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帝國史 · 第一章　中土

亞洲文明是「美索不達米亞」（Mesopotamia）式大沖積平原的產物，在這些區域，天然肥沃的土壤，激發了人類的農業技能。正如早前西亞的巴比倫文明一樣，東亞的中國產生了「中原」文明。 這片大平原，從北方的北京直抵南方的淮河，從西部洛陽的大道，延伸至東部山東的山脊，覆蓋面積達到12.5萬平方英里以上，超過了英格蘭與愛爾蘭的總和。根據希羅多德（Herodotus）的說法，埃及是尼羅河的贈禮；而以同樣方式，中原成為了黃河及其支流的饋贈。「在一個相對較近的時期——在地質學家賦予的意義上使用這一用語——這片平原還是一處海灣，浪花沖刷著山西的懸崖絕壁，而如今的山東半島，彼時還是座海島。」從遠古時期開始，黃河就從更遠的西部黃土高原，攜帶著龐大的泥土沖積層向東奔流，將它們堆積在這一地區，從而創造了一片令人不可思議的肥沃沖積土。作為泥沙沉積物不斷積累的結果，海水被阻隔，海岸線則不斷地向東後退，這一進程如今仍在繼續。因此，年復一年，造成的結果就是：泥漿抬高了黃河河床，沿岸居民不得不一直相應築高堤壩，以至於黃河到了入海口附近時，只能在遠遠高於地平面的水道中奔流；這種境況看似合理實則荒唐，並且極度危險。 再向西越過中原，有大片的黃土梯田綿延，占有面積超過了26萬平方英里，那條養分豐富的大河即由此流下。事實上，一種巨大的黃色土層，覆蓋了這個丘陵地帶。它類似阿爾薩斯黃土，是過去數千年來，被大風堆積起來的黏土、沙粒和石灰岩細粉塵所形成的大片聚合物，並通過侵蝕作用被切割成梯田。大體上說，這是一片與中原同樣肥沃、同樣適宜農耕的土地（當時那裡並不缺少雨水），是黍稷和小麥的集中產地。最後，還有一些廣袤地域，從北京到開封，再由開封到南京的周邊，在那裡，西北的黃土丘陵與中原的沖積土層不知不覺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整個地區中最為肥沃的部分。在這一區域，黍稷與水稻的種植結合在了一起。前者適合黃土梯田，而後者更適合於淮河及長江流域。 伏羲女媧交媾圖 中華文明在這一區域崛起，並與農業發展緊密聯繫在一起，或者更具體地說，是與黍稷生產及後來的水稻種植息息相關。不為人熟知的史前若干世紀中，人們焚燒和清理覆蓋西北黃土高原的灌木叢林，排乾在東北部中原地帶已經占據大片區域的沼澤濕地。《詩經》中的古老民歌讚美了這些勞作：「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以及「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為？我藝黍稷。」在因指導這些集體勞動而得到歌頌的神性英雄中，有一位是神農氏，他教會人們焚燒灌木叢及使用鋤頭；另一位是后稷，即「黍稷之王」。還有一項同等重要的貢獻要歸功於大禹，他是傳說中夏朝的建立者。在其排水及挖溝的勞作中，大禹從水中拓展了土地，「讓江河退至大海」，並增加了溝渠與水道的數量。 在黃土地區和中原，漢人的祖先從事農業勞動，過著定居生活。這種方式將他們與其他部落區分開來。後者還繼續以遊牧和打獵為生，要麼遊蕩於陝西和山西北部的遼闊草原上，要麼生活在淮河與長江流域的泥濘叢林中。這兩類人很可能屬於同一種族血統。設想他們存在種族差異，甚至假設後者是某些原始中國人種的移民——有人說來自中亞，都是沒有合理依據的；而且這些「野蠻部落」，環繞著遠古中原的狹窄領地，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自己註定要採用漢人的生活習慣與思維方式。