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制度史研究 · 中國歷史上朝代輪廓的研究

中國歷史的研究者們在各個朝代的興亡中，常常辨識出一個被他們稱作朝代循環的周期性的模式。很顯然，一個朝代在它的循環完結之前，或許會經歷若干次的衰頹和復興。對一個給定的循環的詳盡圖解——它不僅要列入這個朝代的總的興亡，而且要列人這中間的小的起伏——或可叫做一個朝代的輪廓。對於這種輪廓——如果它們相當準確地反映出發生了什麼的話——的研究，將會深化我們對於朝代循環的理解。然而，描繪出這樣一個輪廓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我在這裡提供的只是對於相關的主要問題的一些初步考慮。 第一個問題是：在我們的研究中，哪些朝代要被包括進來？中國歷史上充滿了或長或短、或者是漢族或者是異族的朝代。管轄了整個或幾乎整個中國的統治王朝可被稱為主要的朝代，而那些只控制了它的一部分的王朝可稱為次要的朝代。當現代的學者們談到朝代循環的時候，他們傾向於指的是有著相當長的時期的主要朝代的循環；既然明顯的並非所有的朝代都能在同樣的基礎上加以對待，這也許是合理的。不過，為不統一時期的次要朝代——包括諸如戰國時期的七雄和五代期間中國南部的十國這樣的獨立國家——繪出輪廓，看來也是值得的。如果人們能夠將輪廓上的差異與版圖上的差異聯繫起來，將是非常有趣的。 中國傳統將一個有合法的繼承家系的朝代（正統）與一個篡位的朝代或傀儡朝代（僭偽）相區別。然而，這一區分所採取的標準會隨著歷史學家所處的時代而變化。一個典型的例證就是對於三國——魏、蜀、吳——的歷史的不同對待。在西晉時候，魏被認為是合法的朝代，因為它從漢代接過了皇位轉而又傳給了晉代，而且也因為魏占據了那一時代中國的心臟地帶——黃河河谷。到了東晉，這一觀點已經遭到質問，而基於血緣關係的合法性開始得到強調。由於東晉僅僅取得了局部的復興，對於曾經處於偏安（「局部安全」或「安於一隅」）的同樣境遇下的蜀國，很自然地就滋生了某些同情。[1]後來，地域的標準和血緣關係的標準之間的對照更加尖銳了，司馬光（北宋）將合法性賦予魏，而朱熹（南宋）將合法性賦予蜀，以作為漢代的延續。[2]這一思想史上的重大歧異並不能一勞永逸地得到解決。對於我們的目的而言，重要的是要記住不能讓合法性限制了歷史研究的範圍。例如，有關王莽的統治問題，就可以像對隋朝這樣一個短促的主要朝代一樣進行研究。 第二個問題是：什麼是一個朝代的開端和終結？中國傳統一般將一個朝代的開端定於它宣布朝代的名號的時間，在大多數情形下，這種宣布事實上是聲稱得到了天命。然而在這一正式的開端以前，一個朝代可能已經作為一個國家而存在了。第一個帝國朝代秦朝的情形就是如此，而且在這方面秦朝和隋朝有很大的不同，儘管這兩個朝代在其他幾個方面很相似。[3]更早的開端也可以在異族統治的朝代中找到，而且就我們所能談及的，商和周這兩個異常古老的朝代也是如此。這種在異族的和遠古的漢族朝代之間的相似性值得注意。在我們的研究中，把一個朝代的這一前「帝國」的時期包括進來看來是可取的，儘管有人會希望將輪廓上的這一部分與其餘部分多少進行區分，例如繪上不同的顏色。 一個朝代的終結涉及「中興」（「復興」或「恢復」）這一有趣的問題。從傳統上看，復興可能在一個完全的斷裂後來臨，如東漢、東晉和南宋的情形。它也許跟隨在平定一場大叛亂之後，唐代就是這樣，在安祿山的叛亂之後在肅宗（756—762）的治下復原了。肅宗被諡為宣皇帝，顯然是要將他與取得了一次復興的周代的宣王（前827—前782）相提並論。清代時，人們在太平天國的叛亂以後談到同治中興。[4]在這一事例中，對復興所抱的希望甚至在年號「同治」——也即要同於「順治」——中表達出來。[5]總而言之，要取得一次徹底的復原是很困難的，而且復興的階段也往往不如更早的階段那麼輝煌。