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帝國史 · 第十五章　北魏的藝術

我們已經看到，在整個公元4世紀的中國北方，接踵而至的突厥—蒙古遊牧部落，在一系列短命王朝的顛覆中自相殘殺。在這場混亂中，最終脫穎而出的是一個更為持久的政權，即拓跋人的王朝，這是一個無論在文明史還是藝術史中均扮演重要角色的朝代。其王朝被稱為魏（通常被稱為拓跋魏，以便將其與三國時的魏朝區分開來）。 拓跋族是一個突厥部落，在大入侵時代的初期，他們生活在山西最北部。公元396到439年間，他們摧毀或兼併了其他所有在中國北方定居的部落，並將這一區域統一在自己的支配之下。正如在歐洲，當勃艮第人、西哥特人和倫巴第人消亡之後，法蘭克人倖存下來，並在他們的廢墟上建立了加洛林帝國。同樣，就像法蘭克人能夠融合日爾曼文化與拉丁文化一樣，拓跋人能在長期保持他們突厥民族活力的同時，又日益融入了中華傳統。而且，他們在漢人眼中贏得了尊重，被視為北方抵禦新入侵者的衛士，特別是蒙古部落的阿爾瓦人（柔然，當時是戈壁的主人）。通過一系列防禦性的遠征及決定性的反襲擊，拓跋人迫使這些遊牧民族退回到了蒙古腹地。 國王拓跋燾（太武帝，公元425—452年在位）將一生投入到了一場雙重爭鬥之中，最終建立了家族大業。他在戈壁作戰，保護中土不受北方遊牧民族新的入侵；同時，他持續不斷地對南京的南朝帝國施壓。在一次奇怪的講話中（這被史學家們記錄下來了），他自己暗示說，他享有的優勢是，相比蠻族，自己是半個漢人，而相比漢人，自己又是半個蠻人。「漢人（指南朝之兵）皆步卒，吾輩為騎手。一群小馬小牛何以抗拒一頭老虎，或一群狼？至於那些牧民，夏天驅趕著畜群於戈壁北部放牧，冬天他們回來沿我們的邊境掠奪。我們所要做的，就是在春天去其草原攻擊他們。在那個季節，他們的馬毫無價值。公馬一門心思取悅母馬，而母馬卻只關心它們的馬駒。到那時候，只要突襲他們，切斷牧場和水源，短短几天之內，他們就得受我們支配！」公元425年，他按自己所言行動。四路輕騎兵從南向北穿越戈壁，他們的行軍沒有被供給車隊所拖累，每人都攜帶了十五天的給養。柔然完全驚呆了，因此被趕出了蒙古大草原，逃到了靠近貝加爾湖附近和鄂爾渾河沿岸的山嶺之中。公元429年，拓跋燾又親自實施了另一次攻擊。再度驚慌失措並陷入混亂的遊牧部落，被迫獻出數以十萬計的馬匹、馬車、牛群和羊群。差不多四百年之後，同樣是這些柔然人，他們最後的子孫被另一位文明的捍衛者——查理曼大帝給徹底消滅了。 就查理曼大帝協調日爾曼和拉丁兩種文化的方式，以及拓跋燾融合本民族的突厥信仰及漢民族思想信仰的努力，我們可以做出進一步對比。天神（Tengri，阿爾泰部落的神）很容易轉化為天（T』ien）——凌駕於儒家哲學之上的天。而大地女神及各種春天與山頂之神，也可以認定為漢人自然崇拜中的神明，正如羅馬人將周邊國家的神明同化為自己的神一樣。但拓跋燾比其前任們走得更遠，他放棄了那些不能改造得與儒家信仰相一致的阿爾泰祭儀。不過，即使致力於通過這種方式漢化他的民族，拓跋燾並不允許他們丟掉自己的軍事素養。正是因為這個原因，他拒絕放棄其祖先在山西最遠端的邊境營地（位於大草原邊緣），而遷到他的軍隊已經占領的漢人古都長安和洛陽。而且，他保留了一個野蠻而審慎的祖制，即一個新的拓跋君主繼位時，就應該處決其母親，從而避免這位未來太后或其家族成員的任何敵意或野心。最後，與許多其他蠻族君主不同的是，拓跋燾懷疑佛教令人喪失力量，以及僧侶的增加。公元438年，他頒布了一道直接針對佛教信徒的還俗法令，並在公元444及446年，用實際的迫害措施予以強化。儒教的史學家懷有敵意地堅持說，公元446年的法令，歸因於在一座最著名的佛教寺院中發現酗酒者及婦女。但是，對這一偉大的印度宗教，儒家文士所採取的主要控訴卻更為嚴重：佛教禁慾生活「廢除了家庭」，並最終動搖了祖先崇拜的根基；而且，它給了男人一個逃避兵役的機會（對拓跋燾這樣的軍人來講，是很生動的論據）。 隨著拓跋燾被暗殺及其孫子拓跋濬（文成帝）的最終繼位，這場迫害也告一段落，時為公元452年。下一位統治者拓跋弘（獻文帝，公元466—471年在位）公開宣布自己是一名佛教徒。公元471年，他放棄皇位並傳給自己的兒子——一個五歲的孩子——並成為一名和尚。「他退隱到修建於皇家花園的佛塔之中，在那裡與冥想的僧人為伴，他拒絕傾聽一切消息，除非事情特別重大。」他的兒子，那位年輕的國君，也展示出了對這種偉大印度宗教的同樣熱情。在佛教影響之下，他對拓跋王朝的嚴酷立法實行人性化；殺頭的刑罰為監禁所代替。佛教同情一切生命的精神，甚至導致了對用犧牲動物祭祀天地、祖先和神明的禁止，或至少是一定程度上的減少。