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帝國史 · 第十七章　偉大的唐太宗

隋帝國的衰落，似乎註定要使中國陷入另一段分裂與混亂的時期。各地軍事領袖紛紛起兵，爭取霸權。接著出現了一位軍事天才，他命定要重建帝國，並為之後的中國歷史與文明帶來一段三百年的新進程。 唐太宗 他叫李世民。其父李淵號稱唐國公，任山西一個軍事轄區的統帥。李淵是有良好家庭背景的紳士，受人尊敬的將軍，對一位處在如此重要位置的官員來說，他是再誠實不過了。李淵是個膽小怕事之人，經常擔心自己受到危害。他足夠忠誠，只有到了走投無路的時候，才違背自己的職守。除此之外，他還富有儒家智慧，熟知聖人箴言。李世民同樣如此，儘管很年輕（他出生於公元597年，其時不過是二十出頭），卻是伴隨著歷史掌故及精妙格言長大的。他軍營生活的體驗（其父的封地位於邊境，經常會遭遇突厥人的襲擊）以及在宮廷中的經歷——隋朝皇帝的宮廷極盡奢華，腐敗與怪異在遠東盡人皆知——教會了這個年輕人如何利用儒家智慧，而不是被其所束縛。在其全部生涯里（其中也留下了一些古怪的陰影），李世民始終確保傳統道德站在自己一邊。而且，驚人的活力，幾乎從不出錯的決策能力，勇敢、狡詐、大膽及良好的判斷力，所有一切很好地融合在一起，成就了他的完美性格。李世民是他那個時代的理想人物。 隋帝國掙扎在軍事混亂的巨痛之中。已經退到揚州的隋煬帝，過著一種縱情酒色的生活，與此同時，他的將軍們卻在相互廝殺以爭奪地盤。年輕的李世民，確保自己在山西的領地內有強大軍事後盾，並因與幾位突厥可汗的良好關係而更為強大。而且，他還與各地官員建立了有價值的聯繫，因此，他對其父守舊的忠君思想日益不耐煩。為了迫使後者有所行動，李世民採取了一種典型的中國式計謀。他和一位宮廷宦官勾結，在李世民的慫恿之下，後者送給了李淵一個原打算做后妃的女孩。這位少女必定非常有魅力，因為，這位受人尊敬的李將軍接受了這份危險禮物，並未仔細考慮此舉的後果。此後，李世民向他的父親指出，他們已經讓自己變成罪犯了，誘拐一位宮中的女性，可是殺頭的大罪。李淵驚慌失措，惶恐不已——但接下來能做什麼呢？想挽回已經太遲了。因此，李淵將其追隨者召至其太原的住所，並動員軍隊聽命於自己。與此同時，他還宣布，自己不過是作為一名忠臣起兵的，目的是將皇帝從其他覬覦者那裡解救出來，以此來緩解良心上的不安。 一切都完全按照李世民所期望的向前發展。正如通過陰謀，他獲得了後宮的支持一樣，通過軍事上的坦誠，他得到了突厥的同情，這些危險的鄰居將五百名精選僱傭兵和二千匹駿馬交由他調遣。同時，李世民的姐姐，一位和他同樣騎術精湛的年輕女英雄，變賣了自己的珠寶，用這筆錢招募了一萬名壯丁，並將他們交給弟弟。很快，李世民手下就有了六萬可靠的士兵，這些人能和他一起吃苦，能被他的榜樣激勵，甚至能為他獻出生命。在四年多的時間裡（618—622年），李世民率領自己的士兵轉戰中原各省，與一支支軍隊交鋒，並從混亂中恢復了秩序。 李淵的顧慮很快就隨著形勢而打消。在長江下游的皇宮裡，皇家衛隊利用普遍混亂之機，殺害了合法的皇帝隋煬帝。唐國公李淵於是宣布自己為王朝的復仇者，並以隋朝皇家世系最後一位代表的名義，掌握了帝國的軍事指揮權。（618年）幾個月之後，在李世民的慫恿之下，他廢黜了那位影子國君，並宣布自己為皇帝。 帝國首都長安（這座城市過去在中國歷史中所扮演的角色，與羅馬在西方發揮的作用類似）率先打開大門，歡迎新皇帝——因為李淵不是陝西本地人，而這裡自秦始皇時代，已經目睹了所有偉大王朝的崛起。隨後，李世民率軍包圍了洛陽，此城在一位其父最可怕的對手控制之下。這是一項艱巨任務，因為城市非常堅固，而其他的覬覦者，出於對唐軍勢力的成功而惴惴不安，都在火速趕來支援守軍。陪同這位年輕英雄的，是一位他從前的對手尉遲敬德。在俘虜了此人之後，他說服後者加入了自己的陣營。李世民以自己一貫的慷慨大度，不顧追隨者的勸告，讓尉遲敬德指揮一支軍隊。 當他們剛一看到洛陽城，李世民就帶領一支由八百人組成的騎兵隊，前去偵察攻城路徑。但守軍看到了這一切，出城包圍了這小股人馬。當這位唐軍首領手提軍刀，試圖打開一條退卻之路時，一個敵軍軍官認出了他，並拖著長矛向他沖了過來。因為自己的草率，這位未來的皇帝幾乎丟掉了性命。但一直跟著他的敬德，衝上前來殺死了襲擊者。就在此時，唐軍主力到達戰場，救走了他們的統帥。同時，一支由某個覬覦者所率領的敵軍，從河北趕來解救洛陽。