東漢或許是惟一的例外。 順便說一下，歷史術語「中興」僅僅意味著「復興」，而不像人們可能會猜想的那樣意味著「在一個朝代中期的復興」。傳統[6]上更愛把「中」這個字讀成降聲而不是平聲，它的意思是「第二的」（與「仲」相同），並且因此就是「再次」或「另一次」的意思。「中」的這種意思在年號中也能見到。例如，東漢光武帝時最後兩年（56—57）被稱為「建武中元」，也即建武的另一個紀元。梁代的武帝有「大通」（527—528）的年號和「大同」（535—545）的年號，又分別以「中大通」（529—534）和「中大同」（546）的年號來重複它們。 在中國歷史上，有時一個朝代甚至在難以偏安的局勢下延續，而且為了這一朝不保夕的延續，它的支持者們仍然希望力主復興。明顯的例證就是那些在滿族入侵後在中國南方自立起來的明朝的王公們，儘管他們所實際達到的只是短暫的存續而非復興。無論復興還是存續，歷史學家在朝代輪廓的研究中把它們都包容進去才是公平的，同時心中還要牢記著在版圖上的差異。這既適用於漢族統治的朝代，也適用於外族統治的朝代。因而黑契丹國[7]要與遼代一起進行研究，而明代時獨立的蒙古王公可以被視為元代的倖存者。[8] 在我們的研究中，把主要的和次要的朝代都包括進來，而且還把建朝以前的存續也包括進來，使得有必要去考慮在時間上相互重疊的輪廓。重疊可以是外部的，也可以是內部的。在以讓位的方式實現朝代變遷時，內部的重疊是很典型的。起初，新的朝代的建立者或他的父親，在舊的朝代充當強有力的大臣。最終他的權勢變得無可匹敵，致使舊朝代的最後一位統治者被迫讓位。這是從漢到宋所包括的各個朝代傳遞皇權的常規性的程式。對於這種情形，我們在解釋舊朝的輪廓時必須謹慎。例如，在兩漢行將終結之際，都有中央政府變得強大的跡象。而這些東西必須在輪廓中得到反映。但是這種強大要歸於借主子名義而行事的王莽[9]和曹操。輪廓中的上升，意味著新朝和魏朝的興起而不是漢朝的復興。 外部的重疊在兩個朝代之間，或者在多個朝代或國家之間也會存在，[10]而無論是漢族的還是外族的。在比較它們的輪廓時，我們會發現有利於共存的因素和導致征服的因素。很顯然，一個促進了共存的情勢就是兩個朝代都相當強大和繁榮，因而互相敬畏。遼和北宋之間從1004年延續到1122年的漫長和平便是一個絕好的例證。 舊式的中國學者傾向於把中國的朝代當做孤立的存在來進行研究，而且在對與非漢族國家之間關係的研究中，他們的觀點往往受到了中國在東亞所扮演的關鍵性角色的過分影響。幸運的是現代學者已經在努力改變這一偏差。在西方，歐文·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和卡爾·A.魏特夫（Karl A.Wittfogel）的著作[11]都是極好的範例。在中國，陳寅恪關於唐代政治史的傑出著作[12]說明了外來種族的興與衰的連鎖性以及在內政與國防之間的互動。中國歷史的研究者們將會很好地擴展他們的研究範圍，以包含與中國有過直接或者間接接觸的所有非漢族人國家的輪廓。 我們現在碰到了第三個，也許是最為重要的一個問題：劃分等級的基礎或衡量的標準是什麼？兩對明顯的標準是統一與擴張以及和平與繁榮，換句話來說，就是文治和武功或內政和軍事上的成就。當然，這兩種功績多少有些互相矛盾，因為統一和擴張通常牽涉到戰爭，而這是與和平相對立的。一般來說，中國的傳統是從一個朝代的創立者那裡期望軍事上的業績，而從他的繼承人那裡期望內政上的成就，因而就區分出創業之君和守業之主。一個朝代中期的擴張主義的皇帝常常因為他們的野心而遭到指責。例如，漢武帝死後，朝廷提出要諡他為「世宗」，即「開創新紀元的典範」。這一提議遭到了經學家夏侯勝的強烈反對，他指責這位已故的皇帝以其野心勃勃的戰爭給人民帶來了災難。[13]儘管這一反對並沒有得到贊同和接受，但它表達了反對以武力進行擴張的儒家觀點。適當的國防被認為是必要的。