊遊： 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 態濃意遠淑且真，肌理細膩骨肉勻。 繡羅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銀麒麟。 頭上何所有？翠微盍葉垂鬢唇。 背後何所見？珠壓腰衱穩稱身。 就中雲幕椒房親，賜名大國虢與秦。 後來，當中國的特里亞農宮（Trianon）曲終人散，而楊貴妃魂斷馬嵬之後，杜甫回想起了一次宮廷盛宴，以及隨從的「女戰士」： 憶昔霓旌下南苑，苑中萬物生顏色。 昭陽殿里第一人，同輦隨君侍君側。 輦前才人帶弓箭，白馬嚼齧黃金勒。 翻身向天仰射雲，一笑正墜雙飛翼。 在下一代詩人中，另一位名家白居易（772—846年），在其《長恨歌》中，描述了這些快樂的聚會： 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多年求不得。 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 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 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 春寒賜浴華清池，溫泉水滑洗凝脂。 侍兒扶起嬌無力，始是新承恩澤時。 雲鬢花顏金步搖，芙蓉帳暖度春宵。 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 承歡侍宴無閒暇，春從春遊夜專夜。 後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 金屋妝成嬌侍夜，玉樓宴罷醉和春。 除了在敦煌的旗幟與壁畫中發現的少數寺廟捐贈者的畫像之外，世俗主題的唐朝繪畫很少能保存下來。不過，玄宗宮廷里高雅講究的娛樂活動，在唐代陶俑小人像的發展中被喚醒了——女性樂師和跳舞者，上流女性及她們的隨從，「女戰士」及女性馬球玩家。精緻的彩飾，使她們的面色生機勃勃，令她們的腰帶更加醒目，同時也讓她們的儀態更加優雅。這些小雕像，如李白和杜甫的詩歌一樣生動，她們使長安那個無與倫比的宮廷時代甦醒了。同樣的，唐代的騎兵整裝待發，他們的戰馬用前蹄蹬著地面；有著強烈清晰的人種特徵之蠻族友軍，甚至包括佛教的護法天王，都在講述著從太宗到玄宗期間，漢族人在亞洲史詩一般的傳奇歲月。 宮廷生活的消遣，並沒有妨礙玄宗施行其偉大祖先在亞洲的擴張政策。在他統治的早期，玄宗很幸運地擺脫了自己的主要對手，蒙古突厥人的統治者默啜可汗。後者在一起反叛中被殺，其首級被送到了唐朝宮廷（716年）。默啜的侄子和繼承人毗伽（意為「智者」）可汗，真誠地努力與大唐講和（721—722年）。這樣一來，長安的輝煌王朝與上鄂爾渾的蠻族宮廷之間就建立起了友好聯繫，而後者對前者的尊敬表現得非常明顯。不過，在公元743到744年，蒙古突厥可汗被一些相關部落的反叛所顛覆，其位置由其中一個即維吾爾人所取代。它取得了蒙古的控制權，並在上鄂爾渾建立了大本營，其都城坐落於今天哈喇和林附近的「黑城」遺址。後來，維吾爾人證明了自己是唐王朝忠誠的同盟。 公元714年，在托克馬克（Tokmak）附近，唐軍在西突厥人的國家裡贏得了一場徹底的勝利，因此令許多突厥部落都歸順於帝國帳下。公元736至744年，在巴爾喀什湖以南的伊利河谷，唐朝將領們取得了進一步勝利，擊敗了那些反叛的突厥可汗。公元748年，一座漢人廟宇建在了伊塞克湖旁邊的托克馬克城——這是唐帝國向西突厥內部擴張的一個明顯證據。在塔里木盆地，長期不聽話的一些小王國，如焉耆、龜茲、于闐和疏勒等，再次成為忠實的臣屬。這些屬於印歐語系的古老民族，發現唐朝的保護是一種他們抵禦新的侵略者——吐蕃人和阿拉伯人——不可或缺的手段。我們已經看到，公元670年，安西四鎮為吐蕃所占領，直到公元692年，唐朝才有能力去解救它們。毫無疑問，四地更願意接受大唐的宗主權，而不是由幾近野蠻人的吐蕃來統治。至於阿拉伯人，在公元652年，他們消滅薩珊帝國並征服波斯之後，就將其征服擴張到了河中地區。公元709年，阿拉伯人將宗主權強加於布拉哈及撒爾馬罕的國王。公元712到714年間，他們拓展到了塔什干，滲透進了費爾干納。