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小史 · 第二十五章　宋學之大成——朱子

朱子，名熹，字元晦，別號晦庵、晦翁。安徽徽州婺源人，徽州乃晉時的新安，因亦自稱為新安人。生於高宗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從師甚眾，其尤著者為從李延平學程子之學。延平是羅從彥的弟子，而從彥又是二程子門下楊龜山的弟子。朱熹歿於寧宗慶元六年（公元1200年），年七十一。其主要著述留傳於世者如下： （一）《周易本義》十二卷，《易學啟蒙》四卷，《時序辨說》一卷，《儀禮經傳通解》三十七卷，《孝經刊誤》一卷。 （二）《論語精義》十卷，《論語或問》二十卷，《論語集注》十卷，《孟子精義》十四卷，《孟子或問》十四卷，《孟子集注》七卷，《孟子要略》五卷，《中庸章句》二卷，《大學章句》一卷。 （三）《太極圖解》一卷，《通書解》一卷，《西銘解》一卷，《二程全書》六十四卷，《附錄》三卷，《上蔡語錄》三卷，《延平答問》一卷，《後錄》一卷，《近思錄》十四卷，《小學》六卷，《伊洛淵源錄》十四卷。 （四）《資治通鑑綱目》五十九卷。 （五）《文集》百二十卷，《語錄》百四十卷。 從上舉第一類書中可見朱子治《五經》態度；由第二類書可見出他如何領解《四書》；在第三類諸書中他論及北宋諸儒的得失；而由《通鑑綱目》更可見其與歷史家名分論的關係；最後一項的《文集》與《語錄》乃集其生平的文章與語言，提供了關於他的豐富資料。 讓我們先說說朱子研究《五經》的態度吧。 朱子論《易》，著《本義》與《啟蒙》。其中《本義》以二卷釋《上下經》，以十卷釋《十翼》，各不相混，故與伊川《易傳》不同，程顥是把彖象文言之辭分置各卦而同時加以注釋的。據朱子之意，以為《易》始於伏羲氏，因卜筮而畫八卦，其後文王更作卦，作《繫辭》，周公作《爻辭》，皆以卜筮為目的，及至孔子，作《十翼》始以義理言《易》。因之讀《易》可分三等。伏羲有伏羲之《易》，文王有文王之《易》，孔子有孔子之《易》。如果以孔子之《十翼》，釋文王之《繫辭》，更進而論伏羲之八卦乃是混同了時代。（《語類》六十六）由是他不贊成程顥概以義理言《易》的辦法，也不附會於歐陽子所謂孔子未嘗作《十翼》之說。他解經則重象數，說《十翼》則重義理，而於《啟蒙》書中更詳論伏羲氏之《易》理。如是見地究竟得當與否，雖至今學者間猶議論紛紜，然論經而注重其時代之前後，實亦可謂有獨到的見地了。 其次，朱子論《詩》，亦獨樹一幟。上面，我曾說過宋之蘇轍曾以為《詩序》有後人增竄處，而主張僅以最初一句其後部分可以全部取消，其後鄭樵更作《詩辨妄》，斥《詩序》為村野凡夫之作。朱子有感於鄭氏之說，乃作《詩序辨說》，而辨明《詩序》之偽造，即以《詩》之本義，考量作詩人本意而作《集傳》。朱子云，據《漢書·儒林傳》則《詩序》乃衛宏所作，如再細細研究，可知並非全出自衛宏一人，而為兩三人所續成。蘇子之見確有獨到之處，然最初之句既非詩人所作，則不如率性棄之進而玩味詩之本文更為得當（《語類》八十）。這樣一來朱子既同意於蘇轍之意乃更進而近似歐陽子派的讀詩方法了。他激賞歐、蘇二公說：「子由《詩解》，佳處甚多，歐公《詩本義》亦好。」又說：「歐陽善文章，則得詩意者亦多。」如此看來，我們說他治《詩》方法是來自歐陽子的，這大概不會錯吧。 年譜曾謂，朱子六十九歲時作《書傳》，但是書至今乃不傳。不過從他在《語錄文集》里說過的話看來，他對於《書》實有超常之見。他說：「《書序》恐非孔安國之作，漢文粗枝大葉而今《書序》乃細膩似六朝時文，《小序》亦斷非孔子之作。」又說：「《尚書》《小序》，不知何人所作，《大序》亦非孔安國所作，恐為《孔叢子》撰者所作。」由此可知，朱子既疑《詩序》更疑《書序》。他又疑安國之傳云：「《尚書》孔安國傳恐為魏晉間人之作而托安國之名，《毛公詩傳》與大段不同。如《孔叢子》亦然，皆是那一時人所作。」又云：「伏生之書多難澀不易曉，孔安國壁中書卻平易易曉。」則他雖未疑古文為偽書然亦注意到今古文的不同。