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小史 · 第二十章　儒學之新傾向

初唐之學者孔穎達等奉敕以圖經義之統一，已如上面所述。惟肅宗以後早已出現了不同意欽定經義的著述，例如：李鼎祚的《周易集解》，成伯璵的《毛詩指說》，啖助、趙匡、陸淳的《春秋說》都是。 《周易集解》的著者李鼎祚，《兩唐書》亦無傳記，不明其詳，惟據《開元四部目錄》的記載，其著作不載《集解》，乃集錄子夏、孟喜以下三十五家之說，在其自序上說：刊輔嗣之野文，補康成之逸象。故顯然是反對依王弼注的欽定正義的人。 成伯璵的生涯，亦不明，惟其《毛詩指說》，乃集四篇而成，分為《興述》《解說》《傳授》《文體》等四項，其中曾分析《毛詩》之序，以為初一句乃子夏之作，其餘則毛萇所續成，這乃宋蘇轍疑《詩序》不是一人之作，鄭樵和朱子，都舍《詩序》而解其詩的先驅，他們也屬於反對嚴守《毛傳》的欽定經義者。 啖助字叔佐，是天寶之末，曾做臨海尉、丹陽主簿的人，博通經學，特長春秋學，考三家之長短，補充其缺點，作《春秋集傳》及《統例》，其門人曾出趙匡、陸淳兩人。啖助卒後，陸淳集其師之遺文，托趙匡檢閱，作《春秋集例纂例》十卷，又曾著《春秋微旨》三卷，《春秋辨疑》十卷。今啖助之書已失而不傳，惟陸淳之書猶存，依此已可窺探他們的見解了。據陸淳的見解，他們都否定了《左傳》是左丘明之說這舊見解，又《公羊》《穀梁》亦是筆錄口傳者，故有錯誤；欲舍傳而極力尋求經意。此亦可以說是反對尊重《左傳》的欽定經義，成為宋朝孫覺之先河的。 以上三種著作之存留，乃唐人經說之倖存者，惟如果既承認其中有這般的傾向，那麼，便可想像在中唐以後，會有不信服欽定經義之傾向了。隨著對經學有這樣的見解，對於儒教教理亦萌芽著新的意見了。可舉為這新儒教之代表的，便是韓愈和李翱。 韓愈是穆宗長慶四年（公元824年）年五十七歲而歿的著名文章家，在其思想方面，亦是不落人後的人，他的思想，於見《原人》《原道》《原性》三篇之中。他在《原人》篇上說：生於天間者，有人與夷狄禽獸之類，其中人最優秀，被目為夷狄禽獸之主，人之為夷狄禽獸之主，因人有為人之道也。其次，在《原道》篇上，乃說人之道應該是如何。他在《原道》篇之首，區別著佛、老之道與儒之道，這樣說：在一般稱為仁義道德這四字之中，仁與義，是具體的概念（定名），所以有其內容，惟道與德，是抽象的名（虛位），故無其內容。儒家的所謂道德，是以仁義為內容的道德，反之，老子的特別的德則舍仁義，故是空虛的，這便是儒家的道德與老子的道德之差異點。其次，儒教是為達到相生相養之目的的教，故為著達這目的，便必須君、臣、民之階級，即君出命令，臣傳之於民，民從事於耕農，而貢租稅於君，於是，人類便達到相生相養之目的，惟佛教則舍君臣之關係，離父子之繫纍，只求心之清淨寂滅。然而，儒家方面，《大學》亦如此說：「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而努力使正其心，誠其意，這正是統治天下國家的工夫，不是離脫天下國家，而求心之清寂的。這又是儒與佛的相異點。因而，儒家之道，人類為達到相生相養之目的，守君臣父子之義，博愛眾之道。然而，若問此道為何人所教，則這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等所相傳之道。以上便是《原道》篇的要點，而其中說及堯、舜至孔、孟的道統及引證《大學》篇之文句，便是後起的宋學之先河。在此點上，我認為韓退之是新儒教之先驅者。他又在《原性》篇中論人性有上中下三品，上者純善，中者混善惡，下者為惡，這僅是折衷孟、荀的性說，並無讚賞之價值，惟他的弟子李翱的性說，卻有相當值得注意的見解。 李翱字習之，是韓愈的侄婿，從學於韓愈的人，其著作有《文集》十八卷，在此注意的，只是《復性書》三篇。他在《復性書》上說，人性雖是善的，惟情則有善惡，故人亦為惡的。然而，若問本來純善的性，為何而起惡情，他便說：人之性本來是靜的，靜時必無惡，《中庸》雲「天命之謂性」，即指此性靜之時。然而，此靜性既動而起情之時便成為惡，故人類之道德，乃在於制止情之妄動，使歸於本來之靜。《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即此意義。又《中庸》說，誠乃天之道，誠者定之義，此亦以不動為道，即人無思無慮，則情無由生，《易》雲「天下何思何慮」即指此。如人心寂然不動，則邪息自息，而惟性明照。然而所謂致心於寂然，並非閉其視聽，乃視聽清晰而後生見聞。不知則不為，心可寂然而光照於天下，《大學》曰「致知格物」即指此。物乃萬物，格即到來，萬物來五官而接之，則心明晰而辨之，僅辨之而毫不起情，即所謂致知。人如能致知，便可意誠、心正、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即人宜不動其情，如一切不動情，則自然歸於本來之靜，此即復性之工夫。以上，乃是《復性書》之要點，其內容頗似程子的《定性書》，而李翱屢屢以《大學》篇及《中庸》篇為立論之根據，此亦似宋儒。於是，我認為韓愈及李翱乃是宋學之先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