當他們距離城市僅有幾英里之時，李世民率領一隊精選的騎兵，在晨光初現時動身。他們向敵人營地疾馳，出其不意地突破了對方的防禦，並一路殺到了主帥的營帳。在混亂中，主帥被長矛刺傷並做了俘虜。幾天之後，洛陽就投降了。 （621年）李世民凱旋而歸，回到長安。就這位年輕征服者的回歸，中國的編年史作者們給出了一副極不尋常的華美畫卷。他們描述，李世民騎在盛裝打扮的駿馬上，緩緩地穿過都城的街道。他身披戰袍和金色胸甲，頭戴鋼盔，他的弓掛在吊索上，箭囊扛於肩頭，寶劍握在手中。被征服的覬覦者們走在李世民坐騎的兩邊，靠近他的馬鐙。《唐書》中所表現的這一場景，根據最近的考古發現，能夠描述得更為生動一些。在墓葬的赤陶雕像中，可以發現唐代的騎兵，他們的戰馬前足離地騰躍，後足抓在地面上。我們甚至可以找到李世民最喜愛的坐騎塑像、名字與記錄。這些強健的馬匹，身上的鬃毛打了褶，栩栩如生地雕刻在他的墳墓中。參加長安凱旋的駿馬，毫無疑問就是「秋露」，作為其主人的忠誠夥伴，它在河南戰事的全過程中聞名遐邇。至於這位征服者所穿戴的盔甲，在墓葬雕塑所塑造的武士，或是佛教塑像的護法天王之強壯肩頭上，都有其精確的複製品。 中原的統一，恢復得恰到時候。突厥人依然在邊境上圖謀不軌。 中國的軍事混亂，似乎給突厥人提供了一次入侵的絕佳良機。東突厥的可汗頡利與其侄子突利率領著大隊騎兵，橫掃了邊境各要塞，並抵達了帝都長安的郊區。老邁的高祖皇帝（昔日的李淵）大受驚嚇，提出要撤離都城。李世民讓父親繼續嘮叨著，與此同時，他自己卻帶著一百名精選的騎兵，開始向突厥挑戰。他大無畏地策馬來到敵人面前，進入他們的隊列並向所有人喊話道：「國家與可汗誓不相負，何為背約深入吾地？我秦王也，故來一決。可汗若自來，我當與可汗兩人獨戰；若欲兵馬總來，我唯百騎相御耳。」同時，他對一些首領，諸如突利這樣的，提出了個人的呼籲。這些人跟李世民註定會通過軍事友誼聯繫在一起，而後者則再次喚起了他們的戰火兄弟情。李世民堅定的舉止，以及他對突厥人思維方式的了解，威懾住了這些生性多變的遊牧民。多個部落的首領碰頭商量了一段時間，隨後就調轉馬頭，策馬離開。幾小時之後，這一地區被傾盆大雨侵襲，李世民立即將其將官召集起來。根據他的傳記作者說法，李世民向他們做了如下訓話：「弟兄們，現在是時候展示我們的勇氣了。整個平原都變成了一片泥漿。馬上就到晚上，到時天會很黑。只有當這些突厥人能射箭時，他們才會讓人害怕。讓我們用馬刀和長矛攻擊他們。在突厥人能夠準備好抵抗之前，我們一定能消滅他們！」他的確做到了。在拂曉之前，突厥人的營地被攻陷，唐朝騎兵一路殺到了可汗的營帳。後者請求休戰，並退回到了蒙古。 隨著時間推移，李世民日益維護了他作為帝國保護者的權威。他的兩個兄弟，對他的榮耀也越發嫉妒，並決心除掉此人。即使李世民的父親，靠他才當上的皇帝，也逐漸對他的聲望感到不快，並停止將國家大事託付給他。因此，一場殘暴的大戲拉開了序幕。這種表演，在中國的禁宮與拜占庭聖殿里發生得同樣頻繁。當追蹤《唐書》中關於這些悲劇日子的記錄時，讀者們很可能在拜占庭歷史的書頁里也能讀到。李世民的兄弟們為他辦了一場慶功宴，並給後者下了毒。李世民喝了解藥，恢復過來。接著，兩兄弟又僱傭刺客，隱藏在某座宮門附近等候他。但是，一名叛徒提醒了他，整個故事中充滿了背叛，正如充斥著殺戮及道德雄辯一樣。於是李世民先發制人了。因為已經得知了對手的圖謀，李世民的忠實支持者就將騎兵部署在一些適當地點。在敵人約定的伏擊時間，在這起暗殺戰中，李世民如同在戰場上一樣向對手發起進攻。「他扣上胸甲，戴上頭盔，拿起弓箭，前往宮殿。」他的兩個兄弟一看到他逼近，立即亂箭齊發，但並沒有射中。而李世民的第一箭，就射倒了一個兄弟，而他的副將則殺死了另一個。就在此時，這位副將安排埋伏的士兵現身來保護李世民了。根據《唐書》記載，這時「沒有人敢上前一步」。同時，宮廷衛隊和當地百姓開始聚集過來。李世民於是脫下頭盔，讓別人認出自己。他站在兩個兄弟血淋淋的屍體前面，向著人群喊話：「子民們，不要為我的安全擔憂，那些想暗殺我的人已經死了！」隨後，李世民忠實的追隨者尉遲敬德砍下了兩個皇子的人頭，並將它們展示給眾人。 剩下的事情，就是將這場處決通報給皇帝了，李淵一直對兩個受害者表現出明顯偏愛。李世民將任務委派給尉遲敬德，後者漠視最為神聖的禮節規定，全副武裝地進入皇帝的住所，他的雙手可能依舊是紅色的，還沾著兩位王子的鮮血。讀者可以在官方記錄的字裡行間，通過閱讀猜測到底發生了什麼。