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一冊） · 第九章道家的發生與發展和前期道家
第一節所謂"逸民"
在大轉變對期，奴隸主貴族被奪了權，失去了他們原有的經濟上和政治上的特權地位，降為平民或奴隸。晉國的叔向說："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皂隸。"（《左傳》昭公三年）晉國的這八家大奴隸主貴族，都降為奴隸了。這些沒落奴隸主，地位變了，可是思想沒有變。他們實際上是失去奴隸主貴族地位的奴隸主，這種人就是孔丘所說的"逸民"。
《論語》記載說:"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歟？'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
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論語*微子》)孔丘在這裡舉了七個"逸民"的名字。這七個人處"亂世"的態度各有所不同，孔丘分別加以評論。在這七個人中，伯夷、叔齊、柳下惠的身世，我們知道。其
余的人，我們都不知道。所以孔丘評論的意義，我們也不很清楚。大致說，孔丘的意思是說，這些人的態度分為三類。伯夷、叔齊認為武王伐紂是"以暴易暴"。他們對於周朝的統治，在思想上不屈服，在政治上不合作，認為在周朝作官是一種侮辱，不吃周朝的俸祿,在首陽山上飢餓而死。這就叫"不降其志，不辱其身"。這是一類。柳下惠、少連，在他們所謂亂世之中，作些小官,混來混去。在他們認為不過是混混而已，其實巳經是"降志辱身"了。這是又一類。第三類是，介乎前兩者之間，辱身而不降志。
孔丘說他和這三類都不同，他沒有一定的"可"也沒有一定的"不可"，就是說，要看情況。話是這樣說，其實他有一定的"可"，那就是要在東方實行他的"道"，使東方成為"東周"。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不放棄任何機會。季氏叫他作魯國的大司寇，他作了。公山弗擾、佛肸叛了季氏，找他，他也想去。衛靈公的夫人南子要見他，他也去見。他對於這些機會是儘量利用的，這就是他所說的"無可、無不可"。
《論語》記載,孔丘在周遊列國的時候，碰見了一些人。這些人對於孔丘說了些似乎是譏諷的話。這些人都是"逸民"。他們對於孔丘所說的話似乎是譏諷，其實是同情的勸告。
這些人同孔丘一樣，都認為當時是"亂世"，"天下無道"。從這一點上，就可以斷定這些人是沒落奴隸主貴族,或其知識分子，不是勞動人民。
孔丘對於"君子"、"小人"的分別是極嚴格的。如果這些人是勞動人民，他們所說的話，對於孔丘是譏諷，孔丘的學生也決不會把這些話記載人《論語》之中。
這些逸民和孔丘不同之處，是他們對於"亂世"的態度和對付的方法有所不同。孔丘主張實行他的"道"，不與新興地主階級合作。逸民則是以逃避的辦法向新興地主階級的統治進行消極的抵抗。他們不從正面向新興地主階級進行鬥爭，但這並不是取消鬥爭，而是另一種鬥爭
的方式。
《論語》記載說：楚國的一個狂人在孔丘面前唱一個歌說："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論語，微子》)這個人是以裝瘋賣傻的辦法抗拒新興地主階級的統治。他讚美孔丘，稱他為"鳳"，咒詛新興的當權者，說他們地位不穩。
孔丘在衛國擊罄，有一個背筐子的人聽見孔丘所奏的音樂就知道孔丘的心事。當時就背了兩句《詩經》說："深則厲，淺則揭。"(《論語?憲問》）意思就是說，比如過河，水深的地方就要脫衣服，水淺的地方就不必脫衣服。意思是說要孔丘隨機應變，要靈活一點，隨時改變鬥爭的方式。
還有長沮、桀溺，"耦而耕"，似乎是農民。其實他們自稱為"避世之士"(《論語，微子》），他們是用逃避的辦法抗拒新興地主階級的統治。孔丘說過："賢者避世。"（《論語?憲問》)對於"避世"的人，他是同情的。
還有一個"以杖荷實"的"丈人"罵子路"四體不勤，五穀不分"，似乎批評了孔丘。但這個"丈人"對子路還是非常客氣，讓子路到他家裡住，殺雞做飯，並且叫他的兩個兒子出來相見。子路把這些經過報告孔丘，孔丘說這個"丈人"是"隱者"，叫子路回去找他，可是他已經躲開了。他竟然對孔丘也用"避"的辦法，這就不僅是"避世"，而且是"避人"，算是"隱"到頭了。
這些"逸民"大概都可以說是"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對於新興地主階級的統治，在思想上不認輸，在政治上不合作。
