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小史 · 第二十二章　宋學之勃興

唐衰不久，五代之亂繼起，故無學問思想之可言，及宋興而統一天下，學者崛起於四方，發動了宋學勃興之氣運。全謝山的《慶曆五先生書院記》中這樣說： 有宋神、仁二宗之際，儒林之草昧也。當時濂、洛之徒方萌芽而未出，而睢陽戚氏在宋，泰山孫氏在齊，安定胡氏在吳，相與講明正學，自拔於塵俗之中……安陽韓忠獻公、高平范文正公、樂安歐陽文忠公，皆卓然有見於道之大概，左提右挈。於是學校偏於四方，師儒之道以立，李挺之、邵天叟輩共以經術和之，說者以為濂、洛之前茅也。 這已可以簡單說明當時情勢了。在此所記述諸人之中，特別要注意的，便是范文正公及歐陽文忠公。 范文正公，名仲淹，字希文，蘇州吳縣人，初從學於戚同文，後舉為進士，任右司諫，其後辭司諫而移居於蘇州，建立學校，聘胡瑗為教授，後累進，除參知政事，由友人石介推薦孫復為國子監直講，皇佑四年（公元1052年）六十四歲歿。睢陽戚氏乃其師，泰山孫氏和安定胡氏，乃受其知遇的人。在此四人之間，學問思想有相通之點，是很有興味的事情。戚同文的學問如何，尚不明了，惟其門下范仲淹，便泛通六經，尤通《易》，而又曾以《中庸》授與張橫渠，故戚氏、范氏之學，恐怕就是以《易》及《中庸》為中心的吧。安定胡瑗亦有《易傳》十卷，《周易口義》十二卷，《中庸義》等著作，故大概此亦為與范仲淹同調的學者。泰山之孫復，據其門下人石介所作《泰山書院記》中說：「先生常謂，盡孔子之心者《大易》，盡孔子之用者《春秋》，是二大經，聖人之極筆也，治世之大法也。故作《易說》六十四篇，《春秋尊王發微》十七卷。」故他在尊崇《易》這點上，可說與范仲淹同調。於是，以范仲淹為中心的一派學者，是藉《易》《中庸》而講明義理，可看做周子、二程子之先導。 相對范仲淹一派的人們而言，另呈異彩的學者便是歐陽修。修字永叔，安徽永豐人，仕於仁宗、英宗兩朝，熙寧三年（公元1070年）歲六十六歿。修與其說是經學者，倒不如說是長於文學的人，其門下出曾鞏、蘇軾、王安石等文章家。然而，修亦不單是文人，亦有《周易童子問》《詩本義》《尚書本義》《新唐書》《新五代史記》等經學及關於歷史的著作。他在《周易童子問》上說：《易》之十翼，不特非聖人之作，甚至不能認為一人之述作，恐怕是雜取從前的《易》學者之講說而編纂的，而非難其採擇失當，多害經惑世的。又在《進士策問》上申斥說：《中庸》徒構虛言高論，於世無益，違背聖人之意，故大約是子思之假作。修又作孫復及其弟子石介之碑誌，似乎與此二人有深切關係，在其敘述孫復之文中，對孫氏關於《易》的學說，一辭亦不提及，只說他作《春秋尊王發微》，有功於春秋學的事實，且在最後激賞說：先生之治《春秋》也，不惑於傳注，不以曲說亂經，其言簡單，明諸侯大夫之功罪，以考時之盛衰，推見王道之治亂，得經之本義者甚多。恐怕修不好《易》，因而，關於孫復亦只是讚揚其《春秋》說，修自己亦作《春秋論》三篇，力說《春秋》三傳多失經意，而說孔子之作《春秋》，乃為正名定分，別是非，明善惡的，在其所撰的《新五代史記》中，其記述乃仿《史記》，其褒貶乃仿《春秋》。綜合這許多事實來推測，歐陽修的經學，乃以《春秋》為中心的，與范仲淹一派之尊信《易》《中庸》，可看作不同的流派。陳止齋的《溫州淹補學田記》，有一節這樣說： 宋興，士大夫之學，亡慮三變。起建隆至天聖、明道間，一洗五季之陋……而守故蹈常之習未化，范子始與其徒抗之以名節，天下靡然從之，人人恥無以自見也。歐陽子出，議論文章，粹然爾雅，軼乎魏晉之上……久而周子出，又落其華，一本六藝。學者經術，庶幾三代，何其盛也，則本朝人物眾多之故也！ 這已可以簡單地評價范、歐二派的學問之不同。范氏借《易》《中庸》，去探求道德之本源，砥礪名節，集學習名節之人於其門下，歐陽氏則高倡《春秋》褒貶之義，高論時事，集以議論文章而鳴的人才於其門下，這可說是有興味的對照了。陳止齋在此二派之上，更立周子一派，惟周子一派的學者，均圖借《易》與《中庸》去闡明義理，這正是和范仲淹一派人們同調，故我把他看作續范子之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