從古風時代末期開始，這些部落逐步拋棄了自己的遊牧方式，並轉向農耕生活。（在長江下游的遊牧部落中，這一轉變是自然的。）越南北部同樣如此。如果說安南人和他們的近親芒族人有所不同，是因為安南人成了沿海平原稻田的耕作者，而在內陸森林中，芒族人並沒有去嘗試學習任何農耕方法。 在同一地區里，古風時代的中國農民，生活方式與今人並無多大差別。在大平原上，他們住在土屋之中（磚是後來才使用的），房子通常無法抵抗季風雨沖刷及侵蝕性損壞；而在黃土高原地區，農民則居住於在峭壁一側挖出的洞穴中，如此一來，田地就會懸於農舍之上，而洞穴的通風口有時就會奇怪地通到了耕地中間。養蠶業的歷史也很悠久。如果我們能相信《禹貢》（大約公元前7世紀）中所採用的經濟地圖，那山東及周邊地區就很可能一直是「桑樹之地」。除此之外，傳統上一般認為，神話中「三皇」的第二位，即傳說中的黃帝，他曾親自教漢人養蠶抽絲，並用絲織品取代他們由稻草或者野獸皮毛做成的「野蠻」服裝。最後，似乎從遠古以來，漢人農民就一直從灌木林和沼澤地中開墾土地，為的是自己征服的區域能採用一套精耕農業制度，直到今天，這種制度在其後代中依然有效。有人曾寫道：「中國的農業，只不過是大規模的園藝業。」我們可以補充說，在漢人的發祥地，無論是黃土高原還是中原的沖積地，都難以找到真正的林地。無論在哪裡發現森林，他們都不會喜歡。華中和華南原本都是林區，漢人花費了很長時間才實現了殖民。他們成為這片土地的主人之後，就有組織地砍伐林地，其數目遠遠超過了自己直接的燃料需求。他們也無意對山丘做進一步開發，就讓它們光禿禿地待在那裡。因為，漢人一直是由西北的梯田或東北綿延的大片低地哺育的，他們根本不願意在高地上生活。如此一來，平原上的黃土就一直發揮著塑造漢人的作用。 沒有誰的生活比中國農民更加勤勞辛苦的了。雖然漢人有著堅韌頑強、不屈不撓的耐性，黃土高原和中原大地有天然沃土，他們終究還得聽任大自然的支配。在饑荒歲月里，黃土地帶會受到可怕的饑荒威脅；而在中原，儘管因為有季風雨，旱災的威脅較小，但黃河會帶來洪澇災害，並引發可怕的流民問題。漢人對他們所稱的「河神」，懷著一種迷信式的懼怕，證明了河水沿岸居民對其未馴服的「鄰居」心存恐怖。為了安撫河神，漢人習慣於定期獻出童男童女作為貢品。這些大片低洼地中林木的缺乏，導致了對水旱災害的防護不力。當地的農民，相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的同行，都要更加勉強地依賴土地。他們的日常生活，因此受制於季節的變遷。 黃帝 炎帝 相比其他任何農業社會，漢人的鄉村生活被分成了兩個更為明顯的不同階段：從春季到秋季勞作於農田裡，隨後於冬季守在室內；到了春分時節，冬季數月里一直置放于田間的「禁令牌」被立了起來。還要進行一種最為重要的儀式，即「聖田」的首次耕作，由國王親自莊重地完成，以為土地「驅神」。春分預示著土地的肥沃，也預言著種族的興旺。在「燕子回歸之日」，冬季被禁止的婚禮，這時候就能恢復進行了。在鄉下，「隨著初雷乍響」，農家少男少女們聚在一起，唱起情歌，並在田地中交流： 溱與洧，方渙渙兮。 士與女，方秉蕑兮。 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 洧之外，洵訏且樂。 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 在秋分時節，慶祝完豐收盛典之後，村民們封閉的冬日生活就開始了，在此期間，婦女們將全部勞作時間都用於紡織。 