後者的國王逃到疏勒，在那裡請求中國駐軍的幫助。他的要求立即被接受。公元715年，一支唐朝軍隊開進費爾干納，趕走了阿拉伯人的前哨，恢復了此人的王位。布拉哈和撒爾馬罕的國王試圖從唐朝那裡得到同樣的援助，吐火羅（或稱巴爾克）的君主同樣如此。從公元718到731年，所有這些王公們都一直向中華帝國上書，聲明臣屬地位。玄宗做出的回應是，授予他們任職文書，並讓處於大唐宗主權之下的突厥人，去援助他們抵抗阿拉伯人。但對於要不要派出一支漢人遠征軍開赴這麼遠的戰場，玄宗總是在猶豫。相反，他開始干預帕米爾高原的另一側。 在這裡，玄宗的主要任務就是阻止吐蕃的擴張。現在，漢人在一個區域正全方位地遭遇吐蕃人，特別是在庫庫諾爾（koko Nor），他們被迫要與對方進行一場令人精疲力竭的邊境戰爭。在吐蕃另一端，吐蕃人正在威脅著位於帕米爾高原南部在印度一側的那些弱小王國。穿過缽和（瓦罕）、小勃律（吉爾吉特）、大勃律（巴爾提斯坦）這些王國，是大唐在塔里木盆地的保護國與印度之間最為直接的通道。唐代的中國，通過貿易和佛教朝聖的紐帶，與印度聯繫起來，對於穿越帕米爾高原的這些大峽谷的自由通行，朝廷給予了高度重視。吐蕃將宗主權強加給了小勃律，因此在公元747年，一位在唐朝服役的朝鮮將領，時任庫車副都護的高仙芝，經由齊里克（Kilik，又稱波羅犀羅，Baroghil）越過帕米爾高原，在小勃律建立了一個大唐的保護國。公元749年，當葉火羅（大夏，在印度的貴霜以北）的國王請求中國人的幫助，以對付一個較小的山地首領時（此人是吐蕃的盟友，截斷了小勃律與克什米爾之間的交通），高仙芝又一次橫穿帕米爾高原，再度清理了此地（750年）。在這一時期，克什米爾的首領和喀布爾的國王，都是大唐王朝的忠實同盟，並有好幾次得到了帝國的授職命令。 就這樣，大唐在天山和帕米爾高原確立了自己的地位，成為塔什干、費爾干那和小勃律的宗主國，克什米爾、大夏及喀布爾（今天阿富汗的很大一部分地區）的保護者。布哈拉和撒爾馬罕的人民尋求她的援助以抵抗阿拉伯人，而唐朝在亞洲享受著一種無與倫比的地位。在其庫車的官邸之中，高仙芝事實上充當了唐朝的中亞總督。 突然之間，整個體系崩潰了，而同樣是高仙芝，對唐朝軍隊在戰場上走得如此之遠，是要負主要責任的。 塔什乾的突厥國王，過去一直證明自己是大唐的忠實臣屬，這個國家也是對抗阿拉伯帝國的最前哨。但是公元750年，高仙芝卻希望將國王的財富據為己有，於是乎捏造了一項莫須有的控告來針對後者。高仙芝帶兵前來，砍掉了國王的腦袋。這起暴行引發了西突厥人的暴動。受害者的兒子向阿拉伯人求助，後者立即派出了布哈拉及撒爾馬罕的守衛軍隊去協助他。公元751年7月，在靠近今天江布爾（Aulie aAa）的恆羅斯河（Talas）畔，高仙芝的軍隊被突厥與阿拉伯的聯軍包圍，並全軍覆沒。阿拉伯人將數千名中國戰俘帶回了撒爾馬罕。這個歷史性的日子決定了中亞，或者至少是突厥斯坦的命運：它沒有變成中國的，如早期事情的進展似乎所顯示的那樣；而是變成了穆斯林的。 如果不是碰巧與唐王朝軍事力量的一次整體崩潰同時發生的話，大唐在恆羅斯河的災難也許是有可能挽救的。就在同一年（751年），在雲南的大理湖畔，南詔的倮倮王國將一支唐軍徹底殲滅。同樣在這個糟糕的年份中，在遼河以西，契丹的蒙古部落擊敗了中國將軍安祿 山。 事實是，中國已經因它的軍事征服而疲憊不堪。國民對這些遙遠的冒險日益厭倦，他們看不到其中的收益；民眾特別厭惡的是徵兵。像李白一樣的宮廷詩人，也無法隱藏這樣的情緒： 荒城空大漠，邊邑無遺堵。 白骨橫千霜，嵯峨蔽榛莽。 借問誰凌虐，天驕毒威武。 赫怒我聖皇，勞師事鼙鼓。 陽和變殺氣，發卒騷中土。 三十六萬人，哀哀淚如雨。 且悲就行役，安得營農圃？ 在杜甫的詩中，這種厭戰情緒表現得尤為明顯。即使他將時代背景轉移到漢代，以掩飾自己的批評。以下是他寫於公元752年的《兵車行》： 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 爺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 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雲霄。 道旁過者問行人，行人但云點行頻。 