其後，蔡沈得朱子之意而作《集傳》，識別今古文之分，而開後來明證古文偽作的先風，由此，可見朱子讀書眼光之一斑了。朱子又常稱東坡《書傳》謂為「解文義者甚多，又善得文勢」。要是我們細考他否定《書序》的全部過程，就曉得他受東坡《尚書》見解的影響實在不少。他是先和東坡《書傳》之意見一樣，斷定《康誥》篇首「惟三月哉生魄」以下四十八字為《洛誥》之斷簡，更而疑《康誥》為武王之誥，《書序》乃成王之誥，最後遂否定《書序》全體了。 至於論及《三禮》，則朱子以《周禮》為獨言之書，而以《禮記》為《儀禮》之傳，乃合《儀禮》與《禮記》更集諸書之禮事而作《儀禮經傳集解》。他在《乞修三禮札子》上曾經說「以《儀禮》為經，而遍采《禮記》及雜載於諸經史書之禮，附於本經之下，具列諸儒註疏之說，略具端緒」大概就是指這本書了。這書他生前不過著成三十七卷，其後門人黃榦補二十九卷，始為完書。 《語類》八十五曾云：「《儀禮》是禮經，《禮記》是解《儀禮》，如《儀禮》有《冠禮》，《禮記》有《冠義》，《儀禮》有《昏禮》，則《禮記》有《昏義》，以至《燕射》之類，無不皆然，只是《儀禮》有《士相見禮》，而《禮記》卻無《士相見義》，將來劉原父始補述而成一篇。」由此可知他整理禮經的來源了。不過，這裡要注意的是，他雖曾以《儀禮》為經而以《禮記》為解，然亦以為《儀禮》中時有相等於《禮記》的地方，而《禮記》中亦往往混集經文，不得一概而論（《語類》八十五）。其後，江永著《禮書綱目》，整理《禮記》工作始達於完成。而朱子經記混同之說，後遂為邵懿辰經中有記、記中有經說之淵源。我們可以說，由於他能識別一部分古書之中，常混同著新舊二部分，由此以鑑別古書，就有了一個標準。他以同樣的方法，分析《孝經》而分為經與傳二部分，分析《大學》篇也分為經一章與傳十一章。後世學者雖對此尚有非難之聲，然亦可見他讀書眼光之犀利和其見識的高超了。 朱子評《春秋》，而尊之為明道正誼，權衡萬世之作，然他並未著有論《春秋》的書。只是改訂以同樣目的而作的司馬光《資治通鑑》，成《通鑑綱目》五十九卷。說到此書的由來，據其《序》雲，司馬光作《通鑑》，取其綱要為《目錄》三十卷，後憂失於簡，擬作《舉要》八十卷未成，後胡安國雖作《舉要補遺》，然亦未能謂為完全。於是朱子與其同志乃更由司馬光、胡安國之四書而作《義例》，大書以提要，分注以備言，使得觀覽之便。不過，朱子要編此書的理由主要的還是因溫公之舊例在正名分、記正閏上尚有遺憾之處，這，他在那書面里也曾明顯說過。試引其《答李濱老書》中之一節，文意說：「《通鑑》之書，頃嘗觀考，病其於正閏之際、名分之實，尚有不安者。因嘗竊取《春秋》條例，稍加概括，欲別為一書，尚未就。」（《文集》四十）可知他編纂綱目乃欲以《春秋》條例以正正閏以定名分的。然綱目亦非全部為朱子所作，朱子僅作大綱而使趙師淵作細目，而其中大體精神當本於朱子，因之，這個綱目，可謂為朱子的《春秋》學說了。 綜觀以上所述朱子研究五經之態度與方法，可知其受歐、蘇二子影響者甚多，而更發展二子之說，在甄別古書真偽方面，可謂啟一新紀元，近頃從事考證學者多言宋學之弊，平心而論，宋學末流固無論矣，縱老手如朱子，其字句訓詁，亦不免粗忽之識，然苟批評者不因辭而忘質，則朱子之學，不但非凡庸考證家所可望其項背，更可謂為開考證之端倪。如清初顧炎武、閻若璩輩，其考證之學也無非出自朱子而更發展起來的。 欲窺宋學之全豹，有必須注意之一點，厥為自孫復以至歐陽子，自歐陽以至劉攽更而至司馬光、朱子其間，立足於《春秋》與歷史之學，盛行名分正閏之論，其有裨于振作道義者實在不少。 朱子治經，已如上述，吾人論及朱子更有不可忽略者厥為其第二類《四書》注釋諸書。當朱子四十三時，曾集洛學九家之說著《論語精義》二十卷，《孟子精義》十四卷，四十八歲時，再撮精義之要為《論語集注》十卷，《孟子集注》七卷，還作《四書或問》三十九卷，以明取捨之理由，其後猶屢有改訂，又預備作《大學》與《中庸》詳解，整理之為《大學章句》《中庸章句》，這是他六十歲時的工作，直到臨死，還不斷地改訂，其注釋《四書》之苦心，由此可知。 