可以看出，農民的生活模式嚴格地追隨四季循環。中國人最初關於宇宙的概念，特別是將事物分成兩大類別的最早「分類法」，很可能就源於這種一致性。直到今天，二分法依舊無一例外地支配著中國的所有哲學學派。在人類社會早期，農民生活被嚴格劃分為封閉的冬季時期，此時女性的工作占主導地位（它是紡織者的季節）；以及農業勞作時期，主要由男性來承擔。根據類似的區分方法，萬事萬物都可以劃分為兩種性質或狀態：陰，與陰影、寒冷、收縮、潮濕及女性相一致；而陽，則與明亮、炎熱、擴張、乾燥及男性相對應。這兩種原理，就像它們似乎要模仿的季節階段一樣相互對立，同時又相互變更、相互作用並相互轉化。兩者之間的相互依存，亦或負責它們交替與變化的規則，就是宇宙和社會的秩序。如果按照中國人的說法，它就是「道」——這個中心概念，構成了之後一切哲學學說的主旨。 原始的中國宗教，其最初的目的就是確保四季循環與農業生活的周期相一致，或者，就像後來所說的，天人合一。仙界的秩序由皇天——也被稱為上帝——來維護，他住在大熊星座。人類秩序以同樣方式由國王來保證，為達到這一目的，他被授予「上天之指令」（天命），並讓自己成為了「天子」。為管理農事而調整曆法，用必要的祭品及與至高皇天相協調的儀式活動，來慶祝四季的到來，都是國王的職責。在其最高祭司的角色中，國王的首要義務就是主持迎接新年的典禮，通過獻上一頭作為燔祭的紅色公牛，向皇天祈求春天到來。緊接著就是耕作聖田，這是農業勞作開始的信號。在夏季的第二個月，國王要再次進行獻祭兼帶求雨，如果沒有成功，隨之而來的就是處決所有的巫師和巫婆。這些人將被活活燒死，因為他們的咒語被證明是無效的。最後，在冬季即將到來之時，國王要主持棄田儀式，隨後帶著祭品返回冬季的住所（與古羅馬的Suovetaurilia儀式類似），此次的犧牲品是一頭黑色公牛。貢品是獻給「日神」的，接下來的另一次祭祀，就是向祖先獻禮了。豐收慶典是所有儀式中最重要的一個，它的舉行標誌著一個周期的結束。所有民眾都要加入到普天同慶中來，歡歌暢飲。在每個季節，國王都要穿上適合季節「方位」的服裝；冬季穿著黑色，春季穿綠色，夏季穿紅色，冬天則穿白色：這些都是他在行使首席祭司職責時所穿著的宗教袍服。在其多種崗位上，他都有一個完整的占卜者及魔法師「團隊」來協助——後者在早期中國哲學的潛心研究中所起的作用，我們將在稍後解讀。 除了這種「季節循環」之外，還有「祖先循環」，如今全體中國百姓對此都習以為常了，但在遠古時期，只限於貴族階層參與。事實上，只是那些出於種種理由，被祖先附體的貴族才能循環，因為僅有這一階層才擁有可以復活的靈魂。實際上，他們擁有兩個靈魂，一個純粹是動物的散發物，註定要變成一種鬼魂，圍繞著屍體盤旋；另一種是精神上的靈魂，死後以神怪的形式升上天空，但只有當其實體被後代的葬禮祭品滋養時方能存在。這種「祖先崇拜」本質上與日常的或季節的供奉相關，祭品能讓死者參加到家庭生活之中，他（她）由其牌位來代表。就其起源來說，土地神的崇拜，在原初時期為樹木或者粗石所代表，同樣與這種領主信仰有關。這類神是最早的地域性神明，既兇猛又殘忍。「土地神喜歡血腥，」馬伯樂（Henri Maspero）評論道，「向他獻祭時，要先用犧牲品的鮮血塗抹他的石碑。祭品通常是一頭公牛，但如果用人來做祭，他也並非不喜歡。」 在這段原初時光中，我們發現了一個農業社會。人們生活在中原和黃土沉積層的交匯之處，致力於清理這片原始中國家領土上的樹下灌木叢。這是一個有貴族階層和君主制度的社會。那些戰爭領袖的存在，證明了漢族農民們不得不生活在這樣一種狀態下：他們要經常警惕地提防自己周邊的半遊牧獵人部落。 