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 去時里正與裹頭，歸來頭白還戍邊。 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 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荊杞。 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 況復秦兵耐苦戰，被驅不異犬與雞。 長者雖有問，役夫敢申恨？ 且如今年冬，未休關西卒。 縣官急索租，租稅從何出？ 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 生女猶得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 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 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 第二年，杜甫的批評變得更為直接： 戚戚去故里，悠悠赴交河。 公家有程期，亡命嬰禍羅。 君已富土境，開邊一何多。 棄絕父母恩，吞聲行負戈。 以下一首詩，描述的是新兵抵達上亞細亞： 驅馬天雨雪，軍行入高山。 徑危抱寒石，指落曾冰間。 已去漢月遠，何時築城還。 浮雲暮南征，可望不可攀。 更進一步地，杜甫將老百姓的悲慘生活，與宮廷的奢華，特別是與寵臣之家的財富對比： 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 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 …… 況聞內金盤，盡在衛霍室。 ……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暴動的條件成熟了。它來自最不可能發生的地區，領導者是朝中一位將軍安祿山，這是個在大唐服役的韃靼冒險家。皇帝和美麗的楊貴妃都非常喜歡他，將此人當成了他們的至寵。但是在公元755年，安祿山獲悉了針對當局的普遍不滿，突然在遼寧——他的軍事大本營舉起了反抗大旗。幾周之內，他就越過了河北，襲擊洛陽，並向帝都長安進軍。就在安逼近之時，皇帝連夜逃往四川，與之隨行的有楊貴妃、她的兩個姐姐以及一個堂兄。楊貴妃已經使此人當上了宰相。在旅途中，皇家的護衛士兵因缺乏給養而反叛。他們殺死了楊貴妃的宰相堂哥，將其首級挑在長矛尖上並呈給皇帝。隨後，這些人繼續以類似方式處死了貴妃的兩個姐姐。皇帝被士兵們的喧囂驚嚇，他走出來，試圖用友好的言辭撫慰他們。但叛亂者所要求的是楊貴妃本人的腦袋。玄宗被叛軍包圍，只能容許士兵帶走這位不幸的女人，並將她絞死。這些人得到滿足之後，隨即恢復了秩 序。 在楊貴妃輝煌的歲月里，杜甫曾寫詩讚美她。在一首感人的詩篇中，詩人哀悼了後者的悲劇結局： 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污遊魂歸不得。 清渭東流劍閣深，去住彼此無消息。 一代人之後，詩人白居易在其《長恨歌》中，描寫了她的戲劇性死亡： 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 九重城闕煙塵生，千乘萬騎西南行。 翠華搖搖行復止，西出都門百餘里。 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 花鈿委地無人收，翠翹金雀玉搔頭。 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淚相和流。 …… 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 與此同時，安祿山已經占領了首都長安（公元756年7月18日）。難過的玄宗繼續其奔向四川的逃亡之旅。這事實上就是退位。在寧夏地區，其子李亨控制著忠誠的軍隊。就在那裡，士兵們擁戴他為皇帝（公元756年8月12 日）。 這位新皇帝肅宗，是一位積極而且善良的王子。他全部的執政時期，都致力於從叛亂者手中光復華夏。