這是一個體現儒家偽善的壯觀場景，兇手們依舊充滿殺機。為這樣一種目的引用道德格言，只是想證明他們的行動並不丟臉。 當得知這一消息之後，老皇帝無法抑制自己的淚水，也不能控制他的憤怒。李淵的第一個行動，就是命令進行嚴密調查。他不清楚，自己已不再是局勢的控制者了。皇帝的一位大臣小心翼翼地提醒他事件的真實狀態。「沒必要做進一步調查了……不管這些事件是如何發生的，兩位死去的皇子必定是有罪的，而秦王（李世民）是無辜的。」這些辭令堪與塔西佗的雄辯相媲美，並給這場尼祿式的大劇添上了最後一筆！隨後，大臣們詳細羅列了這兩個行兇皇子所犯下的各種彌天大罪。二人不曾與其父的幾位皇妃私通過嗎？僅這點而言，就足以令他們的死刑合法化了。 隨後皇帝得到通知，李世民來了。這位殺害兄弟之人，讓自己展示出各種最感人的孝順表征。而年邁的君主則淚流不止，擁抱著兒子，甚至祝賀後者拯救了他們的家族。這是一出「感人場景」。「皇帝，」編年史家平靜地寫道，「一直猶豫如何在他的兒子中做出選擇。兩位年長皇子之死，結束了他的困惑，而昔日對李世民的喜愛，完全占據了皇帝的心。當他看到李世民跪在自己腳下，如同一名祈求寬恕的罪犯時，皇帝擁抱了他，並向後者保證，自己根本不認為他是犯罪，並相信，李世民的行動，只是出於合法的自衛。」在做完這番宣講之後，皇帝如人們所期望的那樣，將皇位傳給了自己的兒子。如果沒有進一步的感人場景，這齣大戲就不算完美：李世民遵守禮節規範，拒絕了皇位；即便內閣全體一致地支持新主人，也是徒勞——他再度拒絕，「放聲痛哭，並跪倒在其父腳下，懇請對方繼續執政直到去世」。但這位老人下了命令，因此李世民作為孝子和忠臣，不得不服從。因此，公元626年9月4日，李世民被迫登上了皇位。為了終止任何可能的仇殺並穩定帝國，新君主下令，立即處死其兄弟的所有妻妾及子女。先皇退隱於一處宮殿，在那裡，我們得知：「他生活在極受尊重且快樂祥和的享受之中，而他的兒子，也從來不曾讓他有絲毫的理由，來後悔自己放棄皇位的舉措。」 與此同時，這場宮廷政變也給了突厥人新的希望。新皇帝甫一登基，十萬騎兵就從外蒙古穿越戈壁，開到了長安城下。公元626年9月23日，他們出現在都城北門的吊橋之前。大臣們再度懇請他們的年輕君主，放棄這樣一座無法防禦的都城。但李世民——從此之後，我們就要用他的規範頭銜「太宗」來稱呼了——可不是一個任人恐嚇之人。突厥人的領袖頡利可汗，傲慢地派出一個使者來索要貢賦，並恐嚇說，如果不支付，百萬遊民就將這座都城變成廢墟。太宗做出的回應，則是威脅要砍掉來使的首級。他冒著巨大風險，因為當時長安的兵力非常稀缺。為了蒙蔽敵人，太宗命令其軍隊從各個城門列隊開出，並在城牆下面列隊排開，同時他以自己慣常的方式，帶著一小隊騎兵去偵察敵情。儘管有隨行的反對，太宗還是策馬沿渭河前行，正對著突厥的騎兵隊伍，並處在他們弓箭的射程之內。相比自己的隨從，太宗對遊牧民的心理有著更好的了解。「突厥人知道我，」其傳記作家引述他的話說，「他們已經學會了害怕我。即便僅僅是看我一眼，就足以將恐懼植入他們的心裡；而當看到我的隊伍列隊出城時，他們就會相信，我們的人數比實際數量要多得多。」太宗繼續縱馬奔向敵人，「他表現出的信心，就好像是要去檢閱自己的營地一樣。」一看到他，「突厥人對太宗尊貴莊嚴、無所畏懼的舉止印象深刻，紛紛從馬上下來，用本民族的方式向他致敬。」與此同時，在太宗身後，唐朝軍隊在平原上占好了位置。如此一來，他們的盔甲和旗幟在陽光下熠熠生輝。太宗繼續向突厥營地前進，隨後他勒住韁繩，向唐軍做了個手勢，讓他們後退，並保持作戰序列。 這位皇帝提高嗓音，向兩位突厥首領——頡利可汗和突利喊話，並要求進行一對一決鬥，就像草原勇士中習以為常的那樣：「李世民當了皇帝之後，從來沒有忘記使用武器！」以軍人榮譽之名，太宗用突厥人自己的語言，激起他們的勇士精神，並激烈地指責對方破壞停戰的協議，違背他們自己的誓言。突厥可汗面對這樣的挑釁，屈服於這樣令人敬佩的勇氣展示，並吃驚於唐朝軍隊的調度，於是求和。第二天，在橫跨渭河的橋樑邊上，遵從傳統獻祭了一匹白馬之後，雙方達成了和平。這一次，突厥人記取了教訓，他們再沒有來過。 太宗的顧問們建議他加固長城，以防止類似的恐慌再度發生。太宗微笑著答覆：「何須固邊？」事實上，鄂爾渾突厥人的權威，正被太宗刻意煽動的內部紛爭與叛亂漸漸破壞。在頡利可汗的一起魯莽挑釁之後，太宗出動了整個唐朝的兵力來對付他。