堯帝 舜帝 這個農業社會中，農民辛勤勞作所積累起來的財富，很快在社會結構頂端造就了一個奢侈政權。儘管事實上，我們對最早的王朝——夏的政治史一無所知，但這個遠古時代人們所使用的器皿，近來的考古發現給我們指出了某些跡象。而關於第二個王朝——商朝（前1558—前1046），在最近七年中，考古學則為我們提供了大量意想不到的發現。 商湯王真像 可以追溯到夏朝的最早考古發掘，出土了一件裝潢粗糙的陶器，以所謂的「篦紋」樣式修飾。這是一種在俄羅斯歐洲部分普遍使用的風格，在公元前2000年到前1500年間相當出名，它的發現也許顯示，那時兩個大洲之間已經有一定程度的聯繫了。接著是彩繪器皿的出土。近來在河南省仰韶和秦王寨的村落中，發現了一些磚紅色的陶罐，上面繪有一種生機勃勃、很有靈氣的裝飾圖案，包括幾組讓人意想不到的波紋、三角、斑點交叉線及帶有睫毛的眼睛。這些仰韶陶器出現在大約公元前1700年，這個年代相當於夏朝的第二階段。 半山陶器，得名於甘肅省內的一個地點，1921年起開始發掘，其年代為公元前1500至前1400年間，或根據某些觀點，是公元前1400至前1300年，因此相當於商朝的第一階段。這些器皿是真正的藝術品，有紅黑兩色螺旋紋的華美裝飾，其裝潢品質堪比愛琴文明時期的文物。而且，這種相似性並非僅僅是風格上的，有鑒於類似主題曾在烏克蘭和俄羅斯的史前彩繪陶器上發現過，這就讓人猜想，它們可能是由愛琴海濱，途經俄羅斯大草原運抵中國西北部的。但毫無疑問的是，這種外來裝飾風格無法在華夏土壤中持久紮根。在半山，除了這種愛琴風格的螺旋紋之外，我們還能發現一種更加簡單的裝飾形式即棋盤圖案，顯然這是模仿自編織物。這種本土裝飾形式，是在下一個時期（大約在公元前14世紀）能夠發現的唯一形態（螺旋紋已經被捨棄了），從甘肅的馬廠遺址中發掘。在那裡，我們看到彩繪陶器上引入了多種多樣的隔行編織物圖案，而在下一時期，我們將看到它們進入到了最早的青銅器的裝飾之中。 這裡，我們涉及了青銅器在中國出現的秘密。根據考古學家門金（Menghin）的說法，大約在公元前1500年，青銅冶煉技術被引進到了西伯利亞。不過，在中國，特別是在安陽發現的少量很早時期的青銅箭頭，卻顯示出了它們源自西伯利亞。而且，一些商代早期的青銅器皿還顯現出了對木製品簡單模仿的跡象。青銅工匠忠實地複製他們的模型，甚至還要效仿凹口和刀痕。中國人突然間邂逅了西伯利亞的金屬冶煉技術，似乎一夜之間，就丟棄了他們過時的陶製和木製的祭祀器皿，並用青銅器取而代之。 1934—1935年間在安陽（位於今天河南省的最北部）所做的考古發現，將諸多問題呈現在了我們面前。在這個公元前12世紀興盛一時的商朝古都中，我們發現自己突然遇到了一種已經達到巔峰的物質文明，然而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找到任何能幫助我們了解其起源的東西。其中的一個發掘地點，占地大約6公頃，完全被一座建築的地基所占據，它的規模相當大，想必是一座王宮。這裡的墳墓顯示了用人和動物做祭祀犧牲品的殯葬痕跡。事實上，我們知道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活人祭品在宗教儀式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例如，王室迎接新年的儀式中，就將四個人牲分別置於城市的四個主要城門處。用於占卜的骨頭和龜殼，上面刻有最早的、一直流傳至今的漢字字符。它們顯示出，當時書寫與繪畫的差別相當小。