當「武」這個字並用於一個帝王的名號時，它通常被看作為補充性的。為著展示輪廓的目的，現代的研究者可以以內政和軍事的標準為基礎繪出兩條不同的曲線，或者繪出表明兩者平均值的一條曲線。使用兩條曲線有其好處。比如，它們會在輪廓中顯示出內政上的高峰滯後於軍事上的高峰，正如從朝代的建立者和他們的繼承人那裡期望不同性質的成就的傳統所表明的那樣。 中國歷史學家們會偶爾因為在諸如哲學、藝術和文學等領域的文化活動而描述一個輝煌的時代。這是否合理，就將我們帶到一個饒有趣味的問題面前。數年以前，著名的美國人類學家亞瑟·L.克虜伯（Arthur L.Kroeber）對文化發展的輪廓進行了研究，並且他非常失望地發現，在民族團結和文化成就之間僅只有著部分的關聯。[14]對於這一高度複雜的課題，我只想提出一些一般性的見解。 首先，存在著對文化發展中的「文化」進行定義的問題。我相信在進行這樣的研究時，作如下的區分會是有益的：（1）一種文化活動或文化的一個分支，如詩歌；（2）分支中一種特別的形式或種類，如律詩（有格律限制的詩）；（3）一般的文化活動。這三種意義上的文化發展的輪廓不必是若合符節的，因為它們興盛和衰頹的原因有所不同。 其次，還存在著有關量和質的問題。藝術史、文學史和哲學史的研究者們本身主要關注的是質而不是量。這種辦法在他們各自的領域中或許是合適的。但要對於文化史有一個充分的理解，我們就不僅要了解傑出的大師們所取得的最優秀的成果，而且也要了解普通作品所達到的水平，以及文化活動的全部參與者全部成就的總量。總的說來，儘管有些大師似乎在他們的專長的時代過後還保持了生命力（例如，巴赫和復調音樂），藝術、文學和哲學的歷史還是表明了在質和量之間的一種相當密切的聯繫。比如在中國文學中，傳統上把賦與漢朝、律詩與唐朝、詞與宋朝、戲曲與元朝相聯繫起來。這些朝代被認為是創作出了最多而又最好作品的時代。這一聯繫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創作得最多的時代就有著極好的機會創作出最好的作品來。 一種文化的分支在某一特定的社會中受到青睞或者厭棄，以及在歷史上發展得是早還是晚，涉及到許多不能夠輕易總結出來的因素，既有物質方面的，又有意識形態方面的。一種文化分支中的某一特殊形式的興衰可以在某種程度上由我所說的博弈論（a game theory）得到解釋。一種藝術或文學的特殊形式要服從於一套規則，正如需要技巧的任何競爭性的遊戲一樣。遊戲者們要認識到，在規則下面有著一個可能性的限定數量。那些認清最大的可能性的人便成為了傑出的大師。當然，那些發明了一種有著許多可能性的新遊戲或者修改了一個舊遊戲，使得它更加有趣的人也是傑出的。當人們已經窮盡了可能性，或者至少是較好的可能性時，這個遊戲（或者是藝術或文學的形式）就要衰頹了。 窮儘可能性這一點已經為17世紀的學者顧炎武所指出。他的著名的《日知錄》中有以下對「詩體代降」的評論： 《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辭》，《楚辭》之不能不降而漢、魏，漢、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也，勢也。用一代之體，則必似一代之文，而後為合格。詩文之所以代變，有不得不變者，一代之文沿襲已久，不容人人皆道此語。今且數千百年矣，而猶取古人之陳言一一而摹仿之，以是為詩，可乎？故不似則失其所以為詩，似則失其所以為我。李杜之詩所以獨高於唐人者，以其未嘗不似而未嘗似也。知此者，可與言詩也已矣。[15] 在克虜伯的《文化發展的輪廓》（763頁），我們也看到，「當模式內的可能性的全部範圍都被意識到的時候，價值上的最高點就達到了……當其機會或可能性被窮盡了的時候，這一模式可說是充實了它自身。」