帝國軍隊突然攻打位於內蒙古歸化（今歸綏）附近的頡利可汗，突襲其大營，並驅散了他的部落。接著，又將他趕到了外蒙古，直到鄂爾渾河及克魯倫河，在那裡，頡利可汗被迫依附於某個部落，而後者卻將他交給了唐王朝。自此之後，東突厥的可汗一直臣服於唐朝，歷時五十餘年（630—682年）。 《唐書》沾沾自喜地描述了突厥首領們在太宗面前拜倒的壯觀場景。在一次公開接見中，皇帝傾向於集體召見他們，包括親近臣服的可汗，以及許久之前已經歸順的頭目。「他們一進入覲見大廳，就開始履行致敬儀式，行三拜九叩大禮。」那些忠誠部落的首領走在頡利可汗前面，後者卻被當作戰俘對待。不過，經過一通羞辱之後，皇帝精明地寬恕了他，並在宮中為他安排了一個住所，在那裡，頡利可汗處在了軟禁狀態。 （630年）整個東突厥汗國，即今天的內蒙古地區，被併入了唐帝國。和碩柴達木的突厥文闕特勤碑內容如下：「原來的突厥貴族之子，成了漢人的奴隸。他們保持處女之身的女兒，變成了女奴。突厥貴族們放棄了頭銜，接受漢人取代他們。他們臣服於漢人可汗，為他服役五十年之久。他們為漢人的利益進行遠征，從日出地，向東一直征戰到莫利可汗之地，向西則一直打到鐵門（在突厥斯坦）。但他們向漢人可汗交出了其帝國及習俗。」 在接下來的二十年里，在這些外援的幫助下，太宗將突厥斯坦的突厥部落及戈壁的綠洲納入了自己的勢力範圍。隨著他的到來，一個意想不到的、史詩一般的漢人之國，展現在了亞洲各民族面前，令他們非常吃驚。太宗根本沒有與蠻族媾和，也沒有用黃金收買，而是讓他們聽到自己的名字就戰慄不止。這一時期的現實主義藝術，很好地表達了此種精神。在浮雕、雕塑和墓葬陶俑中，那些強勁有力的動物及軍事主題，以它們幾乎過度飽滿的氣勢（例如龍門石窟中體格健壯的護法天王），以及製作者對於著重強調的偏愛，經常能達到強烈的漫畫諷刺效果。就連唐代的磁器，以及它們相當強勁的橘黃與明綠色彩，都顯示出了這一時代的藝術品味。 吐蕃使者朝見唐太宗畫像 如果太宗曾經將自己的功業與昔日的偉大君主們做過比較，他必定會想起古代中國最為知名的皇帝，即漢武帝。存在於公元4世紀蠻族入侵之前的大漢帝國，事實上已經復活了。而且，唐朝騎兵的赫赫戰功甚至超過了其漢代同行。即便是古代疏勒的征服者班超，也沒有像大唐的將軍一樣，能奪下這麼多畜群，打垮這麼多蠻族部落，或者砍下如此數以千計的人頭。因為，在漢朝與唐朝之間的三個世紀中（當中原已經成為蠻族入侵的犧牲品），漢人一直從獲勝部族那裡吸收血脈；如今，她因此而健壯和強大，並能用從草原人那裡吸收的力量，再加上一種超過千年的文明之巨大優勢，與他們抗衡。 來看看那些墓穴雕像吧。那些騎兵和步兵的形象，都是半韃靼外觀的扁平面孔，其特徵幾乎僵硬到了鬼臉的地步；它們戴的要麼是突厥輔軍的帽子，要麼是唐軍的頭盔。粗糙地包裹身體的，是僵硬的皮革裝甲，胸甲及背甲用金屬加固，圍裙是皮革或者金屬鱗片做的。他們手持裝飾有奇怪臉孔的或方或圓的大盾牌——這些人準備穿越戈壁，或者登上杭愛山。即使是佛教工藝品的表現目標，例如護世天王，或是有監護天賦的金剛手，我們也會發現類似的甲殼裝甲，以及同樣可怕且乖戾的外貌。那些陶俑騎兵戰馬，依舊在嘶鳴，發出噴鼻聲，用前蹄刨著地面，似乎它們已經等得不耐煩，準備開始對疏勒或龜茲的一場襲擊！曾讓薩珊帝國恐慌戰慄，後來又令年輕的阿拉伯勢力發愁焦慮的西突厥，也要在與他們自己很相像的大唐雄兵面前低頭。不久之後，西突厥人就能看到，大唐軍隊掃蕩了自己的營地，燒毀了他們的車輛，拆散了他們的氈帳，一路向西打到了塔爾巴哈台峽谷——並發現對方依舊追逐著自己，穿越了一馬平川的吉爾吉斯大草原。 一旦擊敗了蒙古的東突厥，太宗就可以騰出手來對付突厥斯坦的西突厥了。當時，後者在一位強大的君主之下，其控制範圍從阿爾泰山延伸到了鹹海。夏天他住在天山，冬天則居於「熱湖」，即伊塞克湖附近。因為佛教朝聖者玄奘的一篇描述，這位可汗極為出名。公元630年年初，在伊塞克湖西岸的托克馬克城（位於今天的吉爾吉斯共和國），這位朝聖者與可汗相會，後者正率領其龐大的騎兵隊伍向西行軍。「戎馬甚盛。可汗身著綠綾袍，露發，以一丈許帛練，裹額後垂。達官二百餘人，皆錦袍辮髮，圍繞左右。自余軍眾，皆裘歇毳毛槊纛端弓，駝馬之騎，極目不知其表。」太宗皇帝相信，「遠交近攻」戰略是明智的，只要他還在對付蒙古的突厥部落，就會放任這些西邊的勢力。但是，到了公元630年，他征服了蒙古，機會——並不完全是主動提供的——來到他手上了。