《論語》又記載：衛國一個"晨門"說孔丘是"知其不可而為之"。這句話對於孔丘的言論、行動作了一個同情的概括。"晨門"是看守城門的人，可能是一個小官。如果他是一個小官，他也可能就是柳下惠那一類的"逸民"。
這些"逸民"對孔丘的同情是很明顯的。孔丘對於這些人所說的話也很有感觸，對於他們也是表示同情。《論語》把這些事情記載下來。
這說明儒家的人對於這種人是同情、讚賞的。
孔丘雖然一貫地為"行道"而四出奔走，"知其不可而為之"，但是有的時候,也暴露出來一些像隱者所有的那些悲觀失望的思想。有的時候他說："道不行，乘桴浮於海。"（《論語?公冶長》）有的時候他想"居九夷"（《論語，子罕》）。這就是隱者們的"避世"、"避地"的思想。他對於這種行動也很讚賞。他說："賢者避世，其次避地，其次避色，其次避言。"（《論語，憲問》）"作者七人矣。"（同上）就是說，已經有七個人"避"去了。這七個人是誰？無可考證，總是他所佩服的人。他又說："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論語*泰伯》）上邊說的"避世"、"避地"，就是一種"隱"的辦法。像楚狂那樣裝瘋賣傻，也是一種"隱"的辦法。孔丘說："寧武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論語-公冶長》)愚就是假裝糊塗,也是裝瘋賣傻之類。
《莊子》中也記載有楚狂遇見孔丘時所唱的那首歌，但比較長。這
首歌說："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郤曲，無傷吾足。"(《莊子，人間世》）
這首歌比較長，有些內容可能是後來追加進去的，但是它概括了沒落奴隸主階級及其知識分子的思想情況。在當時的情況下，他們也承認要恢復奴隸主的統治，恢復他們已失去的天堂，大概是不容易的。他們妄想將來可能恢復，但又不知道在什麼時候。所以感慨地說："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他們想，如果在奴隸制社會的時候，"天下有道"，像他們這樣的人是很能有所作為的。但是現在"天下無道"，像他們這樣的人所希望的就是保存自己的生命。他們受新興地主階級的壓迫，覺得刑之可畏，只要能夠免刑就好。在他們所處的情況下能夠免刑就是福，不能免刑就是禍。他們認為有一個免禍得福的辦法，那就是下面
所說的那幾句：
算了吧！算了吧！
要待人和和氣氣。危險哪！危險哪!要照著地面上畫的線走。裝糊塗呀！裝糊塗呀！免得妨害我走路。走路要曲折，免得傷了我的腳。
"迷陽"就是陽迷，司馬彪注說是"佯狂"的意思（陸德明《經典釋文》引）。這幾句歌辭很傳神，寫出了當時沒落奴隸主階級的精神面貌。
第二節楊朱的"為我"思想
這些"逸民"、"隱者"之流，是道家的前驅。他們還只是各自隨時地發泄一些牢騷，發表一些對新社會不滿的言論。他們的思想還沒形成為一貫的學說。他們的行動也基本上是個人的，還沒有成為一個學派。
首先為他們創立一種學說、一個學派的人是楊朱。
楊朱本人的歷史，我們知道很少。他的名字，見於先秦各書里，也有不同。《莊子》里所說的陽子居，《呂氏春秋》所說的陽生，都是他一人。照傳統的說法，他是春秋末老聃的學生，也有說他是戰國時人。
傳統說法是靠不住的。從戰國初期思想鬥爭的情況看，道家思想的出現總在墨翟以後。在《墨子》中看起來，墨翟所批判的僅只是儒家。可見當時還只有儒墨二家展開鬥爭。道家的出現，應在以後。
《淮南子》說："夫弦歌鼓舞以為樂，盤旋揖讓以修禮，厚葬久喪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全生葆真，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氾論訓》)這裡所說的次序，就是歷史的次序。在孟軻的時候，楊朱已有很大的影響。孟軻說："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孟子?滕文公下》)他要"辟楊墨"。從當時階級鬥爭的觀點看,他辟墨是奴隸主階級與小生產者階級矛盾的表現，而"辟楊"則只是沒落奴隸主階級的內部矛盾。"辟楊"是因為孟軻看來，楊朱所代表那一派，同隱者、逸民一樣，只注意對新興地主階級的消極反抗。