公元494年，這位君主通過將首都從平城（在山西最北端）遷到洛陽（古代的東都），並命令其官員使用漢語、穿著漢服，從而完成了王朝的漢化。 公元515到528年間，拓跋王朝由胡太后統治。這位老蠻族首領的女繼承人，是本朝最後一位偉大統治者。作為一個肆無忌憚且活力充沛的女人，為了保住權力她可以不擇手段。她擔心一位昔日對手，就迫使她出家為尼，並在那裡將她處死。同樣地，胡太后還處死了那些不再討她歡心的情人。公元528年，她毒死了自己的兒子，因為後者對太后情人的監護日益感到厭煩。但就在此時，憤憤不平的政府官員們開始反叛。這位無情的太后預見到了她的末日，就割下了頭髮，並匆忙在一家尼姑庵內立誓出家。但叛亂者還是將她拖了出來，並丟進了黃河。這位胡太后儘管罪行累累，但如同之前的幾位國君，是一位最真誠的佛教徒。著名的龍門石窟，其部分建築要歸功於她，也正是她，（公元518—521年）派出了朝聖者宋雲出使印度。 流血的時期，通常也是信仰的年代。中國最偉大的宗教建築，即山西北部的雲岡石窟（建於公元452—512年），以及洛陽附近的龍門石窟（從公元494年開始修建），都要歸功於拓跋魏。 北魏建築一直被稱為羅馬式及哥德式風格的遠東翻版。後者是六到八個世紀之後才在歐洲成型的。它們的起點——中國的希臘—佛教風格，以及歐洲的高盧—羅馬風格——是非常相似的。而正如哥德式或羅馬式雕塑作者，使得希臘—羅馬塑型藝術傳統適應於純粹的精神需要一樣，北魏時期的藝術，也求助於犍陀羅的修飾技術及阿波羅式外部特徵，其目的僅在於更完美地展現佛教的純粹靈性。這一點至關重要。古典的模型，當時尚未消失；衣著，當時還沒有程式化為大尖褶皺或者小圓波紋；還有，這種特色的人性魅力，當時還沒有幾乎完全瘦弱——所有這些都追隨形上學的思維方式。這裡只留下了虔誠、熱忱及純粹的信仰。雲岡石窟中的某一尊佛像，就像是一種人格化了的冥想。另一尊雲岡雕塑，帶著一種感動人的微笑，如同蘭斯（Reims）的天使，表達了對塵世的超然態度，同時還有一種神秘的嘲諷，當然也許是無心的——但這種嘲諷卻充滿了對普遍的愚蠢與空虛景象的寬容。更為常見的是，這種超然的諷刺似乎在逐漸消失，因此從這種意味深長的冥想中，閃現的不過是解脫之後的無限平和。 雲岡石窟一隅 雲岡石窟的演變是可以追溯的。首先是來自阿富汗的希臘—佛教風格的影響，是由拓跋國王宮廷中數量眾多的犍陀羅傳教士帶來的。因此，在這些洞穴中占支配地位的巨型佛像，其嚴肅的處理方式，讓人回想起了阿富汗的巴米揚大佛。更引人注目的，是壁龕中那些更小的雕像，已經突破了犍陀羅藝術的經驗。這些瘦小、細長，而且經常顯得生硬的形象，有著剛健褶皺之衣飾，卻保持著一種令人寬慰的儉樸及青春的典雅，呈現了某些在純粹「標準」的犍陀羅雕塑中所缺失的元素。這是一種純粹靈性的藝術。正如哈金（Harkin）所寫：「這些形式，以一種令人愉悅的嚴肅為特徵，證明了藝術對信念需求的一種快速適應，它們預示著某種高水平的精神生活，其造型外表被小心地削弱，不再引人注目，不過那些溫柔微笑，保留的是『聖尊』對這個世界僅有的妥協。」這是一種從來未曾同時實現的和諧。據喜龍仁（Siren）說，雲岡石窟的藝術，是由一種極為神秘的瘦弱，向著造型形式的相對恢復發展的：「雲岡藝術，一旦達到成熟，似乎就在一定程度上背離了起初的風格。其外形更圓更豐滿，衣服的褶皺變得不那麼僵硬，線條的相互影響更為靈活。不過，雕塑依舊保持著一種相對冷峻的外觀。一種難以形容的內省、超然的氛圍，令它們在宗教雕塑中處於很高的水平。」 龍門石窟的雕像，是雲岡風格的一種延續。其神秘色彩與格式化甚至走得更遠，例如出自公元509到523年之間的雕像。極大拉長的僵硬外形，固定的微笑及突然變成大褶皺的衣飾，或者瑣細地沉澱為小波紋，這些都與任何專注於造型的思路相反。在圍繞著它們的巨大光輪（這形成了僧袍的一種程式化符號）尖拱下，不再有實物的外形。這種僧侶的獨特氣質，賦予了龍門雕像（準確地說，是從6世紀起）一種最引人注目的神秘感。 龍門石窟 可以將這一時期的藝術與歐洲的羅馬藝術做一次對比，如果我們明白，這樣做是從比較哲學的視角出發，是出於分析及比較人類價值的目的。如果穿越時空的界限，北魏與羅馬的藝術之間是有一種關聯性的。這是因為，兩者都源自古典標準，儘管這一標準不受習慣制約，且被一種巨大的神秘力量所革新，從此之後被用來表達純粹的精神價值，而非肉體之美。雲岡、龍門的藝術，和希臘佛教藝術之間相隔的時間距離，與羅馬藝術跟歐洲大教堂藝術的距離很相似。偉大的宗教藝術高峰期是不多見的，而北魏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