埃及象形文字、巴比倫楔形文字以及中國的方塊字符，都是從相似的圖畫技法中發展而成的。不過，在安陽發現的漢字已經充分程式化，這就迫使我們承認，漢字自從真正的「原始」圖形以來，已經歷了一個長期的初步精細化過程。到目前為止，其原型尚未大白於天下。 司母戊鼎 在安陽的發掘工作中，最具代表性的發現是讓人讚嘆的青銅器皿，在1934—1935年間，它們的出土量有相當規模。考古學家們非常吃驚，他們不得不承認，在那個遙遠的年代，各類青銅器的形態和裝飾就已經很好地確定了。如果我們並未知道，依據中國的傳說，安陽不過是商朝末期的首都之一，那我們的確會認為它是個奇蹟，如同雅典娜全副武裝地從宙斯頭顱中跳出來。更早的都城從未得到發掘，它們無疑與中國早期青銅器生產的艱苦努力同期。如果我們承認，青銅製造技術是在公元前15世紀或其末期經由西伯利亞傳入中國的，那在我們能夠確定中國青銅生產的起點之前，還遺留了大約三個世紀的時段有待探究。 因此，近年來在安陽發掘的商代青銅器，向我們展露了一個藝術的巔峰，卻沒有必不可少、笨手笨腳的初始階段。在以後的時期里，中國的青銅工匠們在祭器上達到同樣的材質構建能力，或者類似的質量平衡。最著名的例子，是有蓋的大烹罐（被稱為盂或罍）；但類似的、有說服力的例證出現在一些更為簡單的樣式中，例如三腳罐和三腳酒杯（分別被稱為鬲或鼎，以及爵）。事實上，這種節制絕不會破壞形態的典雅，正如觚，它是一種龐大的酒杯，看到的人們卻為它的細長感到吃驚。大部分的祭祀用青銅器上，都有幾何及神話圖案作為修飾，同樣呈現出一種華彩。人們會為這些怪獸面具的氣勢而大吃一驚，特別是饕餮，它們起初是逼真的公牛、公羊、虎或熊之頭顱，隨後逐漸程式化，演變為可怕的鬼怪。商代青銅器（以及玉器）上能看到的另一種神話形象就是夔龍，「一種聲如打雷般的牛龍」。中國傳說中的英雄敲響用這種怪物之皮做成的鼓，「如陣陣雷霆般的發出命令」。「作為宇宙力量的象徵，」喬治·薩勒說，「這些傳說中的動物，賦予了其所裝飾的對象一種神秘而強大的能量。」 在安陽遺址中，還發現了一些充滿活力的大理石圓雕，或者說是雕刻過的大理石塊，描繪的正是神話中的怪物。（這種對圓雕的偏好，在商代以後似乎終止了，直到很久之後的戰國時期才重新出現。） 最後，除了青銅器，安陽文明還產生了一些引人注目的玉器，它們在禮儀中同樣重要。玉是純潔的象徵，根據古代中國的信仰，它擁有一種內在的「美德」。我們從中國經典中得知，王族的頭飾，允許用玉做裝飾，而王權的重要標誌，就體現在一塊大玉板（圭）上。它被系在君主的腰帶上。商代遺址的挖掘中，發現了大量玉制的刀、斧、戈，其中一些為棕色或淺黑色，似乎有意模仿青銅器的顏色。還有兩種非常有特色的玉制祭器：璧和琮。前者是中心有穿孔的圓盤，代表著天；後者是外圓內方的物件，代表著地。這兩種形態的玉器，可能也和青銅器一樣用於季節祭祀，國王將之獻給上天，以求得土地的肥沃。 物質文明的這種豐富，證實了中國古代史書中提及的商代國王之生活。其末代君主，受辛（紂王），留下了一個「中國尼碌」的惡名，他是一個精緻、奢侈及腐敗的宮廷之產物，是一個已經衰落的文明之例證。他「知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益收犬馬奇物，充仞宮室。益廣沙丘苑台，多取野獸蜚鳥置其中。慢於鬼神。大取樂戲於沙丘，以酒為池，縣肉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不過，在這種巴比倫式的奢華外表背後，漢人種族的擴張依舊在繼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