楊朱的中心思想，照孟軻所說的，是"為我"。他說："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孟子'盡心上》）韓非也說："今有人於此，義不入危城，不處軍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之一毛。"（《韓非子-顯學》)《呂氏春秋》說:"陽生貴己。"（《不二篇》）陽生就是楊朱，貴己就是為我。
大概楊朱一派有"不拔一毛"、"不利天下"的口號。這個口號可能有兩個解釋。一個是，只要楊朱肯拔他身上一根毛，他就可以享受世界上最大的利益,這樣，他還是不干。另一個是，只要楊朱肯拔他身上一根毛，全世界就可以都受到利益，這樣，楊朱還是不干。前者是韓非所說的解釋，是"輕物重生"的一個極端的例；後者是孟軻所說的解釋，是"為我"的一個極端的例。兩個解釋可能都是正確的，各說明楊朱的思想的一個方面。
孟軻說："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滕文公下》）在《莊子》書中，也是楊、墨並稱。《駢拇》篇說楊墨是"駢於辯者"。《膚篋》篇要"鉗楊、墨之口"。可見楊朱和他這一派的人長於辯論，而且辯論的"言"是很多的。他們有很多的辯論，支持他們的"為我"的一貫的理論。
在《呂氏春秋》的《本生》、《重己》、《貴生》、《情慾》、《審為》這幾篇中，保存有些辯論，其內容就是像這些題目所表示的。我們可以相信，這些辯論是楊朱一派的學說。因為韓非稱"不以天下之大利，易其脛之
一毛"的人為"輕物重生之士"。《淮南子》也說：楊朱"全生葆真"。《呂氏春秋》這幾篇，正是講這些道理。我們可以用這幾篇作講楊朱這一派學說的資料。當然其中有許多是後來的發展，不是楊朱本人的著作。至於《列子?楊朱》篇雖然標明是楊朱的學說，但是《列子》全書都晚出，不足為據。
照這幾篇所說的看起來，楊朱派所重的"生"就是生命。"生"的根本就是"身"即身體。楊朱派認為一個人的生命是最重要的；生活中的一切都是為的養生，也就是養身。"物也者，所以養性（生）也，非以性(生）養也（非下原有所字，依俞樾校改）"（《呂氏春秋*本生》）。《呂氏春秋》說:要帽子是為的頭，要衣服是為的身體。如果一個人砍頭去換帽子，殺身去換衣服，任何人都知道是不應該的。因為頭及身是"所為"，帽子及衣服是"所以為"。照這個例子推起來，"身者，所為也；天下者，所以為也"（《審為》）。身是主體，一切都是為的它。一個人的身，就為他的"我"。為身就是"為我"。從這個前提出發，可以得到如韓非所說的，"不以天下之大利，易其脛之一毛"的結論，也可以得到如孟軻所說的，"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的結論。
楊朱派認為$命的內容是欲望，"天生人而使有貪有欲"（《呂氏春秋*情慾》）。人在生活中欲望得到適當的滿足，這就是生命得到最好的發展。《呂氏春秋》引子華子說：有全生，有虧生，有迫生。"所謂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也，所謂虧生者，六欲分（高誘註：半也)得其宜也。""所謂迫生者，六欲莫得其宜也，皆獲其所甚惡者。"他說:屈服、羞辱都是人所甚惡者。"迫生不若死"。死是"無有所以知，復其未生也"。"全生為上，虧生次之,死次之，迫生為下。"（《貴生》)從階級鬥爭的情況看，這也就是說，寧可死也不願向新興地主階級屈服，不接受地主階級給予他們的恥辱。這是沒落奴隸主以死為反抗的思想。
但是，滿足欲望也要有節制，不然的話，就要傷生命。《呂氏春秋》說："耳不樂聲，目不樂色，口不甘味，與死無擇。古人得道者生以壽長，
聲色滋味能久樂之。奚故？論早定也。論早定則知早嗇，知早嗇則精不竭。"（《情慾》)這是說，耳須能享受好的聲音，眼須能享受好的顏色，口須能享受好的味道，這樣生活才有意義；不然的話，就與死沒有分別了。但是要想長久生活，長久享受這些享樂，必須保持著生命的存在，不要早死，所以要在很早的時候就愛惜自己的身體，不要使用太過。這就要及早懂得吝嗇，這就是所謂"早嗇"。同時為了保持生命，對於欲望要及早的克制。
《列子?楊朱》篇引楊朱的話說，"人人不拔一毛，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照孟軻、韓非關於楊朱的評論看起來，這一句話可能是楊朱的思想。這一句話說明，楊朱的"為我"的思想，是他的世界觀，同時也是他的政治思想。
在社會的大轉變時期，各個階級都企圖用它的世界觀改造世界，使社會合乎它的階級利益的要求。這就是"各以其道易天下"。"易天下"
就是改造社會。.