在多少有點神秘的形勢下，那位西突厥可汗（其權力給朝聖者玄奘留下了深刻印象）被人謀殺了，而他的王國也分裂成幾個相互敵對的部落集團。因此，相比蒙古的突厥汗國，西突厥汗國並沒有存活更長時間。公元642年，在烏魯木齊附近，一支唐朝遠征軍一個接一個地消滅了所有試圖抵抗的部落，剩餘的都承認了唐朝的霸權。 消滅突厥之後，太宗皇帝就能夠在塔里木盆地重新建立漢人的保護國了。 如今的塔里木盆地綠洲已經衰敗不堪。為理解它在中世紀早期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我們必須概括一下先前談到過的漢代時期。從人種學角度來說，這些綠洲中至少有一部分——吐魯番、焉耆及庫車——居住的是講印歐方言的民族，他們不僅與亞洲的雅利安語系（伊朗語和梵語）有密切關係，而且和某些歐洲語言（斯拉夫語、拉丁語和凱爾特語）相當接近，更不用說疏勒地區所講的「東伊朗語」了。從文化視角來看，公元3到8世紀，作為佛教傳播的結果，「中國的突厥斯坦」（新疆）事實上成了外印度的一個地區，在這裡，與在恆河兩岸一樣，梵語和古印度語的文學與哲學著作得到了同樣的尊重。從藝術方面來講，這塊土地是亞歷山大大帝身後的征服之地——這依然是佛教傳播的結果，當地人學到了亞歷山大時代的肖像法。雖然希臘可以說已經死於拜占庭，但它的藝術影響力，從那時候起就與佛教教義不可分割地聯繫在了一起。一直持續到公元7世紀，從疏勒東部到吐魯番及羅布泊，依然能感受到這種身後的影響——也許在一些中國鏡子自由的古典風格上，我們可以追溯這些影響。這樣，一顆死亡之星的光芒可以持續數個世紀，穿過時間與空間的界限，來到我們身邊。今天的塔里木盆地，沒有留下任何商業、宗教與藝術的輝煌遺蹟。沙漠的推進破壞了土壤，而伊斯蘭教則吞沒了古老的佛教文化中心。在那裡，人們發現了社會大廈整體坍塌所遺留的殘垣斷壁，並意識到了文明必然滅亡的宿命。但如果沒有這座大廈，就不可能有印歐世界與華夏世界的通道。而這一切，離我們並不遙遠。 有關塔里木盆地的這些綠洲，當時曾經有過生動的描述，是中國朝聖者玄奘在前往印度的旅途中寫下的。（公元629至630年，他向西行進，公元644年返回。）1912到1914年的考古發現，大部分屬於這一時期。 在那個時期，塔里木盆地的藝術直接起源於阿富汗的佛教作坊，後者有其雙重源流：希臘—印度及伊朗—佛教的影響。在豐杜基斯坦（位於喀布爾與巴米揚之間）發現的模型牆雕，更加闡明了這些影響。這些雕塑的年代，是根據同一地點發現的薩珊國王庫思老二世（Khosroes II）鑄幣來確定的。它們顯示，阿富汗的佛教藝術，依然按希臘模式複製著佛教神靈的塑像，但完全結合使用了印度模式來加工女像，而摻雜了薩珊波斯模式來製造男像。在克孜勒（塔里木盆地北部靠近庫車）佛窟的壁畫上，發現了同樣的結合形式。哈金認為，壁畫分屬兩個時期，最早的可以追溯到公元450到650年間，而其他的則源於公元650到750年間。它們共同顯示，雖然類似庫車這樣的綠洲，因為佛教的關係，其精神文明幾乎完全是印度的，而物質文明則體現出薩珊波斯相當程度的影響。事實上，這些躺著的貴族畫像，同時還有公主像，透露出一種對波斯原型的直接模仿。沙漠通道上的這些綠洲，不僅是從中國到印度的朝聖驛站，還是中國與波斯之間的商業停靠點，沒有什麼能比這更清楚地顯示它們發揮的重要作用了。我們對克孜勒壁畫的相關評論，放在碩爾楚克（焉耆附近）的雕塑、吐魯番綠洲的壁畫與雕塑，以及丹納納里克（于闐附近）的繪畫上，同樣是適用的。 唐代中國渴求控制上亞細亞，它自身對塔里木盆地的眾多綠洲不可能不感興趣。在當地建立的保護國，對於控制通往印度和波斯的通道是不可或缺的。太宗皇帝希望運用和平手段，將他們納入自己的勢力範圍。吐魯番是西部綠洲中距大唐最近的一個，受中原文化的影響也最為直接，正如當地的佛教壁畫顯示的那樣，在其中，唐代風格與印度和波斯作品的模仿融合在了一起；而且，其執政王朝也有著漢人血統。公元629年，在前往印度朝聖的途中，唐朝佛教徒玄奘路過了吐魯番，受到當地國王的盛情款待。（事實上，招待是如此熱忱，以至於玄奘試圖從接待中脫身，重新開始旅程，都有了極大困難。）第二年，國王向太宗皇帝表示效忠。但是，在公元640年，他愚蠢到了與突厥叛亂者結盟，要切斷中國與印度和波斯之間的沙漠通道。國王指望穿越戈壁沙漠的漫長距離能夠保護自己，但是，一隊唐朝騎兵卻穿過了戈壁，出其不意地到達了吐魯番。當聽到這一消息時，國王驚嚇而死。