在執行此任務的過程中，肅宗得到了一位偉大將軍的協助。後者名為郭子儀，是軍事忠誠及獻身朝廷的典範，就恢復唐朝的貢獻而言，他超過了其他任何人。為了得到支援，肅宗向突厥求助。自太宗時期以來，大唐在突厥人之中就享有很高聲望。最強有力的突厥民族，是當時控制著外蒙古的維吾爾人。他們為肅宗派出了一些分隊，正是在他們的協助下，朝廷軍隊才得以收復長安和洛陽（757年）。但暴亂卻遠沒有被鎮壓，肅宗死時任務也沒有完成。（公元762年5月）叛軍甚至再度占領了洛陽。他們的最終被驅逐和平定，還需要維吾爾可汗的親自干預，（公元762年11月）他率領自己的騎兵從蒙古南下。 在這場戰爭期間，維吾爾可汗結識了一位摩尼教牧師。此教是公元三世紀于波斯創建的一種混合宗教，部分源於本土的襖教，部分來自天主教。作為其與牧師相識的結果，這位維吾爾君主皈依了摩尼教，並將它定為本民族的國教。這種異端信條，曾一度幾乎令聖奧古斯丁也信奉，如今卻被一種奇怪的命運用來征服蒙古。我們必須承認，摩尼教對維吾爾人行為和習慣的人性化，起到了幫助作用，而且，還在他們當中傳播了一種藝術。此藝術與信條本身一樣，主要借鑑于波斯。在吐魯番發現的摩尼教壁畫和微型畫（可追溯到公元800到840年之間），事實上是留存的波斯繪畫最早之樣本。 唐王朝無法拒絕維吾爾國王的任何要求，只因後者曾拯救並恢復了大唐皇位，有幾次，他們還娶了中原的公主。維吾爾人運用自己的影響力，來保護中國的摩尼教，而且，在他們的要求之下，長安朝廷批准了在幾個城市建立摩尼教教堂。只要維吾爾人的支配地位繼續存在，這種保護就會持續。公元840年，當後者的統治為吉爾吉斯突厥人的攻擊所中斷時，中國的摩尼教團體發現，一夜之間，他們的宗教活動就被禁止了。 另一方面，在唐朝，景教享受著幾乎從未中斷的保護。我們已經提及，最早的景教教堂於公元638年建於長安。在同一年，太宗皇帝頒布了一道贊同景教的詔書，並稱其是朝廷寬容精神的一個值得稱道的榜樣：「道無常名，聖無常體，隨方設教，密濟群生，大秦國大德阿羅本，遠將經像，來獻上京，詳其教旨，玄妙無為，觀其元宗，生成立要，詞無繁說，理有忘筌，濟物利人，宜行天下。」關於景教在中國的情況，有一塊著名的碑文於公元781年在長安用敘利亞文和中文雕刻完成。它以一段景教（光明燦爛的宗教）教義摘要開篇，繼而是一份清單，列舉了自太宗時代以來朝廷賜予景教團體的恩惠，特別是玄宗，他曾攜帶一幅親筆書寫的頌揚條幅，來到長安的教堂。在公元845年之前，景教沒有遭受過麻煩，而在這一年卻被牽涉進了一起直接針對佛教的迫害活動之中。 但是在中國，摩尼教和景教從來沒有廣泛傳播，幾乎完全局限于波斯和突厥居民之中。主要的理念之爭，依舊在儒教、道教以及佛教之間進行。公元745年，在玄宗皇帝統治的後期（其一生主要受道教影響），道教書籍首次被匯集成一個單本合集，形成了未來道教教規的基礎。公元837年，九部儒教經典的全文被刻於石碑上，如此一來，學者們就可以得到任意數量的著作拓片了。至於佛教經文，我們已經看到，諸如玄奘和義淨一類的朝聖者從印度帶回的整套梵文經典，這些作品很快就被譯成中文。大量漢文三藏經的收藏，佐證了這項工作的實施規模何等之大。 儒家文士們以古代的儒教智慧，強烈地反對佛教和道教神秘主義的推進浪潮。公元819年，憲宗皇帝（其本人對這兩種信仰都偏愛）用盛大的儀式來迎接一枚佛陀遺物。因為這個原因，他遭到了韓愈（唐代最著名的作家之一）的譴責，後者呈上了一篇言辭激烈的上奏，至今依然被經常引用：「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制。」韓愈誠實而且勇敢，但似乎有些心胸狹窄，他將佛教與道教歸於同一類型，並將兩者都譴責為反社會及無政府主義：「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儒家文士總是一直攻擊佛教的閒散和出家，以及道教的消極、煉丹及巫術。不過，在特定場合，儒教和道教卻能夠採取共同立場，來反對「外來宗教」佛教。公元845年，武宗皇帝（他本人是個道教追隨者）頒布了一道反對佛教的詔書，在其中他重複了韓愈的所有論證。大量和尚被迫還俗，大批寺廟被關閉。但下一個皇帝懿宗（859—873年在位），卻是個虔誠的佛教徒，他統治期間，僧侶們恢復了他們的一切影響力。 而且，佛教明確地在中國紮下了根，原因在於，它在這裡變得更加漢化。 