我們可以看到，儘管這一窮儘可能性的原則可以應用於或者是藝術和文學的一整個分支，或者是分支內的某個特殊的形式或體裁，但它在應用於後者時要更為有效。 上面所引顧炎武的討論已經證明了這一點。現代學者王國維進行了類似的觀察並且補充說：「故謂文學後不如前，余未敢信。但就一體論，則此說固無以易也。」[16]換句話說，一個特定的詩歌形式或體裁中的機會是有限的，而作為整體的詩歌的可能性似乎是多得無法窮盡。 通常需要一個和平而繁榮的時期，使得許多人能夠致力於藝術和文學。[17]但他們是喜歡玩某一種遊戲還是另外一種，則是一個不同的問題。因此，朝代的輪廓與表現了一個藝術和文學的分支或者是這一分支中某一體裁或形式的一個文化的輪廓之間的關聯，很可能就僅僅是部分的。至於總的文化活動，如果不是從質而是從量來看，至少在中國，它們的高峰期與朝代輪廓的頂峰看來有著相當大的關聯。戰國時期有時被說成是這一命題的一個主要的例外，因為在那一分崩離析的時代，文化活動卻異常豐富。但是如果我們忽略掉周王室，而將注意力轉移到七雄，這一觀點馬上就變得清晰了。當參照的項目被明確界定之後，就有可能將各種文化成就或者是中國人所說的「聲明文物之治」[18]囊括進內政的標準之中。 在界定了標準以後，首先通過閱讀權威性史書的編年記載，我們就可以進而獲得一幅總的輪廓圖樣。被稱為「論贊」的史家在每一編年末尾的評論，通常都討論了皇帝在這一朝代歷史上的地位。這種討論在形式上往往是陳詞濫調。不過，它們既然代表了一種傳統的評價，故而也很重要。從《新唐書》中意譯下來的下面這些評論或許可以作為例證： 關於太宗（627—649）：在唐代的20位統治者中，有三位是很卓越的。而在這三位中，玄宗（713—755）和憲宗（806—820）都在他們統治的最後階段失敗了。太宗的偉大是何等突出！ 關於代宗（763—779）：在代宗的治下，仍然還有零星的叛亂。他能夠完成平亂並且保持這一成就，可被視為一個中材之主。 關於宣宗（847—859）：宣宗在判斷事務上非常卓越。但是他過分仰賴自己吹毛求疵的能力，而完全缺乏仁慈精神。唉！唐代是從他的時代開始衰落的。 關於昭宗（889—903）：在歷史上一個朝代的最末一位統治者並不必定就是愚蠢而專斷的。當導致災難的緣由積累了很長時期，而崩潰之時恰好發生在他的治下，即使是一位睿智而勇敢的統治者也無法挽救局勢。這是多麼令人悲憫啊！昭宗就是這樣的一個例子。 明顯地是模仿這些段落，《明史》認為在明朝的16位統治者中，除了太祖（1368—1398）和成祖（1403—1424）外，只有仁宗（1425）、宣宗（1426—1435）和孝宗（1488—1505）是傑出的。在這部編年史中，明世宗（1522—1566）被列為中材之主，而莊烈帝（1628—1644）正如唐代最末一位統治者一樣地被悲憫。[19] 傳統的歷史學家偶爾也會評論帝王死後諡號的恰當性。比如，《宋史》就提及了仁宗（1023—1062）的仁慈和孝宗（1163—1189）的孝道，認為他們確實與他們的諡號相稱。《宋史》還贊同理宗（1225—1264）的諡號是適宜的，因為這位皇帝下了大力提倡被稱為「理學」的新儒家思想。[20]這種對於恰當性的議論相對而言很少，顯然是因為用於帝王名號的這些頌揚之辭在大多數情形下是過於溢美了，而不能從其字面來看。要掌握一個諡號的真實含義，有時需要審查在更早些的朝代中成為先例的用法。例如，宋神宗（1068—1085）和明神宗（1573—1619）就是可比的，因為這兩個皇帝都重用了一位力主改革的大臣。在清代，如果1898年的百日維新能夠成功的話，光緒皇帝得到的諡號就可能是神宗而非德宗。 考察帝王的生涯，傳統認識到在成功的皇帝與活得長的皇帝之間有一種緊密的聯繫。這個傳統可以回溯到《尚書》中周公對成王談話的「無逸」（反對過度的安逸）一章。在這個談話中，提到了從原先的衰敗中恢復了朝代榮光的三個商代的王，他們分別統治了75年、59年和33年。