《論語》乃孔子之言行錄，漢以來即尊為六經之總綱，後漢趙岐以來，《孟子》亦有數家之注，至唐韓愈，尤為重視之，然《大學》與《中庸》，僅被當為《禮記》之一篇，素為人所忽視，如《禮記》鄭注亦以為《中庸》篇乃子思之作。至於《大學》，則甚至作者亦不可明，乃至劉宋、戴顒著《中庸傳》二卷，梁武帝又著《中庸講疏》一卷，張綰、朱昇、賀琛體聖旨而作《私記制旨中庸義》五卷，唐李翱本之，作《復性書》篇，此書乃漸為人所重。下而至范仲淹、周子則更為顯著，及至河南程子出，尊《大學》為孔子遺書，司馬光亦作《大學廣義》一卷而單行，由是，獨輯《大學》與《中庸》而附以注釋者遂日多。及朱子出，以為《大學》乃傳子思之學，而《中庸》則子思所作，更配以《論》《孟》，由此《四書》，可見孔子以至曾子、子思再傳於孟子之儒家道統。乃力為闡明而作注釋。且說「聖賢之書，欲其簡單而易知，約而易守，莫《大學》《論語》《中庸》《孟子》若（《文集》五十九《答曹元可》）。」又說：「不先以《大學》提綱挈領，則不盡《論》《孟》之精微，不參以《論》《孟》融會貫通，則不能窮《中庸》之歸趨，不能窮極《中庸》，則又以何建立大本、經論大經、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乎？是以欲事講學，必先始自此《四書》。」（《大學或問》）由是，朱子死後集注遂被學官采做教程，推行很廣，而自此《四書》就成了比《五經》更重要的著作了。若欲概言漢、唐與宋之經學，可以說前者是以《五經》為中心而後者是以《四書》為中心的學問。 《四書》是宋學又是朱子學的聖典，而表彰《四書》示後學以從學之門者厥為周、張、二程之功績，是以朱子乃把他們的著作輯做一起，並加以註解，再成第三類之書。其中《太極圖解》及《通書解》乃解釋周子之著述，《西銘解》注釋張子之書，而《二程全書》則輯二程子之語文。還有《上蔡語錄》與《延平答問》則錄二程子以至朱子問諸師儒之語。他為了明示學問的授受之源流，更集諸先輩及其友人門下等傳記而編《伊洛淵源錄》，又整理編纂先輩遺訓之精要者著《近思錄》十四卷，為教育童蒙輯《小學》六卷，想要知道朱子先輩及朱子的學說，這些書都是不可缺少的資料。而為了補這些的不足，則兩集朱子文章與對話的《文集》與《語錄》，也是貴重的資料。現在試根據這些材料略述朱子的思想學說。 朱子之宇宙觀，乃以程子之哲學，釋周茂叔之《太極圖說》與張橫渠之《西銘》，而自成一家。他附總論於《西銘解》之末云： 天地之間，理只一個，但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大小之分，親疏之等，至十百千萬而不能齊，無聖賢者出，孰其合異而反同耶？《西銘》之作意蓋如此。程子以為明理一而分殊，可雲一言盡之。 這樣，他顯然是本程子理一而分殊說以論《西銘》。朱子、程子，都有理一分殊的見解。由是，他就以《太極圖說》，說明由一理以生萬殊之過程。周子之《太極圖說》雲，無極（即太極）流轉而成陰陽二氣，陰陽二氣變合而成水、火、木、金、土五氣，無極之真與二氣五行精妙合交感而萬物化生，朱子之說明道無極之真即程子之所謂理，而二氣五行之精即程子所謂氣。他又以形而上之道言太極，而以形而下之氣言陰陽，綜而言之，則太極即形而上之理，而陰陽即形而下之氣。他極顯明的區別這個理與氣的概念，說： 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形。其身其形雖不處一身，然道器之間，分際甚明而不可亂。（《朱子文集》五十八《答黃道天書》） 由是可知他看理與氣為完全不同之物。又說： 所謂理與氣，此決是二物，但在物上看則二物渾淪而不可分，然二物各不害為一物也。若在理上看，則雖未有物已有物之理，然亦但有其理而已，未嘗有是物也。大凡看此等之處須認得分明又兼有終始方是不錯，只看熹解太極圖第一段便是意思。（《文集》四十六《答劉叔文》） 合起以上看來，不外是說，從事物看察，理與氣乃判然而二分，從論理上思之則有氣即應說有使氣成其所謂氣的理由（即有理），這理的根源依舊是太極之一理，一理流轉而成形而下之器，由是理氣之概念始並存而得區別為二。 