當今的佛教，是在唐代早期，從印度北部經由塔里木盆地傳過來的。它是古代印度信仰的一種充分發展的形式，事實上幾乎是一種新宗教。我們已經看到，在印度，從大約公元初年開始，一種意想不到的形上學和神話被添加進了最初佛教所宣揚的相對簡單之教義中。這場轉變，是被稱為Mahayana，或大乘佛教的教派之傑作。他們中的一派宣稱一種絕對唯心主義，或者更準確地說，是一種唯心主義一元論，它有些類似於費希特（Fichte）的體系，消除了自我及外部世界，最終僅承認「唯識」或者「理念世界」。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這就是朝聖者玄奘從印度帶回來的體系。公元6世紀末期，生活在浙江天台山的一位中國佛教徒，用有些類似的觀念，創建了另一套體系的框架。天台宗發現，在普遍無常（根據佛教的說法，它構成了世界）當中，有一種普遍本質，信徒只要掌握了它，就能實現教化。這種信條導致了某種神秘的一元論，在其中，不難發現道教的滲透。因為，這種普遍本質與「道」有顯著的類似。另一個佛教學派，稱為禪宗（梵文中稱為dhyana，中文中稱作「禪」，日文中則稱為Zen），試圖通過直覺，在心靈深處發現完美的本質。這種內省式的專注，以及神秘的淨化，毫無疑問可以上溯到印度瑜伽的苦行，他們既有婆羅門教徒，也有佛教徒。這裡，人們能夠再度意識到道教理念的逐漸滲透。禪宗的沉思，與道教的忘我境界幾無區別。但是，如果說古老的本土道教，就這樣影響著佛教演變的話，那反之亦然。如今，道教也在模仿佛教，致力於將自己組織成教會，而其聖人們，也按照佛教寺院的模式聚集在群體之中。 對中國大眾來說，佛教的最大吸引力在於它的神話，多種多樣的禮拜祈禱，以及首先是對各類菩薩的祭儀。這些超自然的存在物被創造出來，是為了代表歷史上的佛陀。這種創造從來都是不可或缺的。一種宗教，必須提供上天保護者，使信徒能夠對它傾訴。現在，佛教並不包括任何絕對理念；因此人們如何向歷史上的佛陀祈禱呢？他的人格已經達到了涅槃或完全消失（全部佛教教義都依賴這一斷言）。因此，從大約公元初年開始，印度的大乘佛教徒們，就賦予了他們的彌賽亞（即中國的彌勒佛）一個相當重要的地位，後者即將道成肉身，並像佛陀釋迦牟尼一樣，再次拯救世界。在新千年的前六個世紀中，大眾的虔誠轉到了這位彌賽亞。他在中國北魏的肖像學中扮演了一個相當重要的角色。這從雲岡和龍門的佛像上可以判斷。隨後，當救世主緩慢出現時，對彌勒佛的崇拜就逐漸消退了。大眾的熱愛轉向了另一位菩薩Avalokitesvara（其名字在梵文中意為「俯視眾生之人」），這是一種佛教的「上帝」。在他來到中國之後，通過一種奇怪的變形，這位菩薩似乎呈現了女性的外觀。Avalokitesvara變成了「女神」觀音，有些類似「聖母瑪麗亞」，充滿了溫和與憐憫，她拯救靈魂，將世人從各種各樣的地獄中解救出來。並令他們在自己腳下神秘的蓮花內獲得重生，進入美好的天堂。觀音與另一位神明——神秘的佛陀阿彌陀佛，共同承擔這一任務。後者被視為觀音的精神之父，他的像被觀音戴在頭髮上。對阿彌陀佛的熱愛，催生了一種心靈的宗教，一種純粹個人化的真正虔信，或者更準確地說，是促成了一種基於對菩薩仁慈的無限信任之無為主義；僅僅是看到阿彌陀佛一個同情的眼神，或者從心底向他發出一句祈禱，受難的靈魂就能得到解救。 這種個人宗教，充滿了親切與信心，也許正是它比一切佛教哲學的深思冥想，能在中國民間贏得更多皈依者之原因。無論佛教還是道教，都無法拿出可與之媲美的東西。觀音女神為中國民眾所接受，在民間祠堂中，後者將她與儒家先賢和道教神明並排擺在一起。觀音同樣為道教徒自身所採納，如今，中國的民間宗教由各種不同的宗教祭儀構成，而觀音依然在這種宗教融合占據了首要地位。 在敦煌發現的旗幟，可以追溯到唐朝和五代時期。它們顯示了處於發展進程中的各種佛教禮拜。彌勒佛的救世信仰，與觀音的天堂福地齊頭並進，而在人們的眼中，印度的「俯視眾生之人」，已經轉變成為了中國的觀音。這就是敦煌的石窟如此引人矚目的原因。這裡不僅是從依然滲透著印度影響的塔里木盆地，過渡到純粹中國藝術的結合點，還保留了一種獨一無二的證據：中國被佛教征服之後，佛教卻被中國人反吞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