[21]宋代學者蘇轍對在後代這樣的一種關聯表示懷疑，[22]他指出，像梁武帝（502—551）和唐玄宗（712—756）這樣的統治者，應該被看做以災難而告終漫長統治的範例。[23]就整體來看，在長期的統治和成功之間看來有相當緊密的關聯，因為在大多數情況下，至少長期統治的某一階段的確構成了輪廓中的一個高峰。 長期統治的重要性也同樣適用於異族統治的朝代。《遼史》說：「遼之諸帝，在位長久，令名無窮，其惟聖宗（983—1030）乎！」[24]對金代而言，輝煌的統治是在世宗（1161—1189）和章宗（1190—1208）的治下。正如詩人元好問所描寫的：「神功聖德三千牘，大定（1161—1189）明昌（1190—1208）[均指皇帝）五十年。」[25]就清代而言，研究者們對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長達創紀錄的134年（1662—1795）這一事實耳熟能詳。儘管對一個朝代來說，在它的輪廓中有一個較早的高峰是很正常的，但是此一較早的平穩時期還是非同一般。這一長時期的鞏固和擴張無疑有助於使清朝成為一個穩定而持久的征服王朝。 與在長期的統治和成功之間的關係相對應，傳統的歷史學家們也把短期的統治與衰頹相聯繫。一段統治和一個朝代的長度很難加以解釋，因為牽涉的因素往往繁多而複雜。在傳統的名詞中，這些因素經常被含混地分為屬於「天」（天或自然）的和屬於「人」的。傳統所引證的人為的因素通常根基於常識，並且因此就很容易理解。天的因素理解起來則相當難以捉摸，用的往往是諸如「五行」、「氣運」或者「氣數」一類的半神秘概念。 對於這些概念的傳統解釋大概是自然主義的或機械論的。複合詞「氣運」和「氣數」常常是同義詞，但是「氣數」中的「數」這個字本身就暗含著一種由數字所表達的機械論觀點。或許最著名的例子是孟子所說的：「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26]最為龐大的規劃也許是邵雍[27]的，它不僅涵蓋了人類的循環，而且也涵蓋了宇宙的循環，這一循環據設想，要持續12.96萬年（叫做「元」）。一個較少為人所知的多少小一些的規劃是7世紀的王勃所提出來的。據王所說[28]，有土德的朝代持續1000年，有金德的朝代持續900年，有水德的朝代持續600年，有木德的朝代持續800年，有火德的朝代持續700年。黃帝有土德，由他的統治所開始的循環到有火德的漢代結束。漢以後的小朝代不算在內，唐代要以土德而開始另一個循環並將持續1000年。對一個現代學者而言，這種機械的規劃聽起來無疑是荒謬絕倫的。 由清代學者趙翼所提出來的如下看法[29]，似乎來自於「氣運」這一概念，並作了相當雄辯的應用。當然，他的觀點在多大程度上能夠被認可是另外一回事。他討論的題目是「東漢諸帝多不永年」： 國家當氣運隆盛時，人主大抵長壽，其生子亦必早且多。獨東漢則不然，光武帝年六十二，明帝年四十八，章帝年三十三，和帝年二十七，殤帝二歲，安帝年三十二，順帝年三十，沖帝三歲，質帝九歲，桓帝年三十六，靈帝年三十四。皇子辨即位，年十七，是年即為董卓所弒。惟獻帝禪位後，至魏明帝青龍二年始薨，年五十四。此諸帝之年壽也。人主既不永年，則繼體者必幼主。幼主無子，而母后臨朝，自必援立孩稚，以久其權。…… 蓋漢之盛在西京，至元、成之間，氣運已漸衰。故成帝無子而哀帝入繼，哀帝無子而平帝入繼，平帝無子而王莽立孺子嬰，班書所謂國統三絕也。光武乃長沙定王發之後，本屬旁支。譬如數百年老乾之上，特發一枝，雖極暢茂，而生氣已薄。迨枝上生枝，則枝益小而力益弱，更易摧折矣。晉南渡後，多幼主嗣位，宋南渡後亦多外藩入繼。皆氣運使然，非人力所能為也。 趙對於「氣運」的解釋是自然主義的而非機械論的，而且在依重於天的因素的同時，也並沒有忽略這一畫面中的人的方面。比如，他指出太后們的自私就是基於人的心理。 在另一段話中[30]，他討論了晉代許多年輕的統治者。