"人人不利天下"，可能解釋為，每人都不做有利於社會的事情，也都不做有害於自己的事情。這個原則的前提是，認為每個人都是他自己的利益的最好判斷者，最能知道他自己利益是什麼。誰也用不著管誰，誰也管不了誰。這種情況實際上是不可能有的，這只是道家的人所幻想的一種生活。他們都讚美這種生活，認為是"至治"。如果這就是"至治"，新興地主階級的政治便是"至亂"。
"人人不利天下"也可能解釋為，每個人都不爭權奪利。楊朱認為，當時"天下大亂"，主要的是因為人們爭權奪利，如果誰都不爭權奪利，天下就太平無事了。楊朱企圖以這種思想反對奴隸和新興地主階級向奴隸主階級進行的階級鬥爭。
無論照哪一種解釋，都可以說明楊朱是沒落奴隸主階級的思想上的代表。
專就全生保身，滿足欲望這一點說，也是有困難的，困難在於人的
欲望是多方面的，是互相矛盾的。究竟滿足哪一種欲望好呢？楊朱一派認為要"早嗇"，要克制，但也可能有另一種想法，認為人生的意義就在於眼前的欲望的最大的滿足，不需有任何限制，從而倒向縱慾主
義。
荀況說:有一派人,"縱情性，安恣睢，禽獸行……是它囂、魏牟也"(《荀子*非十二子》）。魏牟就是《呂氏春秋》和《莊子?讓王》篇所記載的中山公子牟。公子牟問詹子：明知道應該"重生輕利"，可是自己不能克制自己，怎麼辦？詹子說：不能克制就隨便好了。既不能自制，又勉強不隨便,那就是受了兩層傷了（《呂氏春秋，審為》）。《莊子?盜跖》篇更進一步發揮了這樣的思想。照這篇所說的，跖告訴孔丘說："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托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這些話只是道家借跖的口說他們自己的話。無論如何，這可以說明，在春秋戰國時期有這一種縱慾主義的思想。《列子?楊朱》篇所講的楊朱思想，正是這種思想。這並不是楊朱本身的思想，伹也是從"為我"發展出來的。"為我"的思想，可以從"貴生"發展到它的反面，從"貴生"轉化為找死。
第三節《莊子?天下》篇論道家發展的階段
《莊子?天下》篇是戰國末年一個道家的人所寫的先秦哲學發展史。他以道家為主,認為其發展有三個階段。他沒有講楊朱，可能是認為楊朱的思想還不夠一個體系。照他的看法，先秦道家發展的第一階段的代表人物是彭蒙、田駢、慎到，第二階段是老聃,第三階段是莊周。
照《天下》篇所說的，彭蒙、田駢、慎到的中心思想，還是"為我"。他們所特別注重的是"我"的全生免禍的方法。如說："舍是與非，苟可以
免"；"動靜無過，未嘗有罪"；"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天下》篇）。這正是沒落奴隸主貴族在沒落過程中怕被消滅的悲觀情緒在思想戰線上的反映。其情緒完全是《莊子》所記載楚狂接輿的那首歌詞的情緒。沒落貴族失去了原有的地位，遭到新興地主階級的打擊，自己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這個階級，在社會大轉變的洪流中，真是"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它的思想上的代表寬慰他們自己說，這是本來應該如此的。由於他們在階級鬥爭中失敗了，所以宣稱對於事物本來不應該有所選擇，甚麼都好，怎樣都好。自己本來不必，也不可有所主張，自己要完全處於被動的地位，被推著走；隨波逐流，對一切都採取無所為的態度，這是本來就應該如此的。這種思想正是沒落貴族的對現實社會無可奈何的沒落意識的集中表現。
這種思想，講起來確實有點寒愴，所以《天下》篇也批評說，"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其所言之韙，不免於非"。但是，《天下》篇還是推許他們，說是"概乎皆嘗有聞"。《天下》篇稱許墨翟為"才士"，宋硏、尹文為"救世之士"，都不認為是"有聞"。可見它對彭蒙、田駢、慎到還是引為同調的。其實老、莊所講的，也都是"死人之理"，不過比較隱蔽，有更多的唯心主義的理論以為掩飾而已。
第四節《老子》、《莊子》中的全生保真的思想
在《老子》中，亦有許多處講"貴生輕利"之說。《老子》說："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托天下。"（十三章）"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四十四章）"貴以身為天下"，即以身為貴於天下，即"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一毛"，"輕物重生"的意思。