唐朝軍隊包圍了這座城鎮，很快，雨點一般的石塊落在了這片綠洲上。新國王非常年輕，他出城來到了唐軍營地。他的致歉並沒有謙卑，因此一位中國將軍站起來說：「我們的首要任務是拿下城池！跟這孩子辯論有什麼用處？發出進攻信號吧！」這位年輕國王的衣服被汗水浸透了，他拜伏於地，無條件投降。唐軍將領將國王扣為俘虜，後來，在舉行慶功儀式的大殿上，又將他交給了太宗。後者為勇士凱旋舉行慶功儀式，大擺酒宴三天。呈交皇帝的吐魯番國王的鑲鑽寶劍，被賜給了突厥將領阿史那社爾。 焉耆（向西通道上第二重要的綠洲）民眾幫助唐朝擊敗了吐魯番人。他們與後者不和。一等到吐魯番被兼併，焉耆人變得惶恐起來，並與持不同政見的突厥人締結了同盟。太宗派出一支新軍，在一位足智多謀的將軍郭孝恪指揮下，穿越了戈壁。「焉耆所都周三十里，四面大山，海水繚其外，故恃不為虞。孝恪倍道絕水，夜傅堞，遲曙噪而登，鼓角轟哄，唐兵縱，國人擾敗，斬千餘級。」太宗在都城遙控著一切行動。（644年）一天，「帝語近臣曰：『孝恪以八月十一日詣焉耆，閱二旬可至，當以二十二日破之，使者今至矣！』俄而遽入以捷布聞」。 塔里木盆地中最為繁華的城市是龜茲，城中的佛教壁畫顯示，它擁有很高的文明與優雅生活。龜茲國王名為蘇伐疊（Swarnatep），在當地的印歐語中，意為「金色之神」。公元630年，他給予中國朝聖者玄奘熱情的接待，並承認了唐朝的宗主權。但公元644年，他卻轉向了，與焉耆結盟來對抗帝國。此後不久他就去世了，其年輕的弟弟繼承了王位，在佛教梵語中，此人被稱為訶黎布失畢，也即「神聖之花」。（646年）新國王意識到了風暴即將臨近，急忙向大唐帝國宮廷派出使臣，聲明自己的忠誠。但太遲了。在唐朝效力的突厥將領阿史那社爾已經出發，率領漢人正規軍及韃靼輔軍向西殺來。 龜茲人預料襲擊會來自東南，唐軍會穿越戈壁進攻。但攻擊卻來自西北。阿史那社爾遵循的路線，是從烏魯木齊經尤爾都斯河（Yuldus）源頭，翻越天山隘口。龜茲人沒能看到來自焉耆的援軍，卻驚恐地發現，大唐騎兵隊伍在延伸到城北的多石沙漠中紮下了陣腳。當國王訶黎布失畢出城迎敵時，唐軍採用了一種古代蒙古的作戰策略，假裝退兵，引誘龜茲出色的武士們進入沙漠，並在那裡殲滅了他們。克孜勒的佛教壁畫中，描繪了這位出色將領的「克雷西戰役」和「阿金庫爾戰役」。阿史那社爾勝利進入龜茲城，接著，當國王率領殘兵敗將逃到城防堅固的撥換城（今阿克蘇）時，他也一路追趕到這裡，經過四十天的圍攻之後，占領了這座城池。在龜茲，阿史那社爾斬首一萬一千，「西域震懼」。 龜茲的失守，對於戈壁城市的獨立性無異於致命一擊。這標誌著一個一直倖存的、迷人而優雅的世界之終結。克孜勒的壁畫，讓人回憶起那段燦爛的文明，自從這次慘敗之後，它再也沒有徹底恢復。約瑟夫·哈金在克孜勒所開展的調查顯示，在這一時期（648—650年），兩種繪畫風格存在著斷裂，第二種採用了更為強烈的色彩，以彌補浮雕的縮小。在這種風格中，還使用了一種新式波紋，可以看到明顯受薩珊波斯風格影響，但實際上，這是波斯難民的作品。公元652年，阿拉伯人占領了這些人的國家，此後他們就遠逃，並在大唐新的保護國中避難。 在控制了塔里木盆地的北部綠洲之後，唐朝人將其注意力轉移到了南部。公元632年，于闐國王承認了中國的宗主權。公元635年，他派其子到唐朝宮廷中擔任護衛。不過，這些表達善意的證據似乎並不能讓漢人滿意。公元648年控制龜茲之後，唐朝認為，是時候對南部綠洲採取一種更為嚴厲的控制措施了。「公破龜茲，西域皆震恐。」他們說，「願假輕騎，羈于闐王獻京師。」一旦說了，就立即付諸行動。唐朝騎兵出人意料地到達了于闐綠洲，國王驚恐不已。唐朝指揮官「陳唐威靈，勸入見天子」。這位國王遵從了他的建議，而且，國王這麼做什麼損失都沒有。因為，在長安宮廷逗留幾個月之後，他被允許返回家鄉，還受贈蟒袍，以及五千卷絲綢。 直到當時，吐蕃依然是蠻荒之地，一位積極有力的首領，在邏些（拉薩）地區建立了一個王國。在與此中原交鋒之後，這個王國最終被納入了唐朝的勢力範圍。公元641年，太宗皇帝將一位漢族公主許配給他。如此一來，文明開始在這些粗野的山民之中滲透。太宗甚至派出一名使臣去印度，朝見北天竺國王那陵提婆（Harcha）。中國向該國派出的最出色使節，就是名聲卓著的朝聖者玄奘。公元629年，他離開長安，在遍游中亞與印度之後，直到公元644年才返國。我們已經提到他的西向旅行，途經吐魯番、焉耆、龜茲、天山、伊塞克湖、托克馬克、撒爾馬罕、大夏及喀布爾河谷。