他重複了同樣的氣運的意旨，但還是補充說：「然東晉猶能享國八九十年，則猶賴大臣輔相之力。」這是一個精闢的見解。在上述討論中，我們或許過多地強調了由皇帝所扮演的角色，但並非故意如此，我們從帝王們的編年史著手，因為它們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扼要的審視。皇帝成為了一個聚焦點，但不能占據我們的全部注意力。顯然，中國歷史上有許多隻不過是傀儡的皇帝。而且很自然的是，即使精力最充沛的皇帝也無法單獨統治中國這樣一個龐大的帝國。 由閱讀編年史而得到的總的圖景既可能是準確的，也可能是不準確的。為了確保一定程度的可靠性，這個粗略的輪廓應該受到我們所說的多方面的檢驗（multiple checking）。只要可能，就要找到關於以下各項的材料：對外和對內戰爭的地域、數量、激烈程度和結果，人口，耕地，蓄水工程，貨幣，價格水平，自然災害的數量和強烈程度以及為應付此類挑戰而做出的努力，文官考試中成功的和失敗的考生數目，精明強幹的大臣和仁慈的行政官員的數目，等等。 已經有現代學者進行了這種路向的一些研究，比如李四光對內戰的研究[31]、冀朝鼎對水利工程的研究[32]、王毓銓對土地稅的研究、姚善友對洪水和乾旱的研究[33]、全漢昇[34]對唐宋時期物價水平的研究，以及畢漢斯[35]和愛伯哈德（Eberhard）[36]對西漢時期的符瑞的研究。全氏、畢漢斯和愛伯哈德的著作尤為有趣，因為它們代表了以一項標準為基礎給單個朝代繪製輪廓的首批嚴肅嘗試。的確，中國歷史著作中有許多數目不能按其表面價值來看。例如，人口數量和土地面積往往就更具有財政上的意義而不是反映了實際情形。對符瑞和災難的報道有可能被省略或捏造。但在許多情況下，這些數字可以是意義深遠的。只要小心體察，它們絕非不可了解。 總而言之，上面所提到的和其他的現代研究在以地理區域和社會團體——換句話說，也就是歷史的舞台和演員——為基礎推進解釋的方面做出了貢獻。這些因素在中國傳統中並不是未知的，但是它們在歷史解釋中的實際效用卻是比較新穎的。傳統的學者們傾向於將一個朝代認同於整個國家以及所有的階級。從名義上說或許是這樣的，但實際上一個朝代往往以某些地區和某些集團的人民為基礎。進而言之，這些是王朝所要顧及的首要的東西，儘管維持帝國也是其利益之所在。在這種意義上，一個朝代就可以被看做是地域的和社會的力量的複合體。首都和朝廷的利益可能與各地方的利益不同。比如，中央控制的下降常常意味著地方富豪們更多的自由。還有，政治中心是否與經濟中心重合這樣的事情，對於王朝的制度也有很大的影響。至於社會集團，牢記住在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士紳和農民、民事的和軍事的集團等等之間的區分是有益的。地理上和社會上的差異的出現，既為衝突也為協作提供了機會。去發現在一個朝代下協作的和衝突的力量是如何運作的，是歷史學家的職責。對於朝代輪廓的研究很自然地會將人們引到這一問題。 在進行多方面的審察時，我們有可能碰到中國社會的有趣特徵。比如，在價格問題上，較低而穩定的物價水平（尤其是穀物價格）通常被視為繁榮的一個標誌。儘管早在戰國時代人們就已經認識到了「穀賤傷農」（即過低的穀物價格會傷害農民）的道理，[37]但是卻並不存在像現代西方的人們所懷有的那種對於生產過剩和蕭條的恐懼。 只有在進行了所有必需的審察後，我們才能夠對不同的輪廓進行理智的比較和解釋。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斷言在什麼意義上，一個朝代接著一個朝代的中國歷史是同一種循環或者不同循環的重複。如果我們滿意於這一論旨：一個朝代的興衰既包含了循環性的，也包含了非循環性的因素（並不必定就是那些「天」和「人」的因素），那麼還需要為每一朝代找出兩種類型的因素的相對的重要性。