從而所謂太極者即形而上之一理，此理流轉於形而下則具陰陽之氣，而此氣中復有陰陽之理，由是可知氣者乃賦形萬物之因，而理者則決定萬物之性之動因也。《太極圖說解》曾說：「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然，前推之則不見其始合，後引之則不見其終離。」這就是說，從論理上推究太極（即形而上之道）雖為萬物之始，只有一理存於其中而無理氣之併合，然事實上則太極下而為形而下之氣，理氣密合而不可離。所以朱子的宇宙觀可以說是理一元論，而當理流轉為形而下之現象時，始有理氣二元之對立，至於說到所謂形而下的現象，那就是說凡天下事物皆有理氣，理決定其性而氣賦之以形，形由陰陽五行之氣結合之形式不同乃具千差萬別之相，性來自太極一理，雖存於萬殊之物中而仍具同一的形相，《太極圖解》中也說過同樣意思的話：「由萬物而觀之，則萬物各一其性，萬物一太極也，蓋合而言之，則萬物之統體一太極也，分而言之，別一物各其一太極也。」朱子在這裡所要說的意思就是：萬物之差別，分殊之原因在乎陰陽五行之氣（即形而下之器）而與理無關，萬物雖異其理則一，程子的理一分殊說其理由是本體之一理分而生事象之差異，然朱子之意則以為事象之異乃形氣之異，而潛伏之理則皆同一，這就是說天下萬物其理乃絕對如一，這裡正是朱子更優於程子的地方。 朱子在宇宙論方面既是隨著程子而比之更進一步，就在性說方面也發揚程子之見而說性氣並存雲「性即太極之全體，氣質乃陰陽五行之所為」（《文集》六十一）。更在《中庸》首章的注釋裡面詳言之曰：「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以氣成形，理亦理焉。是以人物之生各得其所賦之理，因以為健順五常之德，即所謂性也。然性雖同而氣質則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所以他把兩性名之為本然之性和氣質之性，而從道德的區准上著本然之性，在《太極圖解》書中，他說：「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誠為聖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其動也誠之通，其靜也誠之復，成之者性也。」《中庸》第十九章注云：「誠者，真實無妄之謂而天理之本然也，聖人之德渾然而為天理，真實無妄亦天之道也。」 他從道德的見地看太極之理，以理為誠，更以為此誠乃天地間無論物與人，無不具有的，仁、義、禮、智、信即誠之具體的道德的表現。他以愛之理心之德解釋仁的含義，也就是這個意思。人之本性，本已具有太極之理（即誠），此誠具現為仁、義、禮、智、信五德，因之善就是人的本性，然而人亦有氣稟之異，有昏迷愚蒙之人，亦有聰明睿智之人，而其所昏迷愚蒙不外是本性為物慾所迷乃不能表現其善，本性不現，則氣質亦為之昏迷，是以欲求其善，須先講去欲之法——由此，他就創出那實踐道德說。 他的實踐道德說特別注重《大學》，他在《大學章句》開卷第一章中引程子之言曰：「大學，孔氏之遺書，初學入德之門也。」不過從來的《大學》大多章次錯亂，或脫落文句，不能全部通讀。朱子乃正其章節，補其闕略，注釋之，以此闡明其實踐道德說。他以為，《大學》全書共分十二章，其最初一章本文，乃曾子所述，此外十一章都是曾子門人祖述其師之言者，故稱曰「傳十一章」，由此可知《大學》全意乃盡在第一章中，而《大學》內容，不出三綱領八條目。所謂三綱領者，一為明明德，二為作新民，三為止於至善。此三項亦即古時大學教育的目的。要達到此三項目的，就必須實行八條目：一格物，二致知，三誠意，四正心，五修身，六齊家，七治國，八平天下。上述的三綱領第一條的明明德之意，就是說具明德乃是人之本性，此明德者即人心不昧虛靈，具眾理尚可以應付萬事之作用也。然此明德乃常為氣稟所拘，而未能儘量發揮其本來的作用，故人必擺脫此拘束始能恢復其本性。其次所謂作新民即是以自己已明之德，感化他人而革新社會的意思。最後所謂止於至善亦即謂上述之前提已達到，則人當復其本來之人。不過，要履行者三綱要的工作，必須順次的實行那八條文，其第一步就是格物致知，朱子以為從前的《大學》一書在各章中都說到後六條綱目，而最重要的一條（格物致知）卻反而付之闕如，所以他就補充而作傳第五章，其文如下： 古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閒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大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故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里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這，本來是解釋《大學》「致知在格物」一句的話，可是這解釋也不過把上述程伊川之言改頭換面一次而已，所謂致知就是說加深吾人知識之意，所謂格物乃窮事物之理之義。合而言之，致知在格物者，蓋謂窮千萬事物之理而得加深吾人智識之謂也。原來，朱子以為宇宙萬物，皆太極之理之具體化，而太極之理皆在其中，即是說，人心之虛靈不眛之知與夫潛伏於事物中之理，不外都是太極之理，是以人能窮事物之理即所以完美吾人之知，苟今日窮一事之理明日窮一事之理積習而行萬殊之理，本歸一本，一旦豁然貫通則凡百皆通而吾心之大作用乃明。他更論心與理之關係云：「心包萬理，萬理具於一心，不能存心即不能窮理，不能窮理即不能存心。」（《語類》九）這說明了心與理之相依關係，更說要存心必須有敬要窮理必須虛心靜慮；（《語類》九）是以敬與虛靜相互相依，乃到達致知格物之門雲。然而要認真的實行致知格物，那就不要有虛偽的發意，即所謂誠意，意誠則心自正，心正則身自修，是以進而齊家、治國、平天下，則一己之明德已全面社會之革新由是就成就了。這就是《大學》全篇的主張，也就是朱子的實踐道德論。 總之，朱子的宇宙論是以程子之哲學釋周子之《太極圖說》而建一家言，他的人性論是以他自己的哲學釋《中庸》，以誠為一貫宇宙人性之理，而開展了他的實踐道德觀，並且又以他自身的哲學解釋《大學》而力言格物窮理之道。由是，《大學》《中庸》遂成為與《論》《孟》並肩的重要的儒家經典，以《學》《庸》《論》《孟》為根基而道學乃臻於大成。 統括以上所述，可得如下結論：五代之亂既治，天下歸宋，自是潛伏一時之學問，乃澎湃而復興，其時恰有范仲淹與歐陽修二傑出，政治上占顯要之位而圖學術上之復興，是以天下學士，靡然響應，皆集二子麾下。然二子之性格與學問，都各有不同，范仲淹可謂為純真的道德家而歐陽修乃才氣渙發之文學者，尚名節之學者皆集前者門下，悅文學之才士乃馳赴於後者門下，因是而前者遂形成了以《四書》為中心的道學派而倡導源於《易》與《中庸》之道德哲學，後者盛行以《春秋》為中心的名分論，遂形成號為正閏論的歷史學派。合二者而為一的就是朱子，朱子既已《四書集注》臻范派之學於大成，更以《通鑑綱目》而紹述歐陽學派。是以我們可以說，朱子是集宋學之大成的人。 道德哲學，以《四書》為中心，其最後的結論不外說明道德之本始自人性，而人性之源，基於宇宙自然之理，是以道德哲學的最後，就是仁的研究。高唱正閏論及名分論的歷史學派，不外欲借歷史以明君臣之義，最後歸結，乃在於義。綜合此兩面而為一家者，即朱子，而朱子之教不外仁義之道而已。仁義者，孟子以來已成儒家恆言、中國歷來的民族道德而非新鮮的東西。可是，老守著從來的解釋，已經不能適合新時代的精神了。宋代學者所處者就是這必須革新的時代，政治上思想上他們都處在民族道德的危機時。五代之亂既終，欲天下統一則必須向遼、金之壓迫抗爭。隨著佛教流行，他們所奉的道德說基礎亦已漸備，是以他們忍受種種的苦難而側重體驗，潛心佛老之道而訓練其思索，由是體驗與思索而構成的新的東西，那就是宋學。他們拋棄了訓詁之弊，復歸孔、孟之古家，而取出久已制就之新衣，按新時代精神，把這古裝改頭換面一次。朱子，就是促成這古衣新裝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