而他的返鄉之旅，則經過了帕米爾高原、疏勒、于闐、羅布泊和敦煌。事實上，他遵循的正是古絲綢之路的兩條通道。大唐所強加的和平，重新打開了從中國到印度和波斯的橫跨大陸之路。自從漢朝滅亡之後，這條通道總有一些地方被阻塞。有時，朝聖者的足跡，甚至追隨而來的是太宗的威力。公元647年，一個唐朝使團在前往印度途中遭到襲擊，使臣王玄策去找吐蕃和尼泊爾的首領尋求支援，二者都是唐朝的臣屬。王玄策帶領他們的分隊返回印度，向挑釁者復仇，並將匪徒用鐵索帶回了長安。 作為其征服的結果，唐朝的直接統治一直行使到了帕米爾高原。人們可以理解太宗的自豪感，這合情合理。「曩之一天下，克勝四夷，」其傳記作者引述他本人的話說，「惟秦皇、漢武耳，朕提三尺劍定四海，遠夷率服，不減二君者。」 中國勢力向印度和波斯的拓展，在精神層面也產生了效果。 北魏王朝自始至終，都在積極地推廣佛教。自從它倒台之後，這一宗教就遭受了無數的攻擊。公元574年，中國北方的一個短命王朝頒布了一道法令，取締了這個「外來宗教」及道教。但六年之後，這一迫害就告一段落了。兩位隋朝皇帝，一開始都站在正統的儒家信徒立場上，因為像所有其他新王朝一樣，他們要求官僚階層的支持，以鞏固其合法性。但隨著時間流逝，二人日益表現出對佛教的認同。至於那位後來成為唐太宗的粗野武夫，在他繼位時，對這種屈服與遁世的印度宗教只是感到懷疑。「（梁）武帝末年，」他評價道，「頻幸同泰寺，親講佛經，百僚皆大冠高履，乘車扈從，終日談論苦空，未嘗以軍國典章為意。及侯景率兵向闕，尚書郎以下，多不解乘馬，狼狽步走，死者相繼於道路。」他認為道教的「無為」同樣也不值得稱道：「孝元帝在於江陵，為萬紐于謹所圍，帝猶講《老子》不輟，百寮皆戎服以聽。俄而城陷，君臣俱被囚摯。」在這些事件上，太宗的私人顧問是一位年邁的儒家學者，自然憎惡佛教。他呈上了一篇至今依舊聞名的奏表，其中列舉了國家儒學對佛教僧人的抱怨。以下的節選內容，更加清楚地闡明了這個國家發生的觀念之爭： 「佛在西域，」這篇文章直言不諱地說，「言妖路遠，漢譯胡書，恣其假託。故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游手遊食，易服以逃租賦。」而且，「演其妖書，述其邪法，偽啟三途，謬張六道，恐嚇愚夫，詐欺庸品。凡百黎庶，通識者稀，不察根源，信其矯詐。乃追既往之罪，虛規將來之福。布施一錢，希萬倍之報；持齋一日，冀百日之糧。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憚科禁，輕犯憲章。」文章繼續說：「況天下僧尼，數盈十萬，翦刻繒彩，裝束泥人，而為厭魅，迷惑萬姓者乎！今之僧尼，請令匹配，即成十萬餘戶。產育男女，十年長養，一紀教訓，自然益國，可以足兵。」直到今天，人們還能發現對佛教出家制度的反覆指責，說它反社會，反國家。在儒家知識分子，也就是幾乎整個官僚階層當中，這種反教權主義已經成為一種傳統。 太宗皇帝也認同這種觀點，自從在公元626年繼位以來，他已經大大削減了僧人及寺院數量。但是，像塔里木盆地這樣佛教影響特別深的地域，隨著漢人支配權的確立，加上隨之而來的與印度本身的政治關係，終究改變了這位皇帝的態度。這在玄奘的故事中得到了表明。公元629年，當這位著名的佛教學者尋求許可，以踏上前往恆河聖地朝聖的旅程時，當局拒絕給他發放必要的通關文書。玄奘被迫秘密地越過邊境，避開敦煌的邊關哨卡，進入茫茫戈壁之中，沒有嚮導引路。在旅程的第一階段，他幾乎丟掉了性命。當玄奘穿越塔里木盆地時，大唐的威望，以及當地統治者佛教徒一般的虔誠，共同保護著他。因此他能夠通過突厥斯坦和阿富汗到達印度。在天竺，玄奘受到了最為熱烈的歡迎，接待他的不僅有佛教同道，還有印度的王公。他們好奇地想見到這位旅行者，因為他從中國遠道而來，要在他們的國家學習梵文哲學。 玄奘畫像 玄奘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被想要見到這塊與佛陀出生、布道及涅槃的聖地之願望鼓舞著。他同樣還是一位最卓越的哲學家，對波羅門教和佛教的各種形上學體系，都做過深入周密的研究。他最終加以發展並以一種非凡洞察力進行詳細說明的體系，屬於絕對理想主義，有一些類似貝克萊與費希特的哲學。他承認，無論個人的自我，還是外部世界，都是虛無的。或者說，它們共同簡化為他所稱的「唯識」，如果人們喜歡，也可以叫作「理想的平面」。這是一種搖擺於主觀主義與一元論之間的、微妙的隱蔽哲學，但它不能恰當地定性為這兩種理性姿態中的任意一種：因為不像一元論，它否認一切物質的觀念；又不像西方的主觀主義，它否認了自我，或者至少是物質的自我。 事實上，它遠遠超出了如玄奘這樣的譯者展示給中國的那些體系。它是一套完整的思想財富，包括了概念、觀點、形上學構建及知性分析。它確實是印度思想的完整遺產，不過已經改造得讓唐朝國民能夠接受了。儘管有儒家知識分子的反對，但動態觀念的一場入侵還是發生了，它無法抗拒。一個證據就是，宋代正統的新儒家（由朱熹詳盡闡述），無意中被滲透了這些觀念。這裡有一種「精神輸血」，唯有二十世紀西方觀念的突然入侵，方能與之媲美。玄奘最為重要的成就，也許並不是穿越戈壁、天山、帕米爾高原及印度的庫什，而是對印度思想這一未知世界的探究。這是一片樹木茂盛但明顯無法通行的森林，但他卻平安且沒有過失地追蹤到了路徑。這是一項龐大的工作，毫無疑問要追隨許多先行者，但玄奘將他們全都超越了。他成功地翻譯了最為複雜、精細和微妙的印度形上學概念，並且是用一類合於目的的中國詞彙（這幾乎是一種新的語言），以及並不完善的工具（即中國的書寫文字）來加工改造的。只有那些不得不將托馬斯主義哲學翻譯成中文的天主教傳教士，才能領會這一成就。 除了是一位虔誠的朝聖者，以及有著驚人能力的形上學作品翻譯者之外，玄奘同時還是一位眼光敏銳的探險家以及精準的地理學家。他的旅行記錄，是7世紀上半期中亞和印度自然、政治與經濟的調查書，一國接著一國，一英里接著一英里。他開列了自己經過的所有地區之農業及商業活動——從大唐的邊疆，到波斯的門戶，以及從阿富汗到阿薩姆（Assam，在印度）。他還列舉了在其旅程中邂逅的所有民族語言（包括一份梵文語法的摘要），制度及風俗（連同一篇種姓制度的概覽），迷信，宗教及哲學。最後，就各種不同的政治勢力，他給出了一份極為準確的報告，還包括了不同國君的性格。 這些最新的觀察記錄，對太宗皇帝的「世界政策」想必特別有價值。公元629年，太宗曾希望阻止這位朝聖者動身，但在公元644年，當後者返回中國時，皇帝卻給予他最為奉承與友好的歡迎。太宗詳細詢問這位旅行者印度各王國的情況，並對他的回答非常滿意，以至於希望授予後者大臣的職位。玄奘則願意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宗教和哲學事務中，拒絕了邀請。不過，他在長安定居下來，住進了尚未完工的大慈恩寺。自此以後，太宗一直很欣賞玄奘，經常將他召到皇宮。大慈恩寺的獻祭儀式，因一場皇帝出席的莊重遊行而出名，他是出於和玄奘的友誼，才答應到場的。玄奘的傳記作者，描述了這次氣勢不凡的遊行，伴隨隊伍的是多面旗幟，以及從印度帶回來的佛教雕像。最近的考古發現，證實了這一時期某些中國佛像的印度起源。在山西北部天龍山的石窟中，發現了一些菩薩雕像，顯然屬於唐代作品，是對印度笈多（Gupta）王朝藝術的直接模仿。它們有著柔軟的造型，圓潤的魅力及混和的形態，看起來顯然非大唐風格，表現了純粹的印度美感，以及與生俱來的熱帶感覺。而且，在隋朝和唐朝早期，還有一種塑性造型的普遍復興。佛教雕塑，放棄了「中國羅馬式」的乏味，逐漸恢復了對模式的強調。毫無疑問，這個改變部分是源於印度模型的示範，它是由玄奘這樣的朝聖者帶回國的。 大唐帝國的擴張，最遠達到了印度及波斯邊境。這不僅促成了與佛教印度更為緊密的聯繫，而且使基督徒從波斯及河中出發的旅程成為可能，並導致了景教在帝國心臟地帶的確立。公元635年，一位名為阿羅本（敘利亞頭銜「拉班」之漢語翻譯）的景教（Nestorian）牧師來到長安。公元638年，這位傳教士在首都建起了一座教堂。這一事件記載在公元781年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上，碑文還談及了太宗皇帝對基督教的仁慈態度。 經過23年的統治（這是中國歷史上最為輝煌的時期之一），公元649年7月10日，在其五十三歲時，太宗在長安皇宮去世，被安葬在禮泉附近的昭陵。太宗讓人在陵墓周圍雕刻了他所征服國家的國君雕像，以及自己在戰爭中所騎駿馬的造型。太宗的老兵們對他是如此忠誠，以至於其中的一位，古老突厥民族的阿史那社爾，想要在其主人的遺體前，遵照古代方式自盡：「請以身殉，衛陵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