否則的話，不深人輪廓之中而妄談朝代的循環，就只能是空洞無益的。朝代起起落落，正如人不免終有一死。重要的是從成敗——換句話說，就是終有一死的朝代的歷程——中學會某些有益的東西。 * * * 【注釋】 [1]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商務印書館）1.987在論及《三國志》時提到了這一點。 [2] 關於「正統」的文獻的結集，可以在《古今圖書集成》第452輯「帝統部」中找到。我們饒有興味地注意到，與其他部分不同，這一部分只包括「藝文」，而沒有被認為要致力於或多或少是正宗觀念的被叫做「總論」的更小的部分。在這一部分的簡短前言中，這部百科全書的編者解釋說，作出這一省略的原因是，在此問題上沒有正宗的觀念，這在滿洲一朝是再正確不過的了。 [3] 關於對這兩個朝代的對比，見德爾克·卜德（Derk Bodde）對賓板橋（Woodbridge Bingham）《唐代的建立》一書的評論，見JAOS61（1941），4，294~295頁。 [4] 芮瑪麗（Mary Wright）在她的博士論文《同治中興》（雷德克利夫學院，1950）中用了一個部分對更早的幾次復興做了比較。 [5] 參見李慈銘《越縵堂日記補·辛集下》17a~b。原來所採用的年號是「祺祥」，但遭到大學士周祖培的批評，認為在意思上太累贅。據李所說，這位大學士起初希望提議用「熙隆」或「乾熙」，顯然暗指康熙和乾隆的年代。這一材料的來源看來是權威性的，因為那時李生活在周家，做他的兒子的老師。而蔡東藩的《清史通俗演義》（1935）第478頁中說，慈禧太后之所以喜歡「同治」這個年號，是因為它暗示著兩位太后的「共同統治」或一起攝政。這當然不能被看做官方的解釋。不過似乎很可能朝廷之所以選用這一年號，是因為它的含混性。我們還可以回想起順治的早些年間也是在一位攝政的統治之下。關於此點的討論，我得益於洪煨蓮教授（Prof.Wiliam Hung）。 [6] 胡鳴玉：《訂為雜錄》（叢書集成）2.15。 [7] 黑契丹國（Khara—Khitai），又作Karakhitan、karakitai等，為1125年金滅遼後，契丹族人逃到中亞所建立的國家，凡八十餘年，史書又稱西遼。——譯者 [8] 在來自北京的滿族學者興元1910年出版的一部名為《中興略論》的書中，「中興」一詞在很寬泛的意義上被應用，包括了漢族和異族的朝代以及甚至是封國的徹底的和部分的復興。在作為附錄並被標為「中興餘緒」的最後兩章中，記錄了一系列各種各樣的不成功的嘗試，也即那些僅僅達成存續的復興。由於這本書寫於清朝末年，很自然地作者希望在一個很寬鬆的意義上使用「中興」一詞，期待著滿族能夠獲致某種復興或存續。對於「中興」一詞的寬泛使用在更早的歷史中也可看到。在《南齊書》2.9a中，我們讀到：「宋氏正位八君，卜年五紀，四絕長嫡，三稱中興。」 [9] 正如畢漢斯（Hans Bielenstein）在《漢代的復興》[BMFEA，26，（1954）159）中所觀察到的，「實際上，既然王莽在平帝時獨攬了大權，那麼這一時期中的改善也應歸功於他。」 [10] 關於國家的興起這一普遍主題的一篇有趣的論文，是卡爾·W·道奇（Karl W.Deutsch）的《國家的發展：政治和社會整合的一些周期性模式》，《世界政治》5（1953），2，168~195。 [11] 歐文·拉鐵摩爾：《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1940；卡爾·A.魏特夫和馮家昇：《中國社會史·遼（907—1125）》，1949。 [12] 《唐代政治史述論稿》（1944），94~116頁。 [13] 《漢書》75.3a~4a。可供參照的譯文見德效騫（Homer H.Dubs）《中國帝王的名號》，JAOS65（1945），26~33頁。 [14] 《文化發展的輪廓》，1994。 [15] 《日知錄》（ Sppy）21.18a~b。 [16] 《人間詞話》，1937，37頁。 [17] 這一傳統觀點不能從單一的唯物主義觀點來看，因為中國的傳統也認識到了挑戰與應戰的原則，例如在「文窮而後工」這一諺語中所表達的，或者如《孟子》中以更普遍的言辭所表達的。理雅各（Legge）《中國經典》，第二冊，447~448頁。 [18] 比如，參見《宋史》3.14a。 [19] 《明史》15.12b，18.13a~b，24.11b~12a。 [20] 《宋史》12.19b，35.25a，45.19b。 [21] 理雅各：《中國經典》，第3冊，《書經》，464~473頁。附帶說一下，這與湯因比三個半節拍的崩潰節奏相吻合。（《歷史研究》，D.C.索姆維爾（D.C.Somervell）刪節本，1947，548~549頁。） [22] 《欒城集·後集》（SPTK cd）7.2b~3b。 [23] 《宋史》40.14a。 [24] 《遼史》17.9b。 [25] 《遺山先生文集》（SPTK ed.）8.17a。 [26] 《孟子著作集》，232頁。在其《中國歷史》（1885，58頁）中，羅伯特·K·道格拉斯說：「在中國人中有一個普遍的信仰：兩百年是一個朝代的自然壽命。」然而我無法認同於他的材料來源。 [27] 對邵的規劃的闡述，參見馮友蘭《中國哲學史》第二冊，卜德譯，1953，469~476頁；對中國哲學中循環論的討論，參見徐炳昶《我國的循環論哲學》，載《哲學評論》8（1948），2.662~679。 [28] 《新唐書》201.14a。對於中國歷史上五行及其統治者與之相應的五德的全面討論，可參看狩野直喜《論五行的排列與五帝德》，京都，3（1933），1~32頁；5（1934），50~86頁。 [29] 《廿二史札記》（「四部備要」本）4.15a~b。 [30] 《廿二史札記》（「四部備要」本）8.4a~b。 [31] 李的文章的中文版載於《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1933，1，157~166頁。其英文版（J.S.Lee，《中國內戰的周期性發生》，《中國科學與藝術期刊》，1931，3-4月）被林語堂《吾國吾民》（1935，28~34頁）討論過。歐文·拉鐵摩爾《中國在亞洲內部的疆界》（1940，532頁）也進行了討論。 [32] 《中國歷史上關鍵性的經濟區域，如其在控制水利的公共工程中所顯示的》，1936。 [33] 《中國歷史上洪水和乾旱的年度性和季節性的分布，前206-1911》，HJAS6（1942），273~312頁；《中國歷史上洪水和乾旱的地理分布，前206-1911》， FEQ，2（1943）.4.357~378頁；《；和；中關於洪水和乾旱的材料》，HJAS8（1944），214~226頁。 [34] 全漢昇論唐代價格浮動的文章載YYY11（1943），101~148頁；論北宋價格浮動的文章載YYY11（1943），337~394頁；論南宋初年價格的重大變動的文章載YYY11（1943），395~423頁；論宋朝末年的通貨膨脹及其對價格的影響的文章載YYY10（1942），193~222頁。 [35] 畢漢斯：《對；中的符瑞的一種闡釋》， BMFEA22（1950），127~143頁，以及《漢代的復興》，BMFEA26（1954），158~162頁。 [36] 沃弗賴姆·愛伯哈德（Wolfram，Eberhard）：《漢代時中國的天文學和人文學家的功能》。為第二屆中國思想研討會提交的論文，1954。 [37] 蘭希·李·斯紈（Nancy Lee Swann）：《中國古代的食物與貨幣》（1950），13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