《莊子》中亦有許多處講"全形葆真，不以物累形"之說。《莊子》設
為櫟社樹"不材之木"的話說，所有的有用之木，"以其能苦其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只有它自己"無所可用"，所以才免於被伐。對於別人的無用，正是對於它的大用(《人間世》）。
《莊子》又說：有一個無用之人，生得奇形怪狀。國家徵兵，輪不到他，征工役也輪不到他。但是國家救濟病人的時候，他就去領糧和柴。《莊子》得出結論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人間世》）"支離其德"就是不僅使其身體無用，還要使其精神也無用。《莊子》由此得出結論說："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人間世》)凡此皆"貴己""重生"之義，也就是"為我"的原則的應用。根據這個原則，一個人的首要的任務就是保護他自己。上兩段所引的話，雖出現在《老子》和《莊子》中，但不是老聃和莊周的主要思想，而是楊朱的主要思想。伹這些話也出現在《老子》和《莊子》中，可見"為我"是貫穿於各派的道家的一個重要思想。
在道家思想的發展中，保全自己的方法越來越精細。楊朱一派所說的是"我"不自傷其生的方法。然處此世界中，"我"即不自傷其生，而他人他物常有來傷"我"者。"我"固須不自傷，亦須應付他人他物之傷"我"。早期的"隱者"和楊朱在此方面所採取的辦法是"避"的辦法。隱者自稱為"避世之士"（《論語?微子》）。楊朱一派的"不入危城，不處軍旅"，使"我"免遭傷害，也就是"避"的辦法。彭蒙、田駢等和慎到提出一個"棄知去己"的"塊不失道"的辦法。這個辦法是專從"我"的主觀方面著想，企圖使"我"順應外物。
然而處在當時階級鬥爭激化的時代，有的階級衰敗了，有的階級勝利了，被打倒的階級的遭遇是無法逃脫的。專從"避"和主觀方面著想的辦法並不能保證自己免於滅亡的命運。因此《老子》又認為，必須發現處世的一般原則，知之者能應用之，即可以"沒身不殆"。《莊子》的《人間世》亦研究在社會中"我"如何可人其中而不受其害。《養生主》又
把各種保全自己的方法，歸納為一個總的原則："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就是說，人不可以太好，怕的是"樹大招風"，也不可太壞，怕的是受責罰，只有不好不壞，才是保全自己的妙法。現在有些人不肯力爭上遊。說："上游有風險;下游有危險；中游最保險。"正是《莊子》中那三句話的意思。這樣，道家所講的保存自己的辦法，從"避世"發展為"混世"。《老子》所說的"和光同塵"，就是"混世"的意思。
然此等方法，皆不能保萬全。因為人事萬變無窮，其中不可見之因素太多，《養生主》的原則很難實行。於是《老子》乃為"打穿後壁"的話說："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十三章)這是為我論者的最後結論。《莊子》繼此而講"齊死生，同人我"，在主觀上不以害為害，就認為害真不能傷了。因此，老、莊又都講"無我"。其實他們所謂"無我"，正是"為我"之極致。"為我"之極，就向其對立面轉化，以至於"無我"。
道家哲學是沒落的奴隸主階級意識的集中表現。"為我"的思想貫穿於道家各派之中，這不是偶然的。沒落奴隸主階級失掉了原來的"天堂"，所留下的只是自己的身體和生命，於是他們就認為自己的身體和生命是人生最重要的東西。他們說，富貴功名之類，本來都是身外之物，就是給我，我也是不要的。由於他們沒落了，追求物質享樂的欲望得不到滿足，因此又提倡"寡慾"、"節慾"。這正是像童話中所說的，吃不著葡萄的人說葡萄酸。他們覺得天下最要緊的是保護自己的生存。於是他們就說："不拔一毛，不利天下。"其實他們的一毛本來換不到天下之大利，更救不了他們失去的"天下"。到了莊周，他不僅認為天下(社會）是無足輕重的，就是天地（物質世界）也是無足輕重的了。這種極端消極的思想，是奴隸主階級極端沒落的反映。他們到了日暮途窮的地步，希望幻滅了，前途沒有了。在這種情況下，所發出的最後的悲鳴，就是莊周的思想。
從階級鬥爭的觀點看，道家的這種態度，也是沒落奴隸主階級及其知識分子對於新興地主階級政權的消極反抗，這也是鬥爭的一種方式。這種方式的內容還很多。本書第二冊還要講到。