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小史 · 第二十四章　春秋學——歐陽修與司馬光

歐陽修乃文學家，在經學與思索方面，讓周、程諸子一步，但彼有其特徵，即言周、程諸子之所未言者，想其所不及想者。周、程諸子之經學以《易》與《中庸》為中心，但歐陽子則作《周易童子問》，謂《易傳》非孔子之作，又在《進士策問》中斷定《中庸》亦非子思之作，此乃歐陽子之見解，全然與周程諸子不同之明證。前者認為由思索而明了聖賢之精神，反之，後者則公平的讀經書而批判之。前者的態度，如能評之為哲學的，則後者可評之為歷史的。 歐陽修批判《易》與《中庸》而懷疑其作者，同時更懷疑《周禮》亦非周公之作（《居士集》四十八、《問進士策》三首），又作《詩本義》，評《毛傳》與《鄭箋》，陳述自己的見解。彼作孫復之碑文，讚賞《春秋尊王發微》，前已略述，但彼亦作《春秋論》三篇，指摘三傳之矛盾與不合理，又推薦《春秋》之義，作《正統論》，本此意義，作《五代史記》。在《春秋》三傳上加以批評，唐代已有啖助、趙匡等，未必至宋代之初，但到歐陽子便更深刻，用批評眼光來讀經書，實前代稀有之例，乃歐陽修一家之讀書法，此影響其門下亦頗大。 歐陽子門下有著名的蘇氏兄弟，兄名軾，以東坡居士之號知名。此人著述有《書傳》二十卷，從歷史立場來批評《尚書》本文；軾之弟轍，著有《詩解》二十卷，解剖《毛詩小序》，彼認為，真能看作《毛序》者，僅最初一句，後乃後學之敷陳集錄，此見解，作為後世鄭樵之《詩序辨妄》及朱子《詩序辨說》之先驅，在經典批判中，開拓新的方面。 歐陽子門人又有劉氏兄弟，兄名敞，稱為公是先生，著述有《七經小傳》《春秋權衡》《春秋傳》《春秋意林》《傳說例》等，尤可稱為擅長於《春秋》之學者，弟攽，稱為公非先生，在司馬光之下，幫助編纂《資治通鑑》。 總之，歐陽修一派的學者，批判的閱讀經書，深入諸經之中，特別深入《春秋》，畢竟《春秋》乃春秋時代之歷史，其文章出自史官之手，孔子加以刪改，借歷史來鼓吹政治道德之精神，即如借孟子之語，「其事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取丘取之也。」借記錄齊桓、晉文事實之歷史，來說義，此乃儒家經典存在之價值。歐陽修寫《新五代史記》，作《正統論》，亦企圖借歷史來陳述義。蘇軾《正統論》及蘇轍《史論》亦本同樣精神。在與此相前後所作之《資治通鑑》中，亦有此見解。 《資治通鑑》，如其名所示，乃天子為政治之參考所作之歷史，司馬光乃其編者。司馬光字君實，生於哲宗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六十八歲歿，乃被贈以太師、溫國公者。《通鑑》乃治平二年拜詔，經過十九年的歲月，至元豐七年完成。征之溫公自言，溫公之精力傾注於此書，幫助其編纂之代表人物，乃劉攽、劉恕、范祖禹三人，根據《四庫全書提要》，劉攽分擔漢以前，劉恕分擔三國、南北朝，范祖禹分擔唐與五代，但在全謝山之《通鑑分修》《諸子考》中，根據溫公的帖子，說「隋以前為劉攽，唐為范祖禹，五代為劉恕」。劉攽有《漢釋》，范祖禹有《唐鑒》，劉恕有《十國紀年》之著述，各各分擔得意時代，由此觀之，全謝山見解乃正確的。 溫公乃與邵、張二程子有深交者，在其著作《迂書》中說：《易》曰，窮理盡性以至命。世之高論者，競以幽僻之語欺人，使人跂懸不可及，憒暓不能知，其實奚遠。他並非喜歡幽玄哲學的人，雖然不如歐陽子一派批判的閱讀經典，但彼在《論風俗札子》中說：「新進後生，口傳耳剽，讀《易》未識卦，已謂《十翼》非孔子之言，讀《禮》未知篇數，已謂《周官》為戰國之書，讀《詩》未盡《周南》《召南》，已謂毛、鄭為章句之學，讀《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謂《三傳》可束之高閣。」當時學風，非難失諸武斷，但此恐怕乃指歐陽修一派之事，因此溫公對於歐陽修派之讀書法不滿，但彼欲借歷史而明其義，則與歐陽修見解一致，特別在助其編纂之學者中，亦有如歐陽子門下生劉攽者，故附論於歐陽子之後。 《通鑑》為資政治之參考所作之歷史，則不僅以記事之正確為目的，根據《山堂考索》及《直齋書錄解題》等所言，奉《通鑑》編纂之詔前，溫公模仿《左傳》風格，將戰國至秦二世之歷史寫成《通志》八卷，上奏英宗，受英宗命，繼續完成《通鑑》，現在《通鑑》非效法紀傳體，乃用編年體，時時加以論評，此顯然模仿《左氏》之例。《通鑑》乃《左氏春秋》絕筆後，才起筆的，怕是有繼其後之心吧。根據《山堂考索》，劉恕問溫公：「何故《通鑑》不從上古開始？」公答之：「周平王以來之事，已見於《春秋》，聖經乃不可損益，故自以後始。」劉恕更反問：「何故不在獲麟之歲始？」公答之曰：「必須顧慮此在聖經已繼續矣。」由此《通鑑》顯然繼《左氏春秋》而作的。其中所插入之論贊，可與《春秋》之義並駕齊驅。 然則《通鑑》之大義為何？今不能把全體二百九十四卷一一論究，但其開卷第一則有著名之「名分論」，其中喝破：「天子之職不比禮大，禮不比分大，分不比名大。」力說名分之重要，所謂名分畢竟明白君臣之義，此即全書之大義，故《通鑑》欲明白《春秋》之義，須避免空談，以後世歷史而教大義名分。此書當時傳至日本，北畠親房學之，遂作《神皇正統記》，此並非偶然之事。 到了北宋以後，儒學之大勢一變，不甘於從來之師承與訓詁，訴之自己主觀，欲把握聖人心情之傾向盛行。一般傾向，一方以《易》《中庸》為中心，興起高調窮理盡性之周、張、二程之學；同時，在他方亦興起，以《春秋》為中心而力說大義名分之歐陽、司馬的學問。前者，欲以內省思索研究人類道德之根源，後者本乎文獻與歷史，欲探求人類義務在何處；前者探求仁心之起源、根據；後者闡明、鼓吹義務之本質。以後兩派均出現幾多後繼者，但至南宋朱子，則合